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語絲

 

　　（一）

　　假如我沒有到過劍橋、海德堡、敦煌，就不會有《劍橋語絲》、《海德堡語絲》及《敦煌語絲》三書；我去了劍橋、海德堡、敦煌三座獨有風姿的城市，如果沒有寫這三本「語絲」，便不止有負這三座名城，也有負自己的「文學之我」。

 

　　我終其一生，以學術（社會學）書寫為志業，先後出版的中、英著作百萬餘言，但我始終對文學有不可或離的興趣，一有自由自在的日子，便會書寫起舒我胸臆的散文來。

 

　　（二）

　　一九七五— 一九七六年，我從香港中文大學得到一年的長假，並受邀到英國劍橋大學（十個月）與美國劍橋的M.I.T（二個月）作訪問學人。到了劍橋，一抬眼，便見到徐志摩沒有帶走的那片雲彩，由於劍橋不尋常的美，不尋常的迷人，我內心的詩意衝動便促使我寫了十幾篇在劍橋的所見、所思、所感。這便是我一九七七年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劍橋語絲》。《劍橋語絲》一問世，就有洛陽紙貴的效應，很似我一九六六年發表的《從傳統到現代》第一本講中國現代化的學術著作。報章上出現了不少有讚美的評論（部分可見我〈語絲的知音〉一文）。我這裏只想引述當年台灣文學界聞人張佛千先生（他曾是台灣新聞處處長，但我從未識面）給我信中的二段話，他說：「…… 您寫劍橋，文章好到使我不想親身去看劍橋，而願意『讀遊』…… 您的魔筆引導我走進劍橋，不僅看到屋宇、草坪、橋、河等，以及活動其中的人物的風徽，更引導我們走進古代的劍橋，劍橋的深處。我想，從來沒有一個人的筆下所能有這樣使人『讀遊』的魔力。」又說：「對於大作，剪置案上，句句皆美，選摘為難，這真是最精美的散文詩，遠逾徐志摩、聞一多諸人之作，自有新文學以來所未有也」。（見我的《人間有知音：金耀基師友書信集》香港中華書局，二○一八年，頁二九○ — 二九一）

 

　　說實話，我讀到張佛千這樣的名士如此推美，我是有些醉意的。不過，《劍橋語絲》帶給我最大的快樂是我父親、業師王雲五和美學老人朱光潛的稱許和讚賞。一九七七年出版的《劍橋語絲》迄今已近半個世紀，想不到以文學評論著名的黃維樑教授在其二○二二年出版的《文學家之徑》中，指《劍橋語絲》中的一些細膩的書寫體現的是我的「陰陽美學」，是傲立散文界的一種獨特文體，並稱我是學術界、藝術界、教育界的一種「金光燦爛」的「稀有金屬」。這倒是令我怦然心動的稀有稱謂！有一點，我是有自信的，五百年後劍橋仍巍然存在，《劍橋語絲》讀者中亦必有像黃維樑一樣的懂書人。

 

　　（三）

　　一九八五年，我自新亞書院院長退下，得到大半年的長假，並受德國海德堡大學之邀，出任社會學訪問教授。我之去海德堡，主因海德堡大學是二十世紀初社會學宗師麥克斯．韋伯（Max Weber）講學著述之所，我特別希望到「韋伯學」專家施洛克特（W. Schluchter）教授主持的海大社會學所，那是「韋伯學」研究的中心。一九七六年初夏我曾從劍橋到海德堡小遊，即使已習慣了劍橋的美，我仍然為海德堡的美所眩惑。一九八五年，我在海城剛飄下第一片落葉的初秋，重臨舊地，越發感到這山水之城的綺麗和嫵媚，怪不得海德堡一向有令人「失魂之城」的美譽。在海大，除了作幾次學術報告，我是絕對自由自在的，也因此，我去過德國幾個主要的大學小城，也幾乎訪遍西德的歷史名都。我到過與海德堡齊名的奧地利薩爾斯堡，也在作客西柏林的柏林高等研究院（The Berli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後，通過柏林牆，還不請自去到東德東柏林的漢堡大學，並在學生餐廳與十數位年輕學子大談東西德統一的「能不能」和「好不好」的問題。

 

　　我在海德堡半年，一百多個寧靜的日子，不止讓我有時間讀書研究，還真正有機會冷靜地思考。這是我第二次到德國，但卻是我第一次「發現」德國，我先後在海城的尼加河畔和瑪茲街兩個羈旅的客舍裏寫了十篇隨感式的散文，我用不少筆墨寫海城之秋以及與秋有關的種種，但我落筆最重的是對德國的文化、歷史、政治的所見、所思與所感。這些我的所見、所思與所感的文字便成了我的第二本散文集——《海德堡語絲》。一九八六年，《海德堡語絲》出版後，便與她的姐妹篇《劍橋語絲》風行於內地、香港和台灣。誠然，最令我歡然有喜的是散文家董橋品題我的散文為「金體文」。他在一篇〈「語絲」的語絲〉中論到金體文時說：「這是文學的神韻，是社會學的視野，是文化的倒影，更是歷史多情的呢喃，都在金耀基的胸中和筆底」。這是我之所以視董橋為「金體文」的第一知音。之後，我看到梁錫華（佳蘿）討論我的《海德堡語絲》的一篇高水平的書評，梁錫華是徐志摩專家，也是比較文學的教授，他顯然是一個喜歡「金體文」的人。他說：「『金體文』，可誦」，有「文士德性，哲人頭腦，且有行政高材的社會學家……『金體文』往往給讀者以啟迪，又豈只松風明月、石上清泉而已」。梁錫華評論最透的是他看到我書中的寫秋和我的「秋思」，他認為我筆下的秋和十八世紀英國詩人湯普遜（James Thompson，一七○○ — 一七四八）的寫秋名篇The Seasons 內的若干詩句，「竟是隔代輝映，格調相類」。最後，他評《海德堡語絲》說：「處身在宏麗的文學殿堂，金氏書的金光，無疑會長期閃亮於遊記文學的一角，即使歲月無情，相信也難把它沖刷掩藏」。

 

　　（四）

　　《劍橋語絲》和《海德堡語絲》分別於一九七七年和一九八六年問世，寫的是英國和德國二個迷你型的美麗名城，多年來，頗有些有人笑鬧我，「怎麼沒有一本寫中國的？」說實話，這完全不是刻意的選擇，而純然是機緣。我在中文大學任職期間（一九七○ — 二○○四），我其中的二次長假（一九七五— 一九七六，一九八五）訪學或講學，去的是劍橋大學與海德堡大學，這才會有《劍橋語絲》和《海德堡語絲》。

 

　　二○○四年，我從香港中大退休，開始了我一生中的長假。二○○七年，我有了二次不很尋常的故國中土之行。一是回到六十年未回的原鄉——天台；一是去了多年來一直想去的沙漠藝都——敦煌。返港後，興致勃勃地寫了〈歸去來兮，天台〉與〈敦煌語絲〉兩個長篇。當時主持牛津大學中文出版的林道群兄，第一時間建議我將這二個長篇再加上我一九八五年的中國行所寫的〈最難忘情是山水〉長篇，合為一集出版。這是我的第三本散文集《敦煌語絲》的由來。

 

　　寫到這裏，我不由想起二○○七年七月十日《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在收到〈歸去來兮，天台〉長文後給我的信，他說：「拜讀鴻文，果然筆下不凡，卅年前《劍橋語絲》、《海德堡語絲》已成美文範本，已斷響多時，他日如能結集《神州語絲》，必大放異彩…… 」。我覺得潘耀明絕對是我散文的知音人，我有時也覺得我的第三本散文集如用《神州語絲》為名，也是很好的。其實，《敦煌語絲》一書是三個長篇的結集，所寫的正是我三次神州之旅中所見、所思與所感。因其中〈敦煌語絲〉一文篇幅最多，而「敦煌」二字既響亮，又夠「中國」，故〈敦煌語絲〉的「篇名」也就成了「書名」。

 

　　「敦煌」是我認為一生中不能不一到的地方。敦煌建於漢代，是古絲路的重鎮。二世紀時已是中國與西域多國交通、貿易、文化交流的一個華戎聚居的「國際」都會了。故當地人風趣地說，「敦煌是昨日的香港」，這對來自香港的我真頗有些觸動。今日敦煌是坐落在「西出陽關無故人」的陽關之外的戈壁沙漠中的藝術石窟群，當我親睹莫高窟、榆林窟、炳靈寺的魏晉、隋唐、宋元的壁畫、塑像，特別是美之極致的飛天時，內心的歡悅真非筆墨所可形容。敦煌之行，不啻是穿越了千年的歷史隧道，有了一次長長的美的巡禮。我之寫〈敦煌語絲〉，實希望未到過敦煌的人也可少少領略這座沙漠藝都的「可以言傳」的美。

 

　　〈歸去來兮，天台〉一文，是寫我回到離別了一個甲子的家鄉天台。天台是千年古城，天台山是天台的精靈所在，它是佛教第一宗（天台宗）的發祥地，也是道教南宗的祖庭。東晉文豪孫綽讚美天台山是「山水之神秀者也」，中國第一位大旅行家徐霞客出遊的第一座名山正是天台山。有唐一代，有逾四百位詩人，包括李白、王維、孟浩然、劉禹錫、白居易、杜牧等先後慕名而來，所謂「浙東唐詩之路」的目的地也就是天台山。天台山的國清寺是隋代古剎，已一千四百年了。歷史上聲名遠揚的寒山和濟公活佛都與天台有不解緣。天台有八大景、五小景，有名有姓的三十六景。我第一次返鄉，主要是為了探望雙親的故居，拜祭祖父母之墓，家鄉的勝景美色，當然不能也不必一次看盡。我在〈歸去來兮，天台〉的文尾說：「山水常有，鄉情常在，我們今日未到不到的地方，都是為他年他日再來時。」是的，二○一九年三月，我與妻帶着小孫女雨靉再返天台。這一次，除與前一次結交的上一輩鄉賢敘舊外，更結識了朱明旺伉儷、盧益民、金正飛、趙宗彪、王寒等中生代的表表者。在他們熱情親切的陪伴下，雖未能走透天台，但畢竟到了許多上次想到未到的地方。我登上了可以賞「雲錦杜鵑」，可以品雲霧清茶的天台山之巔的華頂，更到了夢遊已久、母親口中常念的「石梁飛瀑」。此行可謂是圓夢之旅了。回港後，接到趙宗彪先生四月十一日的《台州日報》，上面有他寫的〈江山萬里故園情—— 金耀基先生回鄉記〉，展讀之餘，不勝歡喜。趙宗彪不愧是台州才子，凌雲健筆，口碑早在。這次中華版《敦煌語絲》中，我特地把宗彪之文收入附錄中，以饗讀者。坦白說，我之寫〈歸去來兮，天台〉固然是為滿足一己的思鄉之情，但亦是覺得天台之美，不可自私享有，應該讓天下人知道天台是神州一座絕色的山水之城。

 

　　〈最難忘情是山水〉是《敦煌語絲》的第三個長篇，寫於一九八五年，那是我一九四九年離開大陸後第一次的故國之行。是年五月九日，我隨港中大馬臨校長率領的一個七人代表團訪問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及中國科學院。中大代表團北上不止是禮貌式的報聘，也是具體落實學術上的交流與合作。當然，到了古都北京，除了參觀北大清華特有風致的校園，少不得去了故宮、天壇、長城這些名震遐邇的百千年勝跡。

 

　　北京訪問之後，我又轉到江南作九日之遊。事先元禎與我在香港參加了一個商業性的旅行團，行程是香港— 廣州— 蘇州— 無錫— 杭州— 上海—廣州— 香港。我與妻是五月十八日在南京與旅行團會合的。江南之行共十七天，先後歷七城，縱貫大江南北。雖是走馬看花，卻也是點滴在心頭，一路所見、所思、所感都一一做了筆記，返港後即寫成萬言長篇，寫的最多的是山水名勝的觀感與情思，故名此篇為〈最難忘情是山水〉。一九八五年，大陸改革開放不久，兩岸的交流未啟，大陸與台灣對言論仍各有大大小小的禁忌與禁制。台灣的《聯合報》因大文士高陽精明的編輯巧思，才得以刊出我這篇〈最難忘情是山水〉，而此文一經刊出，便百口傳誦，並聽不到半點的政治雜音（這反映此文發表時，兩岸的政治氣候已生變化，台灣當時的政治禁忌與禁制已完全是不必要的）。當然，〈最難忘情是山水〉一文所受到的一片讚美，莫過於著名史學家牟潤孫先生的一紙美言。牟教授在給我的信中說：「在《明報月刊》得讀大作〈最難忘情是山水〉，為之傾倒，真當代第一文情並茂之作也。弟唯有欽羨，而絕無此才力成此類名世之佳製」（此信刊於金耀基《人間有知音：金耀基師友書信集》香港中華書局，二○一八年，頁二九八）

 

　　牟潤孫先生是當代魏晉史學名家，與我同輩的史學者逯耀東即師從於牟老。一九七○年我自美到港參加港中大新亞書院時，牟先生是港中大錢穆先生外唯一的歷史學講座教授，我曾在校園遠遠看見過牟教授，但從未面晤。他給我寫信時，已是望八之齡，退休已多年，想不到他對我這個社會學系的後學如此推美，我是感動難語的。歲月匆匆，而今牟老早已仙歸道山，而我竟亦已到望九之齡，真有隔世之感！我這次刊引牟潤孫教授之信，固是為我「語絲」加持，亦是望後世讀「語絲」之人，可以知有牟潤孫這樣老輩學者的不可及的識見與襟懷。

 

　　（五）

　　二○一二年香港中華書局有出版「香港散文典藏」之計劃，並以「金耀基集」徵文於我。我欣然同意，並選出我三本「語絲」中多篇文字以應，最後問世的「金耀基集」是由黃子平編選的《是那片古趣的聯想》。這是我與香港中華書局的首次愉快合作。後來我知道最喜歡我語絲散文的是當時中華的總編輯趙東曉博士。二○一七年，趙東曉博士又以集古齋總經理的身份，為我在集古齋舉辦了我首次的個人書法展（迄今已在香港、上海、北京、杭州、青島辦過六次展覽）。二○二○年與二○二三年，東曉（現任香港中華書局董事長）與侯明（香港中華書局總經理兼總編輯）又在中華書局先後為我出版了《百年中國學術與文化之變》及《從傳統到現代》的「擴大版」（一九六六年台灣初版重版外，另增一十四篇的論文集）。去年（二○二三年）因牛津大學出版社的中文部停運後，我決定將在牛津出版的九本書的版權分別轉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及香港中華書局。因中華書局在「香港散文典藏」中已有了「金耀基集」，我的三本「語絲」最合理的最後歸宿應是香港中華書局。我高興知道東曉、侯明和周建華（新任中華總經理兼總編輯）已向我的三本「語絲」伸出歡迎之手。當然，在三本「語絲」出版之際，我要對編輯黎耀強先生和他的團隊的專業精神和服務熱誠表示敬意和感謝。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