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尚-保羅·沙特╱Jean-PaulSartre

本文的目的是針對幾種對存在主義的責難進行辯護。

首先，存在主義曾被指責為鼓勵人們對人生採取無所作為的絕望態度。因為解決的途徑既然全部堵塞了，人們必然會認為任何行動都是完全無用的，而最終接受一種觀望哲學。再者，由於觀望是一種奢侈品，所以它只是另一種資產階級哲學。共產黨人特別指責這一點。

我們受到的另一方面責難是，我們強調了人類處境的陰暗一面，描繪卑鄙、骯髒、下流的事情，而忽視某些具有魅力和美並屬於人性光明一面的事情：例如，在天主教批評家梅昔埃小姐看來，我們就忘掉了嬰兒是怎樣笑的。不論從左的方面或者右的方面，我們都被指責為抹殺了人類的一致性，而孤立地看待人類。其所以如此，共產黨人說，是因為我們的理論是建立在純粹主觀性上—建立在笛卡兒的「我思」1上：這就是孤立的人找到自己的時刻；在這樣的處境，人是無法同存在於自我之外的他人取得一致的。這個我是無法透過我思接觸到人的。

1 十六世紀法國哲學家笛卡兒的名言：「我思故我在。」—譯者

基督教方面則責備我們否認人類事業的真實性和嚴肅性。因為既然我們不承認上帝立下的那些戒條和一切規定的永恆價值，那麼剩下來的就只有自願行動可言了。誰喜歡怎樣做就可以怎樣做，而且根據這種觀點，我們將無法申斥任何人的觀點或者行動。

今天我就是準備答覆這些責難；也是為了這個緣故，我把這篇短文稱為「存在主義即人文主義」。不少人看見我在這個問題上提到人文主義也許感到詫異，但是我們將試著說明我們是怎樣理解人文主義的。不管怎樣，我們首先可以這樣說，存在主義，根據我們對這個名詞的理解，是一種使人生成為可能的學說；這種學說還肯定任何真理和任何行動既包含客觀環境，又包含人的主觀性在內。人家加給我們的主要罪名當然是指我們過分強調了人生的惡的一面。最近有人告訴我，說有一位太太只要在神經緊張的時刻嘴裡滑出一句下流話，就為自己開脫說，「我敢說我成了個存在主義者了。」所以，看來醜惡和存在主義被視為同一回事了。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說我們是「自然主義者」的緣故，但是果真如此的話，他們這樣對我們大驚小怪又為著何來，因為目前人們對所謂真正的自然主義好像並不怎樣害怕或者引以為恥。有些人完全吃得下一本左拉的小說，例如《大地》，然而一讀到一本存在主義小說就感到噁心。有些人把希望寄託在人類的智慧上—那是一種悲慘的智慧—但是發現我們的智慧更加悲慘。然而還有什麼比「施捨先及親友」2，或「提拔一個壞蛋，他要控訴你賠償損失；打倒他，他反而奉承你」這類的格言更加使人喪氣的呢？我們全都知道有許許多多類似這樣的格言；它們全都是一個意思—就是對當權者切不可以反對；決不要反抗當權派；要安分，不要以下犯上。再不然就是這樣：任何不符合某些傳統的行為只是浪漫主義；或者任何沒有為成功經驗所證實的行為必然招致挫折，而且由於經驗證明人類毫無例外地都傾向於作惡，因此一定要有嚴厲的法規來約束他們，否則的話，就會出現無政府主義。然而，就是這些人嘴裡一直講著這些喪氣的格言，而且一聽見人們談到某些相當令人可恨的行為時，就說﹁人性都是一樣的」—恰恰就是這些嘴裡一直嘮叨著現實主義的人，偏要埋怨存在主義對事物的看法太陰暗了。說實在話，他們的過分責難使我不得不懷疑，使他們惱火的很

可能不是我們的悲觀主義，而是我們的樂觀主義。因為歸根到底，我即將試圖向你們闡明的這門學說，其所以令人感到恐慌—可不是嗎—就是它為人類打開了選擇的可能性。為了證明這一點，讓我們把整個問題按照嚴格的哲學標準來論述一下。那麼，我們談論的這個存在主義究竟是什麼呢？

2 以此作為不肯施捨的藉口。—譯者

多數使用這個名詞的人，要他解釋存在主義是什麼意思時，都會弄得糊裡糊塗。因為自從存在主義變得時髦以來，人們常常欣然宣稱這個音樂家或那個畫家是「存在主義者」。《光明》雜誌的一位專欄作家就自己署名為「存在主義者」；的確，這個名詞目前被人們隨便用來指許許多多事情，幾乎弄得毫無意義可言了。看來，所有那些急切想在晚近最招搖的事情或者運動中插一手的人，由於缺乏諸如超現實主義之類的新奇學說，就抓著這個哲學不放了，但是從這裡面他們是找不到合意的東西的。因為，說實在話，在所有的教導中，這是最不招搖，最最嚴肅的：它完全是為專業人員和哲學家們提出的。儘管如此，它還是很容易講清楚。

問題之所以變得複雜，是因為有兩種存在主義。一方面是基督教的存在主義，這些人裡面可以舉雅斯培3和加布里耶．馬塞爾，兩個人都自稱是天主教徒；另一方面是存在主義的無神論者，這些人裡面得包括海德格4以及法國的那些存在主義者和我。他們的共同點只是認為存在先於本質必須從主觀開始。這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試拿一件工藝品—例如一本書或者一把裁紙刀5—來說，它是一個對此已有一個概念的匠人製造的；他對裁紙刀的概念，以及製造裁紙刀的此前已有的工藝(這也是概念的一部分，說到底，即一個公式)同樣已心中有數。因此裁紙刀既是一件可以按照固定方式製造出來的物件，又是一個達到某一固定目的的東西，因為人們無法想像一個人會製造一把裁紙刀而不知道它派什麼用場。所以我們說，裁紙刀的本質，也就是使它的製作和定義成為可能的許多公式和質地的總和，先於它的存在。這個樣式的裁紙刀或者書籍就是靠這樣在我眼前出現的。我們這樣說是從技術角度來看世界，而且我們可以說製作先於存在。

3 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德國哲學家，精神病學家。—譯者
4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德國哲學家。—譯者
5 一種骨製或象牙製的鈍口刀，用以拆信或裁書頁。—譯者

當我們想到上帝是造物主時，我們在大部分時間裡都把他想像為一個超凡的工匠。我們考慮哲學問題時，不管是笛卡兒那樣的學說，或者萊布尼茲的學說，多少總含有這樣的意思，就是意志跟在理性後面，至多是隨理性一同出現，所以當上帝創造時，他完全明白自己在創造什麼。由於這個緣故，人的概念在上帝的腦子裡就和裁紙刀的概念在工匠的腦子裡相似：上帝按照一定程序和一種概念造人，完全像工匠按照定義和公式製造裁紙刀一樣。所以每一個人都是藏在神聖理性中的某種概念的體現。在十八世紀的無神論哲學裡，上帝的觀念被禁止了，但是儘管如此，本質先於存在的思想仍然沒有出現；這種思想到處都碰得見，在狄德羅的著作裡，在伏爾泰的著作裡，甚至在康德的著作裡。人具有一種人性；這種「人性」，也即人的概念，是人身上都有的，它意味著每一個人都是這個普遍概念—人的概念—的特殊例子。在康德的哲學裡，這種普遍性被推向極端，以至森林中的野人、處於原始狀態的人和資產階級全都包括在同一定義裡，並且具有同樣的基本特徵。在這裡，人的本質又一次先於我們在經驗中看見的人在歷史上的出現。6

6 原文直譯為「先於人的歷史性存在」，其真實意義即是根據進化論從猿到人來的。—譯者

本文的目的是針對幾種對存在主義的責難進行辯護。

首先，存在主義曾被指責為鼓勵人們對人生採取無所作為的絕望態度。因為解決的途徑既然全部堵塞了，人們必然會認為任何行動都是完全無用的，而最終接受一種觀望哲學。再者，由於觀望是一種奢侈品，所以它只是另一種資產階級哲學。共產黨人特別指責這一點。

我們受到的另一方面責難是，我們強調了人類處境的陰暗一面，描繪卑鄙、骯髒、下流的事情，而忽視某些具有魅力和美並屬於人性光明一面的事情：例如，在天主教批評家梅昔埃小姐看來，我們就忘掉了嬰兒是怎樣笑的。不論從左的方面...

譯者序一
沙特，一位「處於左派與右派的交叉火力之下」的哲學家

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作為法國當代存在主義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戲劇家和社會活動家，他的思想、學說、著述以至他的社會活動，對法國甚至對整個西方戰後一代曾發生過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沙特一生著作豐贍，作為存在主義哲學家，著有《想像力》、《自我的超越》(1936年)、《想像的現象心理學》、《存在與虛無》(1943年)、《唯物主義與革命》、《存在主義即人文主義》(1946年)以及《辯證理性批判》(第一卷，1960年)等專著。作為一位元作家則發表了大量作品，如著名的中篇小說《噁心》(亦譯《厭惡》，1938年)、短篇集《牆》、長篇小說《自由之路》(三卷)、自傳《文字》以及劇本《蒼蠅》、《禁閉》、《死無葬身之地》、《可尊敬的妓女》、《骯髒的手》、《魔鬼與上帝》、《涅克拉索夫》等。此外還有不少政論及文藝論文、傳記，如《反猶太主義者和猶太人》、《什麼是文學》和《福樓拜》等。
沙特不是書齋裡的哲學家，他提倡「介入」現實，經常對重大事件作出表態，並將他的文學創作稱為「介入文學」。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因抗擊德國法西斯而被俘，獲釋後，即投身於「把德國人趕出法國”的運動。從此他更以自己的行動介入社會的、政治的鬥爭，創辦了《現代》、《人民事業》雜誌並參加左翼革命運動。50年代他反對美國的侵朝戰爭，先後訪問蘇聯和中國，發表了熱情讚美的觀點，而由於蘇軍干涉匈牙利事件，他又反對史達林。60年代，他反對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的殖民戰爭，抨擊美國的侵越戰爭，同樣也譴責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並且支持法國工人罷工和學生運動。70年代他又為蘇軍侵入阿富汗而公開表示深深的失望。他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但又經常與共產黨人爭論。他抨擊右派，但同時也激烈地批評左派。他名正言順地被稱為「處於左派與右派的交叉火力之下」的人物。
沙特通過他的哲學論著和文學作品宣揚他的存在主義思想。他不同于雅斯貝斯和加布裡埃爾·馬塞爾，是無神論存在主義者。他提出「存在先於本質」，或者按照海德格爾的提法，「人的實在(human　reality)」先於本質。人，「在把自己投向未來之前，什麼都不存在」。他在《存在主義即人文主義》中扼要地闡述說，人必須為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一切行為「承擔責任」。懦夫與英雄並非天生：在於「自我選擇」。「人是自由的」，因為沒有上帝，只是孤零零一個人，別無依恃，但他的自由選擇擺脫不掉他處在「一個有組織的處境之中」的限制，因此一旦作出抉擇，他必須為此承擔責任，也使他人承擔責任。人，「必須始終在自身之外尋求一個解放自己的或者體現特殊理想的目標，才能體現自己真正是人」。「人類需要的是重新找到自己。」沙特的這種他自稱是「人文主義」的存在主義思想，在法國以至歐洲，對於經歷了空前酷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人們，特別是那些在這次大浩劫、大動亂中心靈和肉體都受到巨大震撼和傷痛，正陷於迷惘彷徨，企圖尋找解脫和出路的知識份子中間，具有強烈的吸引力。
1980年4月15日，沙特在巴黎逝世。4月19日，根據死者生前的意願，遺體火化後送往蒙帕納斯公墓安葬時，一支「由知識份子、青年、政界知名人士、演員和普通平民組成的五萬名未經組織的群眾隊伍”自發地護送骨灰直至公墓，這生動地表現了人們對這位傑出的哲學家、文學家和社會活動家的尊敬和哀悼1986年4月14日，法國另一位著名存在主義作家、社會活動家、沙特的終身伴侶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年)去世，法國共產黨總書記喬治·馬歇在悼詞中說：「作為小說家、哲學家、散文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尚-保羅·沙特一起在解放前後幾年的文化動盪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後，她繼續在知識界留下了自己的印跡。波伏瓦並沒有分享共產黨人的觀點，她與我們的爭論，如同她與別人的一切爭論一樣，都是寸步不讓的。但我們忘不了，在許多場合，她善於使人們理解她，並站在我們一邊行動。我謹以我個人的名義，並以全體共產黨人的名義，對這位長期來體現了進步思想的女性表示敬意。」(引自《外國文學動態》1987年第1期，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編)——譯者。

這裡收入的兩篇沙特闡述他的哲學思想的文章：〈存在主義即人文主義〉和〈今天的希望〉，前一篇曾於1980年為了紀念這位哲學家的逝世，由周煦良教授譯出，發表在上海《外國文藝》同年第五期上；後一篇是沙特生前最後一次闡述他的哲學思想的談話錄。
〈存在主義即人文主義〉發表於1946年。正如作者開宗明義指出的，這篇論文的目的，「是針對幾種對存在主義的責難為它進行辯護」，因而是簡扼地進一步闡明他的存在主義學說的一篇重要文章，無疑也是研究沙特的哲學思想的重要材料。譯者周煦良教授是詩人、文學翻譯家，不幸已於1985年去世。他早年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專攻哲學並獲碩士學位，對現代西方哲學原是裡手，因此譯文收入本書時，保留了他對原作大意所作的綜述和評論的譯者前記以作紀念，並供讀者研究參考。
〈今天的希望〉是沙特與本尼·萊維(Benny　Lvy)的對話錄，曾分為三個部分發表在法國《新觀察家》(Le　Nouveau Observateur)1980年3月號上。現據美國「激進思想季刊」《特洛斯》(Telos)1980年夏季號的英文本譯出。對話錄中的發問者本尼·萊維長年化名皮埃爾·維克多(Pierre　Victor)，是法國無產階級左派和青年馬克思主義者的一位領導人，也是沙特晚年的堅定夥伴。在〈今天的希望〉的開端，沙特認為，與一般人所瞭解的相反，他並不意識到自己是悲觀、絕望的哲學家，他認為「希望是人的一部分」，在人類的「行動方式中始終有希望在」，說在他的《存在與虛無》以後的著作中「再也找不到這種絕望了」，「我從未認真考慮過絕望可能作為一種屬於我的品質」。但他在這次對話的結尾也承認，他一生中確有兩次受到「絕望的誘惑」：一次是在法國戰敗後被德國佔領期間，另一次是1975年蘇軍入侵阿富汗的時候。然而他說終將「在希望之中死去」，深信當今「可怕的世界」在「漫長的歷史演變中只是短暫的一瞬」，而希望始終是鼓舞「革命和起義的支配力量之一」，也是他「對未來的概念」，因為「人們必須相信進步」。沙特對當前的左派、激進主義及其政黨的評價，幾乎一概持批判甚至否定的態度，顯得偏激而專斷，儘管他指的是歐洲的，特別是法國的左派及其政黨。他闡述革命暴力的意義並明確表白他作為一個法國人而堅決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對法國殖民主義者採取的武裝鬥爭的立場(他因此與另一位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加繆決裂)。沙特在對話中也闡述了他對革命、民主、選舉等社會政治問題的觀點。在對話的其餘部分中可以看出，在他垂暮之年自知不久人世之際，他關注的仍舊是人、道德、人文主義以及對人的遙遠未來的期望。其中有對他過去所持觀點的改變或修正，也有進一步的闡發。如他對早年關於意識是道德的，自由是它所具有的價值的惟一源泉這類提法的揚棄，而認為意識都有一個「義務的向度」，而且總有一種企圖「超越實在”的要求把人的行動變成一種「內在的強制力」，而這就是道德的開始。道德，應該基於「禁止人們利用人作為達到一個目的的東西或者工具的原則之上」。如他對人文主義，從30年代稱人文主義為「胡說」，到40年代闡述存在主義即即人文主義，到這次談話時則反復申述：當「人是什麼還沒有得到確定」，我們都不是「完整的人」；而當「在努力鬥爭以期達到人的關係和人的定義的存在(being) 」的時候，人文主義是沒有意義的；此時此刻我們只是「把人文主義視作我們身上優秀品質的經驗，視作跳出我們自身而進入人——從我們的善良行動可以想見的人——的圈子的一種努力來實現」，只有等到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原始關係」即「兄弟關係」，等到「人真實地、完全地存在”的時候，「他和同時代人的關係以及他獨自存在的方式」才可以稱作「人文主義的目的」。沙特在這裡提出的「使每個人(person)成為人(man)」、成為「完整的人」等等，在遙矚人類的未來這個問題上，他似乎試圖與馬克思所預計的「人最終將成為真正全面的人」殊途同歸。

幾乎同很多卓越的思想家、作家一樣，沙特的思想體系頗為複雜而且充滿了矛盾。他提出的「存在先於本質」”的命題，他孜孜於探究人的存在與行動的方式及其意義，他關注人在現實社會中的處境以及人最終如何臻於完善的未來前景等等，這些涉及物質世界和人的意識的學說，毫無疑問，是屬於唯心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性質的，儘管他針對這種「責難」專門撰寫了論文企圖為之辯護。但是另一方面，無疑也應該看到，沙特的存在主義學說絕非「醜惡」或邪惡的代名詞，像本書第一篇文章中作者引述的那位「容易神經緊張」的資產階級太太那樣，用來掩飾她的粗魯失態的一個遁辭。存在主義哲學思想在戰後法國甚至西方那些精神陷於「瓦解狀態」的知識份子中間，不僅一度是具有相當深刻而廣泛影響的思潮，而且隨之出現一批著力描繪或揭示人在陰暗、荒誕的周圍世界中無以自拔、無能為力的處境、意在使人震醒的存在主義文學。存在主義哲學，特別是一些西方有存在主義傾向的文學作品，70年代末在我國開始有所介紹。但由於沙特的主要哲學著作如《存在與虛無》、《辯證理性批判》，以及大量闡述其思想發展演變的政論、文論等尚未系統翻譯介紹，國內有讀者為瞭解沙特的存在主義思想體系，不得不求助於第二手資料，甚至從存在主義文學所描繪的人物、情節中懸想臆測，「想當然耳」，以為存在主義即宣揚悲觀失望、自我中心、強調個人的自由選擇等等。總之，說明人們對沙特的存在主義哲學表示關注，而由於未能窺見全豹對其思想體系則不甚了了。

沙特的哲學不是「悲觀」的哲學。他認為他的學說是「樂觀」的、「行動」的學說。他曾公然聲稱要「超越馬克思主義」，而且對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命題進行錯誤的非議或指責，但他最後又明確宣告「未來屬於馬克思主義」，直至臨終仍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他也稱自己是無政府主義者。在最後的對話錄中，他談到：「我們的目的是要達到一個真正的選定的機構，在那裡每個人(person)都將成為人(man)，其中所有的集合體(collectivities)都同樣富於人性。」但是他沒有進一步闡述那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真正選定的機構」。但從沙特數十年的理論與實踐看，在西方文化思想界中他是一個富於正義感而且熱情洋溢的進步的思想家、文學家和社會活動家，這點則是無容置疑的。他一生探索的關於人的哲學，具有濃厚的唯心主義的性質，即使在法國也曾引起過激烈的論爭，但是沙特的哲學和他的名字已經載入20世紀西方哲學的史冊，這也是無疑的。

湯永寬

譯者序一
沙特，一位「處於左派與右派的交叉火力之下」的哲學家

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作為法國當代存在主義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戲劇家和社會活動家，他的思想、學說、著述以至他的社會活動，對法國甚至對整個西方戰後一代曾發生過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沙特一生著作豐贍，作為存在主義哲學家，著有《想像力》、《自我的超越》(1936年)、《想像的現象心理學》、《存在與虛無》(1943年)、《唯物主義與革命》、《存在主義即人文主義》(1946年)以及《辯證理性批判》(第一卷，1960年)等專著。作為一位元作家...

譯者序 一 / 沙特，一位「處於左派與右派的交叉火力之下」的哲學家 / 湯永寬
譯者序 二 / 周煦良
演講的背景 / 阿萊特‧爾凱姆-沙特 作 /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苑舉正 譯
存在主義即人文主義
今天的希望：與沙特的談話
索引
尚-保羅‧沙特 年表

譯者序 一 / 沙特，一位「處於左派與右派的交叉火力之下」的哲學家 / 湯永寬
譯者序 二 / 周煦良
演講的背景 / 阿萊特‧爾凱姆-沙特 作 /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苑舉正 譯
存在主義即人文主義
今天的希望：與沙特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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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保羅‧沙特 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