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往事：古代巴蜀與南亞的文化互動和融合

緒論
一　巴蜀及巴蜀文化
1929 年，四川廣漢縣中興鄉真武村，農民燕道誠與兒子燕青保在自家院落附近挖水溝時，發現一坑玉石器，有石璧、玉璋、玉琮、玉圭、玉圈、玉釧、玉珠、玉斧、石矛等400 餘件。燕氏家人秘而不宣，1 年後才慢慢將其送人或拿到成都古玩市場「送仙橋」變賣。1931 年春，英國傳教士董宜篤在廣漢境內傳教，得知燕道誠發現玉石器的消息，董宜篤將收集到的一些玉石器交給創辦並首任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今四川大學博物館）館長兼文化人類學美籍教授葛維漢（D.C.Graham）。
1933 年，葛維漢與中國學者林名均一同前往發掘，在燕氏當年所見玉器的水溝附近又獲若干玉器與陶片。四川籍歷史學家郭沫若當時旅居日本，此事引起他的密切關注。郭沫若於1934 年7 月9 日致信林名均：「西蜀文化很早就與華北、中原有文化接觸…… 四川別處會有新的發現，將展現這個文化分布的廣闊範圍。」郭沫若承續歷史上「西蜀」這一說法，提出「西蜀文化」的新概念。但是，郭沫若似乎更强調「西蜀文化」與中原文化一脉相承的同一性，而視域重點並不在「西蜀文化」的地域特殊性以及文化元素的獨特性。葛維漢考古報告發表僅僅1 年，抗日戰爭爆發，包括葛維漢在內的一批華西大學外籍教授紛紛回國，進一步發掘廣漢月亮灣「三星堆遺址」的機會即與他們擦肩而過，「三星堆遺址」要再等半個世紀才驚艶世界。
但是，由於成都及周邊區域青銅器陸續出土問世，探尋四川古代文化已爲當時史學界所熱衷和關注。1940 年3 月，徐中舒在《史學季刊》上刊文《古代四川之文化》，以傳說中之蜀史，周秦漢之巴蜀，古代四川的交通、物産、工商業等內容，從先秦到唐宋，論述四川古代的獨特文化。徐中舒認爲古代四川文化是多民族融合而産生的地域文化，「其文化由來甚古，即或出於秦漢以後，亦多萌茁於本土，而不必待於中原文化之浸溉，於以見四川之重要，在文化上實有其悠遠之歷史也」。徐中舒詳細論述「四川文化」獨立於中原文化之外的地域發展特性，但他還沒有直接使用「巴蜀文化」這一明確概念。
1941 年4 月，時任教於重慶中央大學的顧頡剛撰文《古代巴蜀與中原的關係說及其批判》，他在開篇闡明研究理路是「沒有徹底的破壞，何來合理的建設」。顧頡剛雖沒有直接使用「巴蜀文化」一語，但已將「巴蜀」緊密聯結在一起，他更加强調「巴蜀」獨立發展的文化區域特性，「古蜀國的文化究竟是獨立發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戰國以來的事」。
1941 年8 月，衞聚賢於《說文月刊》「巴蜀文化專號」刊文《巴蜀文化》，此文於1942 年再刊於《說文月刊》。該文用41 幅圖、17 幀照片和48 張拓片，以成都市面上收到的一批青銅器、玉器特別是成都白馬寺壇君廟出土的青銅器爲研究素材，明確提煉出「巴蜀文化」這一概念，且用出土古物求證巴蜀古史，對當時以及後來的巴蜀文化研究産生重要影響。衞氏認爲，巴蜀古史，史籍記載不詳且多神話。《巴蜀文化》開篇論述：「四川在秦以前有兩個大國——巴蜀。巴國的都城曾在重慶，蜀國的都城則在成都。巴國的古史則有《山海經》、《華陽國志》的《巴志》所載，惟其國靠近楚、秦，故《左傳》上尚有段片的記載。蜀國的古史，則有《尚書》、《蜀王本紀》（揚雄作，已佚，他書有引）、《蜀論》（來敏本作，《水經注》引）及《華陽國志》的《蜀志》。不過這些古史既不詳細且多神話，因而目巴蜀在古代沒有文化可言…… 今年四月余到成都，在忠烈祠街古董商店中購到兵器一二，其花紋爲手與心，但只有一二件，亦未引起余注意。六月余第二次到成都，又購到數件，始注意到這種特異的形狀及花紋，在羅希成處見到十三件，唐少波處見到三件，殷靜僧處兩件，連余自己搜集到十餘件，均爲照，拓，描，就其花紋，而草成《蜀國文化》一文。八月余第三次到成都，又搜集到四五件，在趙獻集處見到兵器三件，殘獵壺一。林名鈞先生並指出《華西學報》第五期（二十六年十二月出版）有錞于圖，其花紋類此，購而讀之，知萬縣，什邡（四川），慈利（湖北），長楊（湖北），峽來亦有此特異的花紋兵器等出土，包括古巴國在內，故又改此文爲—《巴蜀文化》。」衞氏認爲，古代的巴國在今漢中，巴可能因渝水（嘉陵江）而得名。蜀國的都城就在成都北門外高阜之地。衞氏甚至認爲，春秋前蜀人有自己的文字，春秋戰國時才仿中原文字。衞氏之說在當時學界受到普遍質疑，只有陸侃如等少數學者表示支持。但是，「巴蜀文化」作爲一個專有術語就此定型，直至今日依然爲學界所熱論。
從郭沫若「西蜀文化」到徐中舒「四川文化」，從顧頡剛「巴蜀」到衞聚賢「巴蜀文化」，特別是1941 年和1942 年《說文月刊》兩期「巴蜀文化專號」刊名，以及包括金祖同《冠詞》、傅振倫《巴蜀在中國文化上之重大貢獻》、鄭德坤《華西的史前石器》、繆鳳林《漫談巴蜀文化》、說文月刊社《復刊詞》在內的25 篇有關巴蜀文化的系列研究文章的刊發，爲巴蜀文化基本概念以及學術內涵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這也是巴蜀文化正式走進研究者研究視域的顯著標志。歷史與考古學家在巴、蜀地區大量新出土陶器、玉石器、青銅器等地下考古材料的佐證下，已經清晰認識到巴蜀文化的獨特區域特徵，爲當時以及後世中華文化多元構成研究開拓了新的思維空間。
20 世紀40 年代，馮漢驥對川西大石文化進行考古調查，認爲墓石、獨石、列石等遺迹皆與蜀王傳說相關，是「秦代未入巴蜀以前的遺物」。1949 年後，馮漢驥主持四川幾乎所有的巴蜀考古活動，推動「巴蜀文化」研究持續升溫。20 世紀50 年代後，成都市商業街戰國時期大型船棺葬、成都市北郊駟馬橋羊子山商代至戰國古蜀國神壇土台、成都西北新繁水觀音遺址與墓葬和成都彭縣竹瓦街銅器窖藏等考古的陸續發現，特別是船棺葬的發現，使「巴蜀文化」得到考古學上的確證。1954 年巴縣冬笋壩和昭化寶輪院發掘出土的青銅器與衞聚賢所見青銅器幾乎完全相同，由此解决了許多學者對衞氏「巴蜀文化」器物真僞的質疑。1959 年，徐中舒在巴蜀考古新發現的背景下，發表《巴蜀文化初論》，全面討論巴蜀的經濟、文化、歷史、族屬，認爲「四川是古代中國的一個經濟文化區，但是它並不是孤立的」。此後，繆鉞《巴蜀文化初論商榷》、蒙文通《巴蜀史的問題》、童恩正《古代的巴蜀》、鄧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和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等，從不同角度特別是巴蜀古史的文獻記載進行深入鈎沉稽古與考訂辨析，不斷探索拓展「巴蜀文化」研究新的領域。
1986 年《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采用童恩正對「巴蜀文化」的界定：「巴蜀文化——中國西南地區古代巴、蜀兩族先民留下的物質文化。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境內。其時代大約從商代後期直至戰國晚期，前後延續上千年。從考古學上確認巴蜀族的物質文化，是建國以來商周考古的一大收穫。」1991 年袁庭棟《巴蜀文化．前言》提出「廣義巴蜀文化」概念：「四川古稱巴蜀，所以四川文化的研究一般都稱爲巴蜀文化的研究。巴蜀文化有兩種含義，狹義的是指秦統一巴蜀之前還稱爲巴蜀時期的文化，廣義的是指整個四川古代及近代的文化。」此一說法，將具有獨特精神氣質的文化個性的文化樣式擴展至廣義地域，無疑會拓展研究時空。2000 年段渝《三星堆與巴蜀文化研究七十年》進一步將「巴蜀文化」概念建構在三個層次：「巴蜀文化有『大巴蜀文化』和『小巴蜀文化』…… 當前關於巴蜀文化的概念主要有三種：一種是先秦巴蜀文化，即原來意義上或狹義的巴蜀文化，這一概念在學術界采用最爲普遍，並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肯定；一種是考古學上的巴蜀文化，主要通行於考古學界，並得到全國考古學界的肯定；另一種是廣義的巴蜀文化，這個概念越來越取得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的共識。」
林向根據考古新材料，重新定義「巴蜀文化」：「巴蜀文化——中國西南地區以古代巴、蜀爲主的族群的先民們留下的文化遺産，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及其臨近地區。其時代大約相當於春秋戰國秦漢時期。前後延續上千年。從考古學上確認巴蜀諸族群的文化、並形成巴蜀文化區，是建國以來兩周考古的一大收穫。」時至今日，「巴蜀文化」研究領域已不局限於「物質文化」，在「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其他領域也不斷突破創新，諸如段渝《政治結構與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即爲新領域的前沿之作。因此，本書首先選取的論述主題亦不局限於「物質文化」，還包括宗教和語言文學等內容。其次，「巴蜀文化」分布範圍也不僅局限在四川境內，還包括隴南、陝南、鄂西、湘西、雲貴高原北部等更爲廣泛的地域，因此，本書的論述空間也多涉及這些區域。再次，「巴蜀文化」時間跨度極長，自先秦曆戰國跨秦漢，至南北朝後隨大規模民族遷徙和融合的影響，地域文化差異不斷縮小，「巴蜀文化」的地域特色即逐漸被涵化，直至完全融入中原文化。因此，本書的論述材料更多集中在隋唐之前的上古、中古時期的巴蜀。此外，四川地區的考古文化，西周以前主要是蜀文化，東周後，巴文化、楚文化、秦文化和中原文化都對蜀文化産生顯著影響，文獻和考古皆表明「巴蜀文化」更多指「蜀文化」，因此，本書的論述重點則更多偏向「蜀文化」。
由此，巴蜀文化已經建構起比較成熟的理論體系和狹義、廣義多層研究範圍，學界在一些爭論不休的問題上也已逐漸達成共識，不斷普及於社會各界並被廣泛接受。近幾十年來，隨著巴蜀地區商周遺址特別是「三星堆遺址」中帶有南亞、中亞甚至西亞等外來文化因素的大量考古發掘材料的出現，學者們對早期帶有獨特地域氣質的巴蜀文明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地位與作用以及巴蜀文明構成的來源、定型、流變以及影響産生了濃厚興趣和持續的研究熱情，這也是本書所依賴的時代研究背景以及要著力探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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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谷崎潤一郎評傳——他的三個作品的研究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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