序
張岱(1597 — 1689),字宗子、石公,號陶庵、蝶庵,浙江山陰(今浙江紹興)人。
他為人們所熟知,首先是因為他的山水美文,《西湖夢尋》《陶庵夢憶》等著,格調高古,境界敻絕,而文筆清新婉麗,時露胸次灑落氣象。現代以來,周作人、施蟄存等皆對其推崇備至,黃裳則稱其為「絕代的散文家」。
但張岱不只是一位「絕代的散文家」,還是一位著名的史學家。他有大量的史學著作,如《古今義烈傳》《史闕》《石匱書》《石匱書後集》等。尤其是《石匱書》與《石匱書後集》,其「事必求真,語必務確」,以至於「五易其稿,九正其訛」,為有明一代存其信實可靠之史,實與談遷《國榷》、萬斯同《明史稿》同光於史林。然張岱又不只是一位著名的史學家,其《四書遇》之著,又使之躋身於思想家之列。
《四書遇》原為未刊抄稿本,初藏於江蘇常熟周氏鴿峰草堂,浙江圖書館於1934 年購得此本,將其列為甲級特藏稿本。
《四書遇》是張岱對四書的解釋。書之所以名為「遇」,張岱說:「蓋遇之云云者,謂不於其家,不於其寓,直於途次之中邂逅遇之也。」語雖寥寥,而其用心之勤苦已然深蘊於其中。因此所謂「遇」者,正是張岱獨特的經典解釋方式。
在《四書遇序》中,張岱又大略說了其「遇」的基本手段:「間有不能強解者,無意無義,貯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讀他書,或聽人議論,或見山川雲物、鳥獸蟲魚,觸目驚心,忽於此書有悟,取而出之,名曰《四書遇》。」
然則所謂「遇」者,悟也,非搜求於各家注疏、牙籤滿屋,而悟之於山川雲物、鳶飛魚躍之當下生命,而遇之於道阻水長、流離顛沛之倉皇困頓之間者也。故《四書遇》之撰著,前後歷時四十年,亦可謂傾其全付精神,而為其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之獨立人格的文字見證。雖當明清易代「天崩地解」之時,作者播遷於亂離,蹎蹶於道途,而猶妥為珍藏:「余遭離亂兩載,東奔西走,身無長物,委棄無餘。獨於此書,收之篋底,不遺隻字。」足見張岱對這一作品的特為重視。
雖說張岱之所「遇」乃其獨特心得,但並不是說他只是獨運孤明。恰恰相反,《四書遇》的文獻徵引極為廣博,據朱宏達先生統計,書中引文所涉人物有二百六十七人之多。許多不見於其他史料的人物,藉《四書遇》而得以留存其思想之吉光片羽。然則《四書遇》又匯存了大量的中晚明思想史料,豈不彌足珍貴!
雖說「不讀朱注」,但就《四書遇》的內容來看,張岱對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實諳熟於心,書中多明引或暗引朱熹之說,或贊同,或批判,在與朱注的對話中出以己意,自出手眼,不落窠臼。
張岱自謂「凡學問最怕拘板。必有活動自得處,方能上達」。故凡書中所論,無非其「活動自得」之處,是其獨特心得。然必有博學審問,方能獨得機杼;必有明辨篤行,方能獨有心得;必有別出心裁,方顯知識專精。
《四書遇》對於四書的解釋,深受陽明心學的影響。張岱有深厚的家學淵源。其曾祖張元忭(1538 — 1588)為隆慶五年(1571)進士第一,從學於王陽明大弟子王畿,是「浙中王門」的重要人物之一。其祖父張汝霖(1561 — 1625)繼承張元忭的心學取向,對張岱的思想格調與治學方法影響最巨。
張岱之基於陽明心學視域來解讀四書,正與其家學淵源及其時代風氣精神相接。因此《四書遇》所呈現出來的基本面貌,無論其思想意趣、解釋路向,還是其語言風格、解釋形式,均與朱熹的《四書集注》迥然有異。其最為突出者,是融入佛道二家之說,甚至認為「孔子、佛氏之言相為表裏」。馬一浮先生曾說:「明人說經,大似禪家舉公案,張宗子亦同此血脈」,然「卷中時有雋語,雖未必得旨,亦自可喜,勝於碎義逃難、味同嚼蠟者遠矣」。
張岱博洽通才,學問淹貫,而《四書遇》內涵宏富,徵引廣博,解釋方式靈活,可謂氣象萬千。書中時見珠璣,然因時代不同,閱讀習慣有異,今人讀來,或頗見扞格。為使《四書遇》合於今人閱讀,以領會其思想,在語言形式上予以「現代轉換」,實為勢在必行,此則本套叢書之所以著也。
《四書遇》原書不錄四書原文,編著者又據《四書集注》配上原文,亦予語譯。本套書編著者之一馮寧寧博士是我的學生,碩士、博士皆隨我學習,在前後五年的時間裏,始終表現出對於中國哲學的專業興趣,踏實勤奮,好學深思,而又懷抱「君子三畏」之心態,治學嚴謹。她的主要研究領域為陽明學及陽明後學,博士論文即以《四書遇》為主要研究對象,因此,本套書的《論語》部分由她來主筆,甚為恰當。我相信,她的語譯不會對張岱原文有太多偏移。
隨着本書的出版,張岱將為更多人所熟知,其獨特的四書解釋維度將在現代語境之下為人們帶來新的心靈啟迪,而為今日傳統文化之繁榮更添新彩,是則可跂而望者也。
本書付梓之際,承馮寧寧之請,爰弁數語於卷端。是為序。
董平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日於浙江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