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和他的歷史學

一　司馬遷的傳略

中國之有文字的歷史記錄，早在殷周時代。甲骨上的刻辭，鐘鼎彝器上的銘文，都是歷史記錄。春秋戰國之際，儒墨並起，百家爭鳴，其所著述，亦多稱引遠古的傳說神話，以自實其說。《尚書》、《國語》、《戰國策》之類的著作，且已接近於有系統的歷史記錄。以後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卿大夫的世系所出。更後又有《楚漢春秋》，記楚、漢之間的史實。但這些著作，或紀年為錄，或分國為史，或僅記世系，或截錄斷片，皆係支離斷爛的著作，並未構成一個整然的歷史系統；而且寫著的方法，亦無一定的成規。至於諸子的著作，則不過借史料以為其立論之根據或例證而已，更無所謂體例。所以我說漢以前，寫著歷史尚不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寫著歷史之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即所謂歷史學，在中國，是創始於天才的史學大師司馬遷。

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一四五年），卒年不詳。但從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在武帝後元年間，尚在人間。例如《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書徵和者二，後元者一；《惠景間侯者年表》中，書徵和者一，後元者三。按後元為武帝最後的年號。後元共二年，其第二年為公元前八十八年。據此，則司馬遷至少活到公元前八十八年，其年壽六十歲左右。

司馬遷出生於一個世家的家庭。據他自己在《史記·自序》中考證，他的始祖是傳說中「顓頊」時代的「重黎氏」。「重黎氏」自顓頊歷唐、虞、夏、商之世，皆「世序天地」。到周宣王時，「重黎氏」才失其「天地之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在周代「世典周史」。司馬氏出於「重黎氏」的說法，不可信，這大概是司馬遷的推想，而其動念，則以「重黎氏」在傳說中為「星曆」之官。司馬氏為「文史」之官，在中國古代「文史」與「星曆」不分，故有是說。

《自序》中又說當周惠王、襄王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以後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司馬遷的直系祖先，就是在秦的一支，其徙秦的始祖，即司馬錯，這大概是可靠的。

《自序》中又歷述司馬錯的子孫，以至於他自己。他說錯孫靳，「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

司馬談就是司馬遷的父親，他是一位學問淵博的史官。他不但記憶許多歷史掌故，而且精通天文、曆算及諸子百家的學說。《自序》中說他曾「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司馬談正撰次舊聞，準備寫一部史記，不幸於元封元年，因為漢武帝舉行祭泰山的大典，即所謂封禪（封為山頂之祭，禪為山麓之祭），沒有帶他同去，他認為這是一個莫大的恥辱，於是氣憤而死。

司馬遷生當西漢隆盛的時代。這時，漢武帝正在勝利地經略邊疆的偉業。東至今日之朝鮮，南至今日浙、閩、粵、桂以至安南，西南至今日之黔、滇，西至今日之新疆乃至中亞，都已經劃入西漢帝國的版圖。只有對北方的匈奴，還沒有完全勝利，因此戰爭在西北仍然繼續進行。司馬遷親眼看到當時中國的人民，暴骨沙漠；親眼看見當時四裔諸民族，稽顙漢庭。漢武帝的歷史創造，當然也就開拓了司馬遷的歷史心胸，他可以看到他以前的人看不到的歷史活劇，聽到他以前的人聽不到的外來傳說。

司馬遷又生在一個史官的家庭，據他在《自序》中說：「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所以他便有優先的機會，去接近中國古典的歷史文獻。《自序》中說：「年十歲則誦古文。」

在司馬遷的當時，西漢政府正在高唱「崇儒術，黜百家」的口號，執行文化思想的統制政策；但司馬遷卻於諸子百家的學術，無所不看。他對於諸子百家，甚至當時尊為正統的儒家學說，都有批判；唯獨對於道家的學說，則讚美盡致。他在《史記·自序》中引其父《論六家要
指》曰：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從這裡可以看出司馬遷的思想，頗受道家的影響。所以後來班固批評他，說他「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其思想「頗繆於聖人」，「此其所蔽也」。

司馬遷在少年時就喜歡遊歷。他不是無目的漫遊，而是為了縱觀山川形勢，參察風俗，訪問古跡，採集傳說。《自序》中說他年「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
梁、楚以歸。」又在《五帝本紀·太史公曰》中說：「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

一　司馬遷的傳略

中國之有文字的歷史記錄，早在殷周時代。甲骨上的刻辭，鐘鼎彝器上的銘文，都是歷史記錄。春秋戰國之際，儒墨並起，百家爭鳴，其所著述，亦多稱引遠古的傳說神話，以自實其說。《尚書》、《國語》、《戰國策》之類的著作，且已接近於有系統的歷史記錄。以後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卿大夫的世系所出。更後又有《楚漢春秋》，記楚、漢之間的史實。但這些著作，或紀年為錄，或分國為史，或僅記世系，或截錄斷片，皆係支離斷爛的著作，並未構成一個整然的歷史系統；而且寫著的方法，亦無一定的成規。至於...

目 錄
一　司馬遷的傳略 1
二　司馬遷的歷史方法一—— 紀傳體的開創 19
三　司馬遷的歷史方法二—— 紀傳體的活用 39
四　司馬遷的歷史批判—— 「太史公曰」 54
五　餘論—— 史料的搜集編制及其歷史觀 73

目 錄
一　司馬遷的傳略 1
二　司馬遷的歷史方法一—— 紀傳體的開創 19
三　司馬遷的歷史方法二—— 紀傳體的活用 39
四　司馬遷的歷史批判—— 「太史公曰」 54
五　餘論—— 史料的搜集編制及其歷史觀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