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張泉第一次訪問史語所時,我告訴他,現在的史語所無法定義。
在史學領域,陳寅恪先生那一代人代表着一個大師的時代,但那個時代已經落幕。如今,史語所還能在世界漢學界佔據一席之地,靠的是每一位學人研究成績的累積,大家陸續開拓出新社會史、思想史、宗教文化史、新文化史、環境史等研究方向,走出各自的新路。從前,傅斯年先生認為史語所是一個學派,現在我們卻非常多元。
大師的時代似乎一去不返,但我很高興張泉願意探究那段逝去的時光。
2011年秋,張泉來訪問史語所。當時他是《生活》雜誌副主編,策劃過敦煌、台北故宮、營造學社等專題報道,他的許多文章都讓我印象深刻。他希望採訪史語所的同仁,記錄幾代學人的心路歷程。那時我正擔任所長,自然全力支持。
離開台灣大約四個月後,他發來一篇三萬多字的長文,請史語所的同仁針對歷史細節幫忙勘誤。看得出,他下了很深的功夫,用豐富的史料展現出史語所從創建到遷台以來的變遷。他的視角獨特,從那一代人構築民族想像與重建公共信仰的角度出發,重新審視史語所的使命、探索與貢獻。他尊重歷史,持論公允,又能以動人的文字娓娓道來。我和幾位同仁讀過,無不交口稱讚。這篇報道在《生活》雜誌刊登後,我請同事又彩印了許多份,分發給所內的同仁和來訪的海內外學者,便於大家了解史語所的歷史淵源與嬗變。
2014年秋,雲南派代表團來訪,提出在昆明舉辦關於史語所的大型展覽。抗戰期間,史語所被迫南遷,曾有一年半的時間落腳於昆明。據說,舊日的所址和一些故居仍保存完好。雲南方面希望邀請專家,協力策劃這次展覽。恰巧,一個多星期後,張泉再次來採訪,到史語所與我見面。我頓時眼中一亮。策劃這次展覽,他顯然是最合適的人選。他了解史語所的淵源與現狀,並且嚴謹、細緻;而作為資深媒體人,他也擅長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把遙遠的歷史傳遞給公眾。
聽了我的提議,張泉也很興奮。後來,他多次去昆明,來台灣,勘察遺跡,查閱檔案資料,尋訪專家和歷史親歷者。他每天到傅斯年圖書館,從開門坐到下班,梳理研究一些塵封的檔案資料,或者來史語所與同仁們訪談交流。大約一年後,他完成了策展方案,格局大氣恢宏,形式生動有趣。經過我所各學門多位同仁評審建議,策展方案又幾易其稿,堪稱是對史語所歷史非常全面、深入的總結和展示,自此,雲南方面也獲得了史語所在大陸完整首展的授權,所掌握的第一手檔案資料的深度與廣度,在大陸無出其右者。
這些年我也一直在關注張泉的寫作,他對晚清民國時期知識分子命運的追溯,對城市和地域文化變遷的探究,還有他與海內外各領域學者的訪談,都讓我感到很有價值。
如今閱讀他寄來的這部書稿,我發現,關於史語所的篇章既熟悉又陌生。他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檔案資料,廣泛閱讀了各種回憶錄、學術論文和專著,對學人的精神、思想與人生發掘得更深入,呈現得更完整。他還把視野擴大到地質調查所、清華國學研究院和中國營造學社,勾勒學人的群像,探究學界的浮沉。這幾家學術機構都與史語所淵源頗深,學人之間存在着複雜又密切的交集,構成一個學術共同體。無論坐擁書齋,還是走向田野,他們都以科學的精神研習「紙上之材料」,探尋「地下之材料」,在無比艱苦的環境中,有了許多震驚世人的大發現,就像張泉在書中所寫的那樣,「不世出的天才湧進同一個時代,合力造就時勢」。
讀着這部書稿,我感慨萬千,不禁想起幾十年前一個隆冬時節。當時我重返哈佛,路過「哈佛中國同學碑」時突發奇想,冒着風雪爬到馱碑的贔屓背上,一字一句辨認、抄錄起模糊的碑文。那座石碑是1936年中國哈佛同學會為慶祝母校創校三百周年捐贈的,其中有一段話,我一直難以忘懷:
深識遠見之士,知立國之本必亟以興學為先。創始也艱,自是光大而擴充之,而其文化之宏往往收效於數百年間而勿替。
當年捐贈石碑的一千多名校友中,就有張泉這本書中講到的趙元任、李濟、吳宓、梁思成、梁思永等先生,碑文則是胡適先生的手筆,並由他千里迢迢帶到波士頓。那一代學人以此碑向哈佛致敬,而他們在中國探求學問、傳播新知的歷程,同樣艱辛曲折,同樣深謀遠慮,同樣堅忍不拔,也終於讓學術發揚光大,讓文化澤被後世,令人敬仰,也引人唏噓。
張泉的這本書,讓我們可以更清晰地回望他們走過的路。舊日的足音或已遠去,他們留在文化史上的足跡不可磨滅。
黃進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