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ne jarrick

中譯本序╱黃俊傑
謝辭

第1章  報告的目的與範圍
性質界定
我們的資料來源
報告綱要
未來展望

第2章  人文學科的價值
導言
內在價值
社會價值
資產、文化、記憶
人文學科的經濟價值
對於其他學科的貢獻
創新
批判思考
個人發展與性靈發展
藝術鑑賞
訪談回應分布調查
證成策略
結論

第3章  人文學科的性質
第一部分
主題導向
第二部分
對「發現」一詞的反應
知識
突破
對人文學科的觀感
結論

第4章  數位人文學
專業數位人文學者的世界
研究趨向
數位典藏與檔案
閱讀和分析電子文本
結論

第5章  轉譯人文學
轉譯研究實踐
轉譯醫學
來自訪談的證據
來自國家報告的證據
結論

第6章  人文研究的文化
導言
跨領域研究
跨領域研究的價值
制度性張力
結論

第7章  資助和基礎設施
研究的核心資助
開發中國家的非政府資助
已開發國家的競爭性資助
研究機構
基礎設施
結論

第8章  人文學科與公共政策
美國
中國
南非和澳洲
印度、日本和拉丁美洲
歐盟
結論：人文研究的政治學

第9章  結論
概述
建議

附錄：訪談問題
第1版
第2版

參考書目
 

中譯本序（摘錄）

　　《2015世界人文學科研究概況報告》這部書中譯本的出版，是一件值得歡欣鼓舞的事情，我願在本書在臺大出版前夕，說明這部書的緣起、內容及其在當前人文研究上的意義，以供廣大中文讀者的參考。

　　本書英文原版Humanities World Report 2015（New York and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是由Poul Holm，Arne Jarrick與Dominic Scott三位歐洲人文學術界資深學者共同執筆。Poul Holm是愛爾蘭都柏林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的環境史教授，也是歐洲人文研究中心與研究院聯盟的主席，曾任丹麥Roskilde大學校長。Arne Jarrick是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歷史系教授，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也是瑞典研究委員會的人文社會科學前秘書長。Dominic Scott是古希臘哲學著名學者，英國劍橋大學Clare College的院士，曾任哈佛、普林斯頓、牛津等校客座教授。三位作者在荷蘭科學研究組織以及其他單位的資助之下，遍訪全球41個國家的89位人文學者，輔以問卷調查，並在各國舉行各國有關人文研究現況的討論會之後撰寫而成。這本書聚焦的問題包括：全球化趨勢所帶來的挑戰、數位人文所帶來的機會、世界各國補助人文研究的不同模式，以及人文研究與社會發展的互動等等。這部報告書是第一本有關全球人文研究現況的綜合性報告書。三位作者的研究計畫從2011年8月開始執行，亞洲部分的工作從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開始。在2014年全書出版之後，同年11月在國際「大學高等研究院聯盟」（University-based Institutes for Advanced Studies, UBIAS）與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合作舉辦的「2014 UBIAS院長年會」中，在臺大舉行新書發表會，正式公諸於世。也由於Poul Holm等人的這個國際研究計畫與臺大的深刻關係，所以，這部書的中文譯本就由臺大出版。

　　這部書中文譯本的出版，對東亞人文學術界具有重要的意義。東亞各國在從傳統邁向現代的過程中，飽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侵凌，所以，近代東亞各國常以興辦高等教育作為富國強兵的手段，以脫離百年來被殖民、被奴役的歷史宿命。因此，在近代東亞各國的高等教育界中，源遠流長的「實學」傳統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視，人文學術研究與人文教育在21世紀的亞洲高等教育中日趨邊緣化。以海峽兩岸為例，曾任大陸西北大學校長（1985-1991任校長）的張豈之先生就說過，中國大陸高等教育最根本的問題在於「重科學輕人文、重技術輕素質、重數量輕質量」，這是一針見血之言。臺灣在世界高等教育競爭白熱化的壓力之下，從2000年開始也以特別預算的方式，推動特定專案研究計劃，雖然各大學所有學術領域都可以提出計畫，但是基本重點在於奈米科技、基因體科技、通訊科技以及生命科學等領域。從2006年起，臺灣的教育部依據立法院的決議，要求獲得「邁向一流大學計畫」特別預算補助的大學，除了百分之五十可以自訂考評指標之外，其餘百分之五十的考評指標均為剛性的指標，如產業實用人才之培養、國際論文總數之增加及影響指數之提昇等。自2014年起，教育部更強調研究成果商品化比率的提升，教育部中華民國103年10月9日臺教高（二）學第1030148460號書函附件：〈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工作圈第14次會議紀錄〉更要求各大學以「強化各校研究中心的前期產業連結及後端技術商品化機制，作為精進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教育部規劃後續相關政策的規劃方向」。在這種規劃方向之下，學術研究愈來愈趨於數量化、標準化、商品化，人文學術研究也日趨邊緣化。

　　在上述政策背景之下，許多有識之士都為高等教育與研究的失衡而憂心忡忡。曾在2011年7月至2013年6月，出任教育部人文及社會學科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前臺灣大學校長孫震先生就說：

　　大學重科技、輕人文與社會，重應用輕基礎。近年政府以重金獎勵大學追求卓越，讓若干大學在研究與論文發表上的確有很大進步。然而大學教育的理想在求真、求善、求美，揠苗助長，限時計功、捨本逐末的做法，會不會也有不良的後果？

　　孫震先生的疑問，其實也正是許多學者共同的憂慮。

　　除了海峽兩岸之外，日本高等教育界最近的新發展，也是一個值得觀察的個案。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在2015年6月，發公文給設有人文社會科學系所的86所國立大學法人，建議國立大學取消師資培育學程，並改革人文與社會科學科系，以力求更迎合社會的需求。文科省計劃對願意推動「改革」的國立大學法人，給予大額的經費補助。這項改革的背景可以溯自2004年起日本的國立大學法人化之後，國立大學從文科省內部組織之中獨立出來，大學運作取得了較大的自主性與自律性。在6年期的中程目標完成之後，國立大學法人經由外部評鑑，而由政府給予經費補助。全日本的國立大學法人準備第3期中程目標與計劃，在2016年3月提報文科省審查核定。文科省這次針對國立大學計劃的評鑑指標有三：（1）對地域的貢獻，（2）對某一特定學術領域之專精度，以及（3）邁向全球頂尖的教育發展。文科省上述公文發出之後，到2015年8月底為止，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國立大學進行人社學院的廢除或重組，員額也大幅刪減，其中8所國立大學則設立新的學部，例如神戶大學就將原有的「國際文化學部」與「發達科學部」，整合成為新的「國際人間科學部」，預定2017年4月正式成立。

　　針對上述新發展，學術地位崇高的日本學術會議在2015年7月針對文科省發出的通知，發表措詞強烈的聲明，對文科省的政策提出質疑，並擔憂文科省的公文雖是針對國立大學而發，但是對私立大學也可能產生重大的影響。日本文科省的動作，也引起國際媒體的重視，如英國《衛報》就針對此事大幅報導，並加以批評。日本的《中央公論》雜誌2016年2月號，也以〈国立大学文系不要論を斬る〉為題出版專號，發表對55位國立大學校長的問卷調查結果，批判文科省對人文社會科學的輕視，也刊出文科省大臣的辯解文章，聲明並無打壓人文社會科學的用意。

　　我們再看韓國高等教育政策最新的發展。韓國政府經由官方的「韓國研究財團」，在今（2016）年推動「產業聯繫教育活性化先導大學事業」，每年投入2000億韓圓，將在2016年4月評選出19所大學的申請案。這項補助案分為「社會需要先導型大學」與「創造基礎先導型大學」，前者預計每年投入1500億韓圓，以社會變遷與產業需求為中心調整大學的組織與招生人數；後者預計每年投入500億韓圓，以創造經濟與未來新興產業人才的培養為目標而整編大學。兩者均加強與產業之連結，與國際高教新趨勢互相呼應。但是，在以上新政策之下，也以600億韓圓推動「大學人文力量強化事業」，強調人文學教育須要符合社會需要而革新校務結構和教育課程，主要重點有：（1）全球性區域學：人文學與管理學、社會科學的整合，按照語言區域進行區域學教育，以區域學為主建構研究基地，整編科系結構以及教育課程。預料大學部可養成各區域專家，研究所可養成深化區域專家及研究、教授人員。（2）整合人文基礎科學專攻：人文學院主動進行與其他學問結合，開設整合教育課程以及相關學位的課程。（3）深化基礎學問：選拔優秀大學部3年級學生，開始授予獎學金直到研究所畢業，用以養成優秀人文學人才：（4）基礎性通識教育：全校實施人文通識教育。韓國高等教育最新政策雖然並不忽視人文教育，但也強調與社會需求之結合，重視跨領域學習。

　　海峽兩岸以及日本高等教育政策的爭議，都涉及一個核心課題：人文社會科學到底對經濟與社會發展有何貢獻？談到這個問題，我想舉美國的例子加以說明。2010年美國參議院與眾議院跨黨派議員，發函給美國人文與科學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提出一個重大問題：

　　為了維持國家（指美國）在人文學與社會科學學術與教育的優越性，獲得思想與知識的福祉以完成國家長遠的目標，建立一個更強大而更有活力的民間社會，也為了21世紀文化外交更加成功，〔美國〕國會、州政府、大學、基金會、教育家、個別的利益相關者與其他人，現在應採取的最重要的行動有哪些？

　　為了回應上述問題，美國人文與科學研究院組成龐大的特設委員會，經過複雜而詳細的研究與討論，在2013年提出一份題為《事情的核心》的報告。

　　這份報告強烈建議：美國除了科學研究之外，應該投入更多時間、精力與資源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研究與教育。這份報告也指出：所有的學科對創新、競爭力、安全與個人實踐皆屬必要，但近年來人文社會科學更形重要。這份報告提出結論說：

　　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完全平衡的課程，可以提供整合性思考與想像、創新與發現以及良善公民意識的機會。人文與社會科學不僅是選修科目，也不是菁英分子之學而已。人文與社會科學〔……〕幫助我們了解過去與未來，極具關鍵性。人文與社會科學是必要的，在挑戰性的時代與繁榮的時代都有賴於我們的支持。人文與社會科學在我們的開國元勳所揭示的追求生活、自由與幸福，是不可或缺的。人文與社會科學是「事情的核心」。

　　上引這段結論高瞻遠矚，雄渾有力，對於人文社會科學在快速變遷的21世紀的重要性，做了最扣人心弦的宣示。

　　雖然2013年美國人文與科學研究院的宣示磅礡有力，識見恢宏，但是，盱衡21世紀世界高等教育的新趨勢，顯然快速地往教育知識化、知識商品化的道路邁進。我再以美國高等教育界的例子加以說明。1999年美國伊利諾州的高等教育委員會（Board of Higher Education）宣布，該委員會之首要目標在於「協助伊利諾州的商業與工業持續強大的經濟成長」，於是，伊利諾大學立即新設一個副校長職位，專責「經濟發展與公司關係」，並成立一個專責經濟發展的董事委員會。該校當年的大學年度報告書名為：《伊利諾大學：經濟發展的引擎》（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Engin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正如Elizabeth Popp Berman的新書所指出的，最近30年來，美國的高等教育界正在致力於「創造市場（導向的）大學」。

　　美國伊利諾大學並不是特例，事實上，高等教育成為「經濟發展的引擎」，正是21世紀世界高教的新潮流。2003年丹麥科技部提出「從理念到訂單」（“From Idea to Invoice”）的政策，影響所及，該國許多大學系所紛紛重組，例如「社會學系」重整後改名為「商業與社會學系」。海峽兩岸許多頂尖大學的商學院或管理學院，所獲得的來自企業界的捐款多到無法消化。在許多大學校園內，大樓最美侖美奐的大多是企管、工程、醫學、生命科學等研究成果可以快速商品化的學術領域。掌握這類可以快速商品化的新科技知識的科技新貴，遂與大資本家及掌握權力的政治菁英成為21世紀新時代的共犯結構。資本主義文化顯然已經顛覆了現代大學的結構與教育。當大學淪為資本主義之扈從的此時此刻，所謂「大學之理念」，正在秋風蕭颯之中，瑟縮顫抖！

　　在以上所說的21世紀高教趨勢之中，現在出版的《2015世界人文學科研究概況報告》中文本，三位作者經過大量問卷調查，並訪談41個國家將近一百位人文學者之後，對於上述問題，均有正面的回應。本書第2章討論「人文研究的價值」，第3章討論「人文研究的性質」，第8章探討美國、中國、南非、澳洲、印度、日本、拉丁美洲、歐盟各地的人文研究與公共政策的關係，都觸及「人文研究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關係」這個重大問題，值得我們細讀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