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的餘燼+時代的噪音刷邊套書（預購限定）

《回憶的餘燼》

那段日子，我們都想像自己是被關在一個臨時的牢籠裡，等著被釋放，過自己的人生。一旦被釋放，我們的人生乃至時間本身都會加速起來。我們怎麼可能會知道，無論如何，我們的人生其實早已開始，已經撈到某些好處或受到了某些傷害？況且，我們又怎麼可能會知道，我們將要前往的只是一個更大的籠子，唯一差別只在於，它的邊界起初是難以辨識的？
那時我們是菁英，是無政府主義者，對書本如飢似渴，對性也如飢似渴。所有政治和社會體系在我們眼中都是腐敗的，但我們又拒絕考慮其他方案，樂於在一個無秩序狀態的社會裡過著享樂主義的生活。不過，艾居恩卻一直想說服我們相信，人應該把思想應用在生活上，應該用原則來指導行為。還是三人幫時，阿歷斯是我們當中的哲學家。他讀過我和科林沒讀過的東東，有時會突如其來迸出一句，例如：「凡不能言說之處，吾人須保持沉默。」聽了這話以後，我和科林沉默地思考了一下，繼而咧嘴一笑，然後又高談闊論起來。但艾居恩的出現卻讓阿歷斯從哲學家的位子掉了下來，至少是讓我們多了一個哲學家可以選擇。每次阿歷斯談到羅素和維根斯坦，艾居恩就會談卡繆與尼采。我讀過歐威爾和赫胥黎，科林讀過波特萊爾和杜斯妥也夫斯基。但都是有讀沒有懂。
對，我們當然都喜歡賣弄——不然年輕歲月還有什麼事好做？我們把Weltanschauung（世界觀）和Sturm und Drang（狂飆運動）之類的術語掛在嘴邊，把「這是哲學上不證自明的（self-evident）」當口頭禪，又向彼此保證，想像力的首要職責是踰越界限。但我們的父母卻不這麼想，認定他們天真純潔的子女已經暴露在具有毒害的影響力之下。所以，科林媽媽把我稱作他兒子的「黑暗天使」，我爸發現我在讀《共產主義宣言》的時候歸咎於阿歷斯，而阿歷斯父母逮到他讀美國犯罪小說時則怪到科林頭上，諸如此類。性這件事也一樣。我們的父母都擔心我們會被朋友帶壞，變成最可怕的一類人：無可救藥的自瀆者、搔首弄姿的同性戀者或不斷搞大女人肚子的花花公子。他們害怕我們的少年友誼太親密、害怕我們在火車上會遇到色瞇瞇的陌生人，害怕我們會被壞女孩勾引。這些焦慮與我們的真實閱歷有夠天差地遠。

《時代的噪音》
一：電梯前
他只知道，這是最糟的時代。

他已經在電梯前站了三個小時。這是他第五根菸，他思緒飄蕩。

臉孔、姓名、回憶。切割下的泥炭在他手裡沉甸甸的。瑞典水鳥從他頭頂飛過。向日葵田。康乃馨乳液的氣味。妮塔離開網球場時，身上溫暖甜蜜的香氣。寡婦乳峰滲出的汗水。臉孔、姓名。

還有，死者的臉孔和姓名。

他是可以從公寓裡拿張椅子來，但神經緊張只會讓他坐不住。而且坐在椅子上等電梯只會讓他看起來很古怪。
他的處境來得突然，卻又完全合理。人生其他事情也一樣，例如性欲。性欲也是來得突然，卻又完全合理。
＊
他試著專心想著妮塔，但心就是不聽話，像隻綠頭蒼蠅嗡嗡亂飛，結果自然又落在塔妮婭身上。然後又嗡嗡飛向另一個女孩，那個羅莎莉婭。他想起她時會臉紅嗎？或者他會偷偷為了那次反常的事件而自豪嗎？

元帥的贊助——那也是來得突然，卻又完全合理。元帥的命運也能那樣說嗎？

尤根森滿臉鬍鬚的和藹臉孔；隨之而來的，還有記憶中他母親氣狠狠地捉住他手腕的手指。還有他父親，他那心地善良、討人喜歡又不切實際的父親，站在鋼琴邊唱著〈園裡的菊花早已凋零〉 。

各種聲音在他腦中喧嘩。父親的聲音、他追求妮塔時彈奏的華爾滋與波卡舞曲、升F大調的四響工廠警報聲、狗對著缺乏自信的低音管樂手狂吠、以鋼板加固的官員包廂下方喧騰的打擊樂器與銅管樂器。

這些聲響被一個來自現實世界的聲音給打斷：電梯忽然啟動的吱嘎轟鳴。現在換成他的腳在輕抖，不停敲著靠在他小腿上的小提箱。他等待著，腦中忽然一片空白，只充滿恐懼。電梯停在較低樓層，他回過神來。他拎起提箱，感覺裡頭的東西微微滑動，讓他的思緒瞬間跳到了普羅高菲夫睡衣的故事。

不對，不像綠頭蒼蠅，更是像阿納帕的蚊子。拖畫著血，到處停。

他原以為，站在那裡就能掌控自己的心。但夜裡獨自一人時，感覺是心主掌了他。唉，就像詩人告誡過的，人逃不過自己的命運。人還逃不過自己的心。

他想起那晚他們要切除他的闌尾前的痛苦。他吐了廿二次，朝護士罵光自己知道的所有髒話，然後哀求朋友找個民兵過來一槍斃了他好了結痛苦。你叫他來把我殺了，別再讓我痛苦，他哀求道。但朋友拒絕協助。

他現在不需要朋友或民兵了。志願者多得是。

他告訴自己的心，一切的一切，恰恰都是從一九三六年元月廿八日早上，從阿爾漢格爾斯克車站開始的。不對，他的心回答，沒有事情是那樣的，沒有事情是從某個日期、某個地點開始的。所有事情都是從許多地方、許多日期起頭，有些甚至早在你出生之前、在國外、在其他人心裡就開始了。
＊
而後，不論將會發生什麼，一切都會以同樣的方式，在其他地方、在其他人心裡繼續下去。

他想起香菸：整包整包的卡茲別克、貝拉莫爾、赫塞哥維納弗洛。想起那個男人將半打紙捲菸裡的菸草弄碎塞進菸斗，留下滿桌紙管和碎紙片。

即使到了這個節骨眼，還有可能彌補、恢復與反轉嗎？他已經知道答案：醫生對修復鼻子是怎麼說的。「我當然可以把它擺回去，但我向你保證，你只會變得更糟。」

他想起扎克列夫斯基，想起大房子，還有誰可能接替那裡的扎克列夫斯基。反正一定有人。這個世界照它現在的模樣，永遠不會短缺扎克列夫斯基的。或許等到天堂降臨時吧，那大概是兩千億年後，就不再需要扎克列夫斯基了。

有時，他的心拒絕相信正在發生的一切。就像少校見到長頸鹿時說的那樣，不可能，因為根本不可能。但就是可能，而且就是發生了。

命運。那只是冠冕堂皇的說詞，用來掩飾你的無能為力。當人生告訴你「就這樣」，你點點頭，然後稱之為命運。就這樣，命運給了他狄米屈．狄米屈耶維奇這個名字。對此他無能為力。他當然不記得大人是怎麼幫他取名的，也沒有理由懷疑故事的真實性。那天家人齊聚在他父親的書房裡，圍在領洗盆前。神父來了，問他父母想給新生兒取什麼名字。雅羅斯拉夫，他們說。雅羅斯拉夫？神父不是很喜歡。他說這名字太不尋常了。小孩名字與眾不同，在學校會被取笑和捉弄的。不，不行，他們不能叫這男孩雅羅斯拉夫。他父母沒想到神父如此直率地反對，一時不知所措，但又不想冒犯對方。那您有什麼建議？他們問。幫他取個普通名字，神父回答，例如狄米屈。他父親指出，他自己就叫狄米屈了，而且雅羅斯拉夫．狄米屈耶維奇比狄米屈．狄米屈耶維奇好聽得多。但神父不贊同，於是他就成了狄米屈．狄米屈耶維奇。

名字有什麼要緊嗎？就像他在聖彼得堡出生，在彼得格勒長大，在列寧格勒成年——或他有時也叫它聖列寧堡。名字有什麼要緊？

《回憶的餘燼》

那段日子，我們都想像自己是被關在一個臨時的牢籠裡，等著被釋放，過自己的人生。一旦被釋放，我們的人生乃至時間本身都會加速起來。我們怎麼可能會知道，無論如何，我們的人生其實早已開始，已經撈到某些好處或受到了某些傷害？況且，我們又怎麼可能會知道，我們將要前往的只是一個更大的籠子，唯一差別只在於，它的邊界起初是難以辨識的？
那時我們是菁英，是無政府主義者，對書本如飢似渴，對性也如飢似渴。所有政治和社會體系在我們眼中都是腐敗的，但我們又拒絕考慮其他方案，樂於在一個無秩序狀態的社會裡過著享...

《回憶的餘燼》：記憶之書，總是一本無盡之書。
文／黃以曦

「世界上有客觀時間，也有主觀時間，後者戴在你手腕裡側，靠近脈搏的時間。而這種個人時間才是真實的時間，是根據你與你回憶的關係來衡量。所以，當這件怪事發生時（也就是有這些新的回憶突然湧現時），那彷彿，這一刻，時間逆流了。就像是河水在這一刻，逆流而上一樣。」
——《回憶的餘燼》

「記憶就是認同……你是你做過的事。你做過的事就在你的記憶，你所記得的定義了你是誰。」——朱利安．巴恩斯

《回憶的餘燼》是朱利安．巴恩斯二〇一一年出版的小說，這是巴恩斯第十一部作品，也是他繼《福樓拜的鸚鵡》、《英格蘭，英格蘭》和《亞瑟和喬治》第四次入圍布克獎決選；本書曾於二〇一七年改編為同名電影，中譯片名為《回憶的餘燼》，由吉姆布洛班、夏綠蒂蘭普琳主演。

故事以老者托尼以第一人稱敘述：六〇年代，正在讀高中的托尼和兩名要好的同學喜愛聚在一起聊書、聊女孩，隨後，一名轉學生艾居恩加入了他們的小圈圈。艾居恩博學且擁有不凡的氣質，托尼雖沒有說出過，心裡卻將艾居恩看為喜愛又敬佩的對象。托尼認識了個女孩，情竇初開的他墜入苦戀，但這個獨立又冷靜的女孩始終與她保持著距離，兩人的戀愛無法符合托尼的熱切渴望。一次聚會中，托尼把女友介紹給好友們，卻在不久後，先被女友分手，再被告知艾居恩和她已正式交往。托尼把情緒收在心裡，不久卻傳出艾居恩的自殺。

……畢竟是中學時代的往事了，無論知道艾居恩自殺的那一刻有多困惑，也都在歲月裡慢慢過去了。將近半個世紀後，已退休且離婚、小孩成年了的托尼，意外收到一封信，促成了和後來不曾再聯絡過的前女友的重逢，以及更重要的是，拿回一封他當年寫給艾居恩的信。

一封托尼不記得自己寫過、甚至不相信是由自己寫出的信。就此改變了托尼的人生。精細地說，是改變托尼對自己的看法。而當你發現自己原來是另外模樣的人，你將不得不以那個全新的自己，重新回溯並詮釋你一度歸檔塵封的生命點滴。

人耐心築起的自我世界，無論我們有再多遠見與設防，無論再精細地注入如何的洞察，它仍總是那麼脆弱。我們都有過那樣的經驗，即是對面的人朝我們說來一句話（是的，只要一句話）、接了通電話、瞥見一幅畫面，我們的世界崩塌就可以立時崩塌。這所意味的，通常指被硬拽轉彎的未來，即我們被迫放棄穩當向前的路徑、朝往陌生他方，可《回憶的餘燼》提出的，甚至是關於「變更過去」。前者或許需要適應、需要新起計畫，後者呢，卻是抽走了我們所立之地。

被變更的過去？被揭發與重新界定的「我」？如此，則過去、現在、未來，將盡是虛妄？

《回憶的餘燼》有兩層讀法，第一層是聳動的表面情節，「我一直認為我是個好人，現在才知道我是個壞人」。戳破記憶的建構性，以此對奠定由這個記憶之自我認同做出質疑。對於在此之前較少思考所謂記憶經常是被介入、建構之結果的讀者，這層讀法已然具有相當啟發性。

然而，《回憶的餘燼》的精明、巧妙，甚至——狡猾，在於由此繼續觸生的第二層讀法。故事裡，一封早忘記其存在的信，一個不請自來的過去的「自己」，似乎改變了一切；然而，如果這樣就可以推翻那某個形象結實的「我」，其所意味的，恰恰並非將自此刻起，有個新的「我」絕對地取而代之，而是，原來，「我」從就不可能被落定。

曾認定的自我，被一封信給取消了；如此，則新浮現的我，不也將隨時被新出土的線索、變換樣貌的故人，給取消置換嗎？然後，就會再有一個我？然後，再一個我？

推到更狂野，是否可以說，我，因此真正地自由了？

記憶不過是我們說給自己的故事？是這樣嗎？或者這話指的是個開始，而不是結束？起一幢故事大綱，卻得是時間為它附上血肉，反覆刪改，在一處凹陷又在另一處膨脹，交給新的際遇與夢境……直到終有一天它自行棲定在某個樣子。

《回憶的餘燼》歷經了艱難的對前個故事的摧毀，但新的故事會怎麼寫呢？被摧毀的情節真不可能捲土重來嗎？

記憶之書，從來就是一本無盡之書。


《時代的噪音》
極權統治做為一門時間的藝術
文／吳家恆

將近十年前，雲門舞集邀請喬治亞的「魯斯塔維合唱團」來臺灣，在淡水的雲門劇場演出。林懷民《流浪者之歌》中令人一聽難忘的雄渾男聲，就是魯斯塔維合唱團所唱。
當時我在雲門舞集做事，有機會接觸到魯斯塔維的團員，在私下交談的場合，我問一個年輕團員：「冒昧請教一個問題：史達林是喬治亞人，請問今天的喬治亞人怎麼看史達林呢？」還好，他不覺得冒犯，我鬆了一口氣，而他的回答也讓我有點意外：「有些人討厭他，但也有些人喜歡他。」
對我來說，史達林是個謎樣的人物：大清洗、大整肅、大饑荒，都是這個人弄出來的。雖然我並沒有花什麼力氣去了解他，但光是他外貌的差異，就讓我驚訝。一般所熟悉的史達林是領導人的形象，穿著毛呢外套，剪裁俐落，釦子扣到脖子。頭髮往後梳，一絲不苟。上唇留著肥厚的鬍子，跟頭髮一樣茂密。眼睛似乎帶著笑意，但卻猜不透背後的心思。
而年輕時的史達林，卻截然不同。頭髮一樣濃密，但像火一樣，瀟灑奔放，難以馴服，年輕史達林長得有點像班．阿佛列克，眼神燃燒著青春的火焰，與掌權之後判若兩人。我不禁好奇，是什麼樣的經歷造成史達林如此的改變？史達林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我之所以會冒昧問這個問題，多少也跟蕭士塔高維契《姆岑斯克縣的馬克白女士》的著名故事有關。這部歌劇在一九三四年問世，起先得到很好的評價，史達林在一九三六年一月看了這齣歌劇。
這本來是一件好事，獲得好評的作品引起領導人的注意，這可能是作曲家更上一層樓的機會。然而，事情的發展卻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史達林之後龍心大不悅，《真理報》刊登了一篇名為〈混亂取代了音樂〉的評論，還連發了多篇文字，抨擊《姆岑斯克縣的馬克白女士》。就這樣，《姆岑斯克縣的馬克白女士》就被打入冷宮，作曲家的其他作品也遭禁演或沒人敢演。
這件事在音樂史上很有名，即使是沒聽過《姆岑斯克縣的馬克白女士》的人，很多也耳聞此事。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會察覺此事所透出的怪誕與令人費解之處：《姆岑斯克縣的馬克白女士》是成功的作品，也在蘇聯以外演出，英國作曲家布瑞頓稱讚它「從頭到尾都有風格與手法上的一致，其諷刺切中而精彩，沒有一分一秒會讓人感到枯燥」。連國際知名的作曲家都給予好評，這部歌劇到底是哪裡冒犯了史達林，以致要下重手修理？
蘇聯已經解體超過三十年，今天的人（尤其是生在民主國家的人）會更難理解，不過就是一份報紙寫了幾篇文章批評，忍一忍就過去了，有這麼嚴重嗎？
好奇歸好奇，也沒有心思太去深究，如今，巴恩斯以這個事件為核心，寫成歷史小說，翻成中文超過八萬字，不禁勾起我的興趣：小說家會如何評價這個事件？這是在冷戰鐵幕之後的陳年往事，他要如何進行填補、擴充？
巴恩斯自己在〈後記〉中回答了這個問題：
蕭士塔高維契對自己的生平有許多說法。有些故事版本眾多，歷經多年建構與「改進」。[…]基本上，在史達林統治下的俄國，真相很難掌握，遑論保存了。甚至連名字都會變來變去。
蕭士塔高維契的相關文獻很多，小說家有兩大參考對象，「首先是伊莉莎白．威爾遜層次豐富的經典之作《蕭士塔高維契傳》；其次是索羅門．伏爾科夫《見證：蕭士塔高維契回憶錄》。其他還包括格利克曼的《一段友誼的故事》與阿爾多夫對作曲家兒女的訪談《追憶蕭士塔高維契》。

但是，文獻歸文獻，小說家不能也不應以此為限，這一點巴恩斯很清楚，「對傳記作家是苦事一件，對小說家卻是再好不過了。」巴恩斯不用把力氣花在細節的探求與考證上，而是專注於手邊的材料，挖掘背後的可能性，描摹角色的內心活動、動機。
巴恩斯要呈現人長期處於極權統治下的變態、壓力下的狀況。許多在小說中登場的人事，人都真有其人，事也真有其事，但是在一個政治深入生活各個層面且後果禍福難料的情形下，事實與謊言界線模糊，真相難以探求。
無論就小說的鉅細靡遺或真假莫辨的程度，都令人驚訝。巴恩斯寫得好像他親眼目睹一樣，作為讀者，我必須時時提醒自己，不要把小說當作歷史紀實來讀。而巴恩斯或許無意給讀者他親歷其境的錯覺，因為整本小說集中在三個時間點：一九三六年，一九四八年，一九六〇年。三個時間點各自相隔十二年。一九三六年，當然就是屈辱的原爆點；一九四八年，相隔十二年，二戰也結束了，時代進入新階段，但是傷痕猶存，蕭士塔高維契當年的「錯誤」，還是會被拿出來談；一九六〇年，史達林已經去世數年，在赫魯雪夫的主政下，冷戰開始出現融冰的跡象，而蕭士塔高維契身為具有國際聲望的蘇聯作曲家，前往美國進行交流。
讀者如果沒有特別注意年分，會覺得小說各處的基調是不變的，彷彿演奏的都是同一首交響曲，即使外在環境不斷在變，蕭士塔高維契長年生活在被整肅的恐懼之中，他的周圍和內心，已經像鐘乳石一般，凝固成一座牢籠。巴恩斯無意探討這座牢籠是怎麼造成的，而是讓讀者從各種細節中，看到緩慢累積的過程。
音樂是時間的藝術，極權統治也是。

《回憶的餘燼》：記憶之書，總是一本無盡之書。
文／黃以曦

「世界上有客觀時間，也有主觀時間，後者戴在你手腕裡側，靠近脈搏的時間。而這種個人時間才是真實的時間，是根據你與你回憶的關係來衡量。所以，當這件怪事發生時（也就是有這些新的回憶突然湧現時），那彷彿，這一刻，時間逆流了。就像是河水在這一刻，逆流而上一樣。」
——《回憶的餘燼》

「記憶就是認同……你是你做過的事。你做過的事就在你的記憶，你所記得的定義了你是誰。」——朱利安．巴恩斯

《回憶的餘燼》是朱利安．巴恩斯二〇一一年出版的小說，這是巴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