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的金庸
武俠小說泰斗金庸先生出生於1924年3月10日,2024年百歲冥壽,香港電台「講東講西」的監製囑咐我在其中一輯的節目紀念金大俠,我是奉命行事,但也要拖到五月。找嘉賓首先想到在報界工作多年,也與金庸相識,現今在樹仁大學執教的黃仲鳴教授。另一嘉賓我本來央求仲鳴兄代找,但他問過兩個人都遭婉拒,於是我想到唸中文大學期間,與我同期、攻讀英國文學系後來成為比較文學學者的陸潤棠教授,希望潤棠兄或可從比較文學的觀點談談金庸武俠小說的特色。
潤棠兄表示他對金庸作品不太熟悉,但極力推薦另一位對金庸素有研究,現今在香港珠海書院任教的邱健恩教授出席節目。於是我與健恩兄聯絡,他很爽快便慨然應允,我再在網上查看健恩兄的資料,失敬了,原來他是「金學」研究的異軍突起。
「金學」一辭,是由金庸故友,並列「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已故倪匡先生所創。倪匡堪稱金庸的知音,二人情同兄弟。他生前與筆者談起金庸,總是眉飛色舞,並提起小說在報紙連載的歲月,當金庸太忙,他會為金庸代筆。金庸的作品,究竟有哪些情節出自倪匡手筆,如今也無從稽考,但倪匡是寫科幻小說的奇才,因此若金庸小說出現一些科幻元素,或者是倪匡傑作也不足為奇。
倪匡在1980年6月,五天之內狂寫六萬字,成書《我看金庸小說》,「金學」的基本面貌由此形成。此書出版後大受歡迎,同年出版《再看》,《三看》《四看》直至《五看》才告一段落。而「金學」的狂潮已在香港、內地和台灣掀起滔天大浪。
先說香港。「博益」及「明窗」出版了一系列名人談金庸的叢書,當時任職《明報》督印人、前香港立法會議員吳靄儀寫了《金庸小說的男子》、《金庸小說看人生》、《金庸小說的女子》及《金庸小說的情》;另外還有楊興安的《金庸筆下世界》、項莊(董千里)的《金庸小說評彈》。
次說台灣那邊。遠景出版社曾出版由沈登恩主編的一系列「金學研究叢書」,1984年起旗下一眾名家如三毛、項莊(董千里)、羅龍治、林燕妮、翁靈文、杜南發等,出版五集《諸子百家看金庸》評論金庸小說。另外還有陳沛然的《情之探索與神鵰俠侶》、蘇墱基的《金庸的武俠世界》、薛興國的《通宵達旦讀金庸》等,都是遠景出版社的功勞。
至於內地那邊,先是1979年,福建廈門大學的鄭朝宗第一個提出「金學」,其學術論文是《金學的四個相關學科》,但是學術界無人響應。繼而在1980年代,「金學」開始在內地興起,緣分可能是由金庸的一位超級粉絲而來,他的名字叫鄧小平。1970年代,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俠小說在內地尚未公開發行。鄧小平從江西返回北京後恢復工作不久,就托人從境外買了一套金庸小說,愛不釋手。1981年,他會見金庸時說:「歡迎查先生。我們已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說我讀過,我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書中的主角大多歷經磨難才成大事,這是人生規律。」
1986年,紅學家馮其庸評價金庸小說的社會內容和藝術成就,同意把研究金庸小說稱為「金學」。同年年底,在廣東深圳市第三屆台灣及海外華文文學研討會,李雲揚的《評金庸新式武俠小說的藝術魅力》把「金學」首次端上學術論壇。內地代表性的「金學」研究者包括嚴家炎、馮其庸、陳墨、孔慶東等。其中以陳墨用功最勤,他主張從歷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來探索「金學」。1991年先出版了《金庸小說賞析》,後來又推出其他書籍,2015年海豚出版社出版的《陳墨評金庸系列》,一共十三冊。
金庸武俠小說經歷三個版本:舊版、新版和新修版。1955年至1972年的稿件稱為舊版,主要刊在報刊;其後由「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及「鄺拾記報局」作單行本出版發行,也有不少沒有版權的單行本,現在多已散佚。1970年起,金庸着手修訂所有作品,至1980年全部修訂完畢,是為新版,由「明河社」出版。到了1999年,金庸又重新開始修訂工作,為新修版。
如今邱健恩兄最新撰寫的《何以金庸III》,主要是比較舊版與新版或新修版的差異,但金庸一修再修,是否愈修愈好,見仁見智,讀者自有一己的判斷。但看健恩兄這本新書,筆者建議,最好也找《何以金庸I》和《何以金庸II》同看,這樣才可看可出作者研究金庸的思想脈絡。
健恩兄作為「金學」的新進作家,別樹一幟。過去的「金學」家,主要是研究文字裏的金庸,但由於金庸的作品廣為傳播,除了以小說流傳,也曾被多次拍攝、製作成影視作品、廣播劇、舞台劇、漫畫、動畫乃至電腦遊戲,深入全球華人社會,金庸迷以億計。而健恩兄的「金學」,已不只是小說文字,還囊括所有不同的媒體。
健恩兄的警句:「一人有一個金庸」,新一代所認識的金庸,已不是從看小說而來,而是看劇集、看電影、或看漫畫甚至打遊戲機而來。改編後的金庸作品,屬於二次創作,可能與原著有很大的出入,但已創造了另類金庸,同時也產生了有別於只看文字的傳統金庸迷的另類金庸迷。
健恩兄的《何以金庸I》,把「金學」分成六派,第一派是武俠小說與金庸小說;第二派金庸小說的情節與結構;第三派是金庸小說的藝術技巧;第四派是金庸小說改版;第五派是十五部小說分論;第六派是「讀」金庸。其實「金學」何只六派,他僅是大略言之。
妙在健恩兄還加上一個「新興門派」,這第七派應有很多分支,健恩兄只提到「對讀」與「成見」派,闡述金庸小說與金庸影視作品的對讀現象。而其他門派,我想到的還有「顛覆金庸派」,出版《顛覆金庸叢書》,批評黃藥師性教育不及格、嘲笑金庸的守宮砂處女觀,屬於另類「金學」。
在電台節目上,我向健恩兄提及,我看金庸小說,都是看報紙連載,刊登在《武俠與歷史》雜誌的小說如《飛狐外傳》,我反而沒看。我看金庸小說的淵源,是童年時父親每日必看《新晚報》,追看高雄的社會處境小說《石狗公自記》,而金庸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正好在1955年2月5 日在《新晚報》開始連載。在此之前,我已在《新晚報》追看梁羽生的《龍虎鬥京華》。
1955年,我才不過10 歲,若問我看金庸小說的心得,便要拾回童年時的回憶。如今年近80,這個年紀的人已不多,再過20年,恐怕已是碩果無存。也許是健恩兄的慧眼,知道看金庸寫報紙連載小說的讀者會愈來愈少,於是找我來為他的新書寫序生輝,為「金學」建立一個新門派:「看報紙連載派」。
看金庸小說的報紙連載,那種滋味,一言難盡,不足為外人道。我家中沒有一本金庸作品,因為童年記憶特別深刻,一切情節歷歷在目,不用再看。但看文字版的金庸,與看影視作品版的金庸不同,借用加拿大傳播學者麥魯恆(Herbert Marshall McLuhan,1911-1980)的說法,所謂「媒介即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意思指人們理解一個訊息時會受到其傳播方式的影響,傳播媒介的形式本身早嵌入了該訊息當中,訊息跟其傳播媒介之間有着共生關係。
以電影為例,麥魯恆認為影視媒介對速度和時間觀念的處理手法,把「順序和鏈接的世界」轉變成「具創意地配置和築構的世界」。換言之,文字版的金庸,與影視版的金庸,已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金庸。而從麥魯恆開始,當代對影視批評的詞彙,大都源自符號學和結構主義。
根據法國符號學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的說法,文字語言總是能為形象提供清晰的意義;文字語言的作用是讓形象所可能具有的眾多意義化簡為一。而另一為符號學家,羅蘭・巴特的學生克里斯汀・梅茲(Christian Metz,1931-1993),他在電影符號學提出五個傳播頻道:形象的、書面文字的(他用「圖形」代替)、語音的、音樂的和聲音效果的。他認為電視和電影是兩個毗鄰的語言系統。
從符號學的角度來看,影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能夠同時啟用全部五個頻道。換一個說法,這五個頻道,有如佛家所說的眼、耳、鼻、舌、身的五個識根,特別是眼根和耳根。看影視時,眼睛所看的,耳朵所聽的,全都由影視畫面作「填鴨式」的灌溉,沒時間讓腦海有任何思考或想像的餘地。
文字語言則不同。閲讀的樂趣是經常可掩卷而思,不會被畫面牽着鼻子走。不過看單行本小說與看報紙連載又有不同。以筆者為例,我已不記得何故沒有看金庸的報紙連載《碧血劍》,我看《碧血劍》單行本是唸中二那年,那時年方14歲,結果不眠不休,一個通宵便看完了,最窮追不捨的是查找金蛇郎君的身世。而《碧血劍》在《香港商報》連載是從1956年1月1日至1956年12月31日,足有一年時間。若我是看連載,一年之內每天會有24小時間讓我想像金蛇郎君是個怎樣的人,而不會在一個通宵便找到答案。
看報紙連載,就如古代聽說書,每次完畢前,總會有個高潮,然後便是「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這種「懸念」(健恩兄稱為「鈎子」)式的寫作技法,是武俠小說報紙連載吸引廣大讀者興趣的重要手段。懸念是通過對故事情節做懸而未決的安排,以引起讀者急欲知後事如何的迫切期待。在西方,最早設計懸念是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而在中國戲曲,也有所謂「賣關子」的手法。
但雖說是懸念,讀者的反應也不一。以健恩兄的新書為例,他提到報紙連載版的《射鵰英雄傳》,洪七公有天文學知識:「洪七公忽見東南角天上有一抹黑雲,迅捷異常的飛來,不禁『啊喲』一聲。……洪七公道:『有怪風……』」。健恩兄指出,連載時前一天最後一句:「一抬頭,猛見黑雲已如一堵極厚的高牆,自東南角排山倒海般壓了過來。」假設你是當日讀者,翌日能不趕去買報紙追看黑雲壓下的結局?
對不起,這是健恩兄想當然的推理,這段文字刊於報紙時是1958年2月15 日,我是當年讀者,那時13歲,對這段記載已全無記憶。也許當時年紀尚輕,對天文學並無興趣,或者問一問先父,也許他會有印象,可惜他已作古。健恩兄又說,1973年金庸初次改寫《射鵰英雄傳》,這段海上歷險記仍然保留,一直到1976年出版《金庸作品集・射鵰英雄傳》,金庸再次改寫時才徹底刪去。他似是不以為然,但我懷疑,這段文字會否是喜科幻的倪匡代筆,金庸才會刪除?
研究後現代主義的烏蘇・K・海澤女士(Ursula K. Heise),認為現代主義小說已放棄時間的先後序列,轉而致力於呈現多種詮釋觀點的共時存在(simultaneity)。甚至後現代小說作家試圖打亂事件的時序,製造矛盾而不連貫的情節,使故事進入不可預測的未來,這樣一來,讀者看報紙連載的樂趣也許會一掃而空,索然無味了。
幸好金庸作品還沒有這種後現代主義的特色,他是將傳統的「懸念」加「想像」現代化,並賦予電影感,每個人物的出場,一舉手一投足以至衣着,都有細緻的描述,為中國小說作出劃時代的貢獻。總之金庸作品,千姿百態,可研究的元素,實在太多了,所以邱健恩兄寫《何以金庸III》之後,應該還有之四、之五……,筆者引頸以待。
岑逸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