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前言)
中、日兩國,是所謂一衣帶水的鄰邦,彼此關係密切,特別是文化上的交流,已有超過二千多年的歷史,而揭開中日關係的應該是秦始皇時的徐福,關於其人其事,最早出現於司馬遷的《史記》,其中如〈秦始皇本紀〉、〈淮南衡山列傳〉和〈封禪書〉等好幾個地方都有提及跟徐福有關的故事。日本人也深信不疑,並且認為他登陸的地方就是日本本州和歌山縣的新宮市,甚至地方上也有徐福墓、徐福祠之類的紀念設施。但在我國歷史上,卻沒有確切地說明,徐福所到之處就是日本。要是徐福果真到了日本的話,那麼,漢字在秦初便已登陸日本了。
不過,即使徐福沒有真正到達日本,但秦漢之際,遺民卻不少,相信仍有很多中國移民,從中國大陸移居日本的。他們有的經朝鮮半島,有的則直接前往,隨着他們的移居,漢字在公元前二百年左右已經登陸日本,應該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只是當時應用的範圍並不太廣而已。
直到公元八世紀時,日本才出現正式使用漢字記述自己歷史的書籍。第一本是公元七一二年寫成的《古事記》,第二本是公元七二零年寫成的《日本書紀》。這兩本最早的日本史書,都用漢字來書寫。這時的日本,仍然是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既然整本書籍都用漢字來書寫,那亦可反映當時對漢字的運用已相當成熟,也漸漸得到普及。
根據《日本書紀》的記載,應神天皇(公元二七零年至三一零年)期間,朝鲜半島的百濟王曾派遣名叫阿直歧(Achiki)的人來日本,史書上說他「能談經典」,應神天皇的太子菟道稚郎子(Ujinowakiiratsuko)曾拜他為師,其後阿直歧推薦學問比自己好的王仁(Wani)到日本,菟道稚郎子又拜他為師:「學習諸經典,莫不通達」。至於比《日本書紀》還早八年完成的《古事記》,說得更為具體,說王仁貢上《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共十一卷。這是有記錄說明漢籍傳入日本之始。隨着漢籍的傳入,漢字自然也至遲在公元三、四世紀便已東傳日本了。
以上所説的,都是些書面的記錄或傳說,一個更具體的證據則是清初乾隆四十九年(公元一七八四年)在九州福岡縣志賀島出土的一顆「金印」,可以作為兩國早在我國後漢時即有相互交往的一項實物佐證。因為「金印」上面刻上「漢委(倭)奴國王」的字樣。根據專家學者的考證,那就是《後漢書.倭傳》上所記「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王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中的「印綬」。漢光武中元二年即公元五十七年,足資證明中日兩國的交往很早便已開始。換言之,即公元初年便有漢字傳至日本,由於日本並没有本身的文字,估計當時中日兩國甚至朝日兩國的文書來往,所用的都是漢字,不過,當時草擬這些文書的,總有些是從中國來的「渡來人」、「歸化人」。
除了漢字的使用外,中國文化也相繼傳入日本,到了公元第七世纪,當中影響最大的是儒家思想。當時,自幼即學習佛教和儒家經典的聖德太子,為了推行朝政改革,在推古天皇十一年(公元六零三年)制定了《官位十二階》的官位制度,將儒家德目德、仁、禮、信、義、智各分大小組成十二位階,又以紫、青、赤、黃、白、黑各色按濃淡分別為冠,表示位階和朝中的席次。冠位不能世襲,要根據個人的功績和才能來升進,目的是打破世襲和門閥制度。這不僅以中國儒家思想為基礎,還取法於中國漢、晉以來的中央官僚制度。
另外,推古天皇十二年(公元六零四年)聖德太子又親自制定了《十七條憲法》,是其後「大化改新」和「律令制」的基礎,主要是依據中國的儒學政治理念,而作為對官吏的道德訓誡,也強調了天皇、官僚、人民之間的關係。所以說,「大化改新」,是個唐化運動,是日本立國的基礎。
推古天皇十五年(公元六零七年),日本向中國隋朝派遣國使,開始了正式邦交。然後到了九世纪末,日本國使的所謂遣隋使、遣唐使去了中國多次,他們有官員、僧人、學者、留學生等到中國來學習中國文化,當中有些甚至留在中國一段特間,以吸收先進的華夏文化,然後帶回日本去。比起以往,他們來得更為直接、深入,範圍也更廣闊。可以說,這時期的日本,在接受中國文化方面,也達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而這個時候,日本人已漸漸廣泛地使用漢字,漢字也成了他們吸收知識的重要媒介。
另一方面,由於中日兩種語言無論語言系統、語法結構的分別都很大,他們對漢字的使用,自然跟我們有所不同,他們巧妙地將之變化以適合其需要。他們早期的和歌《萬葉集》其中不少作品即純粹使用漢字的音而不用其意義,就是將漢字作音符來應用,稱為「萬葉假名」,而一般音義都用的漢字就叫做「真名」。我們知道:漢字是形、音、義三者的給合體,原則上,一個漢字有其音,就必有其所代表的意義。所以,只用其音而不要其義,那可以說是日本人的創舉。其後經過省略、歸納和改進而成「平假名」和「片假名」。相傳平假名是由曾留學於唐的著名學問僧弘法大師空海(Kuukai)所創,用漢字的草體演變而成;片假名則由曾留學於唐而頗有名的吉備真備(Kibinomakibi)採用漢字正楷的偏旁或其中一部分整理而成。兩種假名作用稍異,但都是日語的發音工具,稱為五十音圖,是學習日語必須首要認識的發音字母。
其次,除了假名的創製外,日本人也利用我們漢字造字的方法,創製出其本身獨有漢字來,稱為「國字」或「和製漢字」。雖然都是漢字,但並非我們熟悉和慣用的,形體看來有點陌生。另外,在傳統漢字之中,即使字形一樣,但意義的解釋卻跟我們不同,是日本人獨有的,那就稱為「國訓」,即他們獨有的訓釋之意。同時,日本人在使用我們的漢字時,為了書寫上的便捷,也往往減省其中的筆劃而成簡化字。這些日式簡化字,應用起來也非常方便。其中還有若干個在我國推行簡化字運動時被吸納過來,成為中日共同使用的新字形。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對我國漢詩文的吸納比假名的創製和漢字的廣泛推行還要早,特別是漢詩的創作和編集。日本最早的漢詩總集《懷風藻》,編成於日本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三年(唐玄宗天寶十年),跟着而來編成於嵯峨、淳和兩位天皇的弘仁、天長年間的《敕撰三集》(包括《凌雲集》、《文章秀麗集》、《經國集》三本),不但書名改得非常中國化,各集所收的內容也相當豐富。其後歷代的文人雅士都有漢詩的創作,表現也不錯。本來,儘管彼此語言結構分別很大,但寫漢詩時,他們都依足漢詩的規格來書寫,包括平仄、語調和典實的引用等,即使所詠是跟日本有關的事情,都一一要依照我們的規定。通常來說,另要作者是日本人,一般都將之放在日本文學之列,與和歌、連歌、俳句、狂歌等詩歌作品相同,放在一起。甚至到了「明治維新」時期,提倡「脫亞入歐」,主張全盤西化,廢棄舊學,中國古典詩歌,理應屬於舊學之列,應該被忽視,放棄才是,但卻相反,當時漢詩作者卻紛紛輩出,甚至有不少詩社的設立。他們寫來頭頭是道這,像這本小書所舉的幾首例子,驟眼看來,都跟國人所作無異。
總之,通過對漢字的吸收和認識,日本人自古以來都可以大量吸收中國文化。由典章制度、宗教信仰、行為規範、社會習尚、工藝美術、醫療藥方、琴絃樂韻、房舍建築、器物製作以至日常生活細節等等,往往都讓人看到有中國文化的影子,或多或少都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彼此關係的密切,就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