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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導論
互賴與團結、認同誘惑與仇外心理

2015年的難民收容危機顯現出歐洲各國之間、乃至於各國與歐盟之間缺乏互信的危機,以及想退回到把關閉國界當成唯一回應的誘惑。然後,在拒絕移民、對於難民缺乏團結(solidarité)的背景下,民粹-國族色彩的政治危機在幾個歐洲國家中上演 (包括馬泰奧·薩爾維尼聯盟2018年在義大利上台,2019年的英國脫歐,認同主權主義在匈牙利和波蘭浮現),並且蔓延到歐洲以外,就像在移民湧至希臘島嶼的情況下,在希臘—土耳其間引發的衝突一樣。放眼全球,巴西、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都不能倖免於這種對他者的拒絕, 無論是經濟移民、難民、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環境流離失所者,此外這些類別本身也變得越來越混淆。在喬治·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事件後,以他者為對象的歧視(無論這個他者是外貌上顯眼的本國人還是外國人*、無證者、難民、尋求庇護者*還是無國籍者)都被攤在世界各地的公共空間中,並引發了跨國動員,他們大聲疾呼要根除最危險的做法,如同在美國或法國。

然而,隨著針對移民及難民問題所擬定的《全球移民協議》(Pacte de Marrakech) 在2018年12月通過,多邊主義(le multilatéralisme)作為對移民問題的回應已被列入國際議程。這項協議考量了南方國家透過移民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以及在移民問題上一種不可或缺的全球治理。但地球暖化及它在移民上所造成的後果、世界各地的衝突及它們所帶來的流離失所者,遲遲未藉著對這些移民新面孔在權利上的承認而反映出來。

新冠疫情的危機不僅顯露出聯合國機構在做為公衛回應這方面的脆弱、歐盟在抗衡各國個體主義政策上的困難,同時也顯露出人口移入的西方國家跟作為勞動力及產品提供者的南方國家之間的互賴關係,乃至於關閉邊界作為對移民問題唯一回應的不足。發生在農業、個人服務和建築等部門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已經引起人們的關注,旅遊業處境陷入危急,而匯款 (transferts de fonds)*減少削弱著同樣也依賴移民的南方國家經濟。

未知情況持續存在,並且也引起辯論,例如21世紀上半葉世界人口演變情況(在南方並且特別是在非洲,人口成長放緩或繼續;人口老化程度及它對移民所帶來的後果),或者各地民間社會能否跳脫國家層次而更加團結。無論答案為何,移民都會繼續下去,體現出它們的結構向度及它們在世界互賴關係中的位置。

移民的定義和分類
談到國際移民(migrations intemationales), 首先要對此界定一番。在日益多樣化的移民潮(flux)*及全球化作用下,移民的類別越來越多。話雖如此,大多數人口移入國家都面臨到相同性質的人口運動:家庭團聚(regroupement familial)、大學生、工作者、精英人才、短期移民、跨境工人、難民、尋求庇護者、無證者、無國籍者。根據各種案例,當中所觸及的是權利(居留合法與否) 素質(普通工人、精英人才)、居留時間(永久性與短期性) ·移民動機(家庭、工作、學習)、移民的自願性或被迫性 (難民及工作者)、地理鄰近性(跨境工人、規律移動工作者)、缺乏身份(無證者、被拒絕的尋求庇護者、無國籍者)等問題。

不斷演變的類別
根據聯合國的說法,國際移民是指出生在一個國家並在自己國家以外的國家生活基本上超過或等於一年的人。國際移民定義上的重點是地理上的移動和邊界的跨越(根據聯合國2019年數據,人數為2.72億)。國際移民藉此區別於國內移民(7.4億) 。國際移民組織(OIM) 在統計上分為七類:工作者、學生、難民、非法移民、婦女和兒童移民、環境移民。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在年度報告(SOPEMI)中則區分了移民 (在外國的出生者)與外國人(非本國人)、工作者與家屬、國籍取得。在這方面,它與移民的國際分類一致,視之為全球計算的唯一模式,同時考慮到歐洲國家重視在本國人和外國人之間做出區別的傾向。在屬地主義(le droit du sol)*的國家中,經常透過短期居留便可取得國籍(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 ,並且移民數跟外國人數相當。有別於此,在歐洲,接待國的國籍要花更長的時間取得,移民數與外國人數之間有著些許落差(後者較小)。最後,在不同的計算方式下,外國人數也有所不同: 接待國在計算上僅考慮有效的居留證發放數量,而移民出發國則透過領事館來計算護照的數量,無論其僑民處於合法情況或否。自願性移民(工作者)和被迫性移民(難民)之間的區別,只有隨著國際聯盟(Société des Nations)對難民身份逐步定義及隨著1951年《日內瓦公約》的簽署才真正明確起來。此外, 聯合國難民署(HCR)的統計則在難民項目(2021年為8,000萬)下,不僅納入了取得身份的合法難民(2,600萬), 還涵蓋了尋求庇護者、享有人道保護或臨時保護者及國內被迫性流離失所者。

另一方面,環境流離失所者則不被視為難民,因為根據聯合國難民署說法,他們並非被迫性移民,而是自願性移民,出於與自然災害或氣候變遷有關因素而離開他們的國家。其他以社會學或經濟學分析為目的而使用的類別,則是根據年齡(例如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性別(女性移民,幾乎與男性一樣多,占國際移民48%)、深造(外籍大學生、精英)、素質、居留時間(長期或短期工作者、季節性工人) 活動部門(農業工人、普通工人、技術人員、資訊人員、醫師等)來區分。一些國家也運用種族統計來衡量融合程度及識別各種歧視。

移民合法身份與現實的落差

大多數用於處理移民的合法類別(勞工、家屬、難民、大學生)皆已與現實不符。第一個原因是這些類別過時,並且其用途是區分誰合法、誰不合法:許多移民正是因為他們的移動性而成為無權利者:無證者、被拒絕的尋求庇護者、失效的醫療移民、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因成年而失去兒童保護權利的人、以家庭團聚項目入境卻因被配偶遺棄而在接待國喪失居留法律依據的婦女、因深造因素入境並要求在勞動市場就業的大學生、延長其居留久於勞動季的季節性工人。不時推出的無證者合法化讓法律狀態更接近現實。

另一個不適當之處是那些讓身分取得更為困難的相關法規:安全國家(pays sûr)或安全第三國的概念使來自這些國家的人不能再提出庇護申請,剝奪了他們這麼做的機會,即便他們的原籍國不太安全或不再安全,卻為了要紓解庇護管道壓力或出於外交原因而被列為安全國家。然而,影響最大的規定是暫停非歐洲受雇工作者進入歐洲(1973年德國及荷比盧、1974年在法國)的這項措施。在經濟成長年代,來工作的移民不計其數地以偷渡方式前來,然而由於人力短缺,很快就被合法化了。此外,在一個雙霸權世界中,100名尋求庇護者中有80%的機會被接納為難民。對非歐洲人關上受雇工作入境之門,尋求庇護者在數量上也相應增加了,他們有時將自己的經歷添加上政治色彩,也因此讓申請被拒絕的案例數量增加。

第三個不適當之處與移民生活條件的複雜性有關。大多數尋求庇護者尋求進入勞動市場的機會,因為難民身份讓他們對未來感到不安:他們是經濟移民還是難民?許多透過家庭團聚管道入境的女性隨後進到勞動市場:這是家庭因素的居留還是工作因素?許多歐洲大學生和非歐大學生同樣也在學業完成後尋求在學習領域裡成為專業工作者的機會:他們是專業人才還是大學生?於是,為了留下來,一些複雜的做法應運而生:所謂的虛假的「白色」婚姻或矇騙的「灰色」婚姻,藉著在鄰國取得合法性,然後在另一國居留:這是無證者還是合乎規定者?最典型的情況是環境流離失所者,他們不被視為難民,而是自願性或被迫性的流離失所者。最後,儘管聯合國1954年的公約努力降低無國籍者的數量,但無國籍者在他們的出發國或抵達國的資料上都不存在。移民類別尤其具有對移動人口賦予權利或剝奪權利的作用,況且他們的權利原本就比定居者少。因應全球化非法越境走私活動而生的偷渡業者網絡、或按定價販售的護照市場(所謂的「黃金」護照賣給最有錢的人,讓他們無需簽證便能入境更多國家)、監控模式、圍牆、營地、等待區和拘留中心應運而生, 或者是要避開這些類別,或者是要強化其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