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他們以遭受迫害的高貴方式來堅持他們的宗教信仰，他們在火刑中侍奉上帝，而我們則在陽光明媚的日子向他們表達敬意。」──湯瑪斯．布朗爵士
6年前（即西元1868年），我出版了一本書：《胡格諾教徒：他們在英國和愛爾蘭的村落、教堂以及工業》（The Huguenots: Their Settlements, Churches and Industries in England and Ireland）。該書的目的在於解釋佛蘭德爾和法國的新教徒，大規模移民到英國定居的原因，並描述這群外來移民對英國工業和英國歷史所產生的影響。
為此，對法國宗教改革的歷史，直到胡格諾教徒散居各地，以及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在廢除《南特詔書》的名義下，簡短概述一番對新教的鎮壓迫害是有必要的。
根據路易十四簽署的法令，新教所信奉的宗教是非法的，信奉該教的教徒要受到最嚴厲的懲罰。從此，那些拒絕「改變宗教信仰」和有移民途徑的眾多法國新教徒，就不得不離開法國，想方設法到別的地方去尋找個人自由和宗教自由。
難民們在不同的國家尋求庇護。來自法國朗格多克地區和東南省分的大多數移民，穿越邊境後進入瑞士並在那裡定居下來，爾後，他們又陸續進入普魯士、荷蘭和丹麥這些邦國，以及英國和愛爾蘭。來自法國北部和西部海濱省分的大多數移民，直接遷移到英國、愛爾蘭、美洲和好望角。在以前的著作中，我曾試圖盡可能準確地描述那些移居到英國和愛爾蘭的移民，而我那本書的美國編輯，則補充說明了那些移居到美國的胡格諾教徒的情況。
除了在路易十四的武力迫害之前，及在《南特詔書》廢除後接著而來的大規模迫害中，設法逃離法國的胡格諾教徒之外，還有大批胡格諾教徒仍然留在法國，他們缺乏逃離法國的途徑。這些人就是那些較貧苦的人民，即農民、小農場主、小製造業主。為了阻止這些人移居國外，他們中許多人的財物被洗劫一空。無論他是否在武力逼迫下改變他們的宗教信仰，他們連在本國維持生計都困難，更別說有錢移民國外了。正是為了要給予那些人民一個解釋，以作為我前一本著作的補充，才使本書的寫作得以完成。
要準確地估算出那些離開法國以逃避路易十四的殘酷迫害，以及無處可逃、不得不留在法國受苦受難的胡格諾教徒的人數，是不可能的。在瀏覽已經公開的、有關法國的政治或宗教事實的相互矛盾的陳述時（甚至到最近為止），上述情形會動搖人們對歷史的信任。一個早已流傳開的普遍印象是，巴黎在西元1572年發生過一場名為「聖巴托羅繆」的大屠殺；但即使是這樣的歷史事實近來也被否認了，甚至被淡化消解為僅只是一場政治上的爭論而已，然而，不可否認的事實是：西元1685年《南特詔書》被廢除了，這被辯護為一項高尚的立法行為，甚至還為路易大帝贏得了聲望。
因《南特詔書》的廢除而導致有多少法國公民被他們的國家驅趕出去，在這個問題上，不會有兩個作家持相同的數目。一位博學的羅馬天主教徒查理斯．巴特勒先生說只有50,000人「離開」法國；可是同樣反對宗教改革的卡普菲格先生，他查閱過這一時期的人口統計報表（即便管理人員為免遭怠忽職守的指責而使自己的回答盡可能的少之又少），他估計移民人數為230,000，其中，牧師1,580人、年長的老人2,300人、紳士15,000人，其餘的幾乎全由商人和手工業者組成。
這些被卡普菲格先生引用的數字，是在取消《南特詔書》幾年後統計出來的，不過自那以後，移民活動又毫無中斷地持續了許多年。查理斯．科克勒先生說，無論人們對西元1572年的聖巴托羅繆大屠殺（聖巴托羅繆大屠殺：指西元1572年聖巴托羅繆節法國天主教派對基督教新教胡格諾派的大屠殺。）感到多麼恐怖，早先開始的宗教迫害和伴隨著西元1685年廢除《南特詔書》法案而來的迫害，一直「把法國陷入長期的聖巴托羅繆恐怖之中長達60年之久」。在這期間，據信超過100萬的法國人要麼逃離路易十四的王國，要麼被屠殺、監禁，要麼就被送往他們想方設法從中逃跑的海船上服苦役。
聖東基省的行政長官，一位不喜歡誇大移民數目的國王的官員，在一份西元1698年的報告中說，在大規模的移民停止的很久之前，他的省就失去了10萬名宗教改革者。朗格多克地區損失更大；布蘭維爾斯則報告說，除了那些成功逃離該省的移民外，因為屠殺、絞刑和車裂等非正常死亡，使該省損失了不少於10萬人。
逃到英國定居的法國移民人數，也許可以從這一事實中推論出來：在18世紀初期，僅在倫敦一地就有不少於35座法國新教徒的教堂，而當時倫敦這座大都市的人口還不及當今（指1870年代）的四分之一；此外，在英國的坎特伯雷、諾威奇、南安普頓、布里斯托爾、愛克塞特等地，還有大批的法國人村落；在都柏林、里斯本、波塔林頓和其他愛爾蘭小鎮也是這樣。
當時，對有關《南特詔書》取消後，堅持留在法國的新教徒的龐大數目，仍然存在不同看法。一個胡格諾教派的牧師和長老代表團在西元1682年拜訪諾阿耶公爵時，告知他在法國有180萬個新教徒家庭。在這次拜訪活動30年後，路易十四宣稱法國不存在任何類型的新教徒了；新教已被完全鎮壓下去。任何被發現信奉新教的人會被視為「不可救藥的異端分子」，並被判處監禁、苦役或其他新教徒該受的懲罰。
在經過了75年的時光之後──在這期間，新教（雖然被依法鎮壓）想方設法過著一種地下生活（新教徒往往在夜晚，有時在白天，選擇山洞、山谷、沼澤、森林、廢舊採石場、空曠的河床，或正如他們自己所稱的「在荒漠中」進行聚會──他們終於能抬頭挺胸地生活在白天的陽光之下了。西元1787年，拉博．聖艾蒂安站在巴黎的國民議會上，公開為他的新教徒同胞──「200萬有價值的公民」──主張權利。終於，路易十六對他們頒布了寬容飭令，這距離路易十四廢除《南特詔書》剛好100年。然而這一舉措被證明對國王來說實在是來得太遲了，對法國來說則是來得太晚了，法國早已被路易十四及其耶穌會顧問的不寬容給毀掉了。
在法蘭西遭受了所有這些劫難之後──在她的人民遭受了君主的暴政和教士們的不寬容所帶來的酷刑之後，仍然值得懷疑的是，法蘭西是否已經從她的經歷和苦難中學到了足夠的智慧。一個世紀以前，法國被那些掌管著該國全部教育的耶穌會教士們拖進了毀滅的廢墟。現在他們又恢復了的陣地，耶穌會成員如今又像過去的耶穌會成員一樣。西元1793年的無套褲漢（無套褲漢，Sans-Cullotes：18世紀法國大革命時期貴族階級對革命群眾流行的稱呼。）就是耶穌會教士的門徒。最近，愛德格．奎耐先生對他的同胞發表了下述言論：「滲透進你們心中和你們的事務之中的耶穌會和神父的幽靈，已經毀掉了你們。它腐蝕了生命的活力；它把你交給自己的敵人……難道這種情形要永遠持續下去嗎？看在上帝的份上，至少別讓我們看見一個耶穌會共和國，成為我們這個世紀的加冕禮。」
在這些談及毀滅的預言中，我們知道弗約先生坦率地承認，他要在全世界推行教宗集權思想的政策。他非常願意恢復過去實行過的火刑、絞刑和分屍等酷刑，以防止宗教事務領域的言論自由。「對我來講，」他說，「我坦率地承認我的遺憾是：不但約翰．胡斯沒有被儘早燒死，而且路德也沒有被燒死。我更遺憾的是，沒有什麼君王虔誠和狡猾得足以對新教徒發動一場十字軍討伐。」
弗約先生也許因為他大膽說出自己所思和想做的事情而該贏得某種尊敬。在我們中間有許多人也想做同樣的事，卻缺乏這麼說的勇氣──他們像弗約先生一樣相當憎恨宗教改革，恨不得立即摧毀個體自由的原則。
有關弗約先生建議的對新教發動十字軍討伐的事，人們從「虔誠而陰險狡詐的」路易十四曾經費盡心思地做出的事情中可見一斑。人們發現，在鎮壓新教，或者說在宣揚天主教方面，路易十四的措施最終被證明是多麼地無效。路易十四發現：製造殉道者比製造背教變節者要容易得多；他發現絞刑、流放、苦役、砍頭並不是使人改變信仰的最成功的措施。
在一般的法國歷史書中，有關胡格諾教徒以「地下教會」來過隱居生活的這段歷史，幾乎沒有被論述和探討過。那些支持朝廷觀點的作家，因為知道路易十四希望把這段歷史從法蘭西抹去，於是作家們將這個事件從歷史中抹去了。在英國出版的大多數法國歷史書籍，幾乎很少論及這件事。
還需補充說明的是，本書的部分內容──即「卡米撒起義」和「信仰的避難所──訪問韋爾多教派」這兩部分──最初發表在《良言》（Good Words）雜誌上。
塞繆爾．斯邁爾斯
西元1873年於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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