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愛的仇人【限量親筆簽名版】

推薦序    某些時候，虛構，就是唯一的真實。關於《可愛的仇人》（臥斧）
推薦序    底層的愛人能說話嗎——讀謝宜安《可愛的仇人》（朱宥勳）
推薦語    為愛諷刺的「冒充歷險記」（張亦絢）

自序：第一個阿台的故事
白蟻
來自蕃地
新婦秘話
查大人
月夜愁
後記


 
 

推薦序

為愛諷刺的「冒充歷險記」
張亦絢

　　我願為妳再冒充：「冒充」耐人尋味。從古老經典的「莊子試妻」（暫擱置沙文的面向）、《假如我是真的》，與海史密斯的「雷普利系列」——冒充，挑戰的可能是壓迫性建制，也可能是個人對自我為何的不安——貫串《可愛的仇人》中的「冒充」，令人興味盎然。它並不借助對「冒充」功能性的單一想像，也跳脫道德論。只要「我可能是誰」存在，「我是誰」就既可能被否決，也可能被擴充、放大或多孔隙化——實在好看得不得了。

　　本真性的再商榷：背景都在日治——或更早——種族與性別，諸種差別待遇「偽成正道」興盛之時，藩籬被認為顛不可破。如同制服——每個人都被分派了固定角色。但在故事裡，制服都不制服了，被反穿、被（服儀）不整、被輕解……。抵達此處，並不稀奇，而是宜安逗留的方式，那裡有一種對時間政治的純正實踐，即便對今日以為存在的各種本真性，也進行了叩問。

　　不同女人的浪漫：賦予女人的浪漫，新的詮釋——羅曼史最新變種，浴火重生啦（笑）。

　　帶來深度的互文：互文或多文本交錯的顯隱效應，讀了過癮，也恰到好處。

　　輕柔老練的諷刺：最扎實的，是作者上乘的諷刺功力——它並不只顯示在文筆上，還包括了取材——這不只令人讚嘆，還令閱讀的每一分鐘，都是享受。

某些時候，虛構，就是唯一的真實。關於《可愛的仇人》
臥斧

　　預先將所有內容視為虛構。

　　──這或許是致予讀者諸君、在開始閱讀《可愛的仇人》前，最要緊的一句提醒。因為本書首篇〈自序〉的第一句話「編這本書的契機」，已然告訴讀者「這本書是『我』編輯、編纂的」，再往下讀，讀者會發現「我」是個歷史研究學者，而本書接下來的各個篇章，除了最末的〈後記〉之外，都是「我」從不同文獻裡找到的資料。如此一來，讀者很容易認為《可愛的仇人》當中每個故事都是真實發生過的歷史事件，而身為全世界讀者裡第一批讀到這些故事、幾乎馬上會發現這些故事與臺灣歷史某段時期有關的臺灣讀者，或許更容易如此相信。

　　不。理解，或者享受這些故事的最佳姿態，是先將它們置於虛構之境。

　　請暫勿動氣，嘟嚷「既是虛構，何須考據得如此煞有介事」之類抱怨，萌芽自西方的現代小說，原初就有「讓讀者以為這是真實事件」的設計。它不是宗教神話，不是民間傳奇，它講的事情就發生在讀者諸君熟悉的現實世界裡，但它是虛構的──英雄史詩裡頭的偉大旅程會變成凡夫俗子的生命掙扎，那些原本遙不可及的斬妖除魔會變成極度貼身的日常煩惱，或許是工作的狀況，或許是愛情的得失，或許是家庭成員之間的相處，或許是孤獨。讀者諸君因此更容易設身處地了解角色們的處境與心態，發出「也有人在這種情況下會這麼想啊」的共鳴，或者多一層「有人在這種情況下會那樣想啊」的發現。

　　是的。這種做法的重點不在於「欺騙讀者」；相反的，它其實是某種「協助」。

　　既是以現實世界為場景的虛構，講的就會是「發生在這個世界，但讀者還不知道的事」，經由創作者的敘事安排，協助讀者了解「在那樣的情境裡，某些人為什麼會做某些事」，一方面同理他者，一方面反思己身；而既是虛構，就有了在現實世界當中挪移時間或空間的能力，創作者可以把讀者領至不同地理位置的不同時點，協助讀者「真實」地感受那個時空場景的氛圍，觀察身處其中的角色如何思索，如何互動。史料考據愈是扎實，場景重構就愈具真實的分量──某個角度說來，在能夠穿越時間的「時光機器」尚未發明的現今，虛構的小說，即是最能夠讓人「重返歷史現場」的方式。

　　這就回到《可愛的仇人》一書值得一讀的原因。

　　暫且不論〈自序〉和〈後記〉，《可愛的仇人》一書當中的五個故事，核心都是「愛情」──事實上，這個核心在書名上就已昭然若揭，一直以來，臺語歌詞當中以「可愛的冤仇人」指稱「愛人」的曲子不只一首，例如洪一峰作曲、葉俊麟作詞的〈男兒哀歌〉，陳明章作曲、郝志亮作詞的〈愛情路〉，更近一點的例如詞曲都由周韋杰創作的這首，直接就叫〈可愛的冤仇人〉。 稱「愛人」為「仇人」本有種半嬌嗔半埋怨的親暱意涵，但在《可愛的仇人》中，「仇」字多了一層實質意義──五個故事裡萌生戀情的幾對男女之間，都有國籍、族群、社經階級等等不同框架橫亙，他／她們之間的「仇」，並不是愛人脾氣不佳、拿日常拌嘴當相處情趣那種等級的麻煩，而是更巨大的、難憑個人之力改變的問題。

　　當然，「跨越障礙」一直是愛情故事的主要題材之一。

　　兩人跨越了障礙便是真愛無敵，無法跨越障礙或者即使跨越障礙仍然因故無法廝守，便是命運殘酷、造化弄人。不過，《可愛的仇人》奇妙地顯出了另一個面向──那些障礙有時並不僅存在於「外」，也根植於「內」，它們會影響每個人的行事判準，那些判準不只考慮到自己，也考慮到對方；再者，它們更會內化成為每個人的一部分，也就是說，當相愛的兩造愛上彼此的剎那，同時也愛上了對方內裡被障礙所形塑的部分。《可愛的仇人》當中各篇主角，尤其是女性，在決定如何面對愛情時，考慮的都不僅僅是「這份愛能否跨越障礙」而已。

　　於是，書中的〈自序〉和〈後記〉便顯出其重要性。

　　〈自序〉裡提及一名被日軍所擄的臺灣原住民少女「阿台」，接下來的五篇故事裡，阿台都沒有正式出現，但讀者可以從一些隱微的枝節中窺見她的身影，發現這些故事裡的角色直接或間接與她有關，〈後記〉則為此做了補充。阿台是五個故事裡隱形的角色，卻是這五個故事收錄成一本書的真正主題，顯示身處於無法獨力撼動的框架障礙中，一個人在限制裡如何決定自己的人生樣貌，甚至發揮某種影響的可能。

　　至此，讀者諸君考究《可愛的仇人》一書是否「真實」，才有意義。

　　《可愛的仇人》有的故事以真實歷史人物為藍本發揮，例如〈白蟻〉，有的則是在真實歷史背景置入虛構角色，例如〈月夜愁〉。無論使用多少真實的歷史元素，它們都不存在於歷史紀錄，由創作者虛構而成；換個角度看，在《可愛的仇人》世界裡，這些愛情故事都切切實實地存在於與真實歷史相同的場景當中。這是以虛構重建歷史的作業，倘若讀者諸君詳加考據，就能發現許多過去不見得知道的歷史片段（例如一九一〇年的確有二十四名排灣族人被送到英國，成為倫敦「日英博覽會」的部分展出），或者發現創作者如何巧妙地填補了歷史紀錄的空隙；倘若讀者諸君不做這類額外的查考，也能夠跟隨這些故事回溯時光、親臨現場。

　　預先將所有內容視為虛構。

　　這句提醒並不代表從〈自序〉開始就表現得「不像小說」的《可愛的仇人》打定主意要欺騙讀者──如前所述，在歷史紀錄不可能巨細靡遺到個人每時每刻的心思轉變、在科技發展暫時無法實際讓人回到過去的現在，虛構的小說是重現歷史現場最佳的方式。創作者的考察愈詳盡，就愈能讀出可信的歷史氛圍，創作者對角色的掌控愈仔細，就愈能讀出那樣環境當中的種種人性。那些或許都沒發生過。但那些都是真的。

　　因為在某些時候，虛構，就是唯一的真實。

底層的愛人能說話嗎——讀謝宜安《可愛的仇人》
朱宥勳

　　作為謝宜安的伴侶，《可愛的仇人》諸篇章，我幾乎都是頭幾位讀者。在這本書初具規模之時，我突然發現各篇之間有個共通點，於是順口問了一句：「為什麼你都不安排『圓滿』的結局？有好幾篇其實都是有機會『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的呀！」

　　「我比較喜歡這種虐來虐去的愛情故事啊。」

　　「呃，」我背脊一涼，「我怎麼覺得自己的處境有點危險⋯⋯。」

　　謝宜安聞言，丟給我一個微妙的笑容。

　　幸運的是，現實中的我們並沒有虐來虐去（應該沒有⋯⋯吧？）。小說並不是現實的直接反射，而是以現實為基礎去加工，這是文學常識。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一旦涉及「加工」，小說就不僅可以是現實的延長與補充，也可以是現實的對立與對反，「缺什麼就寫什麼」、「現實沒有什麼，我偏就要寫什麼」——我倆沒有相愛相殺，但《可愛的仇人》每篇小說卻都抓一把玻璃沙往角色心頭上撒，只是謝宜安此一傾向的例證之一。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理解這種傾向，才能理解《可愛的仇人》這一短篇連作集，從形式到內容的種種設計。

　　《可愛的仇人》以五個短篇小說組成，每一篇都能各自獨立。然而，在各篇之間，有三條線索串聯了這些小說：第一、一名來自現代的「編者」，她撰寫每一篇文章的前言，並以仿真的學術筆調，將它們虛構成某種「真實的歷史文獻」。第二、這批文獻都會閃現史實之中，「牡丹社事件」裡被擄走的原住民少女「阿台」的蹤跡。第三、各篇人物之間常有勾連，比如〈白蟻〉的「阿丸」便為〈來自蕃地〉的主角執筆；〈新婦秘話〉的杏雨便是〈查大人〉的作者。

　　這些設計馬上會引出一個問題：為什麼要「以假亂真」，假裝這些小說都是「有所本」且共享同一世界觀的「文獻」？難道不能單純說故事就好了嗎？

　　當然可以單純說故事。但如果沒有這層設計，這本書所隱藏的「第六篇小說」，就沒辦法浮顯出來了。

　　第六篇小說，就是原住民少女「阿台」的故事。

　　從表面來看，《可愛的仇人》是五組沾親帶故的戀愛故事。這五組戀愛故事所共享的「世界觀」，是九九％都跟史實上相同的日治時期臺灣；而關鍵的一％差異，就是「阿台在這條世界線上還活著」。如同本書〈自序〉（當然也是虛構的）之結尾所暗示的：「作為這本書的編者，我想我透過搜集這些文獻，而終於發現了一道光，能照進阿台所跌落的縫隙。」史料裡被日本人俘虜、「教化」、放回的阿台，最終在族人異樣的眼光下精神失常、上吊自殺，幾乎可說是臺版的「胡若望」式悲劇。但謝宜安動用小說家的特權，將阿台召喚到《可愛的仇人》裡。在這裡，阿台沒有被人遺忘，一直閃現在人們的記憶裡，〈查大人〉的清次家族和〈月夜愁〉的理玖都曾有聽聞；阿台不但沒死，還能以其語言和文化知識，幫助〈來自蕃地〉的女主角djalan面對殖民者。

　　於是，「阿台」這名歷史人物，便被謝宜安以「反事實的後設小說」設計，封存在小說裡，就像DNA封存在琥珀裡那樣。若關注近年臺灣小說的讀者，對此應不陌生：黃崇凱的《新寶島》、蔡易澄的《福島漂流記》和拙作《以下證言將被全面否認》，都使用了類似的手法。這波「反事實的後設小說」與一九八〇年代，臺灣曾經流行過的後設小說浪潮，在主題關懷上完全相反。當時，這種手法被拿來演繹「一切歷史敘述都不可信」的後現代信條；於今，這種手法卻成為「能否建構另一種歷史可能性」的探索。並且，這些小說都會刻意模糊真實與虛構、文獻與小說的界線，那當然是灌注了「希望這些可能性為真」的柔和期待。如果前代後設小說的態度是「什麼都是假的」，今日作者的態度就是「在硬邦邦的真實之外，我們能否許願一個更好的歷史版本」。

　　——比如說，阿台可不可以有好一點的結局？

　　就此而言，謝宜安雖然在愛情方面虐人不倦，但在歷史方面卻另有一種脈脈溫情。而《可愛的仇人》與當代其他「反事實的後設小說」最大的差別，正是她帶入了「愛情小說」的類型元素。相較於傳統的後設小說與歷史小說，愛情小說更能以女性視角出發，關照女性的命運波折。因此，《可愛的仇人》不只是重塑了阿台，每一篇小說其實都重塑了在史料中鮮有記載，但聰慧靈巧、有自尊與力量的女性角色：〈白蟻〉讓日本人難辨你我、〈來自蕃地〉在倫敦頂著眾人目光逛百貨公司、〈新婦秘話〉在封建暗影裡自學成才、〈查大人〉有能力使好警察「墮落」、〈月夜愁〉承載慘痛過去卻能頑強面對生活⋯⋯這每一位女性角色，都是值得載入史冊，刷新男性視角之傳統史觀的人物。歷史上有沒有這樣的人呢？不管有或沒有，我們現有的歷史紀錄顯然都沒有關注她們。但在《可愛的仇人》這本「文獻選集」裡，她們能以凜然正史的姿態，活在各自的篇章裡。

　　這是謝宜安透過小說許下的終極大願：臺灣史上的女性們，能不能有不一樣的身影？不被殖民者掩蓋，也不被反抗殖民者的男人們掩蓋，而是能發出自己的聲音，在生命最重要的關口裡，對意亂情迷、騎白馬來拯救自己的男主角說：不。我們到此為止吧。

　　能說「不」的主體，才是能挺立的主體。

　　即便這聲「不」的代價如此之大，要與愛人此後兩別，要墮入慘澹的後半生。但謝宜安還是讓她的女主角們勇毅地說出口了。在歷史上，女性能和男性「虐來虐去」，把局面扳得有來有回，是多麼難得的一件事。難得到必須以「反事實」來顯影。

　　不過，別看我花那麼多力氣解說謝宜安的形式設計，事實上，在小說品味上，她有著非常「傳統」的一面——她相信小說的本職學能是「講一個曲折且引動讀者情緒的好故事」。種種史料剪裁、元素鋪排，都是在這個前提之下進行的。綜觀《可愛的仇人》，我們大致可以發現共通的敘事模式：前三分之一悠然進入故事，暗中埋下線索（比如〈白蟻〉的女主角為何有點「無知」？〈來自蕃地〉的女主角，又為什麼可以靠公學校學來的零星單字，聽懂日本人在說什麼？）；中間三分之一帶入男女主角各自的動機，將衝突推高（比如〈查大人〉裡頭警察心態的轉變、〈新婦秘話〉裡陰陽怪氣的家庭）；後三分之一引爆所有伏筆，釀成無可挽回的遺憾（這無需舉例了吧——正是「虐來虐去」的部分）。

　　從這個角度來看，《可愛的仇人》雖以臺灣史為背景，但實際上是不需要什麼臺灣史門檻，也能充分享受的愛情小說。其中我認為最豐富嚴密的，當屬〈來自蕃地〉。從舊社的禁忌到踏上倫敦日英博的「舞台」；從人類學家的私情，到殖民體制的無法顛覆；同是族人，對於「新時代」卻都有各自不同的反應⋯⋯在不算長的篇幅裡，竟安排了非常高強度的辯證結構，構思十分精奇。我尤其喜歡「逛百貨公司買鞋」一段，在djalan是為自己而買，但連最愛護她的人類學家，都誤以為此舉是「追求文明」，兩造之隔值得玩味。尤其「djalan」的名字意為「道路」，女主角不但如長輩所預言的「走得很遠」，此一意象與「逛百貨公司買鞋」互相呼應，更是餘味深長。

　　最後，讀者若有餘力，非常推薦讀者對照本書所涉及的典故。當然，不知道這些典故也不影響閱讀，但若能連點成線，想必能有更大的樂趣與啟發。舉其大者，至少就有以下歷史線索：〈白蟻〉顯然以建築名家井手薰為本、〈來自蕃地〉有人類學家森丑之助的身影、〈新婦秘話〉有「義愛公」的蹤跡，更別說全書屢屢提起的「阿台」。而在文學典故方面，〈新婦秘話〉與佐藤春夫的〈女誡扇綺譚〉、〈查大人〉致敬賴和的名篇、〈月夜愁〉與陳千武的〈獵女犯〉，都有可以併讀的對話關係。最核心的，當然是書名《可愛的仇人》了——這一篇名來自日治時期最暢銷的通俗小說，徐坤泉的《可愛的仇人》，原作是一部拍成鄉土劇連播一百集都不會有違和感的愛情倫理（？）悲喜劇。謝宜安挪用了「雖然可愛、但卻像是仇人般無法和解」的結構，在每一篇小說反覆試煉男女主角在性別、族群、殖民體制之間難以逾越的深淵。正因為愛人如此可愛，才反襯了這些社會建制如何森嚴，能讓彼此最終無法不「仇」。

　　當我們徹底理解謝宜安布置的所有線索，我們才會清楚看到，這本小說集實際上是問了一個史碧娃克式的命題：「底層的愛人能說話嗎？」《可愛的仇人》就是謝宜安的自問自答：為了那些可能愛人也可能被愛，卻在臺灣史上悄然無聲的女性們——她們沒有機會說出來、被記錄下來的話，將透過小說家的想像與虛構，發出令人難以忽視的聲音。來吧，讓人們相虐相仇，讓人們因為有所冤仇，因而永遠記住她們的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