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悠悠 千年一脈 中國古代散文藝術概說
文學,是驅散黑暗、照亮人生的光。
我想,我喜歡獨坐燈下品讀古典詩文,享受的也正是這樣一種心向光明的慰藉。如果,經典美文就是燭光,那麼每一次的品讀,就是秉燭之遊。燭照的是一幅古代社會歷史文化的長卷,神會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文人與士大夫,照亮的是自己的心宇。走進美文原典,邂逅的是性情各異的靈魂,如陶淵明,如蘇東坡,如李贄,如張岱,叩問的是不凡的藝術心靈,追索的則是抒情傳統、綿延千年的文脈。
在中國古代散文中潛泳經年,品鑒由先秦諸子到清末的精品佳作,我最大的感悟是:文有古今,道心為一;以文明志,見情見性。在我看來,天下之至文,必是有真我個性,有情懷見精神,又有興味的藝術之花。
文者,氣之所形。衡定一個作品的優劣、高下,首先看的是內涵氣質。正如美人之美在骨不在皮相,文章之美在境界,在風骨,在氣韻,在風神,是一種胸襟器識的表現。以此為透鏡審視歷代散文佳作,莫不是有精神的文字。
先秦時期,以歷史散文及諸子百家的說理文為主,前者如《左傳》、《國語》、《戰國策》等,後者有《論語》、《孟子》、《莊子》、《荀子》、《墨子》、《韓非子》等。《左傳》是一部史書,也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如〈鄭伯克段于鄢〉,記述鄭國的君權之爭,反映的是春秋時期的政治現實。左丘明以微言大義的「春秋筆法」,不作一句是非評說,褒貶卻在其中。此作寄寓遙深,歷來被視為「文章之祖」。《戰國策》是記錄策士言行事跡的史書,善於敍述完整故事,陳述縱橫家的政治主張或外交策略。如〈鄒忌諷齊王納諫〉,鄒忌以小事作喻,規勸齊王納諫去蔽,展示鄒忌的辯才,是意趣盎然的篇章。在諸子百家中,孟子有「好辯」之名,下筆氣勢充沛,雄辯滔滔,一篇〈論知言養氣〉已見其浩然之氣。莊子頭腦大異常人,其文神思飛越,想落天外,一篇〈逍遙遊〉盡顯智者的非凡智慧,思想性與文學性兼具。
秦漢魏晉南北朝,文風特色各有表現。漢代散文有三大類別:史傳文、政論文、漢賦。司馬遷是偉大的史學家,也是傑出的文學家。他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寫下《史記》這一部大書,為後世立下寫史的標竿,也揭櫫了一種發憤著書的文學精神。如〈游俠列傳序〉,秉筆直書,力排謬見,為游俠正名,體現出為世所輕者抱打不平的凜然之氣,彰顯的正是文學應有的風骨與風力。西漢文章有高古雄渾之風,這在賈誼、晁錯的政論文中有突出的表現。賈生的〈過秦論〉論述秦的興亡,力數暴秦之過,一句「仁義不施」,一針見血,不愧為「西漢鴻文」。魏晉南北朝是文學的自覺時代,創作出現個性化的新風尚。建安年間的文學以「風骨」見稱,「三曹」是引領者,他們的書札都是上品。曹丕的〈典論.論文〉提出「文以氣為主」的說法,指出文章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對文學的價值與功用作出高度的肯定。「文氣」一說強調作者的個性氣質,區分出詩賦與實用類文章的差別,對促進創作的個性化、藝術化追求具有重要意義。晉代王羲之是「書聖」,也是文學大家,一篇〈蘭亭集序〉抒發「修短隨化」的生死感慨,對人生作出深遠的哲學追問。「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是文學的哲人。一篇〈歸去來兮辭〉,流露其真性情,表現的是隱逸的心性、超然的人生觀;一篇〈桃花源記〉,做的是沒有強權、沒有暴政的田園夢,體現了一個作家對理想世界的憧憬。魏晉散文風格趨於清峻通脫,很好地體現出文學的抒情精神。
唐宋是古代散文的繁榮期,名家輩出、佳作紛呈。韓愈撐起文學革新的大旗,「文起八代之衰」。這位創作的多面手,眾體兼擅,文章內容豐富、感情充沛,文筆雄奇奔放、縱橫恣肆。〈送孟東野序〉一句「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揭示創作的普遍規律,可謂道盡千古文心。柳宗元同為「古文運動」的旗手,提倡「文以明道」,創作以遊記、寓言、傳記為主,擅以曲筆寄寓個人幽憤,思想深刻,感慨深沉。「一代文宗」歐陽修是宋代詩文革新的領袖,其理念與韓愈一脈相承,主張明道、致用,對不務實際的浮靡文風痛加撻伐,為十一世紀的中國文壇注入了生氣。他的文風曉暢自然,藴藉委婉,〈醉翁亭記〉、〈五代史伶官傳序〉等都是佳品。蘇東坡是中國文化史上少見的藝術通才,詩文書畫皆有卓著的成就。這位典型的士大夫文人,「學以明理,文以述志,思以通其氣,氣以達其文」(〈送人序〉),為人曠放達觀,為文自然多姿。〈前赤壁賦〉懷古傷今,飽藴情思與人生感喟,是用生命寫成的本色文章。「唐宋八大家」,除了「韓柳」、「歐蘇」外,還有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轍——他們都是「古文運動」的傳薪者。
明清兩代文化專制,文禁森嚴,八股盛行,然而花木總會向陽而生,在窒悶的時代環境下仍不乏有個性的創作。明代前後七子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興起摹古思潮,掃除「台閣」積弊,卻又帶來抄襲模擬劣習。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起而加以矯正,歸有光、袁宏道等,為明代文壇引入一股清風。歸有光是深得文學名家真傳的散文家,他的小品常從小處着眼,在閒散平易處見真章,〈項脊軒志〉、〈寒花葬志〉等都是有情文字。袁宏道深受李贄「童心說」影響,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為文頗見性情,〈晚遊六橋待月記〉、〈滿井遊記〉,都是清新明快的記遊小品。明末清初,小品是一道亮麗的風景。張岱是那個時代少見的個性之人,遭逢朝代更迭,由錦衣玉食而到晚景淒涼,人生的巨大落差為其筆底帶來一重興廢存亡之慨,如〈湖心亭看雪〉就寫出一種清寂的人生境界。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由「桐城三祖」(方苞、劉大櫆、姚鼐)到曾國藩,其「義理、考據、辭章」的主張,為文人立下為文的軌範,對文壇影響深遠。乾嘉時期,袁枚提倡「性靈」一說,文章寫得情真辭切、清新暢達,可謂一代才人。清末社會萬馬齊喑,大詩人龔自珍以文明志,一篇〈病梅館記〉揭露摧殘人才的弊端,表達呼喚變革的心聲,也是見風力、風骨之作。
縱觀這些名篇佳作大都深藴古代讀書人的氣節:守道義、知廉恥,或有伯夷叔齊之志,或有憂國憂民之心,或有潔身自愛之德,概而言之,秉持了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傳統。中國古代散文無論如何發展演化,始終都注重教化功能,即以「明道」、「載道」為核心價值。文道悠悠、千年一脈。這也表明,為文乃生命的寫作,以文證道、明志、抒情,有這樣的品質方顯文學精神。
梁太子蕭統編纂《昭明文選》,提出「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的標準,要求文章要有深刻內涵,也要有文采。這是衡量文學作品優劣的準則,千古不變。桐城派的「義法」觀,同樣講的是文章的立意與法度。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學創作講法度、講翰藻,即要求文采斐然,氣韻生動,體現文字藝術應有的美學精神。
古代散文駢散對舉、文筆兩分,又有韻散之別,有韻的為文,無韻的為筆,這也就決定了筆法的差異。如柳宗元所言:「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楊評事文集後序〉)他將文章分為兩大類別,「著述」類主要指說理、論事、記敍的文章,而講究「比興」的則為抒發性情、諷諫美刺的文字,相當於今天的抒情性文學散文。
「比興」的本質是以形象化的方式傳情達意,這也是文學藝術的本質特性。詩與非詩、文學與非文學,區分的標準也在這裏。詩文創作講意象,往往通過具體生動的形式表達情志,將抽象的思想、情感圖象化,於是就有了借景抒懷、情景交融的手法,如柳宗元的〈鈷鉧潭西小丘記〉、蘇軾的〈前赤壁賦〉。隱而不露即藝術,詩文創作的一大門道是隱喻,即以比喻、象徵的方式表現微妙的情志。莊子、柳宗元、劉基,都是深諳此道的大作家,他們都擅長以寓言的形式,巧譬妙喻,揭示深刻思想意旨。無譬不成文,善於詩文創作的人都視比喻為文學創作的不二法門。託事於物,託物言志,也都是古人作文常用的表現手法,如劉基的〈賣柑者言〉、龔自珍的〈病梅館記〉,皆借物喻人,比喻貼切,寓意深遠。
從心而發,意到筆隨,言語「沛然肺腑中流出,不期文而自文」(歸有光語),有這種品質的文章就是「文學」。諸葛亮的〈前出師表〉寫得掏心掏肝,也就由「表」(給皇上的信函)而「文」,具有了文學性,成為傳誦古今的美文。
文字見證「我」的靈魂,文章承載「我」的心靈史。古來第一等的散文都是展示真我風采的本色文字,如陶淵明的〈歸去來辭〉、張岱的〈湖心亭看雪〉,都是「有我」之作。
所謂:「郁郁乎文哉。」優秀篇章像暗夜的燈火照亮一室,温暖人心。中國古代散文燦若星河,照亮的是古老文明的夜空。古人云:「文選爛,秀才半。」熟讀古代美文,領會文心、詩心,感悟創作之三昧,既增進個人修養,亦能學得文學真傳,何樂不為?
為莘莘學子讀經解文有年,寫就此鑒賞集,雖只是初窺堂奧,然已償吾願,可以無悔矣。
禪家常將智慧比喻為明燈,一燈入室,百千年的黑暗即破。
願這個系列也能成為你的一盞文學之燈。
蔡益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