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rim el-gawhary

名人推薦：█來自教育界的聲音（依姓氏筆畫序）：

國立彰化高中圖書館主任　呂興忠

為了頒發「台灣國際馬拉拉獎」給難民營兩位女高中生，我分別於2015年與2016年進入約旦的Zataari敘利亞難民營，短暫接觸了難民營的兒童和青少年。他們空洞的眼神是難民悲劇最令人心酸的部分，而想了解完整的故事，就要閱讀這兩位歐洲傑出媒體人合著的這本中東難民新書。

新北市丹鳳高中教務主任　宋怡慧

在富裕自足的今日，向左走，遇見愛；向右走，遇見情。你可曾停下腳步，聽一聽關於流離失所的真情呼喚？你可曾離開舒適圈，看一看天堂以外，沒有光的...

完全沒有希望的一代

拜訪完貝卡谷地難民營的第二天，我坐在貝魯特聯合國難民署的一間遊戲等待間裡，觀察敘利亞難民兒童遊玩的情形。有一些兒童彼此談笑、尖叫著，合力將彩色的樂高積木套在一起；其他小朋友單獨坐在地上，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蓋房子。這群小孩一共有二十四個，全部都很起勁地蓋著一座慢慢變高變大的樂高城市。

難民兒童的父母把孩子送到這裡來，他們將過去的一切留在摧毀殆盡的敘利亞，然後跟其他幾百個人排隊站在這裡等待一個新生活。聯合國難民署職員坐在一個白色的貨櫃裡，透過辦公室的小窗口，難民可以正式登記成為敘利亞難民，同一時間，黎巴嫩已經有超過一百萬名難民。

當敘利亞戰爭結束，這群用樂高積木搭蓋夢幻房子的小孩，總有一天不是用塑膠積木，而是在現實中重建國家的人。「但是現在還沒人知道，從未受過教育的他們該如何達成這個使命？」民間救援組織「戰爭兒童」（War Child）的蜜努．黑克絲普兒（Minou Hexspoor）這麼跟我說，她是這間遊戲室的負責人，她說：「這是個完全沒有希望的一代。」並用兩個數字把眼前的災難計算出來：「在黎巴嫩有五十萬敘利亞籍的學齡難民兒童，其中三十二萬名兒童沒有學校可就讀。」現在黎巴嫩與敘利亞難民兒童的比例幾乎已高達三比一，完全超出黎巴嫩教育體系的負荷，學校無法提供足夠的位子。雖然許多公立學校也開始在下午上課，但是仍然不夠。那國際的救援組織呢？「他們的教育經費只足以支付必要款項的三分之一。」這位荷蘭籍女士很氣餒地表示。

加上很多小孩的心靈受到嚴重創傷。「他們有心理和社會問題，因為經歷過太多的激戰和死亡，並且失去了親友。他們行為失常，並且不知道該如何處理自己的情緒。」黑克絲普兒解釋，並把問題一一列出來。「有些十歲的小孩子又開始尿床，有些作惡夢，有許多小孩心中鬱積著暴力，經常跟人爭吵；其他的小孩完全退縮到自己的世界裡。」她娓娓地敘述著。

就算學校有足夠的位子給他們，對大部分年紀較大的孩子而言，生命對他們另有安排。「十二歲以後，許多小孩開始工作，以確保他們家庭在黎巴嫩的生活無虞。這些孩子在餐廳、工廠裡打工，去農場當助手，到街上賣東西，或是在工廠裡幫忙修車。」一位在「戰爭兒童」工作的小姐這樣描述著。

貝魯特到處可以遇到這些在工廠裡或是商店櫃台後度過童年的孩子，例如十三歲的阿馬德．哈瑪迪（Ahmad Hamadi）。當我二○一五年年初在貝魯特時，他整天在一間小麵包店裡做雜工，掃地、刷地板、清理櫃台、擦拭玻璃櫃。不過大部分的時間還是穿梭在小巷弄裡送貨給客人。「我來自阿勒坡附近的一個小村子。我們會來這裡是因為房子在戰爭中被摧毀了。」這個伶俐的小孩子這樣告訴我們。他很驕傲能找到一份工作幫助家計。「我每星期獲得的工資換算成歐元有十九塊錢，可以幫忙負擔家中的開銷。」在他父親無法找到固定的工作時，這份工資對他們來說更顯重要。「希望有一天我們能再回到敘利亞，我的願望是能回學校上課，將來成為醫生。」小阿馬德加上這句話，可是也不真的相信自己說的話。「反正我把以前在敘利亞學校學到的東西通通都忘了。」他靦腆地笑了笑，接了下一位客人的訂單就上路了。他必須工作，沒有時間說話。

留在店裡的麵包師傅阿馬德．哈蘇恩（Ahmad Hassoun）是老闆，本身也是敘利亞難民，只不過比阿馬德大六歲。「這裡到處有敘利亞兒童在工作，他們比成人更容易找到工作，因為他們比較便宜。」他把黎巴嫩非正式就業市場上的經濟算盤做了一個總結，父母找不到工作並不是一個特例。「兩個童工可以抵一個成人的工資。」他計算著。

這家麵包店座落於巴勒斯坦人難民營夏提拉（Shatila），是貝魯特市內一個封閉的區域。以前的巴勒斯坦難民在這裡收留了新的流亡難民，這真是歷史的諷刺。幾乎有三萬人湧進這塊只有半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因為房租比較便宜的緣故，現在巴勒斯坦人難民營一半以上的人口來自敘利亞。

巴勒斯坦婦女后妲．阿爾—阿優茲（Hoda al-Ajouz）本身也是居留在黎巴嫩的難民，在當地領導一個小型地區性的救援組織，工作對象也有難民營中的敘利亞難童，她幾乎認識夏提拉的每個人。「還有比阿馬德年紀更小的兒童必須工作。」她在受訪時告訴我。因為父親找不到工作，所以一家人靠阿馬德的工資和他媽媽做清潔工賺來的錢維生，他媽媽還把阿馬德十四歲的姊姊帶去工作，充當清潔工助手。

后妲帶我們參觀難民營，路上經過無數的商店和工廠，后妲不斷強調，裡面的小售貨員和工人都是來自敘利亞。我們進入一條狹窄黑暗的巷子裡，唯一的光源來自一家網咖，一群男孩心無旁鶩地坐在電腦前玩著戰爭遊戲，他們跟虛擬戰士一起在準備槍擊敵人的巷子摸索前進，跟店門口前面的巷子相似得不得了。這裡也有一些來自敘利亞的孩子：從戰爭中逃出來，卻又被囚禁在戰爭遊戲裡。偏偏是這些過去飽經戰亂的孩子，逃避到現在虛擬的戰爭世界裡：他們長大後會是一個和平的世代嗎？

再過去幾公尺，我們來到一所小型非官方的學校。后妲領著我們走進二樓的一個小房間，裡面有十二個小學生，坐在圍成U字形的課桌前，興味盎然地跟讀英文字母。「早上是我們巴勒斯坦的學生在這裡上課，下午則是敘利亞兒童。」后妲解釋。她說教導敘利亞的小孩不是件容易的工作，並把一些圖畫和素描從櫃子裡抽出來當作證據。那是一些讓人害怕的圖畫，上頭畫有被炸碎的人體、血和所有想得到的戰爭武器。其中一幅就是本書開頭所描述的八歲阿布達拉的畫。

「當他們剛來這裡的時候，最先畫的都是關於戰爭的圖畫，高空射下的導彈、一座座的大砲、血流成河的戰鬥。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在做輔導工作，讓他們忘記過去。直到某個時間點，他們的畫又跟其他小朋友的畫一樣了。他們開始畫海洋或是山脈，有時候也畫他們未來想從事的職業。」后妲敘述著，並把小阿布達拉較新近的畫拿出來，這次他畫了一盤五顏六色水果，他還有兩三年的時間可以待在學校裡，之後，八歲的阿布達拉可能也要跟麵包店的跑腿阿馬德一樣開始工作。

人蛇集團

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蛇集團涉入國家之間的內戰。然而義大利警方可以肯定，人蛇集團也具有「武裝組織」，因此二○一五年二月十五日對義大利海岸警衛隊的攻擊可以算到他們頭上。他們趁著派遣部隊拯救上百名難民時開火，但是因為考量到難民的安全，軍官並沒有予以還擊，所以只好把用來渡海的船拱手讓給人蛇集團。

梅雷德．梅德哈內應該會喜歡這類事故，大家普遍認為他對本身的權力意識過剩、自戀，而且深信自己是「全世界最強的」。他被追隨者稱為將軍，而他的偶像就是前獨裁領袖穆安瑪爾．格達費。在電話中，他偶爾會用嘲弄的語氣抱怨「太多工作導致壓力」，難民被他當成「產品」或「數字」，而且有越來越大量的人口落入他的陷阱。他能在的黎波里過著美好的生活，這都要歸功於許多人的血淚錢。毫無疑問地：梅雷德．梅德哈內喜歡娛樂，而且愛好奢華。

身為最有影響力的主謀之一，梅雷德．梅德哈內顯然十分享受於從事此類國際「交易」。在某一次攔截到的電話中，他談到是否或是何時要在杜拜開立帳戶，但是美國和加拿大也在他的考慮範圍之內，因為他說：「在那邊不會有人問你錢從哪裡來。」然而，西西里的調查人員在這段期間認為人蛇集團事業的「收銀台」就設置在杜拜，每月都有好幾千萬美元流入該處。

梅雷德．梅德哈內和埃爾米亞斯．戈赫瑪一同策畫跨越整個非洲的難民流亡路線，而根據拘捕令記載，「從未顧慮這將使移民暴露於風險與危險之中。」人命對人蛇集團頭目來講實在是一文不值，他們只需要盤算一件事：資金的流動絕對必要，而且最好是大量金錢，因此他們的至高目標是盡可能獲取更多難民，手段則不拘。調查人員得到結論，他們不斷從非洲其他同業手中大批購買難民，被綁架的難民之後再轉售給其他人蛇集團，以此獲得利益。流亡了好幾個月的人時常突然發現自己又返回牢籠中，他們被完全交付給人蛇集團，並隨著每次的交易而背負更多的債務。

義大利阿格里真托（Agrigento）法庭分別對一名突尼斯和一名索馬利亞人判處二十年及三十年徒刑。這些人隸屬於一個集團，他們在沙漠中竊聽難民的手機，藉此定位他們。然後人蛇集團突然憑空出現，並襲擊毫無防備的移民、洗劫難民，還要求額外的贖金來釋放他們。只要抵抗，就得面臨虐待和酷刑的威脅，無論女性或男性都經常被強暴，最後破碎的人還會再次被轉賣給其他人蛇集團以換取現金。

每當這兩名東非的頭目決定船如何、以及什麼時候要從利比亞海岸出港時，他們也總是追求利益。「大家都說我擠太多人了，」梅雷德．梅德哈內有一次在電話中輕蔑地大笑，「但是如果每個人都想要馬上出發，那我究竟又能怎樣。」而他的同伴埃爾米亞斯．戈赫瑪——義大利調查員把二○一三年十月發生在蘭佩杜薩外的難民悲劇歸咎到他身上——吹噓說他在利比亞發現了新大陸。「我們的活動是非法的，畢竟我們不是一個能幫助所有人的政府。」三十八歲的衣索比亞人現在正被國際通緝，造成三百六十六死的悲劇發生後不久，他在一段電話錄音中無動於衷地說：「依阿拉的旨意，他們現在到真主的身邊去了。」

在組織流亡路線時，人蛇集團試著盡可能不要留下任何蛛絲馬跡，難民的旅程大多靠直接聯絡或藉助智慧型手機來規劃，蛇頭為了更容易躲避警方的監控，通常都交替使用WhatsApp、Skype、Volp和Viber等通訊軟體。

就連資金轉移，也是有各種不同系統供人蛇集團利用。他們最常運用的當屬中世紀在東方形成的「哈瓦拉系統」，金錢可以透過這個系統秘密轉移，能夠躲過金融及警察機構的監督，而且這種仰賴經紀人與代碼執行轉帳的方式，大部分也都比傳統銀行還迅速。不用委託人和收受人的書寫紀錄，也不需要可以辨識的文件，這種情形使警察根本無法歸納資金的流向。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日，義大利警方基於「格勞克二號」作戰計畫，同時於許多不同城市展開大搜捕。警察也闖進位於米內奧的收容中心，逮捕了許多來自厄利垂亞、衣索比亞、迦納和象牙海岸的人。但是他們當中最大條的魚在羅馬機場落網：阿斯格頓．戈赫瑪（Asghedom Ghermay），他是埃爾米亞斯．戈赫瑪在西西里的主事者。四十歲的阿斯格頓住在卡塔尼亞，被視為義大利區「細胞」的首領。他以「第三頭目」的身分負責接收新來的難民，並且幫助他們繼續前進歐洲中部和北部。

為了做到這一點，這名厄利垂亞公民抵達義大利後，馬上建立名為「野豬」的密集網絡，其成員於船隻靠港後在各個港口等候可能的客人，他們的任務是提供迷失方向的難民往北轉移的機會，連同所有想得到的保險。

與難民的第一次接觸多半是透過電話或當面進行。集團成員野豬們承諾會帶疲憊的難民到收容中心享用第一餐，同時建議不久之後立刻再帶他們出去，如此一來才能避免《都柏林第二公約》規定的查驗，這樣就可以前往歐洲其他國家，不會再被送回義大利。西西里的蛇頭不斷策畫讓難民逃離米內奧，顯然已有成千上萬的難民消失，彷彿被地表吞噬。事實上，他們已經踏上接下來的旅程：前往德國、瑞典、荷蘭、挪威，也有些人只是到義大利本土。多數人的目標都是在親戚或朋友那邊安頓下來。

對於人蛇集團而言，這又意味著許多財富。每階段都有它的價格，甚至義大利還產生一種價目表。在西西里一兩天的住宿和前往羅馬或米蘭的車票，集團收取高達四百歐元。而如果行程是要到另一個歐洲國家，每人還要額外負擔二千歐元的費用。許多時候，組織直接與難民家屬取得聯繫，勒索他們不等的金額作為「他們承擔高風險的補償金」，若是家人不給，就轉嫁給難民本身。

大部分的人都會選擇慣用的一般公車來當作運輸工具，這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在購買車票時不需要出示護照或身分證，和飛機與火車不同，不用受到警察的監控；再來人蛇集團得到一個結論，公車比私人交通工具安全，因為私人交通工具在街道或公路上有被警察盤查的風險。無論如何有一件事可以確定：只有當難民支付完對方要求的金額，而且最好付現，他們的旅行才可以繼續下去。

蘭佩杜薩

出於深刻的信念，蘭佩杜薩人將他們的家鄉取名為「L’isola bella」（美麗島）。這裡只有二十平方公里的大小，彷彿一顆巨大岩石坐落於海中，被藍綠色、如玻璃般清澈的海浪從四面沖刷，是個由石灰石和白雲石構成的地塊，它險峻的一側（高岩壁）面向北方，但是朝南邊敞開它的海灣。從地質學來看，它屬於「義大利熱帶地區」，而擁有美麗海灘的部分已經算是非洲大陸板塊。

歷史演變中，它由腓尼基人、希臘人、羅馬人和阿拉伯人相繼接手，之後這個荒蕪的島嶼長期無人居住，不過由於它的戰略地位，法蘭西王國、沙皇時期的俄羅斯和馬爾他都同樣覬覦著這座小島。自一八六一年以來它歸義大利所有，凡是占有蘭佩杜薩的國家都知道：這座島是這座島是歐洲和非洲之間的橋梁。

救援者

當「安吉拉C」（Angela C）從蘭佩杜薩南部駛向外海時，天色已經昏暗。接近七點三十分，漁船又開回港口。這次夜間捕魚的成果相當令人滿意。多梅尼科．卡拉品托（Domenico Colapinto）和拉斐爾（Raffaele Colapinto）兩兄弟正準備卸載漁獲，一切都是每天例行公事，卻突然看到遠處有不尋常的騷動。他們察覺蘭佩杜薩島附近的一座小島周圍有船隻，船員正在把人拉出水面。「我們全力發動引擎。」五十八歲的多梅尼科後來向不同媒體的代表敘述。

兩名漁夫所看到的景象十分驚悚，男人、女人和小孩浮在水上喊叫，並且乞求救援。放眼望去就知道有好幾百人。「大海充滿人頭。」多梅尼科恍惚地作出反應，他丟繩子進入海中，開始把遇難者拉上船，但是他很快就發現那些人已經沒有力氣可以握住繩索。他只剩一個選擇：徒手把溺水的人抬到甲板上。兩名漁夫像著魔似地奮力搶救遇難者的生命，許多難民裸著身漂浮在海上，再加上外漏的柴油，使他們變得像肥皂一樣很難抓住。漁夫竭盡全力成功將二十個人從潮流中拉起，不過他們也馬上就確定當中有兩人打撈上來時已經死亡。

當兩兄弟先前正準備把漁獲運回港時，有另外兩個男人已經出海：柯斯坦提諾．巴拉塔（Costantino Baratta）和翁德．維奇（Onder Vecchi）。柯斯坦提諾六點剛過沒多久時起床，前一天晚上，這名受過訓練的水泥工和已經退休的朋友決定早上要去捕魚，漁獲不是用來販售，只是要自己享用而已。

翁德．維奇擁有一艘機動性強的小船，柯斯坦提諾剛好很喜歡這樣出遊，在特拉尼（Trani）長大的他最愛前往的地點就是蘭佩杜薩。一九七○年代中期，他當時的未婚妻在他阿普利亞（Apulien）的家鄉就讀師範學院，結婚後這對年輕夫婦特別常造訪這座小島，直到最後夫妻於一九八七年遷居。柯斯坦提諾十分了解蘭佩杜薩，所以知道如此多的難民悲劇對島上生活造成何等巨大的影響。但是，他也清楚小島上的居民向來有多麼樂善好施。

七點過後，當五十六歲的柯斯坦提諾和他朋友離開港口時，他們成為事件的第一發現者。和那兩名漁夫一樣，他們察覺到遠方的船。沒有再對事實多加揣測，就往那個位置靠近，接著突然明瞭自己面對的是什麼情形。「我們一下子就看到在水中呼救的人，毫無疑問：我們面臨事故現場，必須要去救援。我們的船雖然小，但是很快，這也是它的優點。」

具備外裝馬達的機動快艇試圖從危險區域的邊緣開始減少人數，但洋流在那裡增強，把溺水的人推向大海。

他們瞬間驚慌失措起來，究竟應該先救誰呢？而且如何分辨看似沒有生命跡象、浮在水面上的身體是否還活著？柯斯坦提諾知道一個不成文規定：「你必須拯救生命。這裡的漁民都說這是大海法則。」他強調道。「凡是遇到海難的人，我們都有必要搭救。我們有拯救生命的義務。」

柯斯坦提諾還清楚記得一名年輕女性，他本來已經打算放棄她。「太多人了，只要顧好活著的，死者就交給海岸警衛隊打撈。」有人從另一艘船對他喊。然後，張開手臂漂浮在海上的「小女孩」——據他表示——突然有了些微的生命跡象，她用最後的力氣舉起手，到柯斯坦提諾剛好可以發覺的程度，然後她的嘴唇微微顫抖。「救……救我，拜託。」她的呢喃小聲到幾乎聽不見。

柯斯坦提諾眼見他無法憑一己之力救援，因為女孩子實在太虛弱，抓不住他伸出的雙手，因此他呼叫他的朋友暫時關閉馬達過來幫忙，接著他們合力把年輕女性拉到船上。她全身發抖，而且吐出柴油，頭髮和眼睛完全被黏住。柯斯坦提諾唯一能給她幫助保暖的東西是一件T恤。

烏安是當天早上救起的最後一名生還者，繼她之後被撈上來的只剩屍體。受難者在水中已經浸泡好幾個小時。

完全沒有希望的一代

拜訪完貝卡谷地難民營的第二天，我坐在貝魯特聯合國難民署的一間遊戲等待間裡，觀察敘利亞難民兒童遊玩的情形。有一些兒童彼此談笑、尖叫著，合力將彩色的樂高積木套在一起；其他小朋友單獨坐在地上，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蓋房子。這群小孩一共有二十四個，全部都很起勁地蓋著一座慢慢變高變大的樂高城市。

難民兒童的父母把孩子送到這裡來，他們將過去的一切留在摧毀殆盡的敘利亞，然後跟其他幾百個人排隊站在這裡等待一個新生活。聯合國難民署職員坐在一個白色的貨櫃裡，透過辦公室的小窗口，難民可以正式登記成...

出生地的恩典

一個孩子究竟要經歷過什麼，才會畫出這樣的畫？天空是草草塗上的紫色，透露著緊張險惡的氛圍，隱約可以看到一架飛機模糊的輪廓，比較清晰可見的是它投擲下來的炸彈，下方則是被撕裂成塊的黑色人體。最刺眼的是在小孩蠟筆下匯聚成河的紅色，那是流淌在殘碎的肢體和頭顱間，並滿布每具軀體的鮮血。

這幅畫出自年僅八歲、現居黎巴嫩的敘利亞籍難民兒童阿布達拉之手。貝魯特的一所幼稚園把他的畫拿給我看，這裡收留了一些來自鄰國的小孩。許多敘利亞籍的小孩都交出如此令人不寒而慄的作品，這種恐懼不是他們的小腦袋瓜可以想像出來的，會在畫紙上如此表現，是因為他們親身經歷過。圖畫傳達的訊息遠遠勝過　千百篇幾乎沒人要閱讀的敘利亞戰爭報導，阿布達拉和他家人被逼上逃亡之路的原因已是不言而喻。

逃亡的路上還有敘利亞籍的素雅和她年齡介於三到十一歲間的四個女兒，她們與其他一百六十名敘利亞難民在埃及的地中海邊登上老舊漁船，打算前往義大利。可是離開海岸沒幾公里，船就沉了，把整船的難民送交大海。素雅是全家唯一有穿救生衣的人，她的四個女兒驚惶地抱著母親，沉沒的危險籠罩她們一家人，因為一件救生衣無法負載五個人的重量浮在水面上。全天下沒有任何母親願意想像素雅的處境，如果她不想讓全家人淹死，就必須決定要放棄哪個孩子。

但是素雅不能也不願意做這個決定，她奮力踢著水，試圖讓身體浮在水面上，然後只能等著接下來可能會發生的事。第一個鬆開手的是三歲的哈雅，永遠消失在翻滾的波濤裡。接著是薩瑪，然後是優麗雅，她們陸續沉入黑夜籠罩的大海深處。六個小時後，素雅和她的長女莎拉被埃及的海岸巡邏隊救起，所以她才能敘說這個故事。

世上還有很多個素雅，他們的故事我們卻永遠也無法聽到。或許在聽到這些故事的時候，人們應該停下來，思考自己出生地所帶來的恩典，意識到自己出生在和平又相當富裕的歐洲，完全是一種偶然；我們同樣也很有可能生在敘利亞的阿勒坡（Aleppo）、大馬士革、霍姆斯（Homs），或伊拉克的摩蘇爾（Mossul）；然後也許就是現在，夜黑風高，在地中海上踢著水掙扎，煎熬地考慮著自己應該放棄哪一個孩子。「我並沒有做出任何貢獻，讓生命的樂透恩賜我出生在一個遠離每天都有戰爭恐懼和迫害的地方。」想清楚這一點，就是對抗現今難民議題中所出現的狂妄和無動於衷的良方。與難民相關的討論中沒有簡單的答案，但是這些辯論裡應該具備對被迫流亡難民的同理心，這本書寫的就是他們的故事。

二○一五年五月初，一封虛構的敘利亞難民遺書在埃及的社群媒體中流轉，這是封寫於在地中海遇難前的告別信，內容是：「親愛的大海，謝謝 ！你是唯一不需要簽證就接納我的地方︙︙親愛的魚，謝謝 ！你們對我的宗教或政治傾向不加過問就把我給吃了。」署名：「如果你們看到這封信，我已經不幸淹死了。」

同一個月我在地中海上的島國馬爾他做研究調查，當我擺放花束在首都瓦雷塔市（Valletta）一座大墓園裡的無名公墓石碑上時，我不得不想起這封信。這座墳墓裡安息了二十四人，那是兩星期前，在馬爾他近海沉船淹死的七百多名難民中，僅存的遺骸。熾熱的陽光灑在公墓的石碑上，只有另外一束已經枯萎的花朵擺在上頭。不管怎麼看，這座墳墓都是一座貼切、樸素的歐洲難民政策紀念碑。

我的腦中盡是過去幾年裡所遇到的眾多難民，而他們的故事就是這本書的內容。我在庫德區杜胡克市（Dohuk）附近的小村莊裡遇到安姆莎，信仰雅茲迪教的她為了躲避伊斯蘭國的暴徒逃到這裡來。在這之前，暴徒將她像畜牲般地買賣交易。

兩個星期前，十三歲的小伊伯拉辛和媽媽以及其他一百四十名難民在亞歷山大港東邊的海岸登上一艘小船，準備前往義大利，埃及海岸巡邏隊截獲這艘船，伊伯拉辛身旁的媽媽被當場射殺。我在黎巴嫩的黎波里市（Tripoli）遇見艾薩姆．哈姆秀（Essam Hamscho），這年輕人蝸居在房子後面的斗室裡，身上有多處敘利亞戰爭留下的槍傷，體內也還有幾顆子彈尚未取出，他想賣一顆腎臟給我，以換取自己的醫療機會。我也常常憶起同樣是在的黎波里的瑪佳妲，一個只有三個月大，非常甜美的敘利亞小嬰兒。在那親密的時刻裡，她在我的臂彎中無憂無慮地睡著了，因為這個小女孩還不知道，無論是敘利亞還是黎巴嫩的身分文件她都沒有，至少從官僚的角度而言，這個世上還沒有她的存在。

許多走投無路的故事浮現在我的腦海裡，那是一種如此強大的絕望，就算地中海裡無形的高牆再高，也無法阻擋絕望的人們逃離家鄉。

身為阿拉伯地區的特派記者，難民潮在三個層面跟我有密切的關係。一邊是阿拉伯國家如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無以名狀的殘酷爭端造成人民競相逃離；另一邊則是大部分難民湧入的阿拉伯國家，超過百分之九十的敘利亞難民目前生活在鄰近的國家如黎巴嫩和約旦境內，難民人數和當地居民的比例是歐洲人難以想像的；再來是阿拉伯世界的地中海海岸，成了其他阿拉伯人實現夢想，追求更安全和更好生活的起點。逃亡成了阿拉伯世界裡逃不開，也躲不掉的主題。

許多走投無路的故事浮現在我的腦海裡，那是一種如此強大的絕望，就算地中海裡無形的高牆再高，也無法阻擋絕望的人們逃離家鄉。

身為阿拉伯地區的特派記者，難民潮在三個層面跟我有密切的關係。一邊是阿拉伯國家如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無以名狀的殘酷爭端造成人民競相逃離；另一邊則是大部分難民湧入的阿拉伯國家，超過百分之九十的敘利亞難民目前生活在鄰近的國家如黎巴嫩和約旦境內，難民人數和當地居民的比例是歐洲人難以想像的；再來是阿拉伯世界的地中海海岸，成了其他阿拉伯人實現夢想，追求更安全和更好生活的起點。逃亡成了阿拉伯世界裡逃不開，也躲不掉的主題。

也許因為一切都太灰暗，也因為目前針對難民的討論中，語氣裡帶著一些譏諷，有時是公開的種族歧視，也常常有來自心裡的恐懼。所以這本我與同事瑪蒂爾德．施瓦本德一起合著的書，必須以希望做為結束，我認為這點很重要，畢竟讀者不應該喪失對這個世界的信心。這個結尾不是粉飾出來的樂觀，而是一個村子的故事。模仿《阿斯泰利克斯歷險記》每一集開頭對高盧人的名言：「我們身處西元二○一五年，全奧地利視難民為威脅。全奧地利？不 ！還有一個位於上奧地利的村子，裡面頑強的居民從不停止他們樂於助人的態度。」對我來說，褪下一貫國外特派記者的角色，接手不尋常的地方記者工作，是一種非常特別的經歷，更不用說離開我平常工作的區域，完全融入上奧地利大拉明鎮（Großraming）的生態環境裡好幾天。那裡的高盧人：兩千七百位居民、五十位難民、一位有奉獻精神的牧師、一位有同樣精神的鎮長、和一群有人道精神的頑強志工。他們孤立無援，沒有任何來自政府和政策的協助。而現代的羅馬人並非駐紮在村子柵牆外的營地，他們據守在下一個難民申辦處的辦公室裡，接受像凱薩那種沒有願景的政治家領導。

我脫下帽子向這座小鎮致敬，初開始他們也以一般的嫌怨面對難民，但是最後克服了自己，並把「心中的隔閡」丟在身後。在那裡的幾天給了我勇氣和希望，相信一個漫長、滿是傷痛的逃亡歷程，能在敞開、給予關懷的雙手裡抵達終點。幸好事實並不殘酷，而是令人欣慰的：這段期間在德國和奧地利也出現了許多的大拉明鎮，許多高盧村子，即使媒體對負面的例子比較感興趣，畢竟每天付出熱心協助沒有煽動者的叫囂來得聳動。許多地方已將難民的存在視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包括每天伴隨而來高潮和低潮。

當我在臉書的一則貼文裡再次描述難民在地中海裡讓人心碎的情況時，收到了一則回應，它深深銘刻在我心中：「總有一天我的孫子會問我，在我得知很多人每天橫渡地中海喪命時，我做了什麼？或是我為了減少難民遭受到不平待遇做了什麼？」臉書用戶馬利歐．徐外格（Mario Schwaiger）繼續寫著：「告訴他我有跟那些讓船超載的人進行道德上的辯論嗎？我害怕必須為自己行為辯白的那一天到來。」無須多言，他的回應已經道盡一切。



2015年6月18日

出生地的恩典

一個孩子究竟要經歷過什麼，才會畫出這樣的畫？天空是草草塗上的紫色，透露著緊張險惡的氛圍，隱約可以看到一架飛機模糊的輪廓，比較清晰可見的是它投擲下來的炸彈，下方則是被撕裂成塊的黑色人體。最刺眼的是在小孩蠟筆下匯聚成河的紅色，那是流淌在殘碎的肢體和頭顱間，並滿布每具軀體的鮮血。

這幅畫出自年僅八歲、現居黎巴嫩的敘利亞籍難民兒童阿布達拉之手。貝魯特的一所幼稚園把他的畫拿給我看，這裡收留了一些來自鄰國的小孩。許多敘利亞籍的小孩都交出如此令人不寒而慄的作品，這種恐懼不是他們的小腦袋瓜可以想像...

自序一：
出生地的恩典
——卡里姆‧埃爾－高哈利

自序二：
戰爭和驅逐的恐怖
——瑪蒂爾德‧施瓦本德

1.逃離敘利亞
——卡里姆‧埃爾－高哈利

2.懷抱希望之旅
——瑪蒂爾德‧施瓦本德

3.痛苦的剝削
——瑪蒂爾德‧施瓦本德

4.大海法則
——瑪蒂爾德‧施瓦本德

5.打破心中的隔閡
——卡里姆‧埃爾－高哈利

後記：現在呢？
我們可以為難民做些什麼？—關心與行動！透過可信賴的正式管道，傳達我們對人道救援行動的支持。

自序一：
出生地的恩典
——卡里姆‧埃爾－高哈利

自序二：
戰爭和驅逐的恐怖
——瑪蒂爾德‧施瓦本德

1.逃離敘利亞
——卡里姆‧埃爾－高哈利

2.懷抱希望之旅
——瑪蒂爾德‧施瓦本德

3.痛苦的剝削
——瑪蒂爾德‧施瓦本德

4.大海法則
——瑪蒂爾德‧施瓦本德

5.打破心中的隔閡
——卡里姆‧埃爾－高哈利

後記：現在呢？
我們可以為難民做些什麼？—關心與行動！透過可信賴的正式管道，傳達我們對人道救援行動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