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uglas r. reynolds

繁體中文版序
前言
英文版序  概念的形成
導言

第一編  日本的作用及其背景
第一章　「黃金十年」？新政革命？
第二章　「黃金十年」的序曲
第三章  兩面開弓的日本戰略：軍事的和非軍事的

第二編  新政思想革命：新載體，新概念
第四章　中國學生及其入讀的日本學校
第五章　在中國的日本教習和顧問
第六章　翻譯及現代詞彙

第三編  新政體制革命：新的領袖，新的管理
第七章　中國的教育改革：日本的模式
第八章　中國軍事現代化與日本
第九章　中國新的警察及監獄系統
第十章　中國的法律、司法和憲政改革：日本的藍圖和顧問

結束語
附錄 I
附錄II
註釋
譯後記
參考書目

導言

　　本研究建構在實證基礎上，這些實證主要取自原始材料及引證日本和中國的學術成果，把長期受忽視或大量遺忘的事實第一次集中起來。這些事實表明了令人吃驚的情況，並要求按如下線索，對中國近代革命的分析架構作根本性的修正。

　　粉碎了經歷2,100年中國帝制政府模式及其哲學基礎的，不是以孫中山（1866—1925）及其同伴為中心的1911年政治革命，相反地卻是1901—1910年以晚清政府新政為中心的思想和體制的革命。按本書分析，1911年革命的主要意義，是保證了新政年代的思想和體制改革繼續存在──既不後撤，也不走回頭路。同時，新政革命及其成就，自1911年後一直成為實際的基石，雖然不受承認卻也沒有公開宣告。結束帝制後的中國，正是在這基石上決定思想和體制的方針，以至今時今日。

　　如果以人們更為熟悉的方式表達， 那就是中國僅僅在12年內──從1898年百日維新的「失敗」到1911年革命的「失敗」──經歷了根本性的轉變。按本書研究，1898年的百日維新運動與其說是失敗的，毋寧說是中國經受了一次世紀之交的轉變、「從傳統走向現代」的第一大步跨進。在不少重要方面，保守的改革努力都取得了成就。1899—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後，慈禧太后（1835—1908）不得不下定決心，發起並推動了徹底的新政改革。從朝廷到各省，一批官員把改革推向前進，他們主要有張之洞（1837—1909）、袁世凱（1859—1916）、慶親王奕劻（1838—1917）、張百熙（1847—1907）、趙爾巽（1844—1927）、端方（1861—1911）、岑春煊（1861—1933）和沈家本（1840—1913）等。這些重要的和其他成千上萬次要人物的事業和成就，為結束帝制後的中國，以至今日奠定了基礎。為了強調其影響超越1911年，本研究至1912年止。

　　新政革命主要有思想和體制兩方面，如果不以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為比較，對兩者都難於理解。事實上，日本是作任何分析的關鍵參照對象。如果沒有日本在各種各樣的幌子下、在不同的層面上表示合作，中國不可能打破傳統控制而向現代道路邁進。中國思想和體制轉變得非常順利快速，甚而一度超過日本明治維新的進程。日本所扮演的角色、中國對日本模式和對個別人士令人驚奇的信心，將在本書第一、二、三章逐一解釋。

　　理解近代中國在學術上的主要障礙，是對革命的定義規限得太狹窄，這蒙蔽了學者們的眼睛，難於理解延續最長的中國近代革命、靜悄悄的新政思想和體制革命。1500年以來的世界史不斷地提醒人們，革命具有多種多樣的形式，大多是非暴力的、不流血的。正如湯瑪斯‧孔恩（Thoma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中指出的，革命可能悄悄地進行，令人感覺不到，從農業、商業、經濟革命，擴展到思想、科學、技術革命，以至政治、社會革命。就中國而論，晚清時期不僅有推翻政府的政治革命，而且有更具深遠影響的思想和體制的轉變。把清王朝的最後十年，從有關1911年革命的因循思想中解脫出來，從那些對革命粉飾之言中解脫出來，對中國帝制後期和帝制結束以後的真正革命轉變，便較為容易理解了。

　　1911年後，置身舞台中央的激進分子和革命者改寫了歷史，藉清王朝突然崩潰而索取榮譽。他們，無論是清朝的對立者或充其量只是沾了點邊的人，對晚清改革既無認識也並不感興趣。真實的歷史紀錄還未來得及詳細查證或整理前，中國已陷1916—1928年狂暴的軍閥混戰中。由於混亂被弄得稀里糊塗，由於清王朝在人民記憶中迅速消失，因而極少有人能清楚地看到，中國軍閥和晚清的創新改革之間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在軍閥混戰的十年中，孫中山於1925年逝世。他至死仍忠於他的信念，要擺脫軍閥和帝國主義，鼓勵人們支持他的事業。他生前是「受挫折的愛國者」，死後仍是受挫折的愛國者。

　　孫的逝世，促使人們更熱切地尋求困惑了孫一生的答案：如何填補結束帝制後在精神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絕望的真空。那些早期的親密夥伴如汪精衛（1883—1944）、胡漢民（1879—1936）和蔣介石（1887—1975）等，他們宣傳孫，只是把孫看作團結全國反對軍閥和帝國主義獨一無二的有效的象徵；更重要的是把孫視為基石，他們在此基礎上為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成為正統而下賭注。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期，孫因1911年革命獲得哀榮，被尊為「國父」，以至於把那次革命也變成「孫的1911年革命」。這觀點成了中國的信條。

　　在因循襲舊的歷史上，那些站在「孫的1911年革命」之外的人們，總被視為革命的對立者或敵人。頭號敵人是袁世凱，他是新政改革的骨幹人物，1912—1916年的民國總統。他沒有大吹大擂，卻在結束帝制後的中國繼續進行改革。在1915—1916年，他企圖建立君主制而沒有成功，這就注定了他要貼上民國叛徒的標籤；由於他和新政改革關係密切，那些改革和改革支持者們也成了協同犯而埋進墳墓。至於日本，它在新政期間所起的核心作用完全被遺忘了。在1915年不光彩的21條要求後，任何回憶都只能起相反的作用，遭受批駁。

　　在歷史上有過重大成就、使人驚歎的中國新政變革，就這樣被遺忘了。教科書和專題著作，都沒有把清朝革命性的轉變，看作從1898年傳統的中國政治形態，到1911—1912年近代的，調和日本—西方—中國的政治形態的飛躍。新的政治形態儘管有缺陷和實施時搖擺不定的軟肋，它終究是應時而生的。事實上，我們所認識的今日（而且在可以預見未來的）中國，正是完全以新政年代的思想和體制為基礎。離開新政革命，20世紀的中國是不可想像的。

　　本書第四章以後逐章為日本參與新政革命提供證據。本研究僅僅是個開端。差不多每一章都需要單獨的專著加以發揮。希望這一研究能起拋磚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