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貧窮問題真相(第三版)

新版序 香港貧窮的現狀
初版序一 林鄭月娥
初版序二 周永新
初版序三 張亮
初版序四 黃智偉

第一章  香港貧窮的現狀
1.1 本地貧窮的歷史發展
1.2 本書的目的和結構

第二章  本地貧窮的定義與聚集形勢的分佈和特徵
2.1 貧窮的定義
2.2 收入M型社會和貧富兩極化的浮現
2.3 香港貧窮的聚集地區及特徵
2.4 香港貧窮聚集區的基礎設施匱乏特徵
2.5 社區食物援助服務的可達性分析
2.6 小結

第三章  貧窮數字的拆解
3.1 從人口結構深入拆解香港扶貧數字
3.2 從「闊度」和「深度」拆解扶貧數字
3.3 解構2019至2020年間貧窮率的變動
3.4 貧窮問題的測量與考察
3.5 小結

第四章  個別社會群組的貧窮情況和反思
4.1 在職貧窮
4.2 青年貧窮
4.3 長者貧窮
4.4 離婚人士的貧窮狀況及政策建議
4.5 少數族裔人士的貧窮狀況
4.6 殘疾人士貧窮情況
4.7 小結

第五章  貧窮對社會的影響
5.1 透析貧窮與自殺率的地域性關係
5.2 貧富差距與長壽的關係及其啟示
5.3 貧窮與不同類型住屋的關係
5.4 貧窮對港人幸福感的影響
5.5 小結

第六章 香港貧窮問題的出路
6.1 香港政府的扶貧政策
6.2 社區行動
6.3 怎樣有效地解決香港貧窮問題
6.4 小結

結語 減緩貧窮 任重道遠

新版序

香港貧窮的現狀

　　香港回歸二十五年，本地的貧富差距問題卻一直未能有效改善，當然貧富差距是任何一個城市發展時都會面對的挑戰。本地的經濟活動由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製造業轉型為現今專業和高科技服務，不同種類的勞動人口收入不斷擴大，也是在所難免。誠然，讓一些人先富起來，再將這個經濟的餅做大，若能讓大多數人由此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也是鄧小平先生所主張的讓小部分人富起來，這是沒問題的，亦是一個地方發展經濟時的必經過程，我們也不是在倡議一個平均主義的社會。但是，本地的貧富問題是低收入勞動人士的入息長時間持續維持在一個極低的水平，收入不平等和嚴重傾斜的情況不斷惡化，令人感到不安。

　　根據統計處提供的家庭收入中位數，從表0.1所示，若將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數的十分位（decile）分析來看（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第一個十分位的家庭收入中位數由1991年的港幣2,800元增加至1997年的4,200元，七年之間的升幅為85%。但很可惜，在回歸二十五年以後，2022年的第一季只有3,000元，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28%。相對而言，最高的第十個十分位的家庭收入中位數由1991年度的35,600元，增至1997 年的70,600元，直至2022年達到130,000元。高收入人士的家庭收入中位數增加接近一倍。當然，經濟增長的時候，大多數人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某些人富起來是值得高興，但本地所面對的正是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所倡議的一項：消除貧窮問題，不要遺下任何一個人（Leave No One Behind）。今天所面對的問題是香港在回歸二十五年以來，雖然GDP每年都有2%至10%的增長，但這些經濟發展的成果，並沒有令全港一半勞動人口受惠。

　　低收入人士的收入在這二十五年來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購買力不斷減弱，高收入人士則可享受多一倍的增幅。若果與其他同類型高收入社會和城市作出比較，例如與香港經濟非常接近的新加坡對比，新加坡在2010至2020年的最高收入組別與最低收入組別的家庭人均中位數比例，由25.4：1下降至23.9：1，但在香港同一時期卻由25：1上升至40.1：1。若與歐美的主要金融中心相比，例如美國紐約市，該比例由2010年開始，一度上升至2014年大約3.3倍高峰，但自2015年開始，貧富的問題已經有所好轉。

　　另外，根據以紐約為總部的Wealth-X最新報告，香港的億萬富翁有114位，總財富有2,870億美元，大約是港幣二萬二千多億元，亦是本地政府財政儲備八千多億元近三倍之多。在六萬人中就有一位億萬富豪，是繼科威特和三藩市之後世界排行第三。這些數字都指出特區政府的政策一直未能有效處理貧富差距，以及貧窮人士所面對的生活困難。貧窮戶的人口──尤其是孩子和青年人都會面對因資源疲乏下的機會貧窮而引申的跨代貧窮問題，成為社會結構貧窮的一族。

　　2000年，全球各國領導在聯合國會議中提出八項千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其中包括承諾說明在2015年前實現消除貧困（Ending Poverty）。2015年9月，聯合國峰會上通過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涵蓋了十七個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其中消除貧困、保護地球和確保繁榮，將作為新的可持續發展議程的一部分。在接下來的十五年內，各國將致力於消除一切形式的貧窮（Goal 1: End poverty in all its forms everywhere），同時確保沒有一個人掉隊（“Leave No One Behind”）。可見，我們的世界正朝着更高的目標靠近─確保所有人都能有尊嚴、平等地實現他們的潛力，並在一個健康的環境下享受生活。

　　香港作為一個高度發達的城市，當然應該朝着這個目標進發。香港與世界上其他任何城市相比，有更多的千萬富翁。然而，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佈的《2011 年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Sustainability and Equity: A Better Future for All），在全球47個極高人類發展指數（Very High Human Development）的國家當中，香港貧富懸殊情況最嚴重，堅尼系數（Income Gini Coefficient）達到0.434，在全球排名第一，緊接的是新加坡（0.425），美國排第三（0.408）。報告稱，香港最富有的10% 人口擁有全港34.9% 的財富，但最窮的10%人口只佔有2%，兩者收入差距17.8倍。

　　根據瑞士信貸集團（Credit Suisse Group AG，以下簡稱「瑞信」）發佈的《2014年全球財富報告》（Global Wealth Data book 2014），香港最富有的1 %人口已擁有超過香港整體財富的一半（52.6%），而最富有的10%人口已擁有香港77.5%的財富。在2000至2014年的十多年間，這兩個比例都處於高速上升（rapid rise）的狀態。此外，瑞信將最富有的10%人口財富佔據總財富70%以上歸為「極度財富不平等」，根據此分類，香港與瑞士（71.9%）、美國（74.6%）一起被併入該類別，其中香港最富有的10%人口所佔總財富比例，更是報告中所有已發展地區中最高的。

　　如果把香港首富的資產跟香港政府可動用的財政儲備相比，根據《福布斯》雜誌（Forbes）在2016年1月的數字，全港50名擁有最多資產人士的總資產為港幣18,782 億元（2,422億美元），首25位富豪的總資產為15,422億港幣（1,989億美元）；根據該時期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截至2016年3月，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額預計為8,600億元，即首50位富豪的資產是香港財政儲備的2倍多；而前25位富豪的資產已相當於香港政府財政儲備總額的1.79倍。

　　另一方面，香港的生活成本持續增長，根據經濟學人資訊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公佈的「2016年全球10大生活消費最高城市」（Worldwide Cost of Living 2016），香港十年來首次登入全球排名前三的高消費地區，成為新加坡以外亞洲第二的高消費地區。而且，香港在2016年的排名比起2015年直升了七位。此外，針對一般的生活用品，新加坡的價格與紐約相當，而香港的市場價格就貴了28%。相同收入層次下，生活消費高了不少，但可支配份額卻進一步縮減，可見貧困問題在香港變得愈加嚴重，而香港市民的生活壓力也隨着日益增長的生活成本變大。這嚴峻的現象和趨勢，已受到國際上各大媒體和研究機構的關注。

　　筆者希望透過本書，深入分析有關貧窮的數據，對不同組別的貧窮狀況提供更多可以參考的資料，帶動不同持份者對扶貧政策有更多的思考，讓更多人關注、參與、討論和研究貧窮議題，目的是能夠精準理解形勢，作出有效而且到位的扶貧政策，讓香港成為一個宜居和關懷弱勢社群的城市。筆者在過去一年，於不少場合分享了本書中的內容及對貧窮的看法，深深感受到貧窮已不是一個學術的範疇，而是直接影響本地人的福祉和快樂感。香港人需要的生活空間，卻不斷地被蠶食，生活質素有待大大提升。

　　其實，政府在過往一年做了一些工作去改善貧窮情況，其中之一是願意投入更大的承擔去處理一直未有解決的長期服務金和遣散費與公積金對沖的問題。但商界的反應是令人失望的，例如因結業或企業合併而裁減人員時，對被遣散的工人作出合理賠償並不是一個太過分的要求，為什麼可以用長期服務金來對沖？長期服務金是給予工作人士退休後的保障。此外，政府慢慢地明白外判工作對低收入人士的影響，開始認真地處理外判工作，確保外判工作人士得到更大的保障。其實整個外判制度破壞了很多良好的僱主與僱員的長期合作關係，對整個社會產生了壞影響，實在需要認真地處理和改善。外判工作，不代表外判責任。

　　現在，香港正正面對結構性的貧窮和意識形態的對抗。結構性貧窮是指一些貧窮人士在現有制度下，就算他們長時間或超時工作，仍然不能脫貧。他們脫貧的向上流動力相當低，特別是有一群低技術、低學歷的人士，因為工資低和一些僱主的不合理待遇，或外判公司的謀利，令他們不可能合理地透過工作改善生活質素，需要超時和加班才可維持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但賠上了個人的身心健康和社會的整體福祉。意識形態則是指一些僱主的營商態度，只務求賺取最大利益，沒有履行社會責任。如領展對在新市鎮商場租戶的加租，影響了社區的均衡生態。現在房價持續高企、地產商囤積土地、一些私人會所佔用了不少政府用地，但政府採取的行動和回應力度，實在令人感到失望。政府最近幾年的派錢方案，都是沒有願景的措施，而且需要龐大的金額，不能夠產生最大成本效益的決定。資源用了，卻沒有作出整體長遠發展的構思，若果香港整體沒有認真地處理這些深層次矛盾，相信很難改變現時的貧窮困局。

　　在此時刻，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在香港回歸二十五年對特區政府的提醒：解決香港的住屋問題。歷屆特首都認為這是重中之重，因為香港人的住屋問題扭曲了整個社會生態、經濟發展和個人發展。近二十多年來，香港人的住屋面積不但沒有改善，仍然有超過一半的平均住戶居住面積是五百尺之下，還出現更多納米樓，香港的住屋情況與新加坡和內地相比，更形慚愧。令筆者感到住屋情況的怪誕，是在西環一間二百多尺的納米樓，售價竟需要一千多萬元，但住屋面積比現時的公屋面積還要小。一位五星級酒店經理向筆者訴苦，他的收入超過申請公屋的資格，但租金高企，只能住在劏房。就算是一些擁有物業的業主，雖然樓價不斷上升，但所擁有的是一種虛假的財富感，生活空間和質素根本沒有改善。

　　面對龐大的住屋需求，最近政府、地產商和不同團體都提出了一些建議，例如共同發展一些棕地、高爾夫球場和填海等。每個團體仍然極力排斥其他人士提出的建議，社會內充斥對立的聲音。筆者對未來土地供應不存厚望。現在有三十萬人輪候公屋，有十六萬人入表抽居屋，這已經不是站在道德高地高談闊論的時候，環保及合理開發土地不一定互相排斥，很可惜事與願違。貨櫃碼頭的改造、高爾夫球場和一些空置用地的使用，實在值得考慮。公屋的分配和濫用情況，也需要認真下工夫研究解決方案才能解決。

　　筆者最近有機會去澳洲參觀當地的房屋，受到不少啟發，當地採用了不同的方法，包括對本地人士首置減免印花稅，對外地人士增加額外的印花稅和提高資本增值稅，讓樓價維持在本地人可以負擔的水平。另外，在阿姆斯特丹市區設立一些供不同入息人士居住的社會房屋（Social Housing），建立多元和共融的社區，都是一些可行的方法。香港已不能再以什麼維持簡單稅率，去回應不採取措施遏止龐大內地人士來港購買物業的壓力。還記起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說過樓房是用來居住，不是用作炒賣的。這不但適用於內地，對香港來說更是當頭棒喝。若果香港的發展和政府庫房收入偏重於炒賣樓房和股票收入，實在情何以堪。另一方面，香港低技術工人的薪水已經十分微薄，尤其是一些清潔工人或保安人員，對一些公司要求工人辭職再聘請的手法，從而達到減少工人工資和公積金計算的手法，實是值得鄙視，但這些低收入人士已是不能保護自己的一群，付出的勞力得不到合理回報。再者，長時間的工作，也為整個社會增加了不少風險，例如巴士司機人口老化，缺乏足夠的休息時間；工業意外的發生，工人安全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對於一些不負責任的僱主採用這些不良手段，我們實在感到無奈，但政府一定要做到嚴厲監管和改善外判工作的安排，確保工人的安全和福利得到合理的保障。

　　香港的貧窮問題，不可能就這樣維持下去，因這對整個城市的發展十分不健康，怨氣每天增加，只會加大社會的成本。對一些囤積千頃的地產商來說，若果整個城市都充滿不安，難道樓房的價值會不受影響嗎？

　　書中有關拿鐵指數（Latte index）的討論，雖然數字有所變動，但是香港低收入人士的收入仍然跟不上通脹，是誰拿走我們的拿鐵呢？一些既得利益者和擁有更多資源的人士如能學習感恩，懂得與別人分享，大家都可以開心一些。

　　自從《香港貧窮問題真相》初版和再版出版後，帶動了不少討論，不僅再版售罄，筆者亦被邀請到不同場合發表對貧窮的看法。政府投放了不少資源，貧窮的情況卻未有很大改善，尤其是在2020年以來新冠疫情下，更凸顯出基層勞動人士生活的困難，不但失業率上升，各行各業在疫情中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整個社會充斥無助和焦慮，精神健康響了警號。雖然政府已在保就業方面投放更多資源，但措施欠缺精準度，未能有效運用有限資源去達到最大的效果，大眾難免感到無奈和氣憤。因為住屋環境狹窄和網絡問題，學童在家學習受到影響。低收入在職人士也未必能「在家工作」；

　　他們的職務，例如清潔和保安等都需要親身在現場工作。一些居住在因疫情需要被封的屋苑之在職人士更被老闆要求申請無薪假；這些都是低下層的勞動人士要面對的實際困難。同時，中小企業因為生意減少但租金不減，亦承受不少壓力。當然也有不少良心企業主動減租，與租戶共渡時艱，可見所謂社會責任、企業良心，並不是單靠捐款儀式體現，而是要在日常的經營中彰顯出來。

　　回歸二十五年，兜兜轉轉，虛耗很多時間和資源，因為政策不能落實，有些政府官員用不做不錯的心態去處理問題。經過二十五年的時間，大部分勞動人口的生活質素不但未能提升，更是原地踏步，甚至變差。當然可以歸咎以往立法會的阻撓，隨着新一任特區政府成立，既然特首李家超先生以結果為本的施政理念作為自我挑戰和對社會的承諾，希望能真真正正讓人看到有承擔的態度、有願景的領導，不是說過就算，而是實實在在解決本地貧窮人士所面對的困難。在新常態之下，期望新政府展示魄力和勇氣，迎難而上，有效回應社會中的深層次問題。筆者期盼在社會中各持份者都可以多走一步，施比受更為有福，能夠給予別人可以將快樂加倍。不斷地積蓄財富，尤其是建基於別人的辛勞上，可以長期維持嗎？正如甘地（Gandhi）說：「貧窮是最惡劣的暴力。（Poverty is the worst form of violence.）」亞里士多德（Aristotle）說：「貧窮是社會不安和罪惡的主要原因。（Poverty is the parent of revolution and crime.）」曼德拉（Mandela）說：「貧窮不是一個意外，是一種人為，正如奴役和種族隔離政策，是可以大家合力改善的。（Poverty is not an accident. Like slavery and apartheid, it is manmade and can be removed by the actions of human beings.）」德蘭修女（Mother Teresa）也說：「貧窮已不單飢餓、赤身露體和無家可歸。更重要的是感到不受歡迎、不被愛護和不被關心。（We sometimes think that poverty is only being hungry, naked and homeless. The poverty of being unwanted, unloved and uncared for is the greatest poverty.）」解決香港貧窮的困局，需要每一個人都作出承擔，也需要各持份者為社會作出奉獻。香港的儲備仍然擁有八千多億元，但整體貧窮狀況沒有改善，因只剩下錢，這是多麼怪誕和令人心傷。香港的貧窮情況在未來可否得到改善，實有賴有效的政策和社會每一位人士的參與。一個社會怎樣關心有需要和貧窮的人士，正反映了當地社會的人口質素。若果大家都為貧窮行出一
　　小步，那麼香港會重拾希望。最後在此多謝曾經參與本書製作的同事、學生和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的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