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古代散文的典範
「唐宋八大家」是我國唐宋時期八個著名的散文大作家的合稱。他們是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和蘇轍。八大家文代表着我國古代散文史上的第二個高峰—唐宋散文所取得的最高成就。
中國古代散文的第一個高峰是先秦兩漢時期。《尚書》向來被視為我國散文的一個重要源頭。這部記載虞、夏、商、周歷史的典籍,有典、謨、訓、誥、誓、命六種文體,載言記事質樸典要,但文字古奧難懂。到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的動盪、政治的急速變化和學術上百家爭鳴的局面促進了散文的全面繁榮。出現了《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敘事詳博的歷史散文,以及《老子》《論語》《墨子》《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等豐富多彩的諸子散文。它們語言平易、邏輯嚴密、文氣流暢、說理透闢,形成了既適宜於實用又富有文學價值的新文體。兩漢時期,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記載史事以描摹人物為中心,成為我國紀傳體史書的開山祖,標誌着記敘散文的高度發展。與此同時,兩漢的政論文由先秦的雄辯誇張變為淳厚切實,其中有不少名篇成為後人效仿的範文。
從東漢時起,文章中出現了句式整齊、文辭對偶的傾向。魏晉南北朝時期,駢體文逐漸形成。「駢」是並列、對偶的意思。這種文體全篇以雙句(又稱儷句、偶句)為主,最多見的是用四字、六字排比或間隔交錯,叫作駢四儷六。並且講究聲律、對仗、辭采華美和使用典故。由於南北朝時文學觀念發生變化,對文學形式和藝術技巧的探索更加深入,駢文便逐漸取代了散文。先秦兩漢時期,文學、哲學和史學沒有分家,還沒有出現純文學的散文。南朝文人提出要把應用文章和文學作品區分開來,一部分駢文尤其是序文、書啟中便產生了一些抒情寫景的文學作品。後來絕大多數應用文也都趨向駢儷化。散文只能在少數歷史地理著作中保留一點自己的地盤。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盛唐初。
唐代的駢文更加盛行,又大多用來歌功頌德、粉飾太平,變得愈來愈空洞浮誇。這時有一部分文人認為這種浮華的文風對於政治十分有害,便主張對文體來一次革命。初盛唐已有少數政治家改用散文給皇帝上奏疏,其中陳子昂所寫的政論文樸實平易,成為散文復興的先導。安史之亂以後,唐王朝由極盛急轉為極衰。不少文人認為國家動亂的根本原因是儒家古道的衰落,而儒學衰微又是因為浮靡文風流行,所以紛紛起來反對「儷偶章句」,提倡三代兩漢的文風。李華、元結、蕭穎士、獨孤及、梁肅、柳冕等人寫下了大量議論散文,闡述他們改革文風、復興儒學的主張。但他們推崇的古文,主要是以上古的典誥之文作為最高標準。他們還沒有意識到:這種文體既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也無法在文學性和藝術表現上與駢文爭奪優勢,這就使他們本人的散文成就受到局限。加上當時從事散文創作的人大多缺乏創新的能力和過人的才華,所以儘管散文數量已大大增多,卻還沒有形成一種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足以勝過駢文的新體散文。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韓愈和柳宗元意識到要復興古道,首先必須對古文自身進行革新,並自覺地擔當起創造新體散文的歷史使命。這種精神又為歐陽修等宋代散文大家所繼承。歐陽修所領導的北宋古文運動以學習韓柳散文為號召,同時又批判了唐末宋初古文中的不良傾向,將宋代散文引上了正確的軌道。
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在精神上一脈相承,又各具鮮明的藝術風格。它們繼承了先秦兩漢散文的優良傳統,帶動了唐宋散文的全面繁榮,又對後世散文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歷來被奉為古代散文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