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充滿理想卻短命的雜誌──《波文》月刊/蔡登山
十幾年前我在臺北市松山區松河街的古文書店找舊書時,猛一抬頭看到不少香港的舊雜誌,都是我久聞其名的,包括有零星的《大成》、還有《大華》的復刊號和極為少見的《波文》月刊,雖然價錢不斐,但我毫不猶豫地買下,因為這些雜誌在臺灣的圖書館是極少收藏的,而更多的原因是它們的內容非常紮實,極富史料價值。
對於《波文》月刊即使很多收藏者,都仍感陌生,不明其內容。但我因為買過不少波文書局的翻印書籍,自然非常熟稔。再加上月刊的主編黃俊東先生是有名的書話家,我早年曾在香港見過幾次面,深知其底蘊。黃俊東(一九三四-),筆名克亮,原籍廣東潮州,出生於香港,在聯合書院中文系畢業。他曾任《明報月刊》執行編輯、助理總編輯。多年來主要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和寫書評,曾長期在《明報周刊》撰寫書話專欄,後來在《星島晚報》副刊寫藝文隨筆專欄《鉛刀集》。他也是個藏書家,精於版本,不論中外書籍,只要版本好,都不惜任何代價購買,他有許多絕版書,其中有些還是海外孤本。黃俊東自述說:「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我就喜歡借書、買書和藏書,算起來也有二十多年了吧。……範圍頗為博雜: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傳記、隨筆、生物、掌故等各方面,多少都有一點點,不過最多的還是文學方面,尤其是新文學的書。」(見《克亮書話•我之於書》)他說「我患了買書病」。他的著作有《現代中國作家剪影》(香港友聯出版社,一九七三)、《書話集》(香港波文書局,一九七三)、《獵書小記》(香港明窗出版社,一九七九)。尤其是《獵書小記》寫的是他買書的經過及讀書心得,饒富趣味,很受讀者喜愛。他對於書話,有他的見解:「書話不同於書評,書評是書評家的責任,書評家知識豐富,態度嚴謹而客觀,為讀者分析內容和性質,具有引導和啟發的作用……但書話只是一個愛書人的立場,說些與書相關的閒話,有時也不免也有三言兩語的批評,但讀者不必視為嚴肅性的批評。書話所談及的無非是書的知識、消息和作者的點滴資料……並不在為讀者選擇書籍。」(見《獵書小記》)
黃俊東是書痴書迷。名作家董橋說:「十幾年前的一個晚上,我在報館門口看到他一手撐雨傘一手提了一包書,忽忽冒著風雨過馬路搭公共汽車,心中一陣蒼涼,久久百感交集。滿頭的黑髮默默熬到滿頭斑白,昏暗的排字房變成死白的植字房,驀然回首,文人書生的文化事業忽然轉為不太識字的文化企業,東叔乾乾淨淨地退休了。」讀董橋此文,不能不令人「百感交集」。怪不得董橋說,黃俊東四十幾年風雨不改,是香港讀書界著名的「書店巡閱使」。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前,他避居加拿大,後來又移居澳洲,如今已八十五歲矣!
說到《波文》月刊,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創刊號〈就這樣開始吧!〉文中說:「《波文》月刊能夠與讀者見面,不僅是讀者和朋友們感到意外,就是編輯部同仁,也感到有些意外,因為以我們的力量,無論是經濟方面、學識方面以至在文化界和出版界的人事方面,萬萬不可能創刊這一本雜誌。我們幾位朋友中,有一位開了一爿書店,……不久之前,賣書的朋友忽然心血來潮,提出了是否可以出版一本雜誌的問題。……這個刊物就是在朋友的熱情和鼓勵之下決定創刊的,因為開書店的朋友,願意以辛苦賣書所得的錢來支持刊物的大部分經費,我們就以書店的名字來做為刊物的名字。」所以《波文》月刊的老闆就是波文書局的老闆黃炳炎,又叫黃孟甫。對於波文老闆,當時的編輯葉關琦,也就是現在鼎鼎大名的作家沈西城兄(近作有《金庸往事》、《江湖再聚──武俠世界六十年》)在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六日的香港《蘋果日報》的〈文化界二霸〉一文中說道:「『波文』書局於皇后大道東二五二號,半爿地舖,面積二百餘呎,狹長逼仄,文史哲書籍甚夥,其中泰半是絕版書翻印。時值文革末期,神州動亂,不少思鄉人士亟欲想知內地情況,而一眾學者更奮起研究現代歷史和追尋文化實況,『波文』翻印的文史哲書籍正好填漏補孔,滿足需要,門庭若市,黃孟甫由是賺個不亦樂乎。」沈西城說一九七四年他剛從日本回來,秋天時經黃俊東介紹認識黃孟甫,黃老闆問他可有辦法從日本舊書店引入有關中國現代文學的書籍,說這些書拿來翻印可賣大錢,但沈西城沒動心,卻也加入編輯團隊。
沈西城原名葉關琦,一九四八年出生於上海,一九五二年到香港。端正小學肄業轉入天主教慈幼中學,畢業後曾在珠海學院就讀。兩年後退學赴日本留學,進東京國際學友會日本語學校進修日語。在日本期間,迷上川端康成、谷崎潤一郎、夏目漱石等的作品,因而對新感覺派有了強烈的偏嗜。在赴日前沈西城曾與也斯、小克等創辦《四季》文學雜誌。因此黃俊東在〈創刊的話〉中談到他們的編輯成員說:「我們多年來的工作,一直都與出版有關,而且幾個人的興味,幾乎同樣喜歡買書和弄弄筆頭,大家偶然碰在一起聊天的時候,不免時常交換有關書刊和文壇動態的消息,當然也少不了涉及出版的經驗。」黃俊東組成的編輯團隊還有區惠本和和莫一點。好友名作家許定銘在文章中說:「區惠本,知道的人恐怕不太多。他與黃俊東同是一九三○年代出生的香港作家,區惠本出道甚早,一九五○年代用筆名『孟子微』在報刊上發表文史小品,據說曾被人誤以為是曹聚仁,可見他的作品水平甚高,很受時人重視。區惠本很愛藏舊書,華富邨老家全屋堆滿書,可惜我跟他不熟,未曾得見。一九七○年代波文書局出版文史期刊《波文》,黃俊東、區惠本、沈西城和莫一點是編輯,其時創作書社剛在鄰街,區惠本常來看書。他為人低調,除了看書、買書,少有與人交談,拍照當然更少了。」許定銘還說區惠本是書痴(我戲稱他為「人肉字典」),因當年區惠本曾為波文編輯校訂歴史教科等書。
至於莫一點現在已是香港著名的畫家,自一九八二年起,先後在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亞及馬來西亞舉行多次個人大型畫展;又在柏林、東京、墨爾本、漢城、上海、北京、湖北、福建、深圳等地參加多次聯展。並出版有《一點文藝》、《一點意境》、《一點風格》、《一點靈氣》等。廣東新會人,一九四七年出生。一九六○年深秋來香港。一九六四年隨中外著名畫家丁衍庸先生學畫。七十年代起,他撰寫了不少美術評介、古蹟探勝、名山大川記遊等文章,這些文章曾刊登在《明報月刊》、《明報》、《星島日報》、《收藏天地》、《觀察家》月刊、《百姓》半月刊、《廣東畫報》和新加坡《南洋、星洲聯合早報》等。在《波文》月刊時他除了是編輯成員外,還擔任該刊美術之職。
主編黃俊東說:「除了名稱與書店有聯繫之外,刊物的內容完全是獨立的,並不受到書店的支配,這一點是寶貴的,因此以後出現在本刊中的文章,相信沒可能受任何人的支配。有了這種沒有背景和獨立的基礎,雜誌的內容將可以容納更多見解不同的言論。我們希望這刊物是讀者真正的園地,只要言之有物,說的成理,不做歪曲事實的報導,我們都樂於刊載。」緊接者他又提出刊物的屬性及更具體的內容範圍,他說:「我們不想學術味太重,因為這是學院式刊物的責任。如果真有理想的話,我們渴望它是一份通俗性、知識性及趣味性的讀物。文化的知識、生活的經驗、科學的深入淺出介紹、人物的刻畫、中國現代文學資料的整理和批判、風俗的闡釋、藝術的鑑賞、旅遊的報導、人生的感懷、社會現實的反映、學習的心得和經驗、世界各國的風土人情、文學的創作、書刊的評介、鄉土的回憶、遠地的通訊以至逸聞趣事、文化消息的報導等,都是我們渴望編入刊物中的材料。」
這真是一群文化人所創辦的充滿「理想」的刊物,而且在創刊號,編輯成員,都寫有文章,真是驗證了他們都是能文之士。如沈西城寫了〈藝妓之愛慕者──永井荷風〉,區惠本寫〈許氏父子兩學者──記我所知道的許壽裳與許世瑛〉,許壽裳為魯迅的摯友,人所共知;而兒子許世瑛為音韻學者,當年我在臺灣淡江文理學院上過他的「文法課」,只是當時仍是白色恐怖時期,不僅我們不知道他父親是許壽裳,連他的學經歷我們都不清楚,如今讀了此文,有些事才真恍然大悟。而莫一點也寫了〈我遊江門歸且說江門事〉。之後,沈西城在第三、四期寫〈魯迅與內山完造〉(上、下)、第五期寫〈內山書店的今昔〉;莫一點在第二期寫〈潘天壽小傳〉、在第三期寫〈黃冑‧少女‧毛驢〉、在第四期寫〈「踏遍青山人未老」的吳作人〉。
除此而外在《波文》月刊占有相當份量的,莫過於「掌故大家」高伯雨(高貞白、林熙)的文章了。黃俊東也說:「在創刊號中,我們極榮幸得到文化界前輩高伯雨先生交來回憶錄大文。高先生熟諳文史掌故,與國內作家學者交遊素廣,此篇僅為一開端,日後當有精彩內容,在其回憶錄中披露。」而在第三、第四期高伯雨以林熙筆名發表〈民初絕版筆記經眼錄〉(上、下)、〈連士升在香港的一段日子〉。高伯雨(一九○六—一九九二)原名秉蔭,又名貞白,筆名有林熙、文如、竹坡、西鳳、夢湘、大年、高適、秦仲龢、溫大雅等超過二十五個之多。他是廣東澄海人,祖父高滿華在清道光年間南渡暹羅(泰國)經商辦企業,在新、馬、泰和廣州、汕頭都有商鋪分號,富甲一方。父親高學能(舜琴)是清末戊子(一八八八年)舉人,和丘逢甲同科,後無意仕途,隻身前往日本經商,幾經奮鬥,遂成日本關東地區舉足輕重的華僑巨賈。高家屬下的商業機構有「元發行」、「元發盛」、「文發行」、「元發棧」、「綿發油廠」等等,業務範圍廣及米糧、煙葉、橡膠、電燈、電話、航運等。高伯雨是高學能的第六子,出生於香港文咸西街高家經營的元發行,他四歲喪父,長兄高繩之(秉貞)只顧著發展自己的自來水公司和電話等業務,無暇打理父親的生意,到了一九一三年高繩之又病逝,高家事業從此後繼無人便日漸走下坡。一九一三年高伯雨在廣州公益中學的附小讀書,後來又轉到德才女子學校,再轉覺覺小學。一九二三年高伯雨入澄海中學,一九二六年六月中學畢業,到日本東京打算投考早稻田大學,九月遭逢母喪,即返廣州奔喪。一九二八年冬,他赴英國讀書,攻讀英國文學,一九三二年未修完學業而回國。先任職於上海中國銀行總管理處調查部專員,同事中有唐雲旌(一九○八—一九八○),也就是後來號稱「江南第一筆」的唐大郎,二○年代後期唐大郎開始給小報投稿,所作詩詞取材靈活,隨手拈來,涉筆成趣,頗受讀者歡迎。一九三六年高伯雨在南京外交部任僉事。抗戰爆發後他抵香港定居,在港期間,高伯雨編過晚報副刊,為報紙寫過稿,也開過畫展(因他曾隨溥心畬習畫,從楊千里習篆刻),更辦過文史刊物《大華》雜誌。但終其一生,可說寫稿為生,一寫就是五十多年,他曾自嘲為「稿匠」。據保守估計他一生所寫文字當有千萬字之多。二○一二年九月香港牛津出版社出版他的《聽雨樓隨筆》十卷本,也只不過他所有著作的一小部分而已。高伯雨於一九七四年曾寫《聽雨樓回想錄》在《波文》月刊連載五期,後因雜誌停刊,文章亦告歇筆。三萬餘字才寫到小學尚未畢業,若能完成,其內容豐富當可期也。
在《波文》月刊還有位重要作家是鮑耀明,他筆名成仲恩、甘牛、傑、甘中,是著名的翻譯家。一九二○年出生於廣東省中山縣,其祖父早年跨海往日本謀生,他在日本念完中學。抗日戰爭爆發,他返回澳門,後來再往日本,進東京慶應大學,一九四五年在該校畢業。一九六○年任香港《工商日報》、新加坡《南洋商報》駐日特派員。一九六○年至一九八一年任日本三井洋行香港分行副總經理。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六○年間曾任香港理工學院(香港理工大學前身)教學諮詢委員。一九八一年移居加拿大多倫多市。一九九五年我因拍攝《作家身影》紀錄片,透過香港作家羅孚之介,他從加拿大帶著一箱有關周作人的照片、手蹟到香港,在羅孚家接受我訪問拍攝,從此我們成為「忘年交」。鮑耀明是研究與收藏周作人史料的專家,一九七二年五月由香港太平洋圖書公司出版《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全是影印原信,在保存和細讀周氏手稿上很有價值;後來隨著寬鬆的文化環境和周作人研究的深人,一九九七年十月由香港真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周作人晚年書信》,編輯體例很特別,就是在年月後面先是列出周作人當日日記,然後是周氏來信,最後是鮑先生的去信。使讀者對於事情的來龍去脈一目了然,也給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而二○○四年四月由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一九六○-一九六六)是在一九九七年的版本上增補了六封遺信,並經王世家校讀改正了不少原著的錯訛,還增加了周氏的數張照片,可以說這是目前最好的一個版本。他其實在很早就以「成仲恩」筆名寫周作人的文章,但大家都不知他這個筆名的由來,他自己也沒說過。我是在他二○一六年四月九日以九十七高壽歸道山時,在訃聞發現這個筆名是來自他的二子一女集成的,他的兩個兒子名福成、仲輔,女兒名德恩,各取一個字成為「成仲恩」,相當有創意而富紀念意義。在《波文》月刊第三期起至第五期就有成仲恩的〈知堂老人給我的信〉(一、二、三)的連載。
另外在《波文》月刊第一期和第五期分別有明川寫的〈豐子愷早期繪畫所受的影響〉和〈從隨筆看豐子愷的兒童相〉。黃俊東在創刊號的〈編後瑣記〉特別提到:「明川是一位豐子愷作品的研究者與蒐集者,她以動人的筆觸,探討豐先生早年繪畫所受的影響,文筆細膩,清麗可讀,讀者不宜錯過。」在第五期的〈編後瑣記〉則說:「這一篇卻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介紹豐先生的獨特之處,凡是喜歡豐先生作品的讀者,本文不宜錯過。」其實明川,就是盧瑋鑾(小思)老師,她也是我研究南來香港的中國作家的引路人,當年她帶者我去看魯迅、蔡元培、許地山、張愛玲、蕭紅等人在香港的墓地和居停之所。小思(一九三九-),生於香港,籍貫廣東番禺,香港當代著名散文作家、教育家。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獲香港大學中文系哲學碩士銜。一九七三年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擔任研究員。曾任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已於二○○二年退休。小思活躍於香港文化活動,是六七十年代《中國學生周報》的作者之一。小思多年來研究和整理香港文學及文化史料,曾捐贈超過兩萬項個人藏品(包括剪報、期刊、書籍、小冊子及論文等資料)予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協助成立「香港文學特藏」及「香港文學資料庫」。二○一六年四月二十日,小思榮獲「二○一五年香港藝術發展獎」之「終身成就獎」。她相當早就開始豐子愷的研究,一九八○年出版《豐子愷漫畫選繹》,她著作可說是等身。
而詩人何達(一九一五-一九九四),福建閩侯人,生於北京,他在一九三○年開始新詩創作,起初受徐志摩、郭沫若、李金髮、臧克家等人影響,後曾得到艾青指導,一九四二年進入西南聯大學習。一九四六年轉入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師從朱自清。一九四八年出版詩集《我們開會》,一九四九年移居香港,曾任香港作家聯誼會理事,一九七九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他在在《波文》月刊第一期和第二期寫有〈我的老師費孝通先生〉和〈費孝通先生教我寫文章〉,因作者是社會學家費孝通在西南聯大的學生,因此有近距離的觀察,這兩篇文章是瞭解費孝通的為人、為學和在抗戰期間的生活,不可多得的材料。
《波文》月刊第一期和第二期刊載了日本山口大學教授岩城秀夫(Iwaki Hideo)發表於《東方學》第四輯(一九五二年七月)的重要論文〈中國戲劇評論的起源〉,由精通日文的李沆譯成中文。岩城秀夫是日本著名的中國戲曲史專家青木正兒的學生,發表的論文有〈琵琶記研究〉、〈明代宮廷與演劇〉、〈宋代演劇管窺〉及〈明代戲曲之特質〉等多篇。一九七三年東京創文社出版他的《中國戲曲演劇研究》,厚達六九○頁。在七、八十年代他撰寫了長達四一一頁的論文《湯顯祖研究》。此文譯者李沆在《波文》月刊第四期還寫有〈書城漫步話神田〉,特別介紹神田神保町的書店。
另外由港英政府興辦,位於香港灣仔區的一所男女子官立小學,名為東院道官立小學(Eastern Hospital Road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曾為該校校長的容宜燕在《波文》月刊第四期發表〈話劇在香港的發展〉,黃俊東說:「戲劇前輩容宜燕先生,給我們撰寫〈話劇在香港的發展〉一文,對於香港劇運史實,有概括性和系統性的敘述,使我們知道香港的劇運與中國話劇的傳統發展是一脈相通的,而一些戲劇前輩的努力推動,無異使話劇種子得以萌芽成長。不過,作者指出劇運的推動,人才場地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現階段的戲劇人才並不缺乏,而場地卻顯然不足,故提議設立『青年劇場』,這是急切而需要解決的問題,因為香港話劇要繼續發展,非賴年青一代戲劇工作者不可,而缺乏青年人可供使用的場地,無疑阻礙了話劇的活動和發展。作者在文章的結論,頗值得大家深思。」而在《波文》月刊第五期容宜燕又發表〈散文的朗誦藝術〉一文,對此黃俊東表示:「容先生年來專心研究朗誦藝術,早已著有專著,本文專針對散文朗誦而發,尤有新見。向來的朗誦者為了方便起見,多選韻文的詩詞歌賦和戲曲的題材,其實,散文更要朗誦,它與我們的現代生活息息相關,更值得大家去注意和去朗誦。本文雖是談散文的朗誦藝術,卻是提出最具體和最實用的散文朗誦原則。」
除此而外《波文》月刊還採用年輕學者的文章,比如後來成名的黎活仁教授,當年才二十出頭,就發表文章。黎活仁一九五○年出生於香港,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文學學士。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修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日本京都大學訪問學者,多倫多大學東亞系訪問學人,後來任教於香港大學中文系,直至退休。他在《波文》月刊第二期起至第五期就連載《何其芳評傳》,可說是初生之犢,嶄露頭角。其他如也斯(梁秉鈞,一九四九—二○一三)他曾就讀端正小學(在校時與沈西城為同班同學)及何文田官立中學,十多歲開始創作,二十歲成為專欄作家,後在香港浸會大學英文系畢業後,曾任中學教師、《南華早報》美術版編輯,七十年代參與編輯《中國學生週報》、《四季》、《文林》、《大拇指》等雜誌。也斯在詩歌、散文、小說、戲劇、文學評論、文化研究等各個領域均有成就。他在《波文》月刊第一期發表〈詩三首〉,分別是〈青蛙與蝸牛〉、〈茶〉、〈後窗〉。
而該刊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三期,也就是一九七四年十月號,推出魯迅逝世三十八週年的特輯,除了封底採用刃鋒的木刻〈魯迅像〉,封底內頁採用黃永玉的木刻〈魯迅與木刻青年談訶勒惠支版畫〉、顧炳鑫的木刻〈魯迅小說「藥」插圖之一〉之外,收了梅創基的〈近代中國木刻運動是「現實主義」還是「表現主義」?──談「魯迅論美術」之一〉(第四期還有梅創基的〈魯迅先生是美術理論家、導師,還是「媒婆」和「褓母」?──談「魯迅論美術」之二〉)、濟行的〈魯迅談革命文學〉、沈西城的〈魯迅與內山完造(上)〉(第四期繼續刊出〈魯迅與內山完造(下)〉)、公嵐的〈談「朝花夕拾」〉、述史的〈魯迅‧仙台‧藤野──七十年前魯迅在仙台學醫的往事〉等五篇文章。其中〈魯迅談革命文學〉是魯迅在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在北平燕京大學的演講記錄,題目是〈談革命文學〉,當時針對郭沫若、成仿吾、蔣光慈、錢杏邨、洪靈菲等這批革命文學家,魯迅說了很多不敬的話,也許因著這個緣故,這篇講稿後來魯迅的集子裡和他的全集中都沒有收進去。似乎北平有一個刊物當時曾發表過,內容刪節了很多。此篇則為記錄的全文,是一篇很足珍貴的材料,特刊出以供研究魯迅者的參考。另外版畫家梅創基對現代中國美術界的史料整理,甚感興味,因此寫出談魯迅論美術的兩篇文章,都是相當有份量的文章。
《波文》月刊在每期的目錄頁上都標榜是「一本唯一能容納不同立場和不同見解的綜合性雜誌」,在堅強的編輯團隊及豐沛的稿源之下,照理應該是令人期望的刊物,但可能由於銷路的問題,我們在第五期的〈編後瑣記〉看到這段文字:「本刊所刊登的內容是較為嚴肅的文章,而且受了許多條件的限制,不能像消遣性的刊物那麼暢銷,那是意料中事。新年之後,我們將把內容大事革新,並且改為雙月刊。我們的工作人員太少,大家忙於生活,實在不能抽得較多時間來工作,因此改為雙月刊較為合適,待將來大家安排得出時間,當再改為月刊。新年之後的第六期革新號,將於二月中出版,敬請讀者注意。」但人們並沒有等到第六期的革新號的出現,《波文》月刊在短短的五期壽終正寢了,我們也很幸運地沒有看到被商業化扭曲的革新號,五期如此短暫,卻是一群文化人的理想實現,這未嘗不是好事,而它也留下讓人永遠追憶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