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書主題並不全然在討論科技，而是在探討學校和教育機構，如何處理新科技帶來的文化、教學方法、認知與社會挑戰。
我們也曾處在與今天類似的處境。在十九世紀中後期，美國經濟開始緩慢穩定地從農業鄉村型態轉為工業型態。為了找工作，人們從鄉村遷徙到美國東北部的工業都市。在都市化與工業化的情境下，新的規則、空間和認同開始浮現：大家庭變成核心家庭，個人單獨住在都市中，紐約和波士頓街頭出現青少年和幫派份子，解放後的奴隸與移民將都市社區據為己有，這時候社會變動的規模是全球化的，速度也比以前快了許多。
新科技開始出現，不只是蒸汽引擎、鑄造廠、鋼鐵廠、軋棉廠和工廠的出現，另外有些足以壓縮和重組時空的新型態運輸、傳播與資訊系統也應運而生。誠如傳播學者Harold Innis（1995）所教導的，這樣的發展足以創造新的「知識經濟與大都市」，並且動搖長期以來的信念、意識型態、日常生活與習慣。在十九、二十世紀初工業化和都市化的影響下，人們面臨新的經濟、文化和生活模式，為適應變化，人們開始尋求單純的真理，文獻以及新的道德與知識導師，經常投身於預言千禧年世界末日的宗教之中。
在學校與大學裡，我們同樣面臨挑戰，挑戰並非來自科技本身，而是來自文化與經濟全球化後所產生的複雜影響：學生變得異質化，文化和語言的分歧已經成為常態而非例外；大眾媒體與大眾文化有了新的教學方法；社區、學校和工作場所間發展出充滿風險的新生活型態，與不穩定的就業市場緊密相連。面臨這種改變，很多人開始將年輕人與數位科技（也就是現在所說的『資訊與傳播科技』）的連結，視為製造教育風險和改變的代罪羔羊，數位科技的出現，對那些希望回歸語音學、道德教育等基礎教育的人來說，更是相當不利。然而，新科技的倡議者、販售者和贊助公司，也不斷將科技提供給學校，希望學校能藉此產製新型態的「人力資源」，滿足資訊經濟的需求。
從小接受紙本教育的老師以及老師的老師們，又該如何處理這種情況？在作者Chip Bruce和其同事努力下，在這本書裡，你找不到任何一種資訊與傳播科技的新模式、，也不會有那些教你如何把教室數位化的簡易套裝軟體或公式，你只會發現作者對教學與課程、人類社群與傳播的珍貴建議，以及對各種理論的新詮釋與探討，範圍從1920年John Deway和Lev Vyogtsky的理論，到大約2020年，關於科幻小說、網路圖書館、網路身份等更現代的主題，皆包括其中。
本書的文章原本刊登在《青少年與成人識讀期刊》（Journal of Adolescent & Adult Literacy）上，時間介於1998到2002年間。不過這些作品仍在發展中，即使是靜態的線性文字也不斷地修正。這是因為文章具有互動性，他們與持續變動的知識和社會實踐互動，也和教室與網路上每天重新創造的情境互動。更甚者，他們展現出一種教育改革和新科技應該產出的多元對話模式，將老師與學生、父母與學者、圖書資訊學家和怪異科學家、前結構主義者和後結構主義者、實踐者、知識份子、世界公民和天真浪漫的作家集合在一起，結果產生出一種教育方面的混合體，即是從不同文化位置與理論空間，發展出有關新科技與媒體的獨特混合概念和模式。
若以隱喻概念說明，本書編者Chip Bruce在我們這個領域，很類似文藝復興時代的學者。他受訓成為電腦科學家，精通認知理論、教育哲學、互動社會語言學、批判社會和論域理論，二十年前開始從事資訊科技方面的工作。仔細思考可以發現，這種以文藝復興取向探討資訊傳播科技的可能性，正是目前每種職業發展與教師訓練計畫的核心，也是每個機構的願景和策略計畫。十二到十四世紀歐洲作品的力量，因革命性的資訊科技—印刷媒體興起而達於顛峰，印刷術集合，重塑並成為檢視人類知識檔案的工具。各領域的思想家與作家通力合作，結合美學與科學、宗教與非宗教信仰，以全新的方式解釋世界。在當時，很多不能說的事被說了出來，不可思議的事變得可以想像，既有的權力和知識關係開始解體，就像Galileo所造成的影響。
如果從這個角度思考傳播科技的歷史改變，幾世紀後，我們還會研讀「手稿理論」、「印刷術理論」或「電視理論」嗎？恐怕不會。我們可以用多樣化的，新的理論和觀點去解釋傳播媒體，傳播媒體也是新的社會、文字和語言習慣的集合，是人類知識的延伸型檔案，而新科技的教學方法也沒人能預測。在我看來，試圖給教育科技下定義或理論化，其實是一種誤導。數位資訊科技是傳播科技，也是人類傳播的新模式與新媒體。新傳播科技的出現，以及它們集合社會習慣、記憶、呈現 / 再現以及中介的能力，將鼓勵知識與權力的重塑，產生知識交換與社會交換的新領域、新規則。以上的現象，發生在高度資本主義經濟和文化全球化的網路教室和客廳當中。孩童、父母和老師—通常是依此順序—正在嘗試新的設計，摸索新的身份、慾望、志向與問題。因為我們必須打破慣例，在缺乏課堂知識的情況下，先從做中學，也因為如此，目前的情勢是秩序崩解的，對這個領域的某些人而言，情況有些恐怖。
新教育 / 資訊 / 傳播科技是解決問題與尋找目標的實踐之集合。在《藝術是經驗》（Art as Experience）（1958）一書中（這本書既不是討論教育議題，也和讀寫能力無關），John Dewey做出定義式的，教學方法的聲明。他辯稱藝術是從組織 / 環境的不和諧之中產生的。人類的反應、社會行為、影響和表現，都是從「希望問題能趨於和諧的動力」中產生的。Dewey的立場是，藝術的目的是讓世界更和諧，就像哲學的任務一樣。藝術發源於人類對不和諧的反應，產生於人類藉由形狀、形式與設計，解決不和諧的意願。由此看來，美學並非追求「美麗」的結果，而是一種人們與社會環境辯證調和彼此關係的方式。
任何多元化媒體識讀的教學法，都是希望藉著設計和重新設計，去捕捉Anthony Wilden（1981）所說，人類傳播行為中，追求目標與解決問題的本質。ChipBruce和同事在這裡記錄此一意義非凡的教育時刻。在這段時間裡，學生利用傳播科技來追求目標和解決問題，並且在自身所處的社會環境、組織領域與知識活動中，利用傳播科技來尋找認同，製造衝突，產生掙扎。在這個教學世界裡，學生真正可以持續創造新的類別和論域，某些老師也能反過來向孩子學習新科技，而紙本與網路知識也能發揮潛能無限拓展，超越任何政府或商業機構的控制與贊助，盡可能地嘗試。繫上你的安全帶，放下預設的典範與負擔，享受閱讀吧！
Allen Luke
澳洲布里斯本
昆士蘭大學
參考書目
譯序
際網路已經把我們的世界變得和愛迪生的發明時代大不相同；由於任何人只要有部個人電腦，都可以進入網際網路，因此，網際網路等於是讓無以計數的潛在愛迪生，都有機會在作品的產生過程裡，仔細琢磨每一件事情。
Paul Levinson
《數位麥克魯漢》
儘管今日的教育工作者多半期望依照操作手冊與新科技相關出版品，在學校進行教學工作，不過由於現代的學生，終日置身在新科技不斷發展的世界中，他們不單只是科技的接收者，同時也是主動的詮釋者。身為教師，如何能夠幫助沈浸在新資訊時代的學習者詮釋這些技術？這是本書編者Bertram C.Bruce在書中所嘗試回答的問題。
Bruce（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博士），現今是Illinois大學Urbana-Champaign校區圖書館與資訊科學研究所教授，除編寫數位圖書館、網路學習等相關著作外，並且在圖書館、資訊科學相關研究期刊上發表許多文章。
基本上，Bruce收錄32篇來自於《青少年與成人識讀期刊》（Jourmal of Adolescent & Adult Literacy）的論文，為教師、學生檢視許多層面的新素養與意涵，並且提供教室、網路使用與數位資訊、傳播環境經驗等範例。
Bruce以概念將本書分為六大部分，分別是歷史觀點、發展中的媒體實務、個人意義、倫理與政策議題、學習機會與社群，此書也陳述有關可信度、近用、隱私、審查、全球化等概念，有助於教育、學習與素養等相關單位認識新媒體。另一方面，由於這些新素養在日常生活中越來越重要，本書也為教師與學生提供擴展新素養的工具。
《數位時代的資訊素養》，是一本好的教科書，也是一本好的工具書。儘管本書出版至今已經四年，書中所陳述若干網站，在變化快速的網路世界中，可能已經有不同樣貌，甚至不復存在，但本書所提出的相關觀點，似乎至今仍相當受用，可供台灣地區學院教育的媒體素養相關課程參考，而關於這樣的一本書能夠以中譯本在台灣發行，相信更能降低學生受限於語言的閱讀障礙，增進學習效率，提高研究興趣。
本書中譯本，主要由張書翎與本人所共同完成，本書得以出版必須感謝林婉菁、李筱慧、徐雅慧與曾姿綺等四位對媒介素養充滿熱情的研究生協助進行相關初稿資料整理，陳怡伶、陳珮嘉小姐協助進行校閱工作。也必須感謝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的于雪祥先生對此譯作的包容，蔡福根先生在編務上的認真與用心，相信我們的努力，你們會看見！
黃振家
2007年6月
於淡江大學文學館
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