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ul jobin彭保羅

「發展」的多重南方意涵（內文摘自〈印度與中國煤工的抗議或沉默：關於環境主義與內部殖民〉）
談到在地的發展與環境，我與貴州村民之間的對話常是類似以下內容：

江姊：我們這環境差得很。農村嘛，還有什麼好的！……沒有發展就是不好！沒有發展什麼都不用說。
我：那你覺得怎樣叫作有發展？
江姊：就是企業啊，企業多、人人有事業就叫發展。

除此之外，不少受訪者表示「我們小老百姓不懂這些」，認為像這些涉及公眾的問題應該由村代表來回答，村代表是專門負責「農村發展工作」的。至於如何「發展」，端看「領導人會不會想、想走什麼路線」，且地方發展路線是以中央政策為指導原則，因為地方發展乃是地方領導做業績、求升遷的資本。
至於污染，承受眼前的環境本就是一種應付的代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這邊有煤，自然就是這樣。……那老百姓嘛，只要你不是天天出門、一開門就是蒙著一層黑，誰管得了那麼多啊？做什麼事情都是有得必有失嘛。不要以為走在路上，天上就會掉黃金下來！」人們說這話的感覺就好比與污染共存是他們所付出的辛勞，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穫，至於污染問題，就交給國家去管吧。有些受訪者會希望我能替他們向「上面」呈報一下污染影響了莊稼，而地方上的居民與工廠之間若出現矛盾，也往往尋求村幹部居間協商。弔詭的是，人們一方面指望官方解決問題，一方面也未必相信官方會落實污染整治。在受訪者眼中，煤礦企業每年給地方環保局繳個幾百萬是「花錢消災」，「那就是上繳，那錢哪會給地方啊……他哪裡管你（河川污染）這種事情。」在這樣的語境中，「環境」會被江姊解讀為「經濟環境」其實並不奇怪，其思維邏輯與俗諺「靠山吃山」一脈相承：環境即生活的資源、生計的來源，是人們藉以進行經濟行為的基本元素。正因如此，論及污染，當地人更多會聯想到對莊稼的影響，無論是產量上的影響或是自種自食時清洗食材灰塵的困難，皆與日常生計息息相關。
類似的思維在賈坎德的田野經驗中也得見。談及以煤礦為主的地方發展，人們總是先提到經濟謀生上的困難、生理上的限制與工殤，接著談到教育及就業機會的不足，「在沒有更好的選擇的情況下，這不失為一賺錢之道」、「有足夠的教育我們就不需要做這樣的工作」。至於污染與治理這些結構性的議題，則不是勞工階層的關注焦點。對地方居民而言，「煤礦」首先是一個經濟行為，是較弱勢的、低種姓的，或原住民勞工生活在龐大的煤礦產業邊緣，賺取微薄收入的方式。
儘管如此，從賈坎德的田野中得到的回應，仍然呈現了較不一樣的聲音，與較多元的發展觀。例如，當我問及地方的發展情形，在賈坎德，村民向我展示了公私立學校與供給學童的午餐方案、介紹了偏遠村落的醫療巡診體制、帶我拜訪他們日常使用的牛奶源頭飼養者，當然，人們也帶我參觀了他們工作的挖礦場及運煤作業。整體而言，受訪者向我展示出的「發展」圖像與印度學者達斯（Samarendra Das）在鄰邦奧里薩（Orissa）的訪談所得相似。他的一個受訪者是這麼說的：「給我們醫藥、學校和老師。確保我們的土地和森林。森林是我們要的，而企業是我們不需要的。擺脫那些大企業！我們並不反對發展，事實上人們全都想要發展，但我們需要的是穩定可靠的發展。」對在地人而言，前述種種面向都和穩定可靠的發展及環境品質有關。
當貴州的受訪者傾向將政府視為一高高在「上」的角色，賈坎德的受訪者在談話中透露的是對政府責任的檢視以及對資源分配的疑問，「政府應該讓我們有更多教育資源」、「為什麼我們這邊發這麼多電，但我們老是缺電？德里也會這樣嗎？」身處煤礦村、面對相似的惡劣環境，兩個案例中的基層人民都反映出對經濟資源匱乏的焦慮，煤礦作為應該是唾手可得的天然資源，很自然成為人們尋求收入的管道。然而結構上，煤礦發展的主導權與主要獲利卻掌握在政府與財團手中。對這些百姓而言，環境權的實現就是讓他們能夠在環境資源的開發過程中分到一口飯，有更多的企業也好、有更健全的教育和社會福利也好，不外乎是希望能夠參與「發展」，讓生活得到改善。然而，多數人民尋求經濟參與未果。面對國家內部區域發展的落差，基於歷史及政治社會的差異，印度的行動者利用了對內部殖民的批判性論述，但在中國的主流環境史觀與在地論述中卻相對闕如。

反殖民經驗與論述對現今民眾的影響
在田野中聽到人們描述某場運動或抗爭行動時，我通常會問其原由，而在印度，不止一位受訪者表示「當人們遭受壓迫與不公，起而反抗是必然的」。是嗎？果真如此，為什麼長期研究中國市民社會的何佩生（Peter Ho）會以「沒有衝突的環保」（greening without conflict）一說描述中國的環境場域？是否在中國社會，人們不將環境成本的擺布解讀為壓迫與不公？我認為兩個社群之間的一個差異在於，人民有沒有資本與權力表達對「發展」的觀感、有沒有質疑環境（不）正義的批判性思維。
地理學家傑維特（Sarah Jewitt）基於其對賈坎德的研究指出，「發展」作為一種現代的意識型態，往往以「國家利益」為名推行，罔顧直接依靠林地生活的地方社群對科學林業多有質疑。儘管在地原住民族為了生存通常具有豐富的環境知識以及維持土地生態「永續發展」的高度動機，然而當權者所宣揚的「發展」論述卻經常將其形塑為（內部的）他者、（國家）發展的釘子戶。致力於現代化發展的主政者和內部他者之間的緊張關係由此可見一斑。
在印度的歷史上，多數因自然資源而起的衝突都發生在原住民族的生活領域。對此，發展研究學者帕拉朱利（Pramod Parajuli）引用「環境殖民主義」的概念來分析當代印度境內的生態以及民族與區域運動，包括著名的契普克（Chipko）抱樹運動、反納瑪達水壩運動，以及在賈坎德一帶已持續了數世紀的原住民族抗爭。這些運動主要訴求區域自治、地方資源自治以及發展正義。然而，即使運動主軸更傾向於訴求社區導向的發展和經濟參與，但這些區域性的社群運動也連帶地啟發了印度境內其他面對主政者力推的「發展」建設而起的環境抗爭。簡言之，在印度，族群運動與環境運動共享了反殖民的批判性思維，當中討論的殖民既指涉了階層化的統治結構，也指涉了經濟和環境資源的分配不正義。這樣的論述不只為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所用，也反映在基層民眾的日常言論中。
在田野工作期間，賈坎德有許多規模不一的抗爭行動，抗議的主題包括反河川污染、森林／土地徵收、原住民社群的強制遷移等。不難發現許多行動所援引的論述都強調了環境、土地權，以及原住民權益之間的連結性。原住民被認為是印度次大陸上原始成員的後裔，其社會規範乃依生態系統的運行法則發展而成，如我的受訪者所言，「討論環境問題不可能不考慮到原住民族。」將原住民與環境放在一起談，以帶出對既存權力結構的批判，類似的表達在多位受訪者之間都觀察得到。
例如，談到賈坎德的煤礦交易重鎮丹巴德（Dhanbad），一名NGO工作者在受訪時表示此處早已被過度開發，而其「發展」所產生的利益並未下滲至當地社群，相反地，「丹巴德早已被（從人民手中）奪走……當地的礦業從英治時期就存在了，TATA（鋼鐵公司）也是。印度獨立之後，TATA等礦業巨頭被授予了權力……人民（的權益）則被以『國家發展』之名而犧牲。」這樣的說法將兩股勢力置於對立，一方主張捍衛在地社群及原住民權益、環境公共資源為人民所有，另一方則代表了資本主義與發展主義。類似的言論更具體出現在另一位賈坎德的公民倡議者口中：「在賈坎德的土地權爭議百分之百跟部落成員有關。這是殖民問題，這是掌權者、來自於多數／主流群體的、握有政治與經濟優勢及國家權力者……使用他們的權力以打壓其他群體、打壓那些被剝奪了權力的人。」即使不是檯面上的行動者、倡議者，當地基層民眾在言談間也透露了類似的觀念，對殖民主義以及資源的壟斷性分配作出質疑。「為什麼我們這邊發這麼多電，但我們老是缺電？德里也會這樣嗎？」、「煤礦是公眾所有的、你看BCCL就是國有的啊，當人民需要錢，我們私挖煤、私運煤也只是合理使用公共資源謀生而已」、「政府應該讓我們有更多教育資源。若人們能受更好的教育、有更好的出路，那麼誰還想做這工作」。
然而，類似的話語卻鮮少出現在中國受訪者口中。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上，如貴州等邊陲地區本就多有內部殖民問題。歷史學家懋艾文（Mark Elvin）就點明「貴州即中國殖民主義的體現」，而當地的殖民情境也同樣與優勢及弱勢群體間對天然資源的爭奪脫不了關係，最早甚至可追溯至十七世紀的苗漢衝突。儘管如此，中國的主流環境史書寫卻不像印度的相關文獻處處可見對內部殖民的反思。部分原因或許是中國並未如印度一般經歷全面性的西方帝國殖民；然而，部分也應歸因於現代中國強力推行的文化同化政策與反分裂主義。歷史學家侯文蕙即直陳：在中國，只有絕少數人熟悉「環境史」一詞，很少中國歷史學者意識到學習歷史必得學習人與自然、社會與環境的關係；反之，主流史觀大多呈現的是一種源於當代、溯及既往的「人定勝天」觀念。
在學術場域如此，在市民社會則更甚。如何佩生所言，一九五○至一九七○年代的中國可謂見證了「公民社會的缺席」。稍後的一九七○年代末至一九九○年代末雖有些許社會運動興起，但行動者一旦涉及集體動員，則幾乎無一例外地遭受打壓或被迫流亡。循此脈絡，大一統論述與現代化國家發展論述相互增強，對環境與環境發展的詮釋權為主政者所壟斷。以一九九四年動工興建的三峽大壩為例，規畫期間多有學者對其提出技術層面、財務層面，以及社會與環境衝擊的相關質疑，然而他們的意見不是被否決、忽視，就是被噤聲。中國政策研究者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指出，在這樣的情境下，中國的知識分子被剝奪了批判現代化科學環境治理模式的自由，執政者也因此失去了採納諫言、考慮替代性方案的機會。
我在貴州的田野訪談反映出曾經歷威權鎮壓而沉寂的公民社會，其後續影響力仍在民間持續發酵。在現代中國的發展歷程中，人民與地方資源曾被大規模動員挹注「國家建設」，期間私人小規模煤礦經歷了兩次的輝煌時期，其一在一九八五年、其二在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五年之間。兩次輝煌期皆反映了人民對於國家領導人號召的回應。於是，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五年之間的十年標誌了煤村的榮景，對我的受訪者而言，這是一段小規模煤礦生意四起的時期，村民可以輕易賺到錢。「可以說家家戶戶都是靠煤掙錢。那時候你家裡就算什麼都沒有……你每天這樣出去一轉，一定都掙得出錢來。」就算自家地裡挖不出煤，也能靠著替親戚、鄰居幫工來賺錢。每當村民提起那段時光，總能在他們話中聽出夾雜著驕傲的暗澹。
這暗澹主要緣於一九九○年代末政策上的轉向。當局取消了原先默許給私人煤窯的經營許可，自此凡是沒有執照的私人企業不得挖煤、煉煤。研究者指出，這個緊縮政策的時間點正好在中國煤產量達到市場需求的當口，中國政府引入執照系統以減緩「動員」並控制產量，優先保障國有企業的利潤。經歷過這一段私人煤窯風光期的受訪者都表示這個政策來得突然，有受訪者回憶道「突然就有人來查、來封礦」，有些則表示「只聽說要有執照才能挖煤，還沒搞清楚狀況，就不給申請（執照）了」。短短幾年間，許多原本靠自己土地上的煤礦賺錢營生的家庭失去了主要經濟來源的合法性。與印度案例中常聽聞的要求地方資源自決的批判調性極為不同，在貴州的受訪者採取的態度多半是「國家一個政策你就什麼也推翻不了。……人家會來查耶，用炸藥把你炸了、窯子封了，你再打開人家要抓你！」村民覺得小老百姓跟政府之間不存在協商空間，對此他們總是把那句順口溜掛在嘴邊：「人不與天鬥，民不與官鬥，民企不與國企鬥。」這話中的「天」和「人定勝天」中的「天」不可同一而論。由此可見，基層百姓口中的「天」是與人民有所區別的「官」，對人民而言，執政者是如天一般的存在。而在官方宣揚的「人定勝天」意識型態中，能夠戰勝環境的「人」指涉的其實不是常民，而是掌權的開發決策者。
誠然，在中國，政府以外的社會行動者在環境議題上的倡議空間似有逐漸擴展。過去十年間，為數不少的環境相關公民行動浮出檯面。例如政治經濟學者莫薩（Andrew Mertha）以在二十世紀爭議了十多年的反怒江大壩運動為例，討論記者、學者和NGO工作者如何影響了當代中國水壩興建計畫的推展。以及二○○七年在廈門、二○一一年在大連、二○一三年在昆明、二○一五年在上海發生的一系列反PX化學工廠興建的抗爭；「癌症村」議題亦引起不少學者及媒體從業者的關注。二○一五年柴靜製作的紀錄片《穹頂之下》為中國（乃至於國際）的PM2.5與空污問題再創討論高峰；該片在中國網路上短短一週累積了上億點閱率。中國公民媒體和行動者似乎有了一些空間去製造有別於官方與主流學者專家的論述。然而同樣不能忽視的是，《穹頂之下》及相關的討論在一週內就被官方從網路上「下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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