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hard ro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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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弘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所長

李明璁 社會學家、作家

林淵源 林淵源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凌宗魁 建築文資工作者

畢恆達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連振佑 中原大學景觀學系副教授

彭文苑 行一建築設計總監

曾成德 交通大學建築所講座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蕭有志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謝宗哲 東京大學建築系博士

謝明燁 中原大學建築系系主任

謝英俊 謝英俊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顏亮一 輔仁大學景觀設計學系所主任

龔書章 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專任教授

4 龐畢度中心（節錄）

政治的打擊來得飛快，就在宣布我們贏得波堡競圖的那個早上。前一晚，我們才在閃閃發光的遊艇派對上，以贏家身分和大夥兒舉杯慶賀。 隔天，我們走進大宮（Grand Palais），我們的設計和其他六百八十位競圖者一起在那裡展出。新聞發布會的氣氛充滿敵意，令人不敢置信。噓聲和紙球朝我們襲來，因為我們遭到指控，竟敢用一個和周遭環境不成比例的建築物來摧毀巴黎這座城市。不管是法國或英國新聞界，沒有一則正面好評，甚至連我親近的好友都加入攻擊行列，例如 AA 的前教師艾蘭‧柯洪（Alan Colquhoun）。

在最後決定出現之前，競圖提案都是匿名的。一直要等到評審團以八票贊成一票反對選出編號四九三的提案之後，才揭曉了我們的名字。一開始出現一陣恐慌；因為沒人聽過 Piano + Rogers 事務所。等到評審團繼續揭曉我們的「合作單位是奧雅納工程顧問公司」後，據說大家才鬆了一口氣。

過關斬將，化解８大危機

大案子天生就有各式各樣的政治和實務挑戰，你必須在其中小心穿梭。我們憑藉出色的團隊和龐畢度總統指派的負責人──博達茲的足智多謀，一路過關斬將，搞定8大危機，其中的每一項都可能讓計畫翻覆出軌。

1. 基地邊界──由一些法國建築師所組成的壓力團體「建築姿態」開始反對我們的計畫，丟出一連串的法律訴訟。其中最嚴重和基地的邊界有關。這對建築物本身沒什麼影響，但在法庭受理期間，工程必須停止十五天，建築物一旦停工，往往就再也無法動工。好在，博達茲寫了一篇非常聰明的報告，表示地下室的工程已經開挖，如果停工，洞的四周有可能崩塌。於是我們重新開工。

2. 藝術家的抵制──尚‧雷馬希（Jean Leymarie）是國立現代美術館的館長，他堅決反對這項計畫。他煽動館藏品的藝術家後代起而反對；根據法國法律，藝術家遺產的繼承者有權決定藝術品如何展示。博達茲決定採用「分化征服」的手段，他去找了雕刻家布朗庫西（Brancusi）的繼承人（大概是裡頭最重要的一位）。他們要求我們在廣場上仿建布朗庫西的工作室，並同意撤銷反對立場。其他藝術家也紛紛跟進，雷馬希只好接受現實。倫佐和我也與藝術家羅伯‧德洛內（Robert Delaunay）的遺孀暨畫家索妮 雅‧德洛內碰面，她提議把丈夫的大量收藏捐給美術館，我們親自和她討論作品該如何懸掛。我們表現出最好的態度，以為我們已經迷住她了。直到我們收到一份回報，上面表示，她寧可把畫燒掉，也不願看到作品在我們設計的美術館中展出。

3. 預算──我們在 1972 年春天提出初步設計，一直到此時，才有人跟我們討論成本問題。博達茲說，我們的設計和成本超出預算太多，幾乎翻了兩倍。我們大吃一驚：「什麼？」在這之前，沒人跟我們講過預算這件事。

4. 裂鋼──懸臂樑是一種經濟的方法，可以用最少量的鋼材撐住開放的樓地板。它們是一種量身訂做的解決方案。彼得和羅瑞與代工廠合作，開發出我們要的懸臂樑。但第一批成品沒通過測試，出現裂痕，讓我們的設計走向和成本備受威脅。我們擔心可能要重頭開始，但彼得與製造商努力調整鑄造過程的配方，第二批就成功了。當它們通過測試時，全辦公室都高興到轉圈圈。

5. 建物高度與消防條例──巴黎規範嚴格的建築法規正在與我們的計畫鬥法；因為當時並不存在另一棟高大的公共建築，所以沒有相關法規。於是，規範被發明出來；我們接獲告知，頂樓的高度不能超過二十八公尺。基於這個新限制（原本四十八公尺高的結構），加上刪減成本的需要，我們只好讓建築物往地下發展，放棄原本想讓它以柱樁架高，讓廣場向上延伸的計畫，而為了讓它更加緊實，只好減少地面層以上的陽台數量，讓透明度大減。

6. 鋼構──終於，在 1973 年初，預算和設計得到同意後，我們開始向法國供應商徵求鋼構投標者。我們所需的鋼鐵量，是法國有史以來最大的結構鋼訂單。我們收到的投標價，大約超出預算六成，而且每家的投標價格都差不多，有明顯聯合哄抬的跡象。大家對這種情況都習以為常（是我們過於天真的另一證明）。最後，我們從德國的克魯伯（Krupp）和日本的日產鋼鐵（Nippon Steel）得到更具競爭力的報價，並在博達茲度假回來後拿給他看。他裝模作樣地把我們罵了一頓，然後表示，既然我們已經問到這些報價，他或許該拿去問問他的政府同僚。博達茲展現了他的說服技巧，讓克魯伯透過他們法國子公司贏得合約。就在開標的最後一分鐘，法國供應商回來找我們，帶著和克魯伯同樣價格的標單，不過這張標單是在博達茲走進簽約會議時遞給他的，他一直沒時間打開。再一次，這案子闖關成功；法國供應商根本不可能以提議價格實現合約，到時我們又得被迫重新協商。由於總統府堅持鋼必須來自法國，我們只得要求克魯伯將鋼材運到基地時盡量保持低調。

7. 更多消防條例──好不容易設法繞過法國鋼鐵製造業的同業聯盟，接著又得面對新一輪的磋商，這次的對手是法國的消防安全單位。他們原本要求，必須在建築物的外部服務性空間和內部之間裝設一層隔板，讓火勢可以停留在裡頭一小時，但現在規定改成兩小時。我們反對這項新規定，因為那似乎是一時心血來潮的決定。這表示我們得把荷娜路那頭封起來，讓透明度和自然光雙雙大減。

8. 新總統──接著，就在我們為主結構做準備時，最後（幾乎也是致命的）一個危機席捲而來。我們那位出乎意外的支持者龐畢度去世了，由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接任。看不出他有任何理由要支持一個只有負面新聞的計畫，而且還是由外國人興建的？危機在 8 月到來，當時所有人都在度假，但我們被召回巴黎（倫佐那時人在遊艇上，是由一艘法國海軍護衛艦將指示傳遞給他）。 我們心想，這整個計畫有可能被取消，但是推動波堡台地文化中心 （Beaubourg Plateau Cultural Centre）改名為龐畢度中心一事，成了我們的戰術主線。取消一個以剛去世總統為名的計畫，幾乎是不可思議的。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被告知，要減少三分之一的預算，還要把暴露在建築物外面的服務性設施包起來。這些變更將摧毀我們的設計，但由於整棟建築幾近完工，所以我們能調整的空間真的非常有限。要縮減建築物規模並同時實現計畫書的要求，根本不可能。所以，除非把建築物縮減到郊區大賣場的高度，否則沒有空間。至於要把裸露的服務性設施包覆起來，只會讓費用增加，所以這個想法很快就打了回票。凡是可以刪減的地方，我們都刪了；把所有飾面和維修設備的費用砍到最低（結果就是讓整棟建築從開幕那一刻起就受到損害，長期而言反而更花錢）。

攻訐標靶：雨傘和譴責

我記得很清楚，在龐畢度中心即將開幕前的一個下雨天，我站在廣場 上。一位衣著優雅的法國老女士站在我旁邊，邀請我站到她傘下一起避雨。「先生，」她說：「你知道這棟建築是誰設計的嗎？」「女士，」 我滿懷喜悅地回答，準備為我的設計接受讚譽：「是我。」那位女士一言不發，但用她的雨傘在我頭上狠敲了一下，逕行離去。她沉默但強烈的反應，正是龐畢度中心吸引到的典型輿論。從我們贏得競圖那天開始，就飽受來自四面八方、各種角度的抨擊：左派批評我們和國家支持的文化集權主義勾結；右派指責我們褻瀆巴黎的天際線。有一天，在辦公室裡，有人拿了一份請願書給我看，其中一段約莫是：「我們這六十位知識分子，希望表達我們對這座恐怖的外星鋼鐵建築的反對立場⋯⋯」我嘆了一口氣，注意到大家哈哈大笑。原來那份請願書，是將近一百年前反對興建艾菲爾鐵塔的。在我執行龐畢度這個案子的七年裡，只有《紐約時報》的兩位評論家寫過正面好評。其他記者，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決定了這個故事的模樣。有個《新聞週刊》（ Newsweek ）的記者用挑釁口氣質問我預算超支的事。等我秀出報告，證明這個案子準時完成也沒超支時，她就聳聳肩膀說：「反正新聞我已經登了。」

龐畢度中心的興建過程，是我無法想像的艱辛。合作夥伴倫佐和我精疲力盡，花了好幾個月才恢復過來。儘管在這過程中我們經歷了各種變更，也接受了多方妥協，但龐畢度中心還是保留了它的清晰概念：一棟融合公共空間的建築物；一個靈活的容器，供人類活動在此進行，有開放的內部空間支撐多樣交疊的用途；一個經濟的輕量結構，將創造它的科技清楚表現出來；一棟為這座偉大城市增添豐富性和多樣性的建築。

儘管如此，1977 年 1 月，當季斯卡總統為龐畢度中心舉行正式開幕時，倫佐和我竟然得努力爭取才能受邀參加典禮；緊張氣息明顯可見。然而，抨擊的浪潮卻在一夜之間整個翻轉，因為記者們看到，民眾大排長龍等著去參觀他們口中那棟醜陋的闖入者或死掉的菁英文化廟堂。開幕後第一年，總計有七百萬人入內參觀（超過羅浮宮和艾菲爾鐵塔的總和），確立龐畢度中心身為現代招牌地標的地位，而且實現了它許下的承諾：一個屬於所有人的地方。

4 龐畢度中心（節錄）

政治的打擊來得飛快，就在宣布我們贏得波堡競圖的那個早上。前一晚，我們才在閃閃發光的遊艇派對上，以贏家身分和大夥兒舉杯慶賀。 隔天，我們走進大宮（Grand Palais），我們的設計和其他六百八十位競圖者一起在那裡展出。新聞發布會的氣氛充滿敵意，令人不敢置信。噓聲和紙球朝我們襲來，因為我們遭到指控，竟敢用一個和周遭環境不成比例的建築物來摧毀巴黎這座城市。不管是法國或英國新聞界，沒有一則正面好評，甚至連我親近的好友都加入攻擊行列，例如 AA 的前教師艾蘭‧柯洪（Alan Colquhoun）。

在最後決定出...

導言

「你現在坐著嗎，老兄？」我接起電話時，倫佐‧皮亞諾（Renzo Piano）這樣問我（他比我小四歲）。我跟他說請放心我是坐著的。「我們贏了波堡（Beaubourg，譯註：即龐畢度中心）競圖，」他解釋說。「今天晚上會在巴黎公布。我們必須在場，但我沒辦法離開熱內亞；你們其他人可以從倫敦飛過去嗎？」

我們幾乎沒有時間消化相關新聞，更不可能好整以暇去應付這項宣布對我們的工作生活將造成的戲劇性轉變。我告訴母親這項消息時，她正在溫布頓（Winbledon）的自家院子裡整理花草，她開心地大聲歡呼。約翰•楊（John Young）、露西（Ruthie）和我在倫敦各地衝來衝去，把我們的夥伴和護照集合起來，那時我們的案子少得可憐，大家都不用進辦公室。等我們飛到巴黎時，勉強趕上在塞納河遊艇上舉行的慶祝晚宴。我們穿著亂七八糟的牛仔褲、T恤、運動鞋和迷你裙，幾乎一句法文都不會說，硬生生被推進裝扮講究的法國當權派菁英裡，每個女人都戴著珠寶頭冠，身穿晚禮服，男人則是繫上白色領帶，佩了勳章和綬帶。

那是1971年7月；當時我們不過二、三十歲。在那之前七年，我們設計過住宅、亭館和小型工廠，但這個案子的規模完全是不同等級——它可是巴黎市中心一棟主要的公共建築。我們實際蓋出來的案子真的很少，但憑著天真賜給我們的信心，我們認為自己可以改變世界。

這項競圖的內容，是要在一塊破敗的內城區裡設計一座文化中心，裡頭要容納一間圖書館、一座藝廊和一個實驗性的音樂中心。我們用寬鬆、有彈性的結構回應需求，但把公共廣場當成設計的核心，廣場占了基地面積的一半，而且往下連通到建築物的地下層，往上連結到立面的手扶梯和走道。這不會是一座高端文化的殿堂；相反的，它將成為我們在提案裡所說的：「一個屬於所有人的地方，屬於年輕人和年長者，窮人和富人，不分信仰與國籍，讓紐約時代廣場的充沛活力與大英博物館的豐厚文化在此交會」，一個雙向參與而非被動消費的地方，一件都市基礎設施而非一棟建築物，一項由社會和政治責任所驅動的計畫。

這些都是強烈的政治聲明，但建築必然是社會性和政治性的。我始終相信，建築不只是建築。我在事務所的章程裡開宗明義寫道：「建築無法與實踐它的個人和維繫它的社會的社經價值區分開來。」

我們最棒的建築都不僅是依照客戶的需求設計出來的，而會試圖回答更廣泛的社會問題。龐畢度中心將文化帶入公共領域。勞氏大樓（The Lloyd’s Building）是為金融市場所設計的靈活機器，但也仔細思考過這些活動的表情，既是為使用者設計的，也照顧到行路人的樂趣。我們在1990年代興建的波爾多法院（Bordeaux Law Courts），重新思考了司法建築的目的；我們的設計宗旨是要將大眾吸引進去，說明司法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把它設計成一所法律學校，而不是罪與罰的堡壘。而幾年後落成的威爾斯議會（Welsh Assembly Building），它的功能也不僅是用來容納立法機構。底樓基本上是一座室內廣場，供大眾使用，有咖啡館、聚會空間和一條可以讓公民看到議事廳的廊道，可目睹他們的代議士如何在裡頭做出決策。樓高五十層的利德賀大樓（Leadenhall Building），在2014年落成時，是倫敦市的第一高樓。它的底部七層是沒有牆的開放廣場，可從那裡搭乘電扶梯前往接待廳。

建築創造遮蔽，改造平凡。建築師既是科學家也是藝術家，他以3D手法解決問題，運用結構和材料創造尺度與人性化空間，捕捉光影作用，創造美學衝擊。從原始小屋到雅典式市集（Athenian Agora），從中世紀宮殿到市政廳，從街道長椅到宏偉廣場，建築在在塑造了我們的生活。好建築會帶來文明和人性，壞建築將導致野蠻。

此外，建築也會利用建物、公共空間以及所有塑造文明的創新來結構城市。城市是人類最初聚集的地方，我們就是在城市裡從社會動物演化成政治動物——從團夥演化為城邦。最早的城市是避難所，在敵對的世界裡提供人多勢眾的保護，但它們很快就發展成更複雜也更具創造力的東西。城市居民聚在一起交換想法和物品，與朋友和陌生人相會，進行討論、爭辯、貿易和合作。城市僅僅花了六千年的時間（一百輩子而已），就改寫了人類的歷史，為蓬勃驚人的創意與發現奠下基礎。

今日，有將近四十億人口住在城市裡，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比1970年的全球總人口更多，而且都市化的速度還在加快當中。到了2050年，城市預計將容納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1900年時，這個比例只有一成三而已。在此同時，貧富之間的鴻溝也日漸加寬，對文明價值產生威脅。而經過良好設計、緊實且符合社會正義的城市，將是解決不平等和氣候變遷的基礎——這也是地球當前最嚴峻的兩大挑戰。

在另一個意義上，建築也是社會性的。撇開建築造成的衝擊不談，建築天生就是一種社交活動，一種需要協同合作的行業。身為建築師，我並非站在空白畫布前面的抽象藝術家，尋求電光火石的靈感和創意。剛好相反，我的繪圖是有名的難看。但我們是以團隊方式發展設計，我們探究計畫書，分析涵構和限制，思考社會性、實體性和文化性的衝擊，找出困難並測試解決方案。

團隊合作總是最令我開心；從青少年時期結交的第一群死黨，到我迄今合作過的傑出建築師都是如此。讀寫障礙讓我唸書時深感絕望，但也刺激我找到不同的方法讓事情運作，讓我仰賴並支持別人，將我們的人性反映出來。

建築透過不同學門之間的互動變得日益豐富，從社會學與哲學到工程與園藝，而對建築滋養最大的，莫過於開明客戶、社區和設計團隊之間的相互合作。最後這幾股力量將倫理原則化為現實，它們的動能也創造出最興奮的時刻和最出乎意料的結果。

本書並非我的自傳，雖然它的確是汲取自我的人生。我對想法和對話的興趣永遠強過敘述，喜歡視覺勝過書寫，關注現在與未來多於過去。

不過，為了籌備2013年夏天在皇家學院（Royal Academy）展出的「理察‧羅傑斯──由內而外」（Richard Rogers–Inside Out），我開始思考我的想法、信念和價值如何受到同僚、家人和朋友的形塑與影響，又是如何隨著時間歷練發展改變。我回頭觀察它們如何表現在我的作品、我完成的計畫和速寫、我的公開演講和私人談話、我的建築語言的演化路徑，以及我的建築實踐的成長方式中。

本書更加深入探索我的想法，談論那些啟發我作品和形塑我信仰的人物——關於人與公平；關於為了人民、為了民主和開放而設計的場所和街道；關於透過美學滿足需求因而創造出美的建築物；關於緊實性、可適性、永續性和富有人性的城市。

這本書匯集了關係、專案、合作和爭論，將案例研究、繪圖與照片交織成一篇篇故事。你可以用好幾種方式閱讀它。它是一幅馬賽克，是開放性的，更類似即興的爵士，而非高雅精練的交響樂。

我希望這本書除了直接坦率的敘述之外，還能帶給你更豐富的收穫；也許它能啟發你找到自己的道路，去挑戰和提升我們的生活方式，在這座依然很小而且日漸收縮的星球上。

導言

「你現在坐著嗎，老兄？」我接起電話時，倫佐‧皮亞諾（Renzo Piano）這樣問我（他比我小四歲）。我跟他說請放心我是坐著的。「我們贏了波堡（Beaubourg，譯註：即龐畢度中心）競圖，」他解釋說。「今天晚上會在巴黎公布。我們必須在場，但我沒辦法離開熱內亞；你們其他人可以從倫敦飛過去嗎？」

我們幾乎沒有時間消化相關新聞，更不可能好整以暇去應付這項宣布對我們的工作生活將造成的戲劇性轉變。我告訴母親這項消息時，她正在溫布頓（Winbledon）的自家院子裡整理花草，她開心地大聲歡呼。約翰•楊（John Young）、露西（Ruthie...

導言
1 早年影響
2 新世界的震撼
3 建築語言
4 龐畢度中心
5 政治和執業
6 打造倫敦市
7 讓機構人性化
8 層層疊疊的人生
9 公共空間
10 市民權和緊密城市
11 公平社會

關於未來的幾點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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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早年影響
2 新世界的震撼
3 建築語言
4 龐畢度中心
5 政治和執業
6 打造倫敦市
7 讓機構人性化
8 層層疊疊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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