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下是我努力復原的情景,時間是1974年7月14號。
瀋陽市中心,一座六層的灰色大樓,有人在走廊裡叫:小萬!小萬!呼喊聲在樓道裡撞來撞去,發出迴響。這座樓是瀋陽軍區前進歌劇團的駐地,當時我正在樂隊女生宿舍裡聊天,聽到喊聲趕緊跑到走廊上。原來是教導員找我,我有些詫異,他找我幹甚麼呢?
下樓來到辦公室,敲門,喊:報告!屋子裡只有教導員自己,坐在辦公桌後面。一直以來的直覺告訴我這位領導並不喜歡我,原因不明,也許是我們之間太少交集,彼此漠不關心,是天天見面的陌生人。他找我幹甚麼呢?這位臉色黑黑的小個子男人,看到我進來沒有立即開口說話,這個不正常的停頓讓我察覺到他並不願意找我來,是不得不這麼做。到底他找我幹甚麼?
是這樣,他說,我們接到電話,你媽媽病重,團裡研究了一下,批准你今天就回去。這有一封你的電報。他從桌上拿起一張紙遞向我。
我拆開信封,看到電報紙下方五個很小的字:母病重,速歸。我沒有反應,人卡在一個混沌的縫隙裡,動彈不得。也許幾秒鐘,也許十幾秒,忽然想到一個問題:誰打來的電話?
你家的鄰居,姓周。教導員回答。
我知道那個姓周的,我當然知道那個人。打電話是很困難的,尤其是長途電話,連想都不要想。但周同志打來了電話,他從哪打的?單位嗎?應該是單位。那爸爸呢,他在哪兒,在幹甚麼?思緒蠕動着,毫無方向。已經沒有甚麼話可說了。好,我說,只說了好,然後轉身離開。
我的表現很冷靜,怎麼會那麼冷靜,在不該冷靜的時候。後來當我逐漸對自己有所了解,發覺在某種緊要關口我總是回身關門,把別人、把世界阻擋在外面,把自己留在孤島上,對我來說這孤島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容易忍受,更安全。
記憶從來不可靠,尤其是對痛苦的記憶。情感會淹沒很多細節。離開教導員辦公室,上樓回到宿舍,接下來我做了甚麼,怎麼做的?沒有多少清晰的回憶可以填補那段混混沌沌的時間,只有些若隱若現的影像。我去找了小閆,幸虧有小閆。她是列車員,跑的就是瀋陽至北京的特快,那晚不是她值班,但她保證我能上車,告訴我找誰。當我想起小閆,她的樣子栩栩如生,頭上紮着兩個小抓鬏,愛笑,笑起來嘴咧得大大的,露出兩排方方的大牙齒。好多次她從北京給我帶東西來,都是我爸爸到北京站買張站臺票,找到她的車次,再找到她,把東西交到她手上,有糖果,有裝在瓶子裡的肉末炒榨菜,有《基督山恩仇記》。
7月14號那天還有其他人,歌劇團裡我的朋友,雪樺,亞蘭,小曲,她們知道了「母病重,速歸」一定給予我很多的安慰,幫我安排些必要的事,但是我甚麼也想不起來了。我在孤島上。
我是通過工作人員的入口進站的,軍裝很有用,沒有人喜歡為難一個穿着軍裝的小姑娘。小閆的同事讓我先在列車員休息的地方坐坐,等開車再給我找座位。我聽到了發車的鈴聲,聽到列車員「嘭」地關閉車門,感覺到咣當一震,站臺開始向後移動。二十點四十分。正點。
列車咔嗒嗒咔嗒嗒從黑夜衝向黑夜。我看見自己映在車窗上那張困頓茫然的臉。我知道她已經不在人世了嗎?我那樣想過嗎?答案很肯定,不,沒有。我不認識死亡,也不想認識,更關鍵的是我不能與死亡為伴度過那麼漫長的一夜旅途。
媽媽,媽媽,我沒有翅膀,我不會飛,不會魔法,無法穿越濃密的黑夜……只能坐在擠滿旅客的車廂裡。座位上的人七倒八歪,在照度不足的燈光下像是昏迷過去了,個別人的睡姿那麼難看,甚至像死去一樣。我一分鐘也沒有睡,沒有閉眼,一夜不閉眼是很可怕的,但在那種情況下很正常。是的,前方有件事在等着我,或者說我在等着它,隨着列車前進的節奏我和它的距離在縮短,越來越近,它正一點點褪去衣服,露出巨大而赤裸的模樣,咔嗒嗒咔嗒嗒咔嗒嗒……
發現她死的時候,她躺在床上,是孫阿姨在早晨發現的。掀開蓋在她身上的被子,她的身旁身下全是藥片,安眠藥。她不是自殺,是吃多了藥,吃了又吃,根本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根本無所謂了。但她沒想死,這點我可以肯定,她沒有那麼勇敢,也沒有那麼膽小,最關鍵的是她愛我們,還想見到我們。她的問題是離不了安眠藥,依賴它,1974年7月的這個夏夜,安眠藥要了我媽媽的命。
即便已經過去了四十三年,回憶仍然令人痛苦,令人望而卻步。活得越久我越懂得要感恩一件事,忘卻,我感激忘卻,沒有忘卻人很難正常健康地生活下去。
我突然明白寫這本書對我的意義了,它要求我活得健康,有健康的心態,不是醫學的標準,是我自己的標準。我必須是一個沒有太多心理疾病的心態正常的人,一個寫作者。我夠格嗎?
媽媽和爸爸,他們兩個人都在吃藥,都離不開安眠藥。只有安眠藥能讓他們離開1974年的中國,北京,東城區,張自忠路5號,後院裡那兩間陰暗的屋子。我不知道吃藥之後他們去了甚麼地方,但想必那地方是不可怕的,不必恐懼甚麼,不必一刻刻熬時間,苦苦想念女兒,也談不上絕望,因為根本不必希望,那裡沒有明天的概念……如果媽媽是從那裡出發,離開這個世界,也許我應該為她高興。這樣的想法是不是有點殘忍。
回到剛才的問題,我夠格寫這本書嗎,我足夠強大、具有這樣的能力了嗎?
我怕痛苦,像所有人一樣,至今仍然怕。但是還有一種更佔上風的慾望,表達。我需要表達,我想要表達對媽媽的愛,表達我對爸爸媽媽的感情,而他們已不在人世。作為一個靠寫作為生的人,除了寫還有甚麼其他更好的方法嗎?
1974年,當我回到家,媽媽已經不在家裡了,在醫院的太平間。我妹妹也回來了,那時我們倆都在當兵,我在瀋陽她在煙臺。我記得很清楚,我們倆坐在窗下低矮的破沙發上,另一位鄰居、一個阿姨面對我們坐在小板凳上,講述媽媽是怎麼被發現死去的。我下意識地哭了,並沒有大哭,抽抽噎噎的,有些懵懵懂懂,然而我還是有所知覺,能感知到周圍的事物,對我妹妹的表現感到一絲驚訝。她沒有哭,語調鎮定地問了幾個問題,像個局外人,一個嚴肅的調查者。人生第一次,我感到我妹妹是獨立的個體,在此之前她只是我生活中必然存在的一部分。我發現我們雖是一母所生,生長在同樣的環境,人和人卻那樣不同。這個淺顯而實在的道理我是在那個時刻被啟蒙的。
接下來有些事情要辦。需要找一套衣服給媽媽穿。我知道媽媽不久之前給自己做了一套深藍色的嗶嘰套裝,一件外衣和一條褲子,很容易就在箱子裡找到那套衣服,幾乎沒穿過,捨不得穿。但最終我沒有選那套衣服,而是選了一套她日常穿的,一件黑色帶着隱約白條紋的呢子上衣,一條黑褲子。為甚麼做了這樣的選擇呢?我一生都在責備自己。為甚麼不讓她穿平時捨不得穿的新衣服?難道我也捨不得嗎?難道我自己想穿那套新衣?我當然沒有穿過,那是不可能的。那套衣服我一直留着,在箱子裡保存了幾十年,後來消失了,不記得從甚麼時候不見了,也不記得它的下場,應該是被處理了。
東西的價值是甚麼?我們為甚麼保存沒有任何用處的東西?為了紀念,為了自己的心情,為了證明我們活過,經歷過?不管為了甚麼,我的箱子裡依然保存着一件藍布中山裝,春秋天,媽媽最經常穿的一件外衣。那是個舊皮箱,多年沒有打開過一次,但是我知道衣服在裡面。
爸爸始終不在場,或者是在我的記憶裡他一直不在場,或者我並沒有關心他在哪兒,在幹甚麼,似乎覺得他不在場是自然而然的事。
事實上他在,就在他那間小書房裡。是一排小平房中的一間,被前面更高又離得很近的房子擋住了所有的陽光,靠牆的書櫃遮住了牆上一塊塊發黑的霉斑,但沒有辦法能消除陰濕的潮氣。屋裡有一張床,他躺在床上,始終躺着。我們去醫院的太平間見媽媽最後一面他沒有去。這可能嗎?難道是我記憶失效?我又詢問了妹妹,得到肯定的回答,他確實沒去。
現在我知道了,他在他的孤島上。不,那不是一座孤島,是一個深淵,他掉在深淵裡,無法想像有多深,多黑暗,多麼哀痛。
因為媽媽去世,我有一個月的假期。能在北京待一個月是多麼令人激動啊。這一個月我和妹妹去了兩次頤和園,和朋友們爬山、划船。7月的太陽當空照射,昆明湖如一面白晃晃的大鏡子,映得我們的面龐熠熠發光。朋友帶了一部120的海鷗照相機,照片上的我坐在船上,快樂地笑着,穿着游泳衣,那時候昆明湖可以游泳。
我爸爸躺在小屋裡,一個人。
從甚麼時候起我才認識到青春的殘酷無情?壓抑的大石頭可以被輕而易舉地推動,骨碌碌滾開,注意力已經轉移到有趣的事物上了。我們逃得那麼迅速,快得不可思議,不合情理,如今,這屬於孩子、屬於青春的能力,我早已喪失殆盡。
我爸爸躺在小屋裡,他聽到我們出門,聽到我們回家,看到我們的臉被太陽曬得紅通通,興奮又疲憊,他會是甚麼感覺?會為我們一整天忘卻了失去媽媽的悲痛而心寒,愈發覺得自己孤單,愈發哀傷?不,他不會,他看着我們,聽着女孩兒細碎的說笑聲,他想:哦,青春,戰無不勝的青春啊!他肯定是這麼想,我了解他。
就這樣,在我二十二歲的時候,我的媽媽離開了人世,我失去了媽媽,被拋在一個沒有媽媽的世界裡,從此生活中的一切恩怨只能自己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