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stuart

導讀
中譯者序
前言

緒論

第一編　生產
第一章　關於生產要素
第二章　關於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
第三章　關於非生產性勞動
第四章　關於資本
第五章　有關資本的基本命題
第六章　論流動資本與固定資本
第七章　論生產要素的生產力水準的決定因素
第八章　關於勞動的合作或者勞動的聯合
第九章　關於大規模生產與小規模生產
第十章　關於勞動增長的規律
第十一章　關於資本增長的規律
第十二章　關於土地生產增長的規律
第十三章　有關前面所述規律的結論

第二編　分配
第一章　關於所有制
第二章　繼續探討同一問題
第三章　關於參與產品分配的各個階級
第四章　關於競爭與習俗
第五章　關於奴隸制度
第六章　關於自耕農
第七章　繼續討論同一問題
第八章　關於分益佃農
第九章　關於投標佃農
第十章　廢除投標佃農制度的方法
第十一章　關於工資
第十二章　關於補償低工資的一般方法
第十三章　進一步考察補償低工資的方法
第十四章　關於不同職業的工資差別
第十五章　關於利潤
第十六章　關於地租

第三編　交換
第一章　關於價值
第二章　關於需求與供給，側重它們相對於價值的關係
第三章　關於生產成本，側重它相對於價值的關係
第四章　有關生產成本的基本分析
第五章　關於地租，側重它相對於價值的關係
第六章　價值理論概要
第七章　關於貨幣

約翰．斯圖爾特．彌爾年表

導讀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陳思賢教授

　　歐洲邁入近代之後，其實只有兩件事情是文明發展上攸關人性尊嚴與生民福祉的百年大計，一是民主政治的發展，另一則是人類在工業社會階段的經濟制度。我們回顧兩、三百年來的政治社會思想史，就可以知道「民權」與「民生」這兩個問題占據了所有思想家的心靈，也牽動世局。

　　在十九世紀，可以說只有兩個人同時在這兩個問題上深深地影響了世界，留下寶貴的遺產與巨大的影響。這兩位足以名垂青史且成為政治理論家典範的人，一個是左派的馬克思，另一個則是非左派（但也不算純粹右派）的約翰‧彌爾（而十八世紀則只有亞當．史密斯與其《國富論》）。既然說是左派與非左派，那他們的差異應該很大，但是卻在一個重要觀念上，他們有著完全的交集：那就是他們都認為，沒有純粹的政治學，也沒有純粹的經濟學；這兩個學門是密切連結不可分的，它們形成了所謂「政治經濟學」。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出版了《政治經濟學批判》（Contribution to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而彌爾則在一八四八年出了《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的第一版。換句話說，在十九世紀的中葉，兩個偉大的心靈同時針對工業時代的文明，戮力擘劃出政治經濟體制，因為他們都看到了這是個最重要的問題，所以幾乎把他們所有的心力與學問投入此問題的研究上。

　　在《政治經濟學原理》前言中有提到，彌爾這本書的價值有兩處：一是收納自從亞當‧史密斯之後，最新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研究成果；二則是「堅持理論聯繫實際」，也就是書中進行的討論需要包含「對超出政治經濟學領域的更為寬廣的思想與課題」。對於第一點的補充前人，這似乎是任何學術著作出現的基本原因與任務，自不待贅言，他也認為《國富論》「許多內容已經過時，而且整體上不夠完善」，因此亟需要後繼者；而第二點就是彌爾最自豪之處，他自承其基本立場是與前輩亞當‧史密斯完全一致：「政治經濟學與社會哲學的許多分支領域，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若要將政治經濟學原理應用於實際現況，必須「超越純粹政治經濟學的領域，進行更廣泛的思考」。但是彌爾也提醒讀者注意，雖然他在宏觀上希望做超出對於政治經濟學抽象理論的論述，但是「仍然希望這種論述應該在著作中占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說他不會因為要顧及實際應用，而「犧牲嚴格的科學論證」。總而言之，在全書的最開始，彌爾就已經昭示他撰寫這個龐大主題與長篇浩帖的主要理念：「用當代最優秀的社會理念揭示社會的經濟現象。」

　　政治經濟學就是研究有關「財富」的問題，而研究這個問題就是研究財富如何產生與如何分配。如果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研究生產、分配與交換（全書的上卷），而相關的概念就包括了勞動、資本、土地、所有制、工資、地租、利潤、貿易、貨幣等。在全書的下卷中，彌爾列出了我們今天所謂總體經濟學與政府財政上的一些討論項目（見諸第四編與第五編），他將之稱為「社會進步對於生產與交換的影響」，與「論政府的影響」，其中的重要概念即包括了產業發展與人口增長對價值、價格、地租利潤與工資的影響，以及稅收、國債等問題的討論。從以上可以見到，彌爾的書把今天經濟學的重要次領域都包含進去了：個體經濟學、總體經濟學、貨幣銀行學與財政學等。在十九世紀中葉，當時的學界規模不大、資訊交流遠不如今日方便，文獻收集更不易，他就已經獨力完成了這樣一本政治經濟學的巨著，如何不令人欽佩？

　　對於生產、分配與交換的討論，彌爾強調了因素、變數間橫的與縱的影響關係。所謂縱的，就是時間軸之下的演變；橫的，就是社會脈絡下與大自然之內的動態交互影響。以勞動為例，他認為有直接性的勞動與間接性的勞動，生產糧食以供其他生產者從事各種生產的勞動與後續從事各式生產的勞動，這是時間軸。而人類將勞動力作用於自然物以創造最終產品，就同時需要人的精巧勞動技能配合上自然物的特性（例如棉花可以搓揉成長纖維而織成紗、人利用物質的物理特性製成工具以快速生產），這些都是各因素間橫的共同作用結果。所以由勞動的簡單例子我們就可以知道，彌爾的經濟學與今日的量化模型經濟學最大差別，在於他的觀點是「整體性的」（holistic）與「統合性的」（compositional），而非「化約論式的」（reductionist）與「分析性的」（analytical）。在他的申論模式中，時間與空間內的變化都非常重要，個別因素與整體變動間的關聯也須要被考量。與計量經濟學相比，他的經濟學彷彿是立體的而不是平面的，是動態的而不是停格在特定時間點上的。這樣的風格與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或是馬克思的《資本論》相似，因此其論點鋪陳的困難度很高，我們今日就可稱之為「科際整合式的」（interdisciplinary）論述方式，也就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範式。

　　這種範式顯然在社會理論的「社會科學化」後就不易維持了。所謂「科學化」就是指仿效自然科學的模式而將分析之對象「標準化」與「量化」，前者是為了可以達成普遍推論的目的，而後者則是能夠透過精確化而納入邏輯結構中分析。這樣的發展趨勢其實是隨著社會理論與經濟學的採納「效用主義」（utilitarianism）而逐漸成形的。「效用主義」是「倫理學自然主義」（ethical naturalism）的代表，意味倫理學的研究應該像自然科學一樣地精確，不能任由抽象的形上學觀念來引導，否則不會有確定的結果。另外，自然主義的研究方法也因為有固定而邏輯化的過程，故可以訴諸客觀的評論，也會有清晰的結論與普遍推論的可能。因此，《國富論》、《資本論》與《政治經濟學原理》今日的經濟學者已不閱讀，原因就是在經濟學中已發生明確的知識典範的推移，經濟學已成為社會科學的範式，大步朝向自然科學的「客觀與嚴謹」邁進，「數理經濟學」與「計量經濟學」替代了已是昨日黃花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以上三本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作，現在大抵都是政治系與社會系專攻古典社會理論的學生在研讀，彷彿成了思想史的「考古」資料。

　　從今天來看，這樣的「古典」、「經典」作品的價值何在呢？與其說它們可幫助我們解決經濟問題，不如說它們有其他更好的功用。為何說它們主要不是用來面對經濟問題呢？在此，如要宣稱它們的理論已經陳舊失效，倒不如說時代環境改變很多，不但經濟行為的模式、媒介或標的不同了，連問題的性質都不一樣！然而這些經典政治經濟學著作，無一不是偉大心靈運作的產品，它們至少可以給我們兩方面重大的啟發，第一是對人性本質的探析，第二是從事社會理論的研究方法論。

　　就第一點來說，在效用主義及倫理學自然主義的視野內，人性的本質（human nature）並不具有重要性，也不構成理論的預設。以效用主義而言，重視的是可觀測到的「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的結果，一般對於「動機」並不追究。但是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卻把社會視為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人與環境互相關聯影響，人與人也互相關聯影響，以至於人不只是一個被觀察的對象，也是具有「能動性」（agency）的行動者（agent），他的思維、欲望與傾向──也就是構成他行為的「動機」──是社會理論無可逃避的課題與建構假設的材料。因此，我們可從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論述中加深很多對於人的認識［不要忘記亞當‧史密斯還有一部聞名的著作，《道德情操論》（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七五九）］。在社會哲學史上，對於人之本質的探究應該要先於對其行動結果的分析，這就是整個西方人文傳統所留下的重要遺產；而所謂社會理論，其實就是對於人的微觀與宏觀研究的加總，對人的所有可能性的描繪。

　　至於第二點，前面已經簡單提過。「整體論」與「科際整合」的取徑不僅可以讓不同的知識得到彙整之機會，也讓我們在具體的情境中看待人的社會行為。這種古老的研究方法庶幾可以類比於傳統中醫與現代醫學的對比。中醫是整體醫學，不但強調身體的體系性，也注重身心與環境或自然之互動連結；西醫分科很精細，用具體的檢驗數據來描述身體的狀況與擬定治療方針。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這兩種方式各有利弊，而不少大醫院（至少臺灣）也開始有了中西醫並存的現象。這可以給學術界一個啟示，就是傳統的政治經濟學不可放棄，它雖然入門困難、成就也不易，但是可能深具啟發且有與現實密切結合的能力。我們只要看看馬克思與彌爾對於國家角色在百年多前的預言──關於政府的干預、政府的影響與政府受資本的左右等，就可以知道經濟與政治不能是分立的兩個學術領域了！

　　且讓我們再強調一次，《國富論》、《資本論》與《政治經濟學原理》是社會思想史的瑰寶，在意識形態立場上雖各有堅持，但在治學精神上是三位一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