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語絲

敦煌的想像

世間有幾處地方， 有生之年總覺應該一到，敦煌便是其一。一九九四年，錢偉長先生轉贈我常書鴻先生九十歲時出版的《九十春秋—— 敦煌五十年》，讀畢這部三百餘頁的大書，對這位與敦煌生死相許五十年的「敦煌守護神」，固然油然起敬，而他筆下的莫高窟、榆林窟的彩塑與壁畫， 更增加了我對敦煌的嚮往。

少時聽到敦煌的名字，只曉得那是遠在天邊的地方，少不了許多遐思。敦煌在我心中是與陽關、玉門關連在一起的，是一個與戈壁沙漠、駝隊鈴聲、西風、夕陽連在一起的圖像。

一九○○年，敦煌石窟「藏經洞」的發現，是中國古物考古的大事件。常書鴻以為其文化意義，比之孔壁古文、殷墟甲骨、流沙墜簡尤為重要，較之一七四八年意大利發現一千八百年前的龐培古城亦不遜色。藏經洞所藏的是五萬多件經卷、文書、織繡和畫像，是從三國魏晉到北宋一千年間的古文獻、古文物。藏經洞之發現，轟動世界，招致了英、法、日、俄、美等國文物考古人士的垂涎，半偷半騙，搬走了其中十之八九；不過，卻因此產生了世界性的「敦煌學」（我十分欣賞季羨林先生的「敦煌學在世界」的觀念），而自明後隱身的敦煌石窟也因而重新顯赫於世。

中國的敦煌學自王國維以降，成績斐然，而陳寅恪的隋唐史研究所以獨步史林，固由於他的積學與史識，但這與他善用敦煌資料顯然有關。胡適之寫禪宗 （南宋）七祖神會和尚的大故事，認定神會是新禪學的建立者，也是《壇經》的作者，是中國佛教史上最偉大的人物。此前沒有人知道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是因為他的歷史和著作，埋沒在敦煌石室一千多年。胡適之所以寫得如此自信，如此活龍活現，就是因為他在巴黎發現了敦煌寫本的三種神會語錄，在倫敦找到了敦煌本神會的《顯宗記》和《壇經》。

留下吳道子畫風的地方

藏經洞的經卷、文書固然已散藏在巴黎、倫敦等世界名都的博物館，但今日莫高窟七百個石窟中的彩塑和壁畫卻是敦煌藝術的寶庫。彩塑是石窟的藝術主體，有佛像、菩薩像、弟子像，以及天王、金剛、力士等大小二千四百一十五尊，這些彩塑，自魏晉經隋唐到宋元，各代有各代的風格，有佛家彩塑博物館之稱。至於壁畫，面積有四點五萬平方公尺，如果把這些畫排成兩米高的畫式展出，有二十二公里半長，絕對是世界最長的古代畫廊了。這些壁畫時間跨度大，由公元四世紀到十四世紀，歷十個朝代，不啻是一部從中古到近古的繪畫史。我素喜雕塑與繪畫，而這正是敦煌石窟藝術的核心，所以最想有一日能親眼目睹。唐代的藝術更是我愛中之愛，莫高窟恰恰又是唐窟最富，有二百三十二個之多。論唐代藝術之高卓百代者，莫若其詩、文、書、畫。而集詩、文、書、畫四美於一身，被林語堂讚為「人間不可無一，難能有二」的蘇東坡嘗言：「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杜詩、韓文、顏書都吟過、讀過、臨過，唯獨吳畫則從未看過，而敦煌壁畫，卻儘多唐人之作，雖然沒有吳道子的親筆，但「吳帶當風」的韻致，在石窟中的人物畫、觀音像、舞人、飛天圖中是可以意會的。我與敦煌唐畫的照面是看了張大千的臨摹之作。大千居士是當代享大名、卻又是多爭議的大家，畫界中很多人以他是「偽作大師」而貶之。大千居士確多仿摹之作，而最要命是應酬畫太多，反不見他創作力度之高，不論如何，徐悲鴻以「五百年來第一人」譽之，豈是糊塗話？他是第一個去敦煌臨畫的人，一九四一年整整花了三個月時間，千辛萬苦，抵達敦煌，又窮兩年時間，披風戴雪，在灰沙撲面，燈火熒熒，無比艱苦的狀況下，臨摹了逾百張壁畫。因為他，敦煌壁畫之宏大富美才彰顯於世，並有了「敦煌畫學」之說，其功豈小也哉？也是因為他的識見與游說，才促使國民黨元老、書法大家于右任發起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信念。說真的，我之想親臨敦煌石窟，固然是最想一睹唐代人之原畫，也很想看看大千居士是臨摹了哪些敦煌壁畫。

新亞書院的絲路文化遊

二○○七年十月，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有「絲綢之路文化六天遊」，得知領隊是建築系的何培斌教授，我即刻報了名。元禎膝痛，不良於行，只好獨自上路了。培斌在愛丁堡大學專攻古建築，之後又在倫敦亞非學院研修敦煌之學，他去敦煌已有無數次了，隨他去絲綢之路的文化之旅，就算沒有事前的大量閱讀，也不會深入寶山，空手而回。這次六天遊，所經皆古絲路上的重鎮要隘，所看都是石窟、博物館與墓穴，所觀賞者莫非彩塑與壁畫。行前，我已作了閱讀筆記，遊訪期間，每到一地，更作筆記，入夜再作整理，深感此行頗多收穫，了卻平生一願。返港後，因有會議、講演、做眼睛手術等事，久久不能提筆，農曆新年，最得閑，於是憑筆記、圖文、照片，一一回顧，寫下所見、所聞、所思，因所寫都是絲路上的點點滴滴，故曰「敦煌語絲」。

西安：古絲路的起站

十月六日，天未亮便被鬧鐘喚醒，退休三年來的一大舒服事便是不需用鬧鐘了。團隊旅遊常是沒有自由的尋樂。清早，新亞書院黃乃正院長夫婦好心雇計程車來接我這個老新亞人。抵赤鱲角機場，約二十位團友都陸續集合。他們都是新亞校友或校友的家人朋友。校董會的梁英偉伉儷一早到了，他對敦煌之行有很大期待。好高興老友夏仁山兄也來了，他與我是團中唯二到了「古稀今不稀之年」的、未敢稱老的老人。

香港飛西安約兩個半小時，從一個高度現代化的都會到一個二千年前已十分顯赫的古都，沒有時差，但文化落差是可以感受到的。十幾年前我曾來此，當然看到震驚中外的兵馬俑。有人說，看中國古都，看地上的去北京，看地下的到西安。我心中的長安始終比眼中所見的西安美。我是從唐詩進入長安的，長安是唐詩中吟唱最多的古都。的確，古西安是唐代都城，當時可能是世界過百萬人的第一大城市，而唐以前，秦漢皆設都於此，她是中國大一統帝國時代最早的都城。自漢以來，長安就是古絲路的起站，唐僧西去求佛也是從長安出發的。

我們首站是西安，但非此行絲路之遊點，只是以西安為轉機去敦煌的中途站。在緊湊的行程裏，還是從容地參觀了新建的西安博物館，它與陝西博物館皆為著名建築師張錦秋的手筆。這座外觀以天圓地方體現古典觀念的建築，與唐代所建的小雁塔，遙相交映。館內收藏了西安各個歷史年代遺存文物十三萬件，看是看不盡的，只有選擇參觀，在佛像館、唐三彩館已看得不亦樂乎，我更在大廳幾幅敦煌壁畫前徘徊流連。敦煌未到，卻已心馳神遊於莫高窟了。

出了館，在去機場途中，浮光掠影所見，西安的城市建築，顯然是傳統與現代在對話、交融、拔河。最近二十年，全國數以百計的大小城市，自東而西，從南到北，都在火紅紅地新建、重建，這是千年來第一次全國性市容的大變換，它將決定內地二十一世紀乃至今後五百年內地城市的面貌。真的，在這風起雲湧的建築大浪潮中，內地城市如何在現代化中保有古典趣味，如何在全球化中保有自己的風格，實在是我國城市發展史中一個必須思考的大課題。

敦煌：「昨日的香港」

從西安到敦煌，想不到也要兩個多小時，敦煌真是遙遠。在汽車、火車、飛機不到的日子，去敦煌只有靠駱駝在沙漠戈壁上日以繼夜的累月跋涉，其苦何如？當飛機降落在敦煌機場時，新月初上，迎面而來陣陣冷風，但不寒冽，巴士送我們入住敦煌賓館，房間寬大舒適，設備現代。泡了杯帶來的台灣烏龍，水質特清，據說是祁連山雪水，我感到有一種承受不了的輕鬆。捨不得如此清澈的月色，披了件厚外衣，約了仁山，無拘地漫步在敦煌的大街上。街燈如晝，霓虹絢麗，沙漠綠洲上的城市竟有這等光景！當地人風趣地說，「敦煌是昨日的香港」。敦煌建於漢代，是古絲路的重鎮。文獻說：「敦，大也；煌，盛也」，公元二世紀時已是中國與西域多國交通、貿易、文化交流的一個華戎聚居的「國際」都會了。敦煌地處平沙千里的戈壁，是黨河沖積而成的一塊綠洲，北面是天山，東南是祁連山，南面最近的是三危山、鳴沙山。敦煌之西北與西南分設玉門關與陽關，皆古絲路之要扼。自少讀王之渙「春風不度玉門關」，王摩詰「西出陽關無故人」的詩句，對玉門、陽關就有無盡的詩的想像，但此次行程中沒有二關，不無遺憾耳。

近午夜時分，在一家正要打烊的小店舖裏，仁山與我都買了隻夜光杯。夜光杯在香港亦有，購於敦煌，杯中美酒才有葡萄之香吧。店中小姑娘說，再過幾天，敦煌店舖就關門了，風沙大，氣溫低，文化香客大都止步了。

莫高窟：沙漠的藝術館

抵敦煌第二天，我們便訪遊一名千佛洞的莫高窟。是日清晨，氣溫攝氏五度，團友們興致勃勃登上旅遊車。從敦煌向東南行駛，公路兩旁是不見人煙的戈壁灘，約半小時至鳴沙山，只見山之東麓陡崖上，佈滿了層層密如蜂窩的洞窟。南北長一千七百米，高約四樓層，最高的自山腳到山頂達四十米，這是一座自然與人工結合構築長之又長的石窟藝術館，在平野遼闊的沙漠戈壁上，是一道過目難忘的風景線。這不是哪一個建築師的傑作，是歷代無數藝匠的集體創造。傳說前秦建元二年（公元三六六）一位叫樂僔的僧人，從東方雲遊至鳴沙山下，打坐時，忽見對面的三危山上有萬道霞光，狀如千佛，因覺此為靈異之地，便在此開鑿了第一個洞窟，設壇禮佛。此後千年，從五世紀到十四世紀，絲路上東西往來的商賈和地方世家紛紛捐資，修建佛窟祈福，據載最盛時數逾一千。此正可以推想當年絲路之旺，敦煌之大之盛也，而莫高窟也就成為中國三大石窟之首。中國的三大石窟，曰敦煌莫高窟、洛陽龍門石窟、山西雲岡石窟。純以雕塑論，龍門、雲岡皆為石刻，較之莫高之泥塑，更顯雄偉。我在圖書、光碟上看到的龍門之盧舍那佛坐像，不只宏大，而且秀美，面容之雍雅，身姿之美健，舉世罕有其匹。莫高窟之彩塑，有大有小，小的迷你型大不及手掌，大的高達三十五米的彌勒像，佔滿了被視為是莫高窟標誌的九十六窟的九層樓的巍巍高閣。據說龍門盧舍那佛和莫高窟的北大像都是武則天時所建。武后自比彌勒下生，她稱帝，自然會說是應天承命了。妙的是據說盧舍那佛還有她的影子呢！更妙的是自武后起，觀音菩薩的形象也由男變成了女。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我看古時也只有在唐代她才能坐上男人專有的龍椅。有唐一代，佛道的地位是高於講男尊女卑的儒家的。

石室寶藏，塞外江南

在進入莫高窟之前，何培斌教授拜訪了敦煌研究院。樊院長不在，一位儒雅溫文的陳秘書出來招呼。他說，參觀的行程都安排好了，讓我們上、下午看二十二個石窟，有的平時是不開放的。大家為之十分雀躍。陳秘書又說，此次新亞團參觀不收費。這更是意外了。團友都笑着說這是領隊何教授的面子。的確，培斌是敦煌常客，敦煌研究院的人深知他是一位敦煌學的同道，給他優遇，也是合理。當然我們也想到了新亞校友陳萬雄博士，我們行前，萬雄兄已通過信函、電話跟敦煌研究院聯絡了。萬雄主持的香港商務印書館曾出過許多高格調的敦煌藝術圖書，對敦煌藝術的推廣、發揚出過大力，是真正的敦煌之友。我們是叨了他的光了。

步過宕泉河的石橋，不見流水，一座巍峨的牌坊聳立眼前，上有「石室寶藏」四字。步行三十米，又一座小牌坊刻有「莫高窟」三字。這時，進入眼簾的便是滿佈一個個石室的佛教藝術的長廊了。最叫人爽心的是石窟前幾排銀白楊、柏樹，綠得養眼，還有許多不知名的樹，長滿了亮麗金黃的葉子，在風中輕輕搖曳，更顯婀娜，在蕭肅的秋寒中，煥發一片春意，使人有「塞外江南」的感覺。莫高窟給我的印象是整潔有序，有風沙但不染一塵。院裏導引我們的女士，斯文有禮、吐屬清雅，帶給我們一種快樂，這種快樂只有造訪世界著名博物館時才有。想起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常書鴻一行來千佛洞時的破敗與蕭殘，我們真要感激敦煌研究院幾代人所付出的心血。是的，莫高窟有今日這般的好樣，不少有心人的愛心是有功的。邵逸夫爵士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就曾對條件甚差的石窟捐資修護。難得這位大眾娛樂文化事業的巨擘，對古典藝術也那麼熱心。聽說這位百歲老人不久前還來了莫高窟，真是「邵老不老，壽比莫高」。

一次匆匆的美的巡禮

百聞不如一見，終於身臨石窟，親眼見到了敦煌的彩塑與壁畫。從一窟到另一窟，從上午到下午，看足了二十二個很具有代表性的石窟。自北魏經隋唐到宋元，內容豐富，目不暇給。平庸的不是沒有，但真看到了許多令人讚歎的藝術傑作，只覺得一天看得太多，不易消受。培斌真的不含糊，每進一窟，常是漆黑一團，他用手電一照，便照出窟中乾坤，不是一組組塑像，便是一幅幅壁畫，接着他便循光照所至，一一解說，詳者詳之，略者略之。我們在八小時中，邊看邊聽，我事前的閱讀印象此時一一得到印證，好不快哉！佛與人物塑像，魏晉是一面貌，隋唐又一面貌，宋元又一面貌。壁畫之多之富，非親臨石窟不能想像，石窟之四壁，石窟之天庭上壁，都是畫得滿滿的，可貴的是雖經百千年之雪冬酷夏，有的竟然還有原色原味。誠然，許多已經褪色、變色，看來已難規復回天了。早期壁畫的佛本生故事，全來自印度原始佛教，特別是北魏的《薩埵太子捨身飼虎圖》，刻畫有力，可稱精品，但總覺太過殘忍。宗教感染力強，審美意識就弱了。經變畫最是多采多姿，隋唐之後，都屬大乘佛法，如觀音經變、觀無量壽經變、阿彌陀經變、報恩經變，有的已非印度佛教原典，而攙進了儒家倫理的觀念。越到後代，佛教越見世俗化與中國化，藝術與宗教也漸行漸離，藝術的獨立性在晚唐的《張議潮出巡圖》，五代的《五台山圖》更清楚可辨了。

培斌率領導遊莫高窟，在八小時內跨越了一千年的歷史隧道，這真是一次匆匆的美的巡禮。是的，在此之前，我已有過一次美的巡禮，那是我讀李澤厚的傑作《美的歷程》時所感受到的。這次親身經歷的美的巡禮，儼然是讀了半部佛教藝術史。佛教在漢代傳入中土，魏晉南北朝時廣泛流行，在整個社會居統治地位，中國幾成佛陀世界。晚唐杜牧的《江南春》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之句，景色迷濛之美，躍然紙上，但他是否又在慨歎南朝統治者迷佛而貽害國是？佛教來中國在思想界曾引起很大反動，並且有滅佛之事。胡適把整個佛教東傳時代看成中國的「印度化時代」（Indianization period），他說「這實在是中國文化發展上的大不幸也」。胡適是個真實的理性主義者，他對佛家的宗旨與哲學「沒有好感」是不足為怪的。不過，說到中國的「印度化時代」，恐怕不長。實際上，隋唐以來，論者認為佛教是中國化了，研究佛教思想與文化最稱專博的湯用彤認為，印度佛教到中國，經過了衝突與調和的過程，到後來，佛教思想被吸收，加入了中國本有文化的眾脈之中，「佛教已經失卻本來面目，而成功為中國佛教」。一個清楚的文化與社會事實是：百千年來，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佔主要位置的是儒家和佛教。

敦煌的想像

世間有幾處地方， 有生之年總覺應該一到，敦煌便是其一。一九九四年，錢偉長先生轉贈我常書鴻先生九十歲時出版的《九十春秋—— 敦煌五十年》，讀畢這部三百餘頁的大書，對這位與敦煌生死相許五十年的「敦煌守護神」，固然油然起敬，而他筆下的莫高窟、榆林窟的彩塑與壁畫， 更增加了我對敦煌的嚮往。

少時聽到敦煌的名字，只曉得那是遠在天邊的地方，少不了許多遐思。敦煌在我心中是與陽關、玉門關連在一起的，是一個與戈壁沙漠、駝隊鈴聲、西風、夕陽連在一起的圖像。

一九○○年，敦煌石窟「藏經洞」的發現，是中國古物考...

序
（一）
假如我沒有到過劍橋、海德堡、敦煌，就不會有《劍橋語絲》、《海德堡語絲》及《敦煌語絲》三書；我去了劍橋、海德堡、敦煌三座獨有風姿的城市，如果沒有寫這三本「語絲」，便不止有負這三座名城，也有負自己的「文學之我」。

我終其一生，以學術（社會學）書寫為志業，先後出版的中、英著作百萬餘言，但我始終對文學有不可或離的興趣，一有自由自在的日子，便會書寫起舒我胸臆的散文來。

（二）
一九七五— 一九七六年，我從香港中文大學得到一年的長假，並受邀到英國劍橋大學（十個月）與美國劍橋的M.I.T（二個月）作訪問學人。到了劍橋，一抬眼，便見到徐志摩沒有帶走的那片雲彩，由於劍橋不尋常的美，不尋常的迷人，我內心的詩意衝動便促使我寫了十幾篇在劍橋的所見、所思、所感。這便是我一九七七年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劍橋語絲》。《劍橋語絲》一問世，就有洛陽紙貴的效應，很似我一九六六年發表的《從傳統到現代》第一本講中國現代化的學術著作。報章上出現了不少有讚美的評論（部分可見我〈語絲的知音〉一文）。我這裏只想引述當年台灣文學界聞人張佛千先生（他曾是台灣新聞處處長，但我從未識面）給我信中的二段話，他說：「…… 您寫劍橋，文章好到使我不想親身去看劍橋，而願意『讀遊』…… 您的魔筆引導我走進劍橋，不僅看到屋宇、草坪、橋、河等，以及活動其中的人物的風徽，更引導我們走進古代的劍橋，劍橋的深處。我想，從來沒有一個人的筆下所能有這樣使人『讀遊』的魔力。」又說：「對於大作，剪置案上，句句皆美，選摘為難，這真是最精美的散文詩，遠逾徐志摩、聞一多諸人之作，自有新文學以來所未有也」。（見我的《人間有知音：金耀基師友書信集》香港中華書局，二○一八年，頁二九○ — 二九一）

說實話，我讀到張佛千這樣的名士如此推美，我是有些醉意的。不過，《劍橋語絲》帶給我最大的快樂是我父親、業師王雲五和美學老人朱光潛的稱許和讚賞。一九七七年出版的《劍橋語絲》迄今已近半個世紀，想不到以文學評論著名的黃維樑教授在其二○二二年出版的《文學家之徑》中，指《劍橋語絲》中的一些細膩的書寫體現的是我的「陰陽美學」，是傲立散文界的一種獨特文體，並稱我是學術界、藝術界、教育界的一種「金光燦爛」的「稀有金屬」。這倒是令我怦然心動的稀有稱謂！有一點，我是有自信的，五百年後劍橋仍巍然存在，《劍橋語絲》讀者中亦必有像黃維樑一樣的懂書人。

（三）
一九八五年，我自新亞書院院長退下，得到大半年的長假，並受德國海德堡大學之邀，出任社會學訪問教授。我之去海德堡，主因海德堡大學是二十世紀初社會學宗師麥克斯．韋伯（Max Weber）講學著述之所，我特別希望到「韋伯學」專家施洛克特（W. Schluchter）教授主持的海大社會學所，那是「韋伯學」研究的中心。一九七六年初夏我曾從劍橋到海德堡小遊，即使已習慣了劍橋的美，我仍然為海德堡的美所眩惑。一九八五年，我在海城剛飄下第一片落葉的初秋，重臨舊地，越發感到這山水之城的綺麗和嫵媚，怪不得海德堡一向有令人「失魂之城」的美譽。在海大，除了作幾次學術報告，我是絕對自由自在的，也因此，我去過德國幾個主要的大學小城，也幾乎訪遍西德的歷史名都。我到過與海德堡齊名的奧地利薩爾斯堡，也在作客西柏林的柏林高等研究院（The Berli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後，通過柏林牆，還不請自去到東德東柏林的漢堡大學，並在學生餐廳與十數位年輕學子大談東西德統一的「能不能」和「好不好」的問題。

我在海德堡半年，一百多個寧靜的日子，不止讓我有時間讀書研究，還真正有機會冷靜地思考。這是我第二次到德國，但卻是我第一次「發現」德國，我先後在海城的尼加河畔和瑪茲街兩個羈旅的客舍裏寫了十篇隨感式的散文，我用不少筆墨寫海城之秋以及與秋有關的種種，但我落筆最重的是對德國的文化、歷史、政治的所見、所思與所感。這些我的所見、所思與所感的文字便成了我的第二本散文集——《海德堡語絲》。一九八六年，《海德堡語絲》出版後，便與她的姐妹篇《劍橋語絲》風行於內地、香港和台灣。誠然，最令我歡然有喜的是散文家董橋品題我的散文為「金體文」。他在一篇〈「語絲」的語絲〉中論到金體文時說：「這是文學的神韻，是社會學的視野，是文化的倒影，更是歷史多情的呢喃，都在金耀基的胸中和筆底」。這是我之所以視董橋為「金體文」的第一知音。之後，我看到梁錫華（佳蘿）討論我的《海德堡語絲》的一篇高水平的書評，梁錫華是徐志摩專家，也是比較文學的教授，他顯然是一個喜歡「金體文」的人。他說：「『金體文』，可誦」，有「文士德性，哲人頭腦，且有行政高材的社會學家……『金體文』往往給讀者以啟迪，又豈只松風明月、石上清泉而已」。梁錫華評論最透的是他看到我書中的寫秋和我的「秋思」，他認為我筆下的秋和十八世紀英國詩人湯普遜（James Thompson，一七○○ — 一七四八）的寫秋名篇The Seasons 內的若干詩句，「竟是隔代輝映，格調相類」。最後，他評《海德堡語絲》說：「處身在宏麗的文學殿堂，金氏書的金光，無疑會長期閃亮於遊記文學的一角，即使歲月無情，相信也難把它沖刷掩藏」。

（四）
《劍橋語絲》和《海德堡語絲》分別於一九七七年和一九八六年問世，寫的是英國和德國二個迷你型的美麗名城，多年來，頗有些有人笑鬧我，「怎麼沒有一本寫中國的？」說實話，這完全不是刻意的選擇，而純然是機緣。我在中文大學任職期間（一九七○ — 二○○四），我其中的二次長假（一九七五— 一九七六，一九八五）訪學或講學，去的是劍橋大學與海德堡大學，這才會有《劍橋語絲》和《海德堡語絲》。

二○○四年，我從香港中大退休，開始了我一生中的長假。二○○七年，我有了二次不很尋常的故國中土之行。一是回到六十年未回的原鄉——天台；一是去了多年來一直想去的沙漠藝都——敦煌。返港後，興致勃勃地寫了〈歸去來兮，天台〉與〈敦煌語絲〉兩個長篇。當時主持牛津大學中文出版的林道群兄，第一時間建議我將這二個長篇再加上我一九八五年的中國行所寫的〈最難忘情是山水〉長篇，合為一集出版。這是我的第三本散文集《敦煌語絲》的由來。

寫到這裏，我不由想起二○○七年七月十日《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在收到〈歸去來兮，天台〉長文後給我的信，他說：「拜讀鴻文，果然筆下不凡，卅年前《劍橋語絲》、《海德堡語絲》已成美文範本，已斷響多時，他日如能結集《神州語絲》，必大放異彩…… 」。我覺得潘耀明絕對是我散文的知音人，我有時也覺得我的第三本散文集如用《神州語絲》為名，也是很好的。其實，《敦煌語絲》一書是三個長篇的結集，所寫的正是我三次神州之旅中所見、所思與所感。因其中〈敦煌語絲〉一文篇幅最多，而「敦煌」二字既響亮，又夠「中國」，故〈敦煌語絲〉的「篇名」也就成了「書名」。

「敦煌」是我認為一生中不能不一到的地方。敦煌建於漢代，是古絲路的重鎮。二世紀時已是中國與西域多國交通、貿易、文化交流的一個華戎聚居的「國際」都會了。故當地人風趣地說，「敦煌是昨日的香港」，這對來自香港的我真頗有些觸動。今日敦煌是坐落在「西出陽關無故人」的陽關之外的戈壁沙漠中的藝術石窟群，當我親睹莫高窟、榆林窟、炳靈寺的魏晉、隋唐、宋元的壁畫、塑像，特別是美之極致的飛天時，內心的歡悅真非筆墨所可形容。敦煌之行，不啻是穿越了千年的歷史隧道，有了一次長長的美的巡禮。我之寫〈敦煌語絲〉，實希望未到過敦煌的人也可少少領略這座沙漠藝都的「可以言傳」的美。

〈歸去來兮，天台〉一文，是寫我回到離別了一個甲子的家鄉天台。天台是千年古城，天台山是天台的精靈所在，它是佛教第一宗（天台宗）的發祥地，也是道教南宗的祖庭。東晉文豪孫綽讚美天台山是「山水之神秀者也」，中國第一位大旅行家徐霞客出遊的第一座名山正是天台山。有唐一代，有逾四百位詩人，包括李白、王維、孟浩然、劉禹錫、白居易、杜牧等先後慕名而來，所謂「浙東唐詩之路」的目的地也就是天台山。天台山的國清寺是隋代古剎，已一千四百年了。歷史上聲名遠揚的寒山和濟公活佛都與天台有不解緣。天台有八大景、五小景，有名有姓的三十六景。我第一次返鄉，主要是為了探望雙親的故居，拜祭祖父母之墓，家鄉的勝景美色，當然不能也不必一次看盡。我在〈歸去來兮，天台〉的文尾說：「山水常有，鄉情常在，我們今日未到不到的地方，都是為他年他日再來時。」是的，二○一九年三月，我與妻帶着小孫女雨靉再返天台。這一次，除與前一次結交的上一輩鄉賢敘舊外，更結識了朱明旺伉儷、盧益民、金正飛、趙宗彪、王寒等中生代的表表者。在他們熱情親切的陪伴下，雖未能走透天台，但畢竟到了許多上次想到未到的地方。我登上了可以賞「雲錦杜鵑」，可以品雲霧清茶的天台山之巔的華頂，更到了夢遊已久、母親口中常念的「石梁飛瀑」。此行可謂是圓夢之旅了。回港後，接到趙宗彪先生四月十一日的《台州日報》，上面有他寫的〈江山萬里故園情—— 金耀基先生回鄉記〉，展讀之餘，不勝歡喜。趙宗彪不愧是台州才子，凌雲健筆，口碑早在。這次中華版《敦煌語絲》中，我特地把宗彪之文收入附錄中，以饗讀者。坦白說，我之寫〈歸去來兮，天台〉固然是為滿足一己的思鄉之情，但亦是覺得天台之美，不可自私享有，應該讓天下人知道天台是神州一座絕色的山水之城。

〈最難忘情是山水〉是《敦煌語絲》的第三個長篇，寫於一九八五年，那是我一九四九年離開大陸後第一次的故國之行。是年五月九日，我隨港中大馬臨校長率領的一個七人代表團訪問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及中國科學院。中大代表團北上不止是禮貌式的報聘，也是具體落實學術上的交流與合作。當然，到了古都北京，除了參觀北大清華特有風致的校園，少不得去了故宮、天壇、長城這些名震遐邇的百千年勝跡。

北京訪問之後，我又轉到江南作九日之遊。事先元禎與我在香港參加了一個商業性的旅行團，行程是香港— 廣州— 蘇州— 無錫— 杭州— 上海—廣州— 香港。我與妻是五月十八日在南京與旅行團會合的。江南之行共十七天，先後歷七城，縱貫大江南北。雖是走馬看花，卻也是點滴在心頭，一路所見、所思、所感都一一做了筆記，返港後即寫成萬言長篇，寫的最多的是山水名勝的觀感與情思，故名此篇為〈最難忘情是山水〉。一九八五年，大陸改革開放不久，兩岸的交流未啟，大陸與台灣對言論仍各有大大小小的禁忌與禁制。台灣的《聯合報》因大文士高陽精明的編輯巧思，才得以刊出我這篇〈最難忘情是山水〉，而此文一經刊出，便百口傳誦，並聽不到半點的政治雜音（這反映此文發表時，兩岸的政治氣候已生變化，台灣當時的政治禁忌與禁制已完全是不必要的）。當然，〈最難忘情是山水〉一文所受到的一片讚美，莫過於著名史學家牟潤孫先生的一紙美言。牟教授在給我的信中說：「在《明報月刊》得讀大作〈最難忘情是山水〉，為之傾倒，真當代第一文情並茂之作也。弟唯有欽羨，而絕無此才力成此類名世之佳製」（此信刊於金耀基《人間有知音：金耀基師友書信集》香港中華書局，二○一八年，頁二九八）

牟潤孫先生是當代魏晉史學名家，與我同輩的史學者逯耀東即師從於牟老。一九七○年我自美到港參加港中大新亞書院時，牟先生是港中大錢穆先生外唯一的歷史學講座教授，我曾在校園遠遠看見過牟教授，但從未面晤。他給我寫信時，已是望八之齡，退休已多年，想不到他對我這個社會學系的後學如此推美，我是感動難語的。歲月匆匆，而今牟老早已仙歸道山，而我竟亦已到望九之齡，真有隔世之感！我這次刊引牟潤孫教授之信，固是為我「語絲」加持，亦是望後世讀「語絲」之人，可以知有牟潤孫這樣老輩學者的不可及的識見與襟懷。

（五）
二○一二年香港中華書局有出版「香港散文典藏」之計劃，並以「金耀基集」徵文於我。我欣然同意，並選出我三本「語絲」中多篇文字以應，最後問世的「金耀基集」是由黃子平編選的《是那片古趣的聯想》。這是我與香港中華書局的首次愉快合作。後來我知道最喜歡我語絲散文的是當時中華的總編輯趙東曉博士。二○一七年，趙東曉博士又以集古齋總經理的身份，為我在集古齋舉辦了我首次的個人書法展（迄今已在香港、上海、北京、杭州、青島辦過六次展覽）。二○二○年與二○二三年，東曉（現任香港中華書局董事長）與侯明（香港中華書局總經理兼總編輯）又在中華書局先後為我出版了《百年中國學術與文化之變》及《從傳統到現代》的「擴大版」（一九六六年台灣初版重版外，另增一十四篇的論文集）。去年（二○二三年）因牛津大學出版社的中文部停運後，我決定將在牛津出版的九本書的版權分別轉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及香港中華書局。因中華書局在「香港散文典藏」中已有了「金耀基集」，我的三本「語絲」最合理的最後歸宿應是香港中華書局。我高興知道東曉、侯明和周建華（新任中華總經理兼總編輯）已向我的三本「語絲」伸出歡迎之手。當然，在三本「語絲」出版之際，我要對編輯黎耀強先生和他的團隊的專業精神和服務熱誠表示敬意和感謝。是為序。

序
（一）
假如我沒有到過劍橋、海德堡、敦煌，就不會有《劍橋語絲》、《海德堡語絲》及《敦煌語絲》三書；我去了劍橋、海德堡、敦煌三座獨有風姿的城市，如果沒有寫這三本「語絲」，便不止有負這三座名城，也有負自己的「文學之我」。

我終其一生，以學術（社會學）書寫為志業，先後出版的中、英著作百萬餘言，但我始終對文學有不可或離的興趣，一有自由自在的日子，便會書寫起舒我胸臆的散文來。

（二）
一九七五— 一九七六年，我從香港中文大學得到一年的長假，並受邀到英國劍橋大學（十個月）與美國劍橋的M.I.T（二個月）作訪問學人...

代序：談談我三本「語絲」的今生來世
二○○八年牛津大學版原序
二○一○年北京中華版序

敦煌語絲
歸去來兮，天台
最難忘情是山水

附錄
江山萬里故園情——金耀基先生回鄉記（趙宗彪）
從劍橋到中大，從文學到社會學——談文學和大學教育
記我書寫的出版快事
憶新亞書院的一段歲月
從「問世間情是何物」說到《人間有知音》

代序：談談我三本「語絲」的今生來世
二○○八年牛津大學版原序
二○一○年北京中華版序

敦煌語絲
歸去來兮，天台
最難忘情是山水

附錄
江山萬里故園情——金耀基先生回鄉記（趙宗彪）
從劍橋到中大，從文學到社會學——談文學和大學教育
記我書寫的出版快事
憶新亞書院的一段歲月
從「問世間情是何物」說到《人間有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