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藝中日-FindBook 找書網 ISBN:9789888913213

圖書名稱：摘藝中日

漫談中國傳統的文藝創作到唐代寺院，進而探索中日兩國藝文的交融，從漢字、詩歌、詩人、寺院、書法、繪畫以至壐印，《摘藝中日》在不同藝術領域以中日文化交流為經緯，跨越二千年的時空，細膩梳理中日藝文交融的脈絡與精髓。

作者簡介：

陳志誠
早年畢業於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並獲教育文憑。其後獲日本政府國費研究生獎學金，負笈東瀛，先後畢業於大阪外國語大學日語別科及國立京都大學研究院。返港後，其先任教於聖保羅男女中學，隨後曾任香港理工學院語文學系首席講師、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副主任、語文學部主任、新亞研究所所長、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教授等職。除教學外，著述以有關語言、文學、教育及文化等方面為主，曾參與創立香港語言學會、香港日本語教育研究會、並曾任日本文化協會理事會理事及副主席。2005 年獲日本政府頒授日皇「旭日中綬」文化勳章。

作者序

(節錄前言)
中、日兩國，是所謂一衣帶水的鄰邦，彼此關係密切，特別是文化上的交流，已有超過二千多年的歷史，而揭開中日關係的應該是秦始皇時的徐福，關於其人其事，最早出現於司馬遷的《史記》，其中如〈秦始皇本紀〉、〈淮南衡山列傳〉和〈封禪書〉等好幾個地方都有提及跟徐福有關的故事。日本人也深信不疑，並且認為他登陸的地方就是日本本州和歌山縣的新宮市，甚至地方上也有徐福墓、徐福祠之類的紀念設施。但在我國歷史上，卻沒有確切地說明，徐福所到之處就是日本。要是徐福果真到了日本的話，那麼，漢字在秦初便已登陸日本了。
不過，即使徐福沒有真正到達日本，但秦漢之際，遺民卻不少，相信仍有很多中國移民，從中國大陸移居日本的。他們有的經朝鮮半島，有的則直接前往，隨着他們的移居，漢字在公元前二百年左右已經登陸日本，應該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只是當時應用的範圍並不太廣而已。
直到公元八世紀時，日本才出現正式使用漢字記述自己歷史的書籍。第一本是公元七一二年寫成的《古事記》，第二本是公元七二零年寫成的《日本書紀》。這兩本最早的日本史書，都用漢字來書寫。這時的日本，仍然是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既然整本書籍都用漢字來書寫，那亦可反映當時對漢字的運用已相當成熟，也漸漸得到普及。
根據《日本書紀》的記載，應神天皇（公元二七零年至三一零年）期間，朝鲜半島的百濟王曾派遣名叫阿直歧（Achiki）的人來日本，史書上說他「能談經典」，應神天皇的太子菟道稚郎子（Ujinowakiiratsuko）曾拜他為師，其後阿直歧推薦學問比自己好的王仁（Wani）到日本，菟道稚郎子又拜他為師：「學習諸經典，莫不通達」。至於比《日本書紀》還早八年完成的《古事記》，說得更為具體，說王仁貢上《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共十一卷。這是有記錄說明漢籍傳入日本之始。隨着漢籍的傳入，漢字自然也至遲在公元三、四世紀便已東傳日本了。
以上所説的，都是些書面的記錄或傳說，一個更具體的證據則是清初乾隆四十九年（公元一七八四年）在九州福岡縣志賀島出土的一顆「金印」，可以作為兩國早在我國後漢時即有相互交往的一項實物佐證。因為「金印」上面刻上「漢委（倭）奴國王」的字樣。根據專家學者的考證，那就是《後漢書．倭傳》上所記「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王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中的「印綬」。漢光武中元二年即公元五十七年，足資證明中日兩國的交往很早便已開始。換言之，即公元初年便有漢字傳至日本，由於日本並没有本身的文字，估計當時中日兩國甚至朝日兩國的文書來往，所用的都是漢字，不過，當時草擬這些文書的，總有些是從中國來的「渡來人」、「歸化人」。
除了漢字的使用外，中國文化也相繼傳入日本，到了公元第七世纪，當中影響最大的是儒家思想。當時，自幼即學習佛教和儒家經典的聖德太子，為了推行朝政改革，在推古天皇十一年（公元六零三年）制定了《官位十二階》的官位制度，將儒家德目德、仁、禮、信、義、智各分大小組成十二位階，又以紫、青、赤、黃、白、黑各色按濃淡分別為冠，表示位階和朝中的席次。冠位不能世襲，要根據個人的功績和才能來升進，目的是打破世襲和門閥制度。這不僅以中國儒家思想為基礎，還取法於中國漢、晉以來的中央官僚制度。
另外，推古天皇十二年（公元六零四年）聖德太子又親自制定了《十七條憲法》，是其後「大化改新」和「律令制」的基礎，主要是依據中國的儒學政治理念，而作為對官吏的道德訓誡，也強調了天皇、官僚、人民之間的關係。所以說，「大化改新」，是個唐化運動，是日本立國的基礎。
推古天皇十五年（公元六零七年），日本向中國隋朝派遣國使，開始了正式邦交。然後到了九世纪末，日本國使的所謂遣隋使、遣唐使去了中國多次，他們有官員、僧人、學者、留學生等到中國來學習中國文化，當中有些甚至留在中國一段特間，以吸收先進的華夏文化，然後帶回日本去。比起以往，他們來得更為直接、深入，範圍也更廣闊。可以說，這時期的日本，在接受中國文化方面，也達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而這個時候，日本人已漸漸廣泛地使用漢字，漢字也成了他們吸收知識的重要媒介。
另一方面，由於中日兩種語言無論語言系統、語法結構的分別都很大，他們對漢字的使用，自然跟我們有所不同，他們巧妙地將之變化以適合其需要。他們早期的和歌《萬葉集》其中不少作品即純粹使用漢字的音而不用其意義，就是將漢字作音符來應用，稱為「萬葉假名」，而一般音義都用的漢字就叫做「真名」。我們知道：漢字是形、音、義三者的給合體，原則上，一個漢字有其音，就必有其所代表的意義。所以，只用其音而不要其義，那可以說是日本人的創舉。其後經過省略、歸納和改進而成「平假名」和「片假名」。相傳平假名是由曾留學於唐的著名學問僧弘法大師空海（Kuukai）所創，用漢字的草體演變而成；片假名則由曾留學於唐而頗有名的吉備真備（Kibinomakibi）採用漢字正楷的偏旁或其中一部分整理而成。兩種假名作用稍異，但都是日語的發音工具，稱為五十音圖，是學習日語必須首要認識的發音字母。
其次，除了假名的創製外，日本人也利用我們漢字造字的方法，創製出其本身獨有漢字來，稱為「國字」或「和製漢字」。雖然都是漢字，但並非我們熟悉和慣用的，形體看來有點陌生。另外，在傳統漢字之中，即使字形一樣，但意義的解釋卻跟我們不同，是日本人獨有的，那就稱為「國訓」，即他們獨有的訓釋之意。同時，日本人在使用我們的漢字時，為了書寫上的便捷，也往往減省其中的筆劃而成簡化字。這些日式簡化字，應用起來也非常方便。其中還有若干個在我國推行簡化字運動時被吸納過來，成為中日共同使用的新字形。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對我國漢詩文的吸納比假名的創製和漢字的廣泛推行還要早，特別是漢詩的創作和編集。日本最早的漢詩總集《懷風藻》，編成於日本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三年（唐玄宗天寶十年），跟着而來編成於嵯峨、淳和兩位天皇的弘仁、天長年間的《敕撰三集》（包括《凌雲集》、《文章秀麗集》、《經國集》三本），不但書名改得非常中國化，各集所收的內容也相當豐富。其後歷代的文人雅士都有漢詩的創作，表現也不錯。本來，儘管彼此語言結構分別很大，但寫漢詩時，他們都依足漢詩的規格來書寫，包括平仄、語調和典實的引用等，即使所詠是跟日本有關的事情，都一一要依照我們的規定。通常來說，另要作者是日本人，一般都將之放在日本文學之列，與和歌、連歌、俳句、狂歌等詩歌作品相同，放在一起。甚至到了「明治維新」時期，提倡「脫亞入歐」，主張全盤西化，廢棄舊學，中國古典詩歌，理應屬於舊學之列，應該被忽視，放棄才是，但卻相反，當時漢詩作者卻紛紛輩出，甚至有不少詩社的設立。他們寫來頭頭是道這，像這本小書所舉的幾首例子，驟眼看來，都跟國人所作無異。
總之，通過對漢字的吸收和認識，日本人自古以來都可以大量吸收中國文化。由典章制度、宗教信仰、行為規範、社會習尚、工藝美術、醫療藥方、琴絃樂韻、房舍建築、器物製作以至日常生活細節等等，往往都讓人看到有中國文化的影子，或多或少都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彼此關係的密切，就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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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音之美
生活的藝術
心境
至樂不樂
大音希聲
知音
幸運的伯牙
濮上之音
音樂之禍
直好世俗之樂
孔子的投入
盡善盡美的韶樂
雅不如俗
在雅俗之間的齊樂
孔子的音樂造詣
生活之歌
孺子之歌

水之喻
水的聯想
觀水的藝術
水集眾德
上善若水
百谷之王
觀水之作
觀水與療疾

隱意與明諷
燈謎漫談
字謎
字謎和離合詩
字謎、離合和隱語
字謎、隱語和政治
隱語和文禍
文獄與文禍
文禍罪魁
詩禍之始
書謎
移文

正體與別調
「五言流調」解
說「雅潤」
說「清麗」
談四言和五言之別

唐寺遺風
五台遊
唐佛光寺
唐寺四絕
唐招提寺
招提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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