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陳靜容在探討中國「山水詩」詩類名稱之晚出原因時，經尋繹歷代文學總集或選集中的分類，發現均未出現「山水詩」之分類詩目，反倒是《文苑英華》在「謌行」的「圖畫」一類下繫「山水」，收有「畫山水」七首。—— 其實，如果要談「山水」的次文類，《文苑英華》還有一點令人驚異：它在「銘」下分出了「山川」一類，這可能是現存最早為銘文分類且分出「山川」類的總集，而在歷代總集或選集中，無論是為銘文分類或分出「山川」一類，皆相當罕見。《文苑英華》在宋代的影響力或許有限，不管如何，這樣的銘文類目，透露此類銘文的存在已獲編選者認同，也標誌了此類銘文「本質」的初步確立。
然而深入究察「山川」類銘文，會發現它們與「山水詩」、「山水賦」的成類意涵差別甚大。《文苑英華》為「銘」分出「紀德」、「塔廟（附畫像）」、「山川」、「樓觀（附關防橋樑）」、「器用」、「雜銘」六類，分類標準的不一致並非特例：「紀德」是從內容意旨來分，「塔廟（附畫像）」、「山川」、「樓觀（附關防橋樑）」、「器用」是以銘刻的載體或詠物的主角來區分（兩者時而重疊，又常與題目相合），「雜銘」則是不屬上述類別的集合。單就「山川」類所收的銘文觀察，首先，與一般熟知的山水文學最明顯的不同是，其內容以描寫自然風物為主的篇章非佔多數，倒是都可以在銘文的傳統分類中找到歸屬。回顧古典文論，關於銘文的分類、源流、義用、風格等，最完整的論述當屬《文心雕龍．銘箴》：
昔帝軒刻輿几以弼違，大禹勒筍虡而招諫。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誡之訓。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于昆吾，仲山鏤績于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勛于景鐘，孔悝表勤于衛鼎，稱伐之類也。……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
劉勰於篇首即追溯了銘文的兩種源流，直到篇末時，藉由與箴文的互相對照，明確點出了銘文「褒讚」和「警戒」的功能。劉勰的論述實則有所承繼，最明顯的線索即綜合了《左傳》裡臧武仲的說法與蔡邕的〈銘論〉。《左傳》襄公十九年有一段記載魯國借晉國兵力討伐齊國之後，季武子以所得於齊國的武器鑄鍾，銘刻魯功於其上，於是臧武仲對他說：
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從這段常被後代用來說明銘文功能的文字可以發現，銘功於彝器原來不僅是因為能「以示子孫」，也是深植在有關身分階級（諸侯稱伐則從大夫之例為下等）、功勞歸屬（借人之力，功非己有）、言動得時與否（妨民多矣）、國際關係與國勢強弱（大勝小或小勝大），一套逐步形成的規範（禮）之中。蔡邕基本上也是照著臧武仲的框架──「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進行說解的：
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者也。黃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槃杅之誡，殷湯有甘誓之勒，毚鼎有丕顯之銘。武王踐阼，咨于太師，而作席机楹杖雜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緘口書背。銘之以慎言，亦所以勸進人主，勖于令德者也。昔召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于武當曾水，呂尚作周太師而封于齊，其功銘于昆吾之冶；漢獲齊侯竇樽于槐里，獲竇鼎于美陽；仲山甫有補袞闕，式百辟之功；周禮司勳，凡有大功者，銘之大常，所謂諸侯言時計功者也。宋大夫正考父，三命茲益恭，而莫侮其國；衛孔悝之父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國賴之，皆銘于鼎，晉魏顆獲泰杜回于輔氏，銘功于景鐘，所謂大夫稱伐者也。
「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者也」已對「天子令德」完成舉例說明，在還沒開始談到「諸侯言時計功」之前，從「黃帝有巾几之法」至「銘之以慎言」一段即列舉諸例，顯明銘文具有「警戒」的功能，而警戒「亦」是為了「勖于令德」。比較之下，劉勰不同的地方是將「鑒戒」與「天子令德」分開，不再放在「天子令德」之後，讓「警戒」第一次與「褒讚」並舉，假如其中有「徵聖」的因素，「警戒」可能已被提升為銘文的典範性功能。 (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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