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下冊主編 -FindBook 找書網

前言
歐陽哲生
香港，地處嶺南邊陲，先秦時即有古人在此居住與生活，但在整個古代中國都寂寂無聞；及至近代，因不平等條約被迫割讓，開埠通商，而成為東亞著名商港；20世紀中後期經濟騰飛，蛻變為馳名中外的國際大都市。
“香港”這一名稱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含義。關於“香港”的名稱最早來源說法不一，1591年（明萬曆十九年）宋應昌撰《全海圖注》所收《廣東沿海圖》即已標有“香港”、“九龍山”、“尖沙嘴”等處地名。1595年（明萬曆二十三年）郭棐完成《粵大記》，書中收錄的《廣東沿海圖》亦有標明以上地名。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刻本《新安縣志》卷三“已上在大帽山之外”條載有“沙田村”、“九龍村”、“香港村”等處地名，這些均為較早出現香港地名的漢語文獻記載。1810年英國出版的澳門地圖即標有“紅江”（Hong Kong）的地名，此處的“紅江”應為音譯。1816年阿美士德使團訪華時途經香港，在其文獻中亦提及Hong Kong。1842年香港（Hong Kong）作為一個島名出現在中英簽訂的《南京條約》中、英文版本中。直至20世紀以後，香港才逐漸擴展成為一個包括香港島、九龍半島和新界的城市名稱。
現今的香港位於東經113°49'至114°31'，北緯22°08'至22°35'。地處珠江口以東，北與廣東省深圳市相鄰，西與澳門特別行政區隔海相望，南臨南海及珠海萬山群島。全境由香港島、九龍、新界及262個離島組成，陸地面積為1,106.42平方公里。香港地形以丘陵為主，山地多平地少，約60%的土地屬於天然山坡，最高峰大帽山海拔957米。
香港的海岸綫綿延曲折，維多利亞港作為遠東地區海上交通樞紐，水深港闊，足以容納吃水深度達12米的巨輪自由航行，與美國舊金山、巴西里約熱內盧並稱世界三大天然良港。
香港屬於亞熱帶季風氣候，四季溫差不大，雨量豐沛，年平均氣溫在23.1℃左右，年均降雨量高達2,382.7毫米。香港自然環境優越，生態多樣，植被繁茂，地質奇特，風景秀麗，海水與岩柱相映成趣，盡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享有“東方之珠”之美稱的香港，土地面積雖僅佔中國國土不及萬分之一，人口佔全國二百分之一，但其經濟總量（GDP）於1993年佔比高達27.07%，對外貿易額佔三分之一，國人對之無不仰慕，香港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見一斑。香港歷史中西交融、紛繁複雜、變化多端、內涵豐富，作為近代以來世界城市發展的典型案例，無疑是歷史研究的理想對象。

一、香港歷史演進的基本綫索
如果將香港史加以編年序列，香港歷史的演變可以依循兩條綫索去理解：一條綫索是香港被英國殖民化和中國人民反抗殖民化，最終擺脫英國殖民統治、回歸祖國、重建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另一條綫索是香港逐步發展近現代事業，建設諸如醫院、學校、工廠、銀行、交通（電車、鐵路）、證券交易所、影劇院、運動場等機構和設施，走向現代化的歷程。這兩條綫索也可視為兩個過程，它們互相聯繫，相互影響，與英國國力的興衰、中國內地的進步和世界局勢的變化三者密切相關。19世紀，英國正處於其國力鼎盛的維多利亞時代，而清朝在歷次中外戰爭中迭遭挫辱，世界秩序完全聽由西方列強宰割，這就注定了香港被割讓的歷史命運。20世紀上半葉兩次世界大戰，英國雖最終成為戰勝國，但國力大衰，不復從前，世界各地的英國殖民地紛紛尋求獨立，“日不落帝國”走向崩解。反觀中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位居“戰勝國”行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上升世界“四強”（美、蘇、中、英），再到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國國運呈現強勁發展勢頭。1978年以後中國力行改革開放國策，重新啟動現代化事業，香港回歸祖國乃大勢所趨、勢在必然。
香港歷史悠久，根據考古發現的遺存文物，最早可追溯到約5,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在香港大嶼山、南丫島等地，考古學家發現了多處新石器時代的遺址，證明了早期人類在香港地區的活動。
秦漢至隋唐時期，在行政區劃上，香港先後隸屬於南海郡番禺縣、博羅縣以及東莞郡寶安縣。宋元時期，隨著內地人口大量南遷，香港出現了散落的漁民、流民聚居。明朝，香港隸屬新安縣，這一行政隸屬關係一直持續到1841年。
香港與外部世界真正發生密切聯繫是在鴉片戰爭時期，1841年1月20日，英軍登陸香港島水坑口，1月26日強佔香港；5月1日出版第一份《香港憲報》（The Hong Kong Gazette，中文譯名為《轅門報》或《香港轅門報》）。1842年，清朝被迫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其中第三條規定：“一、因大英商船遠路涉洋，往往有損壞須修補者，自應給予沿海一處，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據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正式將香港島割讓予英國，開始了其殖民化的歷史。
1860年10月24日，中英兩國簽訂《北京條約》，其中第六款規定：“前據本年二月二十八日大清兩廣總督勞崇光，將粵東九龍司地方一區，交與大英駐紮粵省暫充英、法總局正使功賜三等寶星巴夏禮，代國立批永租在案，茲大清大皇帝定即將該地界付與大英大君主並歷後嗣，並歸英屬香港界內，以期該港埠面管轄所及，庶保無事。其批作為廢紙外，其有該地華民自稱業戶，應由彼此兩國各派委員會勘查明，果為該戶本業，嗣後倘遇勢必令遷別地，大英國無不公當賠補。”又將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部分割讓給英國。
1898年6月9日，英國趁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掀起瓜分狂潮的時機，逼迫清朝在北京簽署《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內容如下：

溯查多年以來，素悉香港一處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資保衛，今中、英兩國政府議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圖，展擴英界，作為新租之地。其所定詳細界綫，應俟兩國派員勘明後，再行畫定。以九十九年為限期。又議定，所有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其餘新租之地，專歸英國管轄。至九龍向通新安陸路，中國官民照常行走。又議定，仍留附近九龍城原舊碼頭一區，以便中國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來停泊，且便城內官民任便行走。將來中國建造鐵路至九龍英國管轄之界，臨時商辦。又議定，在所展界內，不可將居民迫令遷移，產業入官，若因修建衙署、築造炮臺等，官工需用地段，皆應從公給價。自開辦後，遇有兩國交犯之事，仍照中、英原約、香港章程辦理。查按照粘附地圖所租與英國之地內有大鵬灣、深圳灣水面，惟議定，該兩灣中國兵船，無論在局內、局外，仍可享用。

此約應於畫押後，自中國五月十三日，即西曆七月初一號開辦施行。其批准文據應在英國京城速行互換。為此，兩國大臣將此專條畫押蓋印，以昭信守。按照此約，英國向中國租借深圳河以南土地99年，稱為“新界”。通過上述三個條約，英國攫取了香港島、九龍半島和新界的殖民統治權。
英國佔領香港後，為了管治香港，即任命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署理香港總督（1841年8月12日—1844年5月8日），1843年英國頒佈《英皇制誥》（Letters Patent）和《致璞鼎查訓令》（Instructions to Henry Pottinger），指令其組織香港政府、制定香港法律。璞鼎查受命成立定例局及議政局，1844年成立香港差役，開始其對香港的殖民統治。從1841年開始直到1997年香港回歸，英國共向香港派遣了28位總督，並在香港駐紮軍隊，成立警察機構，建立行政、立法機構，頒佈各項法令，發行英文報紙。1861年廢除華人社會的保甲制度，1936年成立市政局，1958年成立社會福利署，1974年成立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消費者委員會。港英當局不斷強化、完善其殖民政治體制，將香港打造成所謂“模範殖民地”。
1980年代，中、英就香港問題開始談判後，香港殖民當局祭出各種舉措，力圖為後殖民時代的香港作出制度性的安排。1982年，舉行了首屆區議會選舉。1984年，推出《代議政制綠皮書》。1985年，立法局首次推行間接選舉。1991年，立法局第一次舉行直接選舉。1992年末代總督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上任，發表任內第一份施政報告，推行所謂“政治改革”。1995年，殖民統治時代最後一次立法局選舉，首次全部議席通過選舉產生，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和區議會廢除全部委任議員，香港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擁有實權（自主財政、土地使用權）。這一系列動作都是試圖延續並固化其在未來的政治影響力。
在英國對香港實行殖民統治的同時，中國人民的反抗亦隨之而起。英國軍隊強佔香港後，零星的本地居民與英軍衝突、華人民眾與英國官員的衝突就不斷出現，其中規模較大的有：1899年4月16日，為反對英國軍隊接收新界，新界原居民與之展開武裝抗爭，史稱“新界六日戰”（The Six-Day War of 1899）。1922年1月22日，香港海員為反抗英國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及種族歧視，爭取改善待遇，發動了轟轟烈烈的罷工。1925年6月，為了支援上海人民的五卅反帝愛國運動，廣州和香港爆發了規模宏大的省港大罷工，這一罷工延續長達一年零四個月。1956年10月10日，親國民黨的群眾、三合會成員與警察在九龍發生衝突，釀成“雙十暴動事件”，造成雙方數以百計的人員傷亡。1967年5月6日，受內地“文革”影響波及，香港民眾展開對港英政府的抗爭，從最初的罷工、示威，發展至後來激烈對峙的槍戰、巷戰，史稱“六七暴動”。這些罷工、起事，甚至暴動，極大地衝擊了英國殖民統治秩序。
收回香港，取消英國在華特權，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堅定不移的對外政策。在具體方略和實施步驟上，中國政府審時度勢、靈活機動，做到有理、有利、有節，在保證香港穩定和繁榮的前提下，為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創造了各種有利條件。1983年7月，中英雙方就香港的前途問題開始談判，並於1984年12月簽署聯合聲明。1985年7月，由中國內地與香港各界人士組成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在北京召開第一次會議。為了保證香港的順利回歸，1990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並頒佈《香港基本法》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圖案。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確保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得以實施。基本法自1997年7月1日起施行。
1996年12月1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董建華為香港特區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並於12月16日得到中央政府正式任命。12月21日，推選委員會又從130名候選人中選舉產生60名臨時立法會議員，臨時立法會成立。1997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香港回歸祖國後，香港人民按照“一國兩制”的精神，遵循基本法的要求，選舉產生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重建香港的社會政治秩序。香港人民開始了自己當家作主的新生活。
1997年10月8日，香港特區政府首任特首董建華提出首份《施政報告》，雄心勃勃地提出十項工作計劃，將解決房屋、教育和老人福利作為特區政府首要任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八萬五計劃”，即每年興建的公營和私營房屋單位不少於85,000個。遺憾的是，此舉因受到即將來臨的亞洲金融風暴的干擾和房產利益集團的阻撓而未能達成“居者有其屋”的宏偉目標。1999年，就居港權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首次釋法。2000年，解散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2002年，推行高官問責制。2003年，沙士疫情（SARS）後，為支援香港經濟復甦，港澳個人遊正式推行；同年9月24日，香港特區政府頒佈《實施基本法第23條諮詢文件》。2020年6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在香港正式實施。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日益緊密。2024年3月23日基本法第23條立法完成，《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三讀通過，確保香港保持和平、安定的社會政治環境。
為了改善香港普通民眾及政府職員的生活和工作待遇，2007年7月1日，特區政府全面實施5天工作制。2011年5月1日，香港首個《最低工資條例》正式生效，最低工資水平定為每小時28港元，當地逾30萬人將受惠。
香港是中國現代化事業的先行者。伴隨西風東漸，香港應運產生了各種現代化設施和機構，香港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革。在新聞媒體方面，1845年2月20日，英國資深出版商蕭德銳（Andrew Shortrede）創辦英文報紙《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它是香港發行時間最長（直到1974年停刊）、影響力最大的英文報紙。1858年11月，伍廷芳等創辦的《中外新報》是中國第一家用鉛字排印的中文報紙。1874年2月4日，著名維新活動家、政論家王韜在香港創辦中文報紙《循環日報》，該報分新聞版（內容包括國內新聞、本地新聞和商務行情）、廣告版和政論。王韜親自主筆政論，鼓吹維新變法，評論時事。《循環日報》是中國報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論為主的報紙，也是最早傳播維新變法思想的中文報紙。
香港的無綫電播放事業起步較早。1928年6月30日，港府經營的香港電臺設立。1949年，第一個商營廣播電臺麗的呼聲啟播。1957年，麗的呼聲（今亞洲電視）啟播。1959年，商業電臺成立。1967年，香港第一家無綫電視正式啟播。1975年佳藝電視啟播。2007年，香港數碼地面電視啟播。香港曾是亞太地區傳媒業最為發達的城市之一。
在金融設施方面，1864年，托馬斯．薩瑟蘭（Thomas Sutherland）在香港創辦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1865年開始營業。從1865年至1942年，滙豐銀行業務範圍主要有國際匯兌、發行紙幣、存貸款業務、經辦和舉放對中國政府的外債、管理中國的關稅、鹽稅業務等。1972年，港元與英鎊脫鈎，改與美元掛鈎。1983年，開始實施聯繫匯率（pegged exchange rate），香港三家發鈔銀行（滙豐銀行、渣打銀行、中國銀行）每發行7.8港幣必須向香港的金融管理局交納1美元，以此來保證港幣背後有美元作為支撐，維持匯率穩定。1985年，香港政府接管海外信託銀行。1986年，香港聯合交易所正式營運。1993年，首批H股（即中國內地境外上市的外資股）開始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席捲香港，對股市、股匯造成巨大衝擊，政府入市干預，香港金融管理局在股票和期貨市場投入龐大資金，全力頂住了國際投機者空前的拋售壓力。2014、2016年內地與香港兩地分別開通了滬港通、深港通等渠道，帶動不少香港甚至是國際投資者可以直接買賣內地上市的股票。
在通訊電力方面，1871年，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向清政府申請鋪設香港—廣州—天津的海底電纜，獲得總理衙門的批准，1872年香港鋪設首條海底電報電纜。1881年香港島首次架設電話，次年成立電話公司。1889年創立香港電燈有限公司（今稱港燈），次年開始供電，現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電力公司之一。
在醫療衛生方面，1872年東華醫院建成使用；1911年廣華醫院成立，1929年東華東院成立，1931年三院整合為“東華三院”，成為香港歷史最悠久及規模最大的民間慈善機構。 1937年4月13日，瑪麗醫院（Queen Mary Hospital）落成啟用，它是香港的主要公立醫院之一，亦是香港兩所教學醫院之一，為香港大學醫學院教學醫院，當時號稱為香港以至遠東地區規模最龐大的醫院。1963年，伊利莎白醫院（Queen Elizabeth Hospital）啟用，它是香港公立綜合性大型急症全科醫院，由醫務衛生署（後改稱衛生署）管理。為了改善香港的衛生環境，1972年10月31日，香港總督麥理浩爵士呼籲全港市民大力支持清潔運動，在中環舉行火燒“垃圾蟲”儀式，象徵清潔香港運動的開展。1990年，成立醫院管理局，並於次年正式運作，該局負責管理全港公立醫院及相關的醫療服務。2006年，立法會通過《吸煙（公眾衛生）條例》，全面室內禁煙分階段實施，香港成為中國吸煙率最低城市。
在用水設施方面，1863年，薄扶林水塘第一期工程竣工，成為香港首座儲水庫，次年香港開始自來水供應。1882年，殖民地部翟維克報告發表對香港住屋衛生及供水情況的批評，引起各方關注。1883年，潔淨局成立。1965年，香港在內地的支持下，順利引入東江水，用水短缺問題得以紓緩，東深供水工程基本解決了香港長期用水的困境。
在交通建設方面，香港較早發展近代交通設施。1888年，山頂纜車正式通車。從1883年起，香港開始設計有軌電車。1901年8月29日，英國通過於香港島興辦以電力推動的電車系統。1902年，香港電車電力有限公司在英國成立，負責在香港建造及經營電車業務。1903年，香港開始在堅尼地城至銅鑼灣鋪設電車路軌工程。1904年7月30日，第一條香港電車（Hong Kong Tramways）綫路開通，電車投入使用。據2023年7月香港電車官網數據，香港電車運營綫路共有6條，運營里程為30公里，共設120座車站。
廣九鐵路於1906年動工建設，分華段與英段兩部分，1910年英段落成並開始啟用，1911年全綫貫通。1979年，地下鐵路通車。1983年，九廣鐵路紅磡至羅湖站全綫完成雙軌及電氣化工程。1997年，青嶼幹綫通車。2003年，九廣西鐵屯門至南昌站建成通車。2007年，九廣鐵路和香港地鐵合併為港鐵。2018年，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正式通車。
1925年1月24日,香港啟德國際機場（Hong Kong Kai Tak International Airport）開始投入使用。1992年，赤鱲角香港國際機場正式動工。1998年7月6日，香港國際機場建成通航。
1921年，香港成立九龍汽車公司。當時開辦兩條巴士路綫：尖沙咀←→深水埗和油麻地←→九龍城，只有九部巴士行走兩條路綫，1920年代末期，九巴由中美運輸公司接辦一條旺角至元朗的長途巴士綫，編號為9號綫，成為九巴首條服務新界路綫。1933年，九龍巴士公司成立。在1930年代，該公司已有八十輛巴士行走十多條路綫。1967年，獅子山隧道通車。1972年，香港海底隧道通車。1989年，東區海底隧道通車。1978年，屯門公路第一期建成通車為當年香港最長高速公路。1997年，西區海底隧道通車。2013年啟德郵輪碼頭大樓及其首個泊位落成啟用。2018年，港珠澳大橋正式通車。
在教育方面，香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於1911年在香港島正式創立，1912年舉行創校典禮。它是由1887年成立的香港西醫書院和香港官立技術專科學校合併而成，是香港第一所綜合性、國際化公立研究型大學。香港中文大學（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於1963年成立，它是由崇基學院、新亞書院和聯合書院合併而成。1966年，該校成立香港首所研究生院。1970年代以後，香港高等教育事業發展迅速，接連創辦香港理工學院（1972年）、浸會學院（1972年）、樹仁學院（1976年）、嶺南學院（1978年）、城市理工學院（1984年）、香港科技大學（1991年）、香港教育學院（1994年）。直至1995年，香港高校招生名額已達15,000人。1926年，成立官立漢文學校（Clementi Secondary School，今名金文泰中學，現位於炮臺山道30號），是香港第一所由港英政府開辦的中文中學，也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官立中文中學。
1971年，香港開始實施六年免費教育。1978年，實施九年免費教育。1974年，官方規定中文為法定語言。2012年，考評局首次舉辦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以取代舊有的香港中學會考，改為六年制中學的畢業試。
在體育遊樂方面，1978年，沙田馬場落成啟用。1976年，《郊野公園條例》生效，香港郊野及自然生態開始受法例保護。1972年7月，香港海洋公園開始動工建設。1977年1月，海洋公園正式開幕，它有亞洲最大的海洋館。1983年，紅磡香港體育館開幕啟用。2005年，香港迪士尼樂園落成啟用。2009年，香港舉行第五屆東亞運動會。2025年3月，位於九龍區的啟德體育園正式啟用，包括一座設有5萬座位的世界級多用途體育場館，其造價達到319億港元，暫列全球第二。
回顧和總結香港走向現代化的歷程，有幾點值得強調：第一，香港雖古已有之，但真正作為一個地區出名並顯現其重要性，則是在近代以後。鴉片戰爭以後，香港成為西方列強入侵中國的第一塊跳板，同時亦成為中國眺望外部世界的一個重要窗口，香港由此形成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香港是新興的現代化事業先行者，許多新興的近代事物是從這裏誕生並輻射周邊或內地。第二，香港雖然地理位置優越，並可承擔海運貿易來往港口的功能，但在近代以前規模極為有限，香港真正發展成為繁榮的港口，是在其變成中外貿易頻繁往來的“自由港”之後。冷戰時期，中國通過香港這一特殊渠道獲取外部物質，保持中外貿易往來，香港是內地通往世界的最重要通道。第三，香港之所以被稱為“東方之珠”，是指其在中國乃至亞洲扮演的多重角色，並不只是因其為“自由港”，香港是以商業、貿易、金融、房地產、文化、科技、旅遊為多功能發展的中心城市。香港作為四通八達的商埠兼自由港，是聯結中國與世界的紐帶。香港經濟在1970—1980年代迅速崛起，成為繼倫敦、紐約之後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

二、香港城市發展的特點
如果將中國城市的興起從時間上劃分，可以分為古代城市、近代城市、當代城市三大類型。西安、洛陽、北京、南京、杭州等古代都城，是比較典型的中國古代城市，具有濃厚的古典文明城市底蘊；香港、上海是近代崛起的城市，兼具殖民烙印與現代化特徵；深圳、珠海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劃定的經濟特區，也是與香港、澳門直接對接的新興現代化城市，是中國對外開放的窗口。當然，隨著歷史的演進，任何城市的發展都會呈現其階段性特徵，有的古都步入近代以後，因為受限其地理環境（身處內陸）、經濟資源（缺乏貿易），漸趨衰落；有的城市因為適時轉型，與時俱進，步入近代以後繼續發展，從古都轉變、躍升為現代化都市。由於歷史的原因，近代新興城市多處沿海通商口岸，得外來風氣之先，具有中外文化交流之便，它們往往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樣板。
香港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是一部充滿挑戰與奇跡的歷史，它見證了香港發展成為當今的國際服務及金融中心的歷程。香港經濟發展大體經歷了五個階段：（一）轉口貿易階段（1841—1950）；（二）工業化階段（1951—1970）；（三）經濟多元化階段（1971—1985）；（四）服務業全面發展階段（1985—1997年）；（五）高附加值服務型經濟階段（1997年至今）。據統計，1997年香港的GDP為1.37萬億港元，到2021年增至2.86萬億港元，增長超1.2倍；人均GDP自1997年的約19.2萬港元攀升至2021年的38.7萬港元以上，實現了翻番增長。這些數據表明，香港回歸後經濟保持了穩定增長的態勢。香港經濟之所以能持續增長主要得益於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亞洲最完備的資本市場、全球最活躍的證券交易所、自由貿易港的優勢、香港與內地經濟的緊密互動，這些因素成為維持香港經濟繼續發展的主要動力資源。如今，香港作為國際重要的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具有高度開放和自由的經濟體系、成熟的金融市場、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發達的航運業和旅遊業。這些優勢使得香港在亞洲乃至全球經濟中佔據重要地位。
作為近代崛起的商埠，香港深受英國的影響，英國的殖民統治給香港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英式文化印記。英國的社會政治制度、法律條令、行政構架、治安管理、語言文字、宗教文化、禮儀習慣、建築風格、生活方式、文學藝術、餐飲娛樂都在香港留下了深刻的痕跡，並得到了持久的存留和傳承。香港作為英國在東方打造的一個殖民化樣板，無疑是西方文明嵌入東方的一個楔子。從這個意義上說，香港是西方文化進入中國的窗口，也是中西文化衝突、交融的前哨。
香港是一座移民城市，其歷史發展、人口結構和社會狀況都深刻體現了這一特徵。香港自開埠以來，經歷了多次大規模的移民潮。1841年英國佔領香港後，吸引了大量內地居民流入，主要是華南地區的商人、流民。近代中國風雲變幻、社會動盪，每次政治鼎革都在香港留下痕跡。辛亥革命以後，一批前清官員和遺老遺少“避地香江”；大革命後，國民政府遷都南京，不少失意的北洋政客和落魄文人，選擇香港作為自己的退隱之地；國共內戰後，大批國民黨官兵逃離內地，避居香港。1950年至1979年間，內地居民通過偷渡、移民等不同途徑進入香港。與此同時，香港也是醞釀維新與革命的重要策源地，洪仁玕、王韜、何啟、康有為、孫中山等近代歷史名人曾在香港開展活動。中共地下黨組織在香港也積極開展工作，發動過影響極大的香港海員大罷工、省港大罷工。作為移民城市的另一面，除了大批移民進入，也有出離的“移民”。香港回歸祖國，一些富豪和專業人士因為種種顧慮選擇移居海外；沙士疫情發生後，也有一些香港居民選擇移民。這些都是香港作為移民城市的表徵。
香港人口主要由移民及其後裔組成。根據香港團結基金2016年的統計，香港730萬人口中，約有600萬人為內地移民或其後裔，佔總人口的近八成半。香港也有國際移民，但佔比較小，在香港管理層和大學裏，有不少的外籍高端人才；在社會底層，則有一些來自東南亞和南亞的難民，或菲律賓、印尼、泰國、越南的傭人、保安。香港的開放性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士。
移民對香港有著深刻的影響。移民不僅塑造了香港的人口結構，也深刻影響了其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在經濟上，移民帶來了勞動力、資本和技術，推動了香港的經濟繁榮。在文化上，移民的多樣性使香港成為一個文化薈萃的國際性大都市，形成中西交融的多元文化。香港作為一座移民城市，其歷史演變、人口構成和社會發展都深刻體現了移民的影響。這一特徵不僅塑造了香港的過去、現在，也將影響香港的未來發展。
香港是走商業路綫而興起的近代地市。城市的興起，有的是因其為皇親貴族的集聚地，承擔政治中心的功能，古代都城即是如此；有的是因其為軍事重鎮，具有顯要的戰略地位，明代的衛所（如拱衛北京的天津）和近代的軍港（如旅順、威海衛）即為此類；有的是因其擁有豐富的礦藏資源（如大同、鞍山、大慶），遂順勢發展成為工業城市，變成獨特的經濟中心。香港既非政治中心，又無豐富的礦藏，主要是依靠聯結海外和內地的商業網絡，形成自己的獨特優勢。這種優勢在冷戰時期尤為重要，當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封鎖新中國，對中國實行貿易禁運政策，香港遂成為內地聯結歐美的進出口或轉口貿易的主要處所。香港依恃這一優勢，得以迅速崛起，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實現經濟騰飛；中國內地實行改革開放後，香港繼續發揮其原有的這一優勢，港商在內地大力投資建廠、援建項目，為保持香港的繁榮和內地的現代化事業作出巨大貢獻，香港中華總商會堪稱這方面的表率。利用自由港的地位發展商業，是香港經濟發展的自取之道。
香港是自由港，這一地位源於其高度開放的貿易、投資、金融政策，以及高效的法治和稅收體系。香港作為自由港的制度性保障表現為：一是國際航運自由。香港的維多利亞港是著名的深水海港，港口效率世界領先。香港實可以稱為自由港城（Free Port City），全境內貿易自由，不設貿易壁壘，除汽車、酒類、煙草、化妝品等奢侈品外，一般進出口貨物均無須繳付關稅。二是貿易自由。香港與超過20個國家簽訂雙邊貿易協議，全球約15%的跨境貿易通過香港中轉，其中60%涉及中國內地與第三方市場的轉口貿易。香港實行負面清單管理，除少數與健康、安全和生態保護相關的商品（如藥品、武器、動植物等）外，其他貨物均可自由進出香港，基本沒有配額和貿易管制。海關手續簡便，企業可以24小時進出貨物，查驗率極低，這為構建複雜的供應鏈體系提供了便利。三是資金進出自由。香港採取與美元掛鈎的聯繫匯率制，資本和金融賬戶高度開放。本地和境外資金均可自由進出，企業可以在香港銀行開立多種貨幣賬戶，使用任何貨幣進行貿易結算。香港資本市場完全開放，國際投資者可以自由買賣在港發行的債務工具。四是投資和開設公司自由。外國商品可以自由加工、分裝、改裝、裝卸儲存、展覽、再出口等，免徵關稅。在香港註冊公司手續簡單快捷，企業經營自由，政府干預甚少。香港對外來和本地投資者一視同仁，為所有企業提供平等的營商環境。只有少數行業（如電訊、廣播、能源等）實行有條件的准入，其他行業則完全開放。五是法治與稅收優勢。香港擁有兼容並包、全球公信的法治體系，為企業發展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投資企業只要循章依法行事，就沒有其他後顧之憂。六是資訊流動自由。香港是近代中國新聞業的重要發源地，報刊業十分發達，新聞出版自由。進入信息時代後，香港打造了世界一流的通信基礎設施，擁有連接9個區域和橫跨太平洋的通信電纜，是各跨國公司設立數據中心的首選。香港資訊流動自由，在符合相關法律法規的前提下，監管機構不進行內容審查。香港憑藉自由、開放的特質，加上其多功能的配套設施，多國多方都能獲取利益，香港已連續多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之一。金融業被譽為香港的“百業之首”。香港的金融業自19世紀中葉發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金融業務日益國際化，到1970—1980年代崛起成為亞太區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目前，香港的金融市場在全球投資者中仍享有高度信任，資產管理規模、基金淨流入和股市成交額均有明顯增長。在一系列制度保障下，香港的金融體系仍然繼續保持暢順運作和創新勢頭，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
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的主要體現在：在銀行業務方面，金融體系國際化不斷增強。2024年全球100大銀行中,有逾70家在香港營業，超過29家跨國銀行在港設置地區總部。香港實行聯繫匯率制度，保障貨幣穩定。證券市場領域，香港交易所是全球主要的證券交易市場之一，2021年全球IPO募資額排名第三。在金融服務行業，金融服務業佔本地GDP超過20%，擁有亞洲最大的私人財富管理中心。在離岸人民幣業務方面，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對海外同業資金調撥極為頻繁，這進一步鞏固了其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文化獨具特色。第一，香港民眾保有中西交融的民俗文化。港人既保留了中國傳統的節日，如春節、端午節和中秋節，也接受了西方的節日，如聖誕節和復活節。在這些節日，港人會根據自己的喜好、信仰，舉辦各種慶祝活動，不管是傳統佳節，還是西洋節日，香港節日喜慶氣氛都很濃厚。第二，香港被譽為“美食天堂”，遍佈全港的各種餐館、茶館、咖啡店，不同口味的中餐（如粵菜、閩菜、淮陽菜、湘菜、川菜等家鄉風味）、西餐和外國料理（日本、菲律賓、泰國、印尼、印度、馬來亞等）應有盡有。第三，香港的宗教事業發達，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孔教都有眾多信徒，民眾信仰呈多元狀態。香港建有360多處寺觀，數十處教堂，因宗教信仰自由，大家和諧相處，互不相擾。第四，香港的語言文化多元交錯，普通市民日常對話喜用粵語，中等文化以上者可根據不同場合需要，運用兩文（中文、英文）三語（粵語、國語、英語）暢快進行交流。第五，香港電影業曾是亞洲電影中心，培育了許多著名的電影明星和導演，香港電影金像獎也是華語電影界的重要獎項之一。第六，香港街頭文化獨具魅力，街頭藝人、塗鴉、街頭食品等都充滿了活力和創意。第七，香港建築風格中西並舉。由於土地稀缺，香港到處是高聳入雲的寫字樓、商業大廈，中心區灣仔擁有多座世界級的摩天大樓，著名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中環廣場和時代廣場就坐落於此。在港島山頂、淺水灣、九龍和新界的山上也不乏富人居住的各式各樣的別墅。第八，賽馬文化是香港文化的一大特色，香港民眾對賭馬熱情頗高，賽馬運動已經深深融入香港人的生活。總之，香港文化五彩斑斕、多元交融、豐富多彩。
香港是世界上生活成本最為昂貴的城市。香港被認為是世界上生活成本最為昂貴的城市，主要是因其高昂的住房成本、日常消費水平以及整體物價水平。首先，香港的房價聞名全球，租金水平極高。以2023年數據為例，港島區一間20平米的單間平均租金高達1.5萬港元，即使在新界，租金也大多超過1萬港元。其次，香港的日常消費水平也非常高。在香港，普通茶餐廳一頓飯約需50至80港元，高檔餐廳的人均消費則可能達到200港元甚至更多，如果每日在外就餐兩次，每月的飲食花費至少在3,000至5,000港元；交通費用也不菲，地鐵和巴士的單程票價通常在5至20港元不等，每月交通費用可能佔到1,000至2,000港元。最後，香港的整體物價水平高。香港的物價普遍高於中國內地城市，甚至其他歐美城市。這些高昂的生活成本使得香港成為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儘管香港就業市場繁榮，基礎設施達世界級水平，餐飲美食豐富多樣，但高昂的生活成本對居民的生活質量和心理壓力仍有嚴重的影響。
香港是以商業、貿易、金融、房地產、航運業為多功能發展的中心城市，但這些城市功能或特點，也在隨著世界形勢的變幻發生微妙的變化。冷戰時期，香港是中國內地實現進出口貿易的最重要轉口，隨著新時期中國對外開放的力度不斷加大，這一功能逐漸減弱，中國內地不再單純依靠香港這一途徑，而是通過直接的中外貿易進入世界，香港的中介角色已大為削弱。香港娛樂業，特別是電影業發達一時，內地觀眾在1970—1980年代曾經極為傾慕香港電影，但隨著內地電影業的迅速發展，香港電影業的衰落，現在已很少有風靡全國的現象級香港影片了。金庸的武俠小說曾經在中國大地暢銷一時，擁有廣大讀者，但現今香港要再產生像金庸這樣對內地具有巨大影響力的作家，也確非易事。香港是與倫敦、紐約並駕齊驅的世界三大金融中心，最近幾年隨著新加坡的崛起，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受到挑戰，面臨被新加坡擠壓和替代的可能性。這些新的問題，表明香港的城市發展特點也在被不斷變化的形勢所重新塑造。
香港因其特殊的歷史地位，對近現代中國影響深刻。這裏我們舉幾個最為人們所熟知的例證。太平天國運動前後推出兩部革命綱領：《天朝田畝制度》、《資政新篇》。《資政新篇》的作者洪仁玕因流亡香港，親眼目睹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逐漸形成了用資本主義改造中國的思想，所以《資政新篇》提出了與《天朝田畝制度》迥異的社會政治構想，洪仁玕的“香港經驗”可謂《資政新篇》的重要思想來源。王韜避居香港，利用擔任《循環日報》主筆這個平臺，發表800餘篇政論，鼓吹變法自強，興辦工業，其思想跳出洋務大員們“變器不變道”的窠臼，對維新變法運動的興起產生了啟蒙作用。康有為1879年首次造訪香港，令其大開眼界，此後 “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矣”，從此康有為探求西學，開啟了“向西方尋求真理”的思想之旅。孫中山一生與香港關係至密。早年孫中山曾先後就讀於拔萃書室、中央書院、西醫書院。1895年2月21日，孫中山在香港中環成立興中會，曾先後六次以香港為基地秘密策劃、發動武裝起義。1923年2月20日，孫中山在香港大學發表演講，開首即道：“我有如游子歸家，因為香港與香港大學乃我知識之誕生地。”香港對孫中山來說，不論在其革命思想的醞釀，還是在其建立革命組織，展開革命活動的過程中，都佔有重要的地位並發揮巨大的作用。香港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地位獨特，可謂中國現代化事業的發源地和中國革命的重要基地。

三、香港史研究現狀的評估
現有的香港史研究成果林林總總、琳琅滿目，從地域上，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香港本地，二是中國內地，三是英國或海外。前兩者有時是重疊的，因此很難截然區分。有關香港史研究進展的基本情形，從李培德編《香港史研究書目題解》〔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下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所附黃文江編《香港歷史學術研究中英文論著書目（1997—2015）》可以得其全貌。
香港本地學者對香港史的研究，早在1950—1960年代即已依稀出現，多為個體研究，知名學者有羅香林、葉靈鳳、林友蘭、蕭國健、魯言、薛鳳旋、劉偉等，較有學術含量的著作有：羅香林等《香港前代史：1842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香港：中國學社，1959年）、羅香林《香港與東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年），葉靈鳳《香港方物志》〔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1958年〕、《張保仔的傳說和真相》（香港：上海書局，1970年），《香港滄桑錄》、《香港浮沉錄》、《香港的失落》〔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等著，林友蘭《香港報業發展史》（臺北：世界書局，1977年）、《香港史話》（香港：上海印書館，1975年初版、1978年增訂版、1980年三版），蕭國健《香港前代史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清代香港之海防與古壘》（香港：顯朝書室，1982年）、《九龍城史論集》（香港：顯朝書室，1987年）、《香港前代社會》〔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香港歷史與文物》（香港：明報出版社，1997年）等著，魯言等《香港掌故》（第1—7集，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78—1983年）、魯言《香港賭博史》（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78年），薛鳳旋《香港的小型工業》（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80年），劉偉《香港主權交涉史》上冊（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3年）。到1980年代，本地學者的香港史研究取得了初步進展。
香港回歸前後，本地學者明顯加大了香港史的研究力度，以體現香港人的本地意識和民族意志。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代表了本地學人有組織的開展香港史研究的新開端。全書凡二十四章，前四章從縱向對香港史前、古代、近代和二戰後的歷史進行了回顧，第五至二十三章從橫向對香港社會、城市與建築、貿易、金融、工業、法制與司法、教育、中西報業、文學、電影、大眾文化、話劇、粵劇、音樂、天主教與基督教、道教、佛教與民間宗教、民間傳統風俗等方面進行剖析，第二十四章結論。作者均為相關專業學者，該書體系完備、材料豐富、寫作規範，是香港史多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在此期間，本地學者的香港史研究表現頗為活躍，湧現了一批較有分量的成果，值得提到的有：何佩然《點滴話當年：香港供水一百五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年），丁新豹《香港歷史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任正文《一個人的集體回憶：香港歷史漫步》（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年），陳明銶、饒美蛟主編《嶺南近代史論：廣東與粵港關係1900—1938》〔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區志堅、彭淑敏、蔡思行編《改變香港歷史的六十篇文獻》〔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江關生《中共在香港（1921—1949）》、《中共在香港（1949—2012）》（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1、2012年），蔡思行《香港史100件大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劉智鵬《香港華人菁英的冒起》〔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香港史學會編著《文物古跡中的香港史》〔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蕭國健《簡明香港近代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香港古代史新編》〔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霍啟昌《香港與近代中國：霍啟昌香港史論》〔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鑑古尋根：香港歷史與古跡尋蹤》〔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1年〕、《石頭上的香港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2年〕等，蕭國健、游子安主編《爐峰古今：香港歷史文化論集2014》（香港：珠海學院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2015年），陳學然《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潘淑華、黃永豪《閒暇、海濱與海浴：香江游泳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鄺智文《老兵不死：香港華籍英兵（1857—1997）》〔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阮志《入境問禁：香港邊境禁區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鄭宏泰、高皓《白手興家：香港家族與社會 1841—1941》〔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6年〕，莊玉惜《有廁出租：政商共謀的殖民城市管治》〔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8年〕，劉智鵬、劉蜀永編著《香港史：從遠古到九七》（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9年），鄺智文、蔡耀倫《東方堡壘：香港軍事史（1840—1970）》〔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年〕，危丁明《仙蹤佛跡：香港民间信仰百年》〔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游子安、志賀市子《道妙鸞通：扶乩與香港社會》（上、下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1年〕，蘇載玓《動盪時代的香港警察（1841—1898）》〔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3年〕，王國璋、鄭宏泰《愚公不愚：利氏家族與香港世紀變遷》〔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4年〕等。此外，有些香港學者的論著在內地出版，如蔡思行《郵票中的香港史》（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鄭宏泰、黃紹倫《香港股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7年），陳平原、陳國球、王德威編《香港：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等，香港本地學者的著作，選題相對比較分散，除了個別通論（通史）性的著作，多為微觀或專題性的研究。
有些香港本地學者使用英文寫作，他們的香港史著作是以英文出版，如吳倫霓霞的《東西方的相互影響：香港早期公共教育的發展》（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Develop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冼玉儀的《權力與慈善：東華醫院早期史》（Elizabeth Sinn,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East Asian Historical Monograph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穿梭太平洋：金山夢、華人出洋與香港的形成》（Pacific Crossing: California Gold, 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聚會之地：文化交流在香港（1841—1984）》（Meeting Place: Encounters across Cultures in Hong Kong, 1841-1984,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霍啟昌的《關於香港史的演講：香港在現代中國史的角色》（Fok Kai Cheong, Lectures on Hong Kong history: Hong Kong’s rol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Ltd., 1990），陳劉潔貞的《中英兩國與香港（1895—1945）》（China Britain and Hong Kong 1895-1945,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等。這些英文著作對於拓展香港史研究的國際影響具有一定作用。
為了加強香港地方史研究，由董建華先生主持的團結基金會於2019年8月27日成立香港地方志中心，旨在編修《香港志》，這是迄今以來最大規模的香港修史工程。《香港志》規劃編纂總述、大事記、自然、經濟、文化、社會、政治、人物、專記、附錄十大門類，共66卷。該中心設想以9年時間，在香港回歸30週年（2027年）之際，基本完成整套《香港志》的中文版工作，2032年完成整套英文版。現已於2020、2023年由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香港志．總述大事記》、《香港志．自然》（5卷4冊）。我們樂見這項文化工程最終大功告成。
中國內地的香港史研究從1990年代才開始真正起步。在此之前僅有丁又（杜定友）《香港初期史話：1841—1907》（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年）、金應熙主編《香港史話》（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兩本史話性質的小冊子。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對香港問題和香港歷史的研究漸獲重視。1984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啟動組織編譯、出版《香港問題叢書》（9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組織了《香港概論》編輯室，先於1990年10月、1993年1月由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推出繁體版，後於1992年4月、1993年9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推出簡體版，全書分六編，系統評述了香港歷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及其前途，闡述了“香港現象”的歷史啟示和“一國兩制”與香港持續繁榮的意見。此書出版後，受到香港和內地讀者的歡迎。199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組織香港史研究課題組開展專項研究，先後出版由余繩武、劉存寬主編的《19世紀的香港》（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20世紀的香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5年）兩著。參與中國政府解決香港問題的有關工作、原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副主任李後在退休後，利用自己積累的資料和查閱檔案，撰成《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香港問題始末》（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中山大學港澳研究中心許錫揮、陳麗君、朱德新編著《香港簡史：1840—1997》（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2015年）。王劍叢著《香港文學史》（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元邦建著《香港史略》（廈門：鷺江出版社，1997年）。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是當時學界關心的重要問題，這方面的著作有：鄧開頌、陸曉敏主編《粵港澳近代關係史（1840—1949）》（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鄧開頌、陸曉敏主編《粵澳關係史（1840—1984）》（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7年），蔡德麟主編《深港關係史話》（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年）。在史料編譯、檔案整理方面的成果有：余繩武《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譯——割佔香港島》〔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劉蜀永《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譯——割佔九龍》〔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劉存寬《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譯——租借新界》〔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整理、編輯相關檔案，出版《香港歷史問題檔案圖錄》〔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這些內地學者出版的香港史著作，主要是為應對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進行必要的知識準備和學術獻禮。
1997年以後內地學者的香港史研究繼續發展，研究態勢多以專題性的研究著作為主，其中研究香港經濟史有：張曉輝《香港華商史》（香港：明報出版社，1998年）、《香港與近代中國對外貿易》（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0年）、《香港近代經濟史（1840—1949）》（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近代香港與內地：華資聯號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四著，盧受采、盧冬青《香港經濟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中國金融博物館編撰《圖說香港金融史》（內部出版，出版時間不詳），毛立坤《晚清時期香港對中國的轉口貿易（1869—1911）》（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馮邦彥《香港金融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7、2024年）、《香港地產史1841—2023》〔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4年〕兩著，莫世祥《近代澳門與香港經貿關係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等。研究香港教育史有：李東海《香港東華三院一百二十五年史略》（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方駿、熊賢君主編《香港教育史》（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楊祥銀《殖民權力與醫療空間：香港東華三院中西醫服務變遷（1894–194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8年）。研究香港文學藝術史的著作相對較多：古遠清《香港當代文學批評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潘亞暾、汪義生《香港文學史》（廈門：鷺江出版社，1997年），劉登翰《香港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李慕南、郄智毅、劉金玲主編《中國香港文學史》（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6年），袁良駿《香港小說流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周承人、李以莊《早期香港電影史（1897—194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魏君子編著《香港電影史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黃萬華《百年香港文學史》（廣州：花城出版社，2017年），楊慶榮《英治時期的香港中國水墨畫史》（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0年），毛亦農《香港設計藝術史：香港環境設計史》（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12年），趙稀方《小說香港：香港的文化身份與城市觀照》〔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8年〕、《報刊香港：歷史與經與文學場域》〔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等等。研究香港考古史有：商志香覃、吳邦鴻《香港考古學敘錄》（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研究香港社會文化史有：張麗《二十世紀香港的社會與文化》〔新加坡：名創國際（新）私人有限公司學術出版部，2005年〕。研究中英交涉史有：孫揚《無果而終：戰後中英香港問題交涉（1945—194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國民政府對香港問題的處置（1937—1949）》〔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研究香港賽馬史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香港組編撰《香港賽馬繽紛史》（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3年），陳南祿《馬不停蹄：從跑馬地到沙田》（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22年）。研究香港輪船航運業史有：夏巨富《近代香港輪船航運業研究（1840—1911）》（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2024年）。著名香港史專家、原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劉蜀永移居香港後，又主編《簡明香港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二十世紀的香港經濟》〔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著有《香港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劉蜀永香港史文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多種書籍在香港、內地出版。這些內地學者的著作，在使用材料上，中文材料與英文材料相結合；在研究框架上，從中國近現代史的視角探討香港的歷史演變，將香港問題與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緊密結合在一起，顯現了中國學者的立場和觀點。
在史料整理方面的成果有：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2019年〕，這是一部以收集明清時期香港的中文資料為主的書，全書共分四編。第一編主要是有關香港地域及歷史屬轄沿革；第二編集中反映香港被英國割佔的過程；第三編主要涉及1898年以前英國統治下的香港社會政治情況；第四編有關香港地區物產、風俗、名勝古跡、社會情況、名人詩詞等有關史料。該書所收資料既有《清實錄》、《籌辦夷務始末》這類正統史料，又有大量地方文獻、時人筆記、文集、詩詞、圖像數據，是迄今為止規模較大的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輯，頗具參考價值。其他的史料整理成果還有：方駿、麥肖玲、熊賢君編著《香港早期報紙教育資料選萃》（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上海歷史博物館編《香港舊影》（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0年）等。
英國學者的香港史研究，相對來說起步較早，且相關學術論著數量在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1980年代以前）比中文著作要多，之所以出現這種情形，與英人對經營殖民地的關注和顯示其所謂“榮耀感”有關。英國學者代表性的著作有：歐德理《歐西於中土：從初期到1882年的香港歷史》（Eitel, E J.,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London: Kelly & Walsh, 1895），韓頓《香港的歷史資料與統計簡述：1841—1930》（W.J. Hinton,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1841-1930, Hong Kong: Noronha & Company, Government Printers, 1932），塞耶《香港的誕生、少年和成年（1841—1862）》（Sayer, G. R., Hong Kong 1841-1862, Birth, Adolescence and Coming of Ag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0）、《謹言慎行年代的香港（1862—1919）》（Hong Kong 1862-1919: the Years of Discre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5），奈傑爾．卡梅倫《香港：人工養殖的珍珠》（Cameron, Nigel, Hong Kong: the cultured pearl,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安德葛《香港史》（Endacott, G. B., A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1985），史維理《不平等條約，1898—1997：中國、英國和香港的新界》（Wesley-Smith, Peter, Unequal Treaty, 1898-1997, China, Great Britain and Hong Kong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韋爾許《香港史》（Frank Welsh, A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7）。這類香港史著作主要採用英文原始檔案，著重描述香港的英國殖民統治及其社會經濟發展，凸顯港英總督的主導角色與決策作用，篇章設計或劃分階段甚至以總督任期為依據，帶有相當濃厚的殖民主義色彩。
香港回歸後，英文世界有關香港史的新著明顯減少，影響較大的有：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所長、華裔史學家曾銳生的《現代香港史》（Tsang, Steve,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高馬可的《香港簡史》（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和《帝國夾縫中的香港：華人精英與英國殖民者》（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前會長夏思義的《被遺忘的六日戰爭：1899年新界鄉民與英軍之戰》（Patrick H.Hase, Six-day war of 1899: Hong Kong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比較而言，上述三類香港史著作的研究動機有別、視角不一、研究內容各有側重。從研究內容看，現有的各類論著以各個行業（如金融、房產、航運、影視等）、各個領域（如文學、藝術等）為研究對象的專題性著作較多，其次是通俗性的史話、某些重要事件的故事編纂作品和帶有普及性質的簡史讀本，通論（史）性的著作除了王賡武先生主編的《香港史新編》篇幅較長外，其他論著的篇幅都不長。從使用文獻材料看，內地學者多以使用中文材料見長，英國學者則以英文材料為主，本地學者兼具中、英文兩類材料。大體來說，香港史研究已具備相當的基礎，呈現一定的規模和多邊參與的國際化狀態。
從發展的眼光看，現有的各種論著不少為各種微觀事件案例的解讀，或為家族企業的故事編纂，相對宏觀的香港史敘事多為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幾大板塊的拼合，鮮見有學者對香港史試圖建築歷史理論架構，或對歷史的內在有機聯繫及其發展過程作出邏輯闡釋。在史論層面，香港歷史仍給人感覺尚缺乏一以貫之的基本綫索和與其城市地位相稱的理論解釋，這些尚有待人們去努力彌補和充實。歷史學者的任務不僅是描述歷史，而且要解釋歷史。歷史學的極致應該是微觀與宏觀的有機結合，香港史研究當也應如此。
從比較的視域看，現有的香港史研究還不像上海史研究那樣，已有張仲禮主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熊月之主編《上海通史》15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陳伯海主編《上海文化通史》上、下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上海通志編委會《上海通志》10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新修《上海通史》30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21年），這樣系列的大型著作；也不像澳門史研究那樣，有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6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澳門史新編》4冊（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年）、《澳門文化叢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2018年）、《澳門叢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至今）、《澳門藝術叢書》5冊（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年）等，這樣成規模的套書。究其原因，內地地方史研究通常有地方社會科學研究院全力支撐，澳門地方史研究則頗得澳門基金會大力贊助，因得各方面人士（包括內地學者）參與其中，因此上海史研究、澳門史研究都得到了相當可觀的發展。香港史研究迄今既缺乏相應的專門研究機構，又沒有較大力度的專項資金予以資助，其研究帶有很强的自发性，自然有一定局限，香港史研究在題材發掘、史事展現、理論解釋諸方面確還存在相當的空間可以拓展，希望編修《香港志》的工作能為香港史研究的發展帶來新的契機。

四、編撰《香港歷史與社會》的動機與本書特點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自1995年以來與香港樹仁大學合作開設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生班，採取每年由北大教師到香港樹仁大學授課，學生畢業論文來北大答辯這樣的方式教學，經過逐步摸索，我們依據“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原則，就地取材，鼓勵學生畢業論文選題以香港史為對象，這樣便於學生搜集材料，研究他們相對熟悉的題材，將學生的畢業論文選題逐漸集中到“香港歷史與社會”這個主題上來。經過三十年的積累，累計有36位同學以此為選題完成畢業論文。如此，無形之中這個研究生班就成為類似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所舉辦的共同研究班——“香港史共同研究班”。2023年9月，我們動議將這些論文編輯成書，作為北大與香港樹仁大學合作辦學的總結性成果。為此，我們發出徵文通知，請同學們將自己的論文按照出版的體例要求作出修訂。在各位指導老師的幫助下，有23位同學修訂了自己的論文並應徵入選，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部《香港歷史與社會》，即是經過師生密切合作、傾力打造，最後集成的一部專著。用“三十年磨一劍”來形容這部專著，並非誇飾之詞。
《香港歷史與社會》全書分五篇：殖民統治篇主要探討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警察（1841—1884年）、香港早期華人社會的治安管治、“楊慕琦計劃”的出籠與流產、香港節的設立與終結（1969—1973年）、港英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及其慈善機構，這些問題實際上都屬於香港社會治理問題，反映了英殖民統治下的社會政治面貌。對外關係篇前三章《1928年日本聯合艦隊訪港之行》、《抗戰中的香港國際交通綫（1931—1941年）》、《淪陷時期香港報業之“附敵”問題及其戰後處理》均與日本有關，顯示二戰以前香港與日本關係的特殊重要性；《“兩航”滯港資產的爭奪之戰（1949—1954年）》則與國共關係、中美關係有關；《香港處理越南難民問題之潮起潮落（1975—2000年）》涉及這一時期中國香港地區、中國內地、越南的三角關係，香港作為自由港，四通八達，對外關係十分複雜，本篇真實反映了香港對外多邊關係的複雜情形，顯示了香港在國際關係中的要衝地位。醫療衛生篇的三章《近代香港殖民醫學體制下中醫的地位變化》、《香港的傳染病及其控制措施（1945—1964年）》、《公共衛生危機：2003年香港暴發沙士疫情及其應對》，評述了香港醫療事業及其衛生防疫。香港重視醫療健康與公共衛生，在傳染病防治方面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值得總結和借鑒。衛生防疫是當今人們最為關切、也是學術前沿的問題，本篇切合了這一要求。商會學會篇的四章《香港中華總商會與中國新時期的現代化事業（1978—2000年）》、《香港上海總會的“家國情懷”》、《香港工程師學會的歷史發展與貢獻》、《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的成立與發展（1970—2000年代）》分別評介了這些民間行會的歷史及其作用。香港民間組織甚多，表現活躍，與內地關係非常緊密，本篇可略見一斑。經濟運作篇的五章《香港遠東交易所之歷史見證》、《香港房地產業之歷史演變（1945—1997年）》、《香港大埔工業邨建設（1978—1998年）》、《香港棉紡織業及成衣業的發展與轉型》、《九廣鐵路（英段）修築、運營對香港民眾生活的影響（1910—1941年）》、《嘉道理家族在滬港的活動》觸及到香港金融、房地產、工業製造業、棉紡織業、交通和猶太資本，表現了香港經濟的多元狀態和豐富內容，顯現了香港經濟發展的複雜面貌。
綜覽這部專著，具有三個明顯的特點：一是研究題材，聚焦“香港歷史與社會”這一主題，所有各章都圍繞此主題展開。上冊偏重於香港歷史與社會治理，內容涉及香港殖民統治時期的歷史、香港抗戰史與對外交涉史、香港的醫療與衛生防治；下冊側重於香港行業與經濟發展，包括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上海總會、工程師學會、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四大商會、學會史，香港遠東交易所、香港房地產、棉紡織業、大埔工業區、九廣鐵路（英段）、嘉道理家族，這些問題專門而富有新意，在已有的香港史研究成果中鮮見涉及或論述較為有限，在通論（史）性的香港史著述中更是忽略，有力地拓展了香港史的題材範圍。
二是採用材料，大力發掘和運用有關香港史的未刊檔案、中英文報紙和地方誌文獻，這些材料多具有原始文獻的性質，可信度較大。由於香港經歷了英國長達150多年的殖民統治，研究香港史的特殊之處，即是英文材料所佔比重較大，原始檔案中的英文手稿不少，使用起來有相當的英文難度要求。本書的可貴之處，在於發掘了較多的英文材料，使用了香港政府檔案館（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英國殖民地部（Great Britain, Colonial Office files）等處收藏的大量英文檔案和各類機構的中文檔案，大大拓展了香港史的材料來源。
三是作者隊伍，北大—香港樹仁大學合作辦班招收的研究生，多為成人在職攻讀（非應屆畢業生），他（她）們有著長期的工作經驗，因此各章作者多為相關職業人士。如果瀏覽一遍本書書後的作者簡介，就不難發現本書的作者來源甚廣，其中不乏資深的專業人士或閱歷豐富的企業家，如擔任過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的陸宏廣，在香港證券界工作長達50餘年的資深從業者陳洪齡，在香港政府社會福利署長期任職的陳尹珩，在香港政府長期從事志願人員防疫工作訓練的陳文毅，終身奮戰在香港棉紡織業企業的黃志超，在香港新聞界活躍一時的已故著名報人鄭明仁，在內地長期投資創業的企業家陳志文，作為香港會計師工會資深會計師的莫永佳，在香港涉外、海關部門長期工作的蘇載玓、林潔、江海傑，在香港學校長期擔任教職的王寶明、陳嘉明、嚴智德，在香港房地產業長期工作的李健強，現任香港商业心理学会主席王忠明等，他們的寫作方式與專業學者所寫的香港史不同之處是“我手寫我史”，將其平生的職業工作經驗和親身經歷，傾注到論文寫作中去。這部《香港歷史與社會》具有較強的實踐性和“自傳性”特點，是歷史與人生的極好結合，大大增添了香港史的“經驗成分”。
香港是一座擁有巨大能量的國際都市，香港史也是一座蘊藏豐富資源的學術寶庫。我們深知，編撰《香港歷史與社會》這樣一部學術著作殊非易事，為達到相關要求，我們的確做了相當的努力，但限於條件和水平，疏漏在所難免，我們期待學界同仁的批評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