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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薦：【共同推薦】
矢板明夫｜印太戰略智庫執行長
汪浩｜國際政經專家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特聘研究員，《尋租中國》作者
（姓名依姓氏筆畫排序）

【各界推薦】
●「《狂野之旅》以精煉篇幅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四十餘年的經濟變遷。作者楊思安憑藉二十五年在華經商與生活經驗，剖析紅色資本、制度扭曲與泡沫化發展，直指中國由開放走向閉鎖的內在邏輯，是快速理解當代中國經濟的重要讀本。」——汪浩，國際政經專家

●「《狂野之旅》作者楊思安長期在中國從事商業調查。本書不是一般學術著作，而是通俗、易讀、生猛的落地報...

【內文試閱】
房地產泡沫
摘自【第三章　沸騰歲月（1999—2008年）】

房地產是所有榮枯循環之母。金融業的資本重組是房地產資產泡沫的源頭，但前提是要有一個私有化的房地產市場。

一九八○年代，城市員工在畢業後被分配到單位工作之後，往往要等上好幾年，花上數不清的時間去巴結負責的官員，才能分到一室公寓。當時流行一個諧音哏：當別人問你分到房子了沒，標準答案是「我們研究研究」（發音神似改革開放前最常用來行賄的「菸酒」）。當時的工廠形同一座小城市，當中有公寓、幼稚園、美容院、餐廳，工廠的高層領導甚至有權決定員工能否結婚，抑或是送他們進監獄。

有人一輩子都沒離開過工廠，生了孩子就取名叫「小電」（在電廠出生的女孩）或「氣象）（在氣象局出生的男孩）。

到了一九九○年代末，終於開始有所轉變：國營企業不僅甩掉包辦員工住宿的責任，連其他社會服務也一併甩開了。一九九八至二○○三年間，單位將所有原本在城市以極低租金租給員工的住房，全賣給了當時的住戶，雖然賣得很便宜，但企業只要有進帳就好，同時他們也不用再負責修繕的費用。這個局面可謂共贏：國營企業有史以來第一次開始賺錢，一般家庭也因這場大規模的資產轉移而致富。
住房的私有化催生出龐大的買房需求，因為只要過了禁售期，便能以溢價出售房產，進而購置更優質的新居。接下來，由於擔心農業用地持續減少，國務院在二○○一年開始限制土地出售，等於是在需求高漲的同時緊縮了供給，房價應聲飆漲。

中國房地產夢之所以出現，是希望解決一九九○年代稅制改革使地方政府窮到脫褲的財政困境；一九九四年之前，中央與地方政府都是根據每年協商敲定的公式來分配稅收，這種協商及政府間的各種花招早已讓民眾厭倦，於是達成一項協議：由中央政府設立專屬機構，直接徵收幾乎所有稅款，並承諾將其中豐厚比例撥還地方。

但隨著中央抽走的比例愈來愈高，地方的份額就受到壓縮。企業改革又加劇了此問題，由於企業再也不用把所有現金都上繳給主管機關，便想方設法調低利潤。地方政府在稅收中的份額，一九九三年還有百分之七十八，到二○○二年只剩下百分之四十五。同時，地方政府還受限於禁止借貸或出現赤字，於是便開始巧立名目胡亂徵收各類費用，但即便如此也不足以彌補稅收短缺的缺口。

最大的問題在於「地方」一詞的定義過於籠統：中國劃分成五級政府體系，當稅款一層層下撥時，到最後的兩三級政府，早已所剩無幾；但偏偏就是這些基層政府得負擔所有重要事務，從各級學校到醫院、供水系統、道路、發電廠與各種社福計畫，包山包海。且這些基層政府無論官員的教育水準、預算管理的經驗，或是能調動的資源，都使這些基層政府人員沒有能力處理。

難道就這樣無解？「地方政府融資平台」（LGFV）應運而生，一方面能獲得土地作抵押，另一方面，大家也認為政府不會憑空消失；綜合此兩項優勢，政府成立了數家「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公司。作為企業，此平台可以借貸，並將政府移交過來的土地進行抵押；作為國有的實體，則享有準主權的地位。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猶如有一層隱形的保障，大家深信其不會違約；而在這些平台設立的二十年間，各大銀行近乎狂熱地爭相貸款給此類實體。

中國現今已有一萬多家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舉凡地鐵、自來水、瓦斯等城市基礎設施，以及建設與房地產開發都靠其支持，由於其所屬的政府部門可強制機構、學校及其他設施搬遷，這樣平台便能確保每個住宅開發項目的入住率，若是民眾不願搬遷，政府便會切斷從熱門住宅區與新區之間的大眾交通。為了讓新學校滿招，政府把舊學校炸掉也在所不惜；內蒙古某個地方政府，不只把學生拒絕離開的舊學校給炸了，之後因房子滯銷導致國內生產毛額落後，竟然再把空大樓炸了，然後再蓋新的。由於政府具備這些權力，所以中國幾乎每個城市，都有一個政府辦公大樓和住宅高樓林立的新區。

各級政府坐擁從平台借來的滾滾現金，承諾人民會擁有更美好的生活，從新的馬路、新地鐵、徒步商業區，直到讓小鎮躍升為大城市。「市」是中國的一種官僚層級，取決於一定的人口密度與特定類型的基礎設施，比起縣鎮官員，市府官員的薪水更高、福利更好，講話也更大聲。「都市化」的地位人人爭搶，「就地都市化」（urbanization in situ）則是都市化的主要動力，意思就是把某個特定區域的稱號從「農村」改成「城市」，然後把所有居民都重新劃定為「城市居民」。

「戶口政策」所加劇的城鄉差距，則是房地產榮景的一大關鍵動力。農村與城市向來適用不同的法律制度，享有不同的國家資源，最終在政策上的重要性也天差地遠；這樣的差距誘使本來占總人口三分之二的農村人口，為獲得城市居民的身分而想盡辦法。打從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以來，就開始實施戶口管理，此制度所隱含的假設是：土地能支持所有人的生計，農民既然有權使用集體土地，就不需要政府資源。中共用典型的馬克思模式來思考城鄉關係，意即只著重生產工具的管理，農業是地方村委會的事情──中國的體制認為農村就該自給自足。

戶籍制度反映出一種法律上的隔離，導致社福體系呈現割裂狀態。一份艱深的官僚守則中明確規定了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應享有的學校、醫院、公園及其他設施類型，進而推動當今經濟體制中錯綜複雜的激勵機制。戶籍登記為「農村」的中國公民，即使僅遷移數公尺遠的地方，若新居地具備城市屬性，該居民便能享有更優質的學校、更完善的醫院、更豐富的公園資源、更完善的社會保險體系，其子女升讀大學的機會亦將顯著提升。這些「都市化」的誘惑，正是廣大民眾默許地方政府瘋狂蓋房的根本原因。

在地方政府的認知中，清空農地，也就是將居民遷走，然後蓋起高樓林立的住宅區，是一筆穩賺不賠的買賣。政府多半會買下十英畝的農地，通常能容納四十個家戶，一旦清理完土地、鋪好新馬路，並建設好其他基礎設施，這片土地就能被劃為「住宅用地」，而非「農業用地」，開發商所需支付的每平方米單價就會飆升。而且，由於地方官員是用新蓋的房子來補償農民，就能在商業計畫書裡自我宣稱，已經有一定比例的戶數「預售」出去了。他們將農地賣給開發商，讓他們在半英畝的土地上蓋起高樓，農民家庭搬進新房，只要居住密度提高，立刻就搖身一變成為「城市人」；過往的農民一個一個轉職到「城市」的工作崗位，諸如看管新大樓的鍋爐房或操作電梯等。

要看清這個邏輯有多荒謬，以下是個典型的案例：有個地方本來人人都種玉米，但為了提高土地價格以便能賣掉舊房子，政府官員就必須誘使農民賣掉自己的耕種權，再用這筆錢去買新房子。但可能沒什麼人會想買玉米田中的高樓華廈，農民也會怕一旦輕言放棄玉米田之後，萬一沒有收入要怎麼辦。為解決此問題，官員會把賣地的收入撥出一小部分，用以支付新蓋高樓中清潔工與電梯操作員好幾年的薪水。

在從前的農地上蓋高樓，地方政府就會宣稱人口密度已經提升，要以此來申請「城市」的地位；只要身分到手，就可以用一個貌似美好的交易來吸引農民，用一英畝的土地，換一間現代高樓裡九十平方公尺（二十七點二坪）的房子；只要換成城市戶口，人生立刻翻轉，孩子能念更優質的學校，自己也能享受更好的醫療資源，還能揮別種玉米的苦差事，只要在大樓裡掃掃地，每個月就有薪水進帳。但這些新的職缺終歸不符合經濟效益，且出自開發案的配套資金，所以官員口中掛保證的這份薪水，還是會有發完的一天。

儘管合約裡會用小字來說明這些細則，但誰又能抗拒這筆交易？這交易使人人都是贏家：地方政府用賣地賺來的錢興建基礎設施，並跟親近的友人簽訂暴利合約，然後他們再報以豐厚的回扣；從前苦哈哈的農民收穫意外之財與漂亮新居，再也不用在玉米地裡累得半死；地方的建築與材料公司發了筆橫財，開發商也因此大發利市。

萬事具備，足以完成全國性的建設工程，就算是萬里長城，也能變得像樂高積木一樣容易堆砌。實際的經濟狀況恐怕是唯一的輸家。一個兩年前還在種檸檬的小鎮，即使稱不上富裕，但至少能出產檸檬；「都市化」之後，高樓林立，從前的農民忙著打掃這些高樓，卻再也無法得到檸檬的收成。由於當時的鋼鐵廠與建築公司都忙著蓋樓，這個地區所遭受的經濟衝擊，並沒有立刻浮現，但完全可以想像：當檸檬收成一年比一年少，就必須蓋另一棟高樓大廈，來彌補失去的生產力。蓋樓需要資金，中國不允許任何違約倒閉，所以就只能硬著頭皮一直玩下去，直到債台高築，並打造出規模前所未見的鬼城。
商業地產成為一種新的資產，更如同大型珠寶般，成為一種保值方式。對大多數人來說，這都是筆好投資：即使二○二一年後開始下跌，但在過去二十年間，中國的房價每年都固定成長近百分之八，至少我們能拿到的數據是這樣顯示。上海股市的波動就劇烈許多，自二○○○年以來，年均報酬只有百分之二點三；銀行存款利率則常年在百分之二以下徘徊，只在二○○七年一度飆到百分之四。各類投資方案雖會定期出現高報酬，但往往伴隨高風險，而低風險的投資類型，報酬率跟銀行的存款利率差不多低。除此之外，中國人民普遍不信任銀行，無怪乎中國人熱愛炒房。中國人對待房子的方式，如同美國人看待共同基金，是固定增值的工具，可以留給後代，更有個額外的保障：即便房價不如預期，人總歸有個地方落腳。

這套蓋房子的新模式，迅速擴散至全國。二十一世紀初的前幾年，只有最底層的窮人才是真正需要房子的人，但他們早被高房價排除在市場之外，最頂端的富豪則坐擁多套房產。早在二○○三年，根據統計，中國東部地區的商業地產空屋率高達百分之六十一，反映出持有房產只是為了套利，然而此統計數據自二○○九年開始已不再對外公布。據二○一二年中央銀行委託進行的調查，八成五的城市家庭與高達九成三的農村家庭，都至少有一間房子，遠遠高於美國的平均自有率──就算美國政府強力支持，房屋自有率還是只有百分之六十五。調查顯示，有一成五的家戶擁有超過一套房產，十年之後，新屋將會主要集中在本就有多套房產的富人手中，有些城市甚至每戶平均擁有超過五套房產。人均居住面積也急遽上升，一九八五年每城市居民是六平方公尺（一點八坪），二○○五年攀升至二十六平方公尺（七點九坪），二○二○年則已高達四十九平方公尺（十四點八坪）；由於每家戶平均超過三人，代表在二○二○年，一個典型的城市家庭，大概可以擁有一百五十平方公尺（四十五點四坪）的居住空間。

整個中國經濟都在房地產投機的浪潮上衝鋒陷陣，儘管嚴重供過於求，住宅的房價卻還是連年上漲，漲幅幾乎都高達兩位數。唯一少數幾次的房價持平，多半是因貨幣供給的成長放緩，而基於就業率或家戶財富等基本面指標。中國高房價的原因並非供不應求，直到如今都還遠高於世界上大多數最昂貴城市的房價。以下堪稱中國特色的獨特組合，諸如土地國有制及地方政府的土地配置權、地方政府對土地增值的仰賴、地方政府對建材與相關產業的介入，以及地方政府對可公布地價與售價的管控。總而言之，這些干預措施把房價推升至遠遠超出自然市場能支撐的層級。

因此房價下跌對誰都沒好處，即使是個人或窮人都無法從中得利，箇中原因在於中國根本不缺房，而且相較於房價，房租還要低上許多。當然，貧困階級住不起太好的房子，最容易無家可歸的其實是移工，但這並非因為房市，而是因為戶口制度讓這些工人無法在城市定居，更無法把家鄉的房子賣掉──幾乎所有移工在老家都有房子。

【內文試閱】
房地產泡沫
摘自【第三章　沸騰歲月（1999—2008年）】

房地產是所有榮枯循環之母。金融業的資本重組是房地產資產泡沫的源頭，但前提是要有一個私有化的房地產市場。

一九八○年代，城市員工在畢業後被分配到單位工作之後，往往要等上好幾年，花上數不清的時間去巴結負責的官員，才能分到一室公寓。當時流行一個諧音哏：當別人問你分到房子了沒，標準答案是「我們研究研究」（發音神似改革開放前最常用來行賄的「菸酒」）。當時的工廠形同一座小城市，當中有公寓、幼稚園、美容院、餐廳，工廠的高層領導甚至有權決定員工能...

【作者序】
致台灣讀者：中國的實質影響

自本書寫成以來，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運動於美國再興，這或許正是中國崛起的所有後果中，最舉足輕重的一個。

網際網路在二十一世紀初問世，特別是社群媒體的出現，讓全球評論家振奮不已，認為資訊的普及，有助治理體系的民主化。然而結果卻出乎所有人意料——中共贏得了這場治理模式之戰，美國這個曾如此偉大的人權與民主堡壘，卻倒向了獨裁；政府直接干預私人企業的決策，就算是由政府直接投資私人或上市公司這種「社會主義式」的投資，也不過是塊號稱「攸關國家安全」的遮羞布。
要想理解此一轉向，關鍵在於中國的種種貿易與投資無不流露出侵略野心，而從中國湧出的資本海嘯，則是最主要的驅動力。這些資本形式多元，諸如將工廠移至中國的企業獲利；以美國債券形式向美國消費者提供的貸款；中國新富官員與消費者攜帶出境的現金；對中國企業的投資，以及族繁不及備載的各種管道。

中國的出口（及其必然結果，亦即川普的關稅政策）及中美的科技競賽，讓全球不敢掉以輕心，認為這是中國從一九七九年至二○○九年的那段資本主義狂飆時期，所引發的主要問題。對中貿易及在中投資，都出現巨大且動搖穩定的資本過剩，這些錢總得有個去處，之後發生在這些錢上的事情，就構成了當前的政治情勢。這些過剩的資金回流至西方經濟體，全球的治理模式因此改變；如同一九九○年代新通訊科技的發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體系，進而粉碎了二戰後的世界秩序。

一九四四年各國於美國新罕布夏州（New Hampshire）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建立的戰後全球貿易體系，設計初衷是依照古典經濟學派的思想來分工：每個國家都應進口國內無法順利生產或資源稀少的商品，並出口自己最具有優勢的產品。因此厄瓜多向美國出口香蕉，美國則向這類小國出口工業成品；或是中國向幾內亞進口鐵礦，再對其出口農業機械；這樣的貿易關係聽起來再合理不過。

當年齊聚布列敦森林的老頭子們沒料到的是，中國有朝一日會與「企業」的比較利益合夥，而非「國家」，從而消弭了國界。自對西方開放以來，中國各地政府與官僚全面動員努力替企業賺錢；開放初期，中國企業在國內的銷售金額，須等同其出口海外的規模，從而「平衡」銷售與美元外匯。

隨著中國透過出口累積的外匯存底愈來愈多，無論政府或富人，都極力想把這些錢移到安全的地點或轉換成可靠的資產；而所謂的安全可靠，就是要讓政府找不到，當然也包括中國政府。舉例來說，中國發展出「可變利益實體」（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簡稱VIE）制度，亦即將設立於英屬維京群島等離岸避稅天堂的企業，當作大量上市公司的投資載體，讓資金流入這些高度不透明的地區。據化名「深喉IPO」（Deep Throat IPO）的作者估算，自「改革開放」直至二○二○年，存放於避稅天堂的中國財富高達三十五兆美元。

中國之所以要爭相競逐先進半導體、鋰電池、人工智慧軟體等技術，原因與目的其實與出口如出一轍；儘管檯面上不斷強調大國崛起的那套說辭，但種種科技併購與國內研發，本質上與生產玩具鞋子的企業並無不同：都是為了出口擴張。中國最大的國家優勢，在於能迅速將技術規模生產，並傾銷全球，進而接管此技術在全球的市占率；至於太陽能發電或電動車電池等技術在中國國內的普及，不過是產能過剩的副作用，並非政策的核心。

綜觀中國漫長的進程中，曾有一段時間其出口所得回流投入房地產等國內資產，但不論經濟如何變化，出口及隨之而來的外匯存底始終不曾消停，即便到了中國內需疲軟的今時今日，出口都仍一路走強。二○二五年十二月八日，中國公布的資料顯示，前十一個月的貿易順差突破一兆美元；代表就算經濟成長明顯趨緩，外匯仍比二○二四年增加至少八個百分點，央行外匯存底高達三兆美元。得利於長期的貿易順差，中國的強勢貨幣實力足以躋身全球最大的資產買家，從土地到高科技新創都是其標的；中國靠著此套路在二○二四年賺進一兆美元，二○二五年有望再創新高。

一些原本只是出口光碟播放機與洗衣機的公司，也因投資讓外匯獲利大幅成長。中國現身國際股市，拉開二十一世紀的序幕，讓這場金錢遊戲徹底改頭換面。中國政府設立的壟斷型投資銀行「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簡稱CICC），也就是「中金公司」，可以從每一宗國營企業的公開募股中抽成，獲利驚人。私募股權基金也紛紛進場，一個新的私人資本階層隨之成形，現任與卸任官員無不為其鞍前馬後。這些企業的數千億美元前仆後繼流往避稅天堂，或是紐約、倫敦、雪梨、多倫多的房市。
外匯盈餘如何催生全球寡頭
川普、普丁、馬斯克、祖克柏等全球寡頭崛起的關鍵，在於出口與投資的外匯盈餘反覆循環，這同時也徹頭徹尾改變了國際體系。促成這股暗流的正是西方的兩大原罪：一來是一九九〇年代的大規模產業外移，西方國家未能攔截並讓企業獲利回流；再者是加密貨幣與各種私人數位支付系統出現後，資金流動的速度前所未有。

眾所周知，中國國內採行「弱勢」貨幣體系，亦即只要在中國境外，人民幣便無法使用或取得，除非能獲得重重繁複的官僚審批，不然難以兌換成其他貨幣。但中國企業的商品出口後會收到美元，這時就須將美元換成人民幣，此過程並未經過貨幣轉換，而是種對應機制：中國央行讓商業銀行買下出口商手中的美元後，可能會拿去購買美國公債；然後央行再印出等值的人民幣，並透過其往來的銀行交到出口商手上。這樣一來，中國央行擁有美國公債，就等於是借錢給美國人民，美國人民須為此支付利息。至於央行印出來並交給商業銀行的人民幣，帳面上看來是央行的負債，但沒人會天真到相信政府會還債。

中國不一定每次都將這筆資金投入美債或他國債券，有時也會轉向海外併購大宗物資、科技公司、農地、礦產，或乾脆對外放款。

為何這些趨勢助長了全球威權主義？這是因為政治權力的高度集中，進而能從經濟體系中攫取巨額財富，這些財富反過來推升更進一步的政治權力集中。當一國領導人掌控龐大的資金流，就必須仰賴他國領導人協助確保這些資金的安全，於是一國的高度政治控制，往往會催生另一國的高度控制。
於是獨裁者們同心協力，促成了這場全球規模的財富私有化。當中最重要的非川普莫屬，他的當選清楚反映出金錢如何催生權力，權力又如何使金錢滾動不息，並將整個政治體系推向獨裁。全球權力精英相互扶持，守護彼此的財富版圖。舉例來說，「幣安」（Binance）加密貨幣交易所似乎讓川普家族海撈一票；幣安與川普相關企業合作推動新的數位貨幣專案，包括多米納里控股公司（Dominari Holdings），不僅由川普的兩個兒子艾瑞克（Eric Trump）與小唐納（Don Jr.）入主顧問委員會，更曾為「美國比特幣」（American Bitcoin）的首次公開募股提供融資；二○二三年，幣安前執行長趙長鵬因承認協助洗錢而入獄，隨後又獲得川普特赦。

這種互助有時非常直接，例如二○一六至二○二○年間，中國加速批准川普長女伊凡卡（Ivanka Trump）的商標申請，並向川普旗下企業提供數億美元貸款，這些都在實質上維護了川普家族的私人利益；也有較隱晦的方式，例如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政府相關機構透過空殼公司，向海外企業提供約二兆美元的貸款。部分貸款幫助中國達成獲取技術的國家目標，另一部分則用來回饋協助政府的個人。這些身家過百億、甚至上千億美元的富豪，需要海外具高度權力的威權領袖，幫他們藏匿從自己國內所攫取的財富；而政治人物也多半由這些精英階層選出或指派，其職責在於維護該遴選群體的利益。這恰恰演繹了今日超級富豪如何主導全球，並在各地助長威權體制蔓延。
治理失靈：全球競爭拉低監管標準
權力集中讓政治階層得以累積巨額財富，因而具備調動大筆資金的實力。國家領導人權力愈大，行事就愈有恃無恐，敢於將資金從國內經濟調出，轉移至受隱私規範保護的海外帳戶或資產中。

科技的發展讓企業的搬遷變得容易，各國競相向企業提供更低的稅率，要求企業給員工的福利變少，以爭取企業留下，結果導致本國的基礎建設遭到掏空。

至於政府為何無法有效掌控企業，眾說紛紜，但一九八○年代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所主導的去管制經濟政策風潮，正標誌了企業逐漸脫離監管。英美政府同時削減社福支出、大幅減免大型企業、特別是跨國企業的賦稅；這波「去管制」的部分原因是各國（在美國甚至是各州）為吸引企業投資而展開的競爭。即便企業獲利最終能夠回流至亞利桑那州（Arizona）總部之類的地方，但得利於層層的租稅減免，實際繳納的稅金往往遠低於一般公民或在地企業所應承擔的稅賦。稅收短缺已反映在西方國家日益失靈的實體基礎設施與社會基礎建設之上。在過去半個世紀中，西方政治的主流在於頻頻向政府施壓，要求削減支出並降低對企業的壓力。西方政府無力攔截並讓資金回流，這當然不能歸咎於中國，但中國自身極度親商的稅制確實助長了這種現象。
避稅天堂「暗網」浮現
企業愈來愈能自由管理利潤，伴隨去管制風潮與科技力的相輔相成，避稅天堂的「暗網」逐漸成形。為享有高度保密與極低稅賦，中國流出的利潤通常會轉移至英屬百慕達（Bermuda）、維京群島、開曼群島等地。這套體系主要有兩大支柱：全新的金融模式與新興科技。

國際競爭益發激烈，全新金融模式應運而生，英美兩國在一九八○至九○年代的金融監管政策，正是能說明去管制壓力如何助長暗網在全球免稅地區成形的絕佳範例。一九八○、九○年代之交，兩國競相放鬆金融監管，以吸引不明來源的資金流入：美國廢除銀行的諸多法律限制，包括利率管制，並於一九九九年廢除《格拉斯—史迪格法案》（Glass-Steagall Act），允許一般存款銀行可兼營投資業務；英國則在一九八○年代大幅放寬金融監管，導致銀行業競爭白熱化，部分機構在風險控管與資金來源審查上顯得鬆散。綜觀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中國銀行等多家金融機構，都曾因過分協助全球寡頭轉移資金而遭到監管處分，例如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之子江綿恆，就涉嫌將來自中國電信用戶的資金轉移至開曼群島。

一九九○年代，去管制風潮與資訊科技狼狽為奸，讓企業得以同時掌控縱橫全球的製造供應鏈與稅務效率（tax efficiency）。自 PayPal 問世以來，貨幣數位化讓中國外流的現金流規模益發無法無天，數位化更催生出加密貨幣，成為另一種資金運作的暗網。新的支付工具成為最後一塊拼圖，讓定向的資產流動如海嘯般席捲全球，從最早的 PayPal，到之後的 Cash App 與各式線上錢包；如今，區塊鏈與加密貨幣讓資金的移動完全脫離國家監管機構所及之處。現在的中國政治高層與商業巨頭，靠著虛擬支付就能完全規避審查，將數千萬美元轉移至海外帳戶；這些款項可能是吸取至私人帳戶的現金，可能是政治或商業酬庸，甚或就是赤裸裸的侵吞。即便過去數十年間，瑞士的銀行受到強大壓力要求其揭露國際客戶的帳戶資訊，如今這些資訊反倒無關痛癢，畢竟更多元且更隱蔽的資產移轉替代方案已然出現。

科技與暗黑金融網路相結合，構成全新的資產移轉管道與機制。此外，還有其他歷史遺緒：避稅天堂與低稅賦製造地區已在各方面取代昔日「屬於」西方國家的殖民地，當印度、印尼、埃及等國，乃至比屬剛果、坦尚尼亞、奈及利亞等國相繼宣布獨立後，原宗主國的現金流大幅銳減；為彌補資金流失，過往的殖民強權也紛紛將這些來源不明的資金存放於避稅天堂，所謂的避稅天堂往往與前宗主國保有鬆散的關係，如美屬薩摩亞、英屬維京群島或塞席爾等。直到現在，西方國家仍對某些領土保有主權，正好方便寡頭存放巨額現金，既毋須表明身分，更毋須解釋財富來源。

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金錢的權利優先於個人的權利
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財富的集中化讓精英的偏好表露無遺，亦即比起人權，他們更重視金錢的權利；貨幣的數位化加上歐美對洗錢的高度縱容，使全球治理逐漸向富裕階層所偏好的威權傾斜。超級寡頭的政治權力與財富同步急遽擴張，無人能予以制衡或向其問責；但所有主要經濟體的普羅大眾卻日益貧困，導致全球局勢不穩。截至二○二五年第三季，美國的信用卡債務總額約為一兆二千億美元，平均每家戶背債九千至一萬美元，一般尋常家庭深陷高達百分之二十三還款年利率的負債泥沼之中。中國家戶同樣面臨此窘境，由於資金難以外流，人民多半會將約七成的財富投入房地產，《財富》（Fortune）雜誌、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等多方資料來源皆如此顯示。當前許多中國家戶都在為價格虛漲的房產支付抵押貸款，且由於市場對其帳面價值並不樂觀，他們也無法將其脫手，中國人民的財富蒸發規模預估高達十五兆美元。

正如本書中的預測，在巔峰時期曾帶動中國國內生產毛額約四分之一的房地產產業，如今已然崩盤。對執政的中共來說，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始終是其重要目標，因此出口在經濟成長中的角色變得比以往更為關鍵。二○二五年，出口約占經濟成長的四成，前提是我們能否相信中國官方對國內經濟所提出的數據。

中國強勁的貿易順差往往讓被統治者日益窮困，統治者則愈來愈富。中國出口成長的速度遠快於國內銷售的速度，若就業與資本投資並未同步提升，代表生產力提升的成果正往海外移轉；分給國內消費者的愈來愈少，流向海外市場的卻愈來愈多。
世界貿易組織的餘燼
在打擊世界貿易（WTO）這種國際組織時，美國的角色十分耐人尋味——美國非常有可能是這些有效監管組織倒台後的最大受害者。面臨美中兩國持續的激烈攻防夾擊，世界貿易組織的監管功能早已形同虛設。如果宏都拉斯的億萬富豪之國「普羅斯佩拉」（Prospera）成真，且能持續處於監管真空，中國將能跳過實質審查，用比特幣買進大型企業的股權與智慧財產使用權。
中國與新全球封建主義
事實證明，爭奪全球體系主導權的戰場不在意識形態或軍事武力，而在權力的集中；真正的威脅則在於歐美至今不願正視、甚至未加思考的問題：在數位貨幣與避稅天堂推波助瀾之下，資金益發高度流動與難以追蹤。此問題已經導致國界形同虛設，也讓各國政府對中俄等高度集權國家外溢的鉅款束手無策。若這股浪潮一天未能遏止，就沒有政府有辦法將國民福祉置於國內寡頭與超級富豪的利益之前。
面對中國將如何向全球擴張影響力，外界曾驚慌失措，如今答案已然浮現，且此答案迴避了共產、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等標籤，只在乎政治管控。對大型經濟體的管控，伴隨數位貨幣與避稅天堂等工具，逐漸形成一個跨越國界且不屑國家同盟的新「全球科技封建體制」。真正的威脅並非中國起而競爭，而是能夠輕鬆累積祕密財富；此問題導致國界形同虛設，也讓各國政府拿中國等高度集權國家外溢的鉅款沒轍；這股資金洪流一天未能封堵，就沒有政府有辦法將國民福祉置於國內寡頭與超級富豪的利益之前。
寡頭世界對台灣的威脅
寡頭接管全球所帶來最嚴峻的影響，在於美國確實正在放棄對台灣的安保承諾。動能攻擊已逐步演進成遠端操控武器，最主要的戰略是由無人機來鎖定基礎設施與經濟命脈，諸如煉油廠、鐵路、橋梁與製造工廠等；這讓中國攻打台灣變得更易如反掌，也讓國際社會難以反制。美國顯然沒有任何策略來因應此重大問題。

面對此幾乎等同向中國開綠燈的情勢，中國的下一步依舊無從得知；或許到頭來才會醒悟，如同那隻終於追上汽車的狗——中國或許志不在台，因為中國對於到手後該如何處理台灣尚無概念。但如今只能說世事難料，沒人敢賭一把。

【作者序】
致台灣讀者：中國的實質影響

自本書寫成以來，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運動於美國再興，這或許正是中國崛起的所有後果中，最舉足輕重的一個。

網際網路在二十一世紀初問世，特別是社群媒體的出現，讓全球評論家振奮不已，認為資訊的普及，有助治理體系的民主化。然而結果卻出乎所有人意料——中共贏得了這場治理模式之戰，美國這個曾如此偉大的人權與民主堡壘，卻倒向了獨裁；政府直接干預私人企業的決策，就算是由政府直接投資私人或上市公司這種「社會主義式」的投資，也不過是塊號稱「攸關國家安全」的遮羞布。
...

致台灣讀者：中國的實質影響
序言

第一章
拉開序幕（1979—1988年）
資本主義專區／出口機器／從城市到鄉村／私有化／分享財富

第二章
鍍金時代（1989—1998年）
固若金湯／灰色地帶／解放軍隊的問題／日益私有化／紅色資本／紅色精英／危機加深

第三章
沸騰歲月（1999—2008年）
邁向全球化／中式騙局／房地產泡沫／山寨奇景

第四章
危機（2009—2018年）
工業泡沫／鬼城／國家的進程／億萬富翁製造機／新皇帝

第五章
倒退（2019年—)
社會管控／不再偉大／社會崩潰／普丁的俄羅斯／台海危機

後記
謝辭
參考書目

致台灣讀者：中國的實質影響
序言

第一章
拉開序幕（1979—1988年）
資本主義專區／出口機器／從城市到鄉村／私有化／分享財富

第二章
鍍金時代（1989—1998年）
固若金湯／灰色地帶／解放軍隊的問題／日益私有化／紅色資本／紅色精英／危機加深

第三章
沸騰歲月（1999—2008年）
邁向全球化／中式騙局／房地產泡沫／山寨奇景

第四章
危機（2009—2018年）
工業泡沫／鬼城／國家的進程／億萬富翁製造機／新皇帝

第五章
倒退（2019年—)
社會管控／不再偉大／社會崩潰／普丁的俄羅斯／台海危機

後記
謝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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