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1900年10月生於福建閩侯的一個所謂「書香門第」的家庭,實際上就是一個中落的舊官僚家庭。我的祖父,曾考得進士,供職翰林院。散館之後回了家,就聘於福州鱉峰書院任山長之職終其身。在這個封建式的家庭中,他是一個嚴厲的統治者。
我在家裡是長孫,父祖輩都以「克紹家風」為期待。清末「廢科舉,立學校」斷絕了「正途出身」的道路。但我的幼少年教育仍然延續着傳統的模式,從六歲至十五歲都在私塾讀線裝書。甚麼經、史、詩、文都以不同的分量、不求甚解的要求,填進了腦子裡。
在私塾的最後四年我經歷了一個胡亂偷看書的階段,老師管束很寬,而我對於塾裡的「正經書」的學習感到乏味。恰在這時候,我發現了一個裝滿書箱的藏書閣樓。從此,我就在應付「正經書」學習要求之餘,鑽進這個閣樓選擇一些似乎可以看懂的書,甚麼歷史傳記、筆記、小說、詩歌、詞曲等等,亂七八糟的無所不看。因為是偷看,所以總是躲躲閃閃,匆匆忙忙地看了一本又一本。這樣的亂看當然沒有甚麼益處,但也增加了一些生活的知識。
推翻清皇朝的革命發生於1911年,在此前好幾年清皇朝早已頒佈了「廢科舉,立學校」的命令。外邊的世道變了。我的祖父於1912年冬去世了。但當我祖父在世的時候,外界的新風吹不進我的封建家庭,孩子們的教育還是一仍舊貫。「洋學堂」式的各級學校已相當普遍,私塾已到了末日,我們成為末代私塾的末代學生。祖父去世後,我們的父輩不能不認真考慮下一代的學習問題了。1913年,讀書的生活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我十三歲的那一年,我除了還在私塾讀書外,又請附近小學一位老師教英文、算學。經過兩年這樣補習,我終於在1915年秋季考入附近頗為有名的鶴齡英華中學的三年級。當時中學實行的是六年一貫制,所以中學三年級也就是初三年級。
我於1915年秋入中學時已十五歲,自己覺得耽誤太久了,年紀太大了;按部就班地再念四年中學才畢業,太晚了。恰好這個中學當時為我們這些「半路出家」的「老」學生開了一個方便之門。鶴齡中學是一個教會辦的學校,每一年級的課程都分為兩部—中文部和外文部,中文部教的是國文、經書、中國史地等等;外文部則包括英文、外國史地、數、理、化、生各科。各班有的上午上中文課,下午上外文課;有的上午上外文課,下午上中文課。對每年級的正規生,要求兩部課程都要學習。但中文有一定基礎的學生可以在入學考試時,申請參加中文特別考試,報名入「專讀班」。申請參加特別考試的學生,除和應考正規學生一樣要參加規定的各門入學考試外,還要參加三場中文考試,寫三篇文章—經義、史論和時事對策。考試及格被錄取後,「專讀生」可以免修各年級的全部中文部課程,專讀外文部課程,這樣就可以大大縮短上學的年限。唯一作難的是,如果這三場中文考試不及格,即使其他規定的各門考試都及格了,考生不但不能錄取為「專讀生」,也不能退一步請求入正規班,我和一些自認為年齡太大的學生一樣,只好「背城借一」硬着頭皮去應這特別考試。幸而被錄取了。在這個中學,我以兩年半的時間讀完了最後四年的外文部課程,於1918年年初畢業。年限是縮短了,但這樣連蹦帶跳的學習卻帶來了不小的損失。對其他課程,問題不算太大,但數學卻遭了殃。例如代數和幾何同時念已經夠麻煩的了,上半部代數和下半部代數,上半部幾何和下半部幾何同時念更是搞得糊裡糊塗,雖然不知道當時如何也都混得及格,但基礎打得不扎實,從此對於數學產生了畏怯的心理,也就斷絕了後來曾一度有意學習理工科的道路。
1918年中學畢業後,在家準備了幾個月,夏初到上海應清華學堂的插班考試,獲取入高等科的三年級。清華當時的學制是八年,分中等、高等兩科,每科四年。高等科的一二年級約等於高中的二三年級,而高等科的三四年級則等於大學的一二年級。
清華在上海的考場設在四川路的青年會附中內。為了便於應考,我住在當時所謂英法租界交界馬路的三洋涇橋段一個小客店內,客店東邊不遠就是黃浦灘,緊張的三四天考試過去後,一天下午我去黃浦灘走走。沿江是一片綠化帶,細草如茵,間以疏落有致的樹木。我正待步入公園時,忽然看到放在草地前沿的一塊白地黑字的牌子,上面寫着「華人與狗不許入內」幾個大字,對於這橫逆和凌辱,我當時是毫無思想準備的,因為關於這類牌子的存在我是不知道的,我陡然地止步了,瞪着這牌子,只覺得似乎全身的血都湧向頭部。在這牌子前站多久才透過氣來,我不知道。最後,我掉頭走回客店,嗒然若喪,第二天乘船回家。我們民族遭到這樣凌辱創傷,對一個青年來說,是個刺心刻骨的打擊。我們後來經常批判那個年代出現的所謂各種「救國論」,但是只有身歷了這樣心靈上創傷的人才會理解「救國論」,有其產生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