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濂

言有盡而意無窮：唐詩與傳奇／江濤

那時的詩人，無論見面、離別，宴會、遊邊、隱居，都要寫詩。

新體式與新制度
開元年間的一天，下著小雪，詩人王昌齡、高適和王之渙一起到一個叫旗亭的地方喝酒。此時酒樓上正有十幾位伶人表演，三人一邊擁著火爐欣賞，一邊祕密約定：「我們都以詩齊名，一直難分高下，今天正好可以悄悄觀看眾人表演，如果誰的詩被唱到最多，則為優勝。」
不一會兒，有歌伎唱道：「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王昌齡便在牆上畫道：「一絕句。」很快，又有歌伎唱道：「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高適也在牆上畫道：「一絕句。」下面的歌伎接著唱道：「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扉共裴回。」
當王昌齡在牆上畫到「二絕句」時，一旁的王之渙坐不住了，他指著其中最漂亮的一位歌伎說：「前面幾位庸脂俗粉，所唱不過下里巴人曲子，如果她演唱的還不是我的詩，我就拜你們為師。」果然，接下來的歌伎所唱「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正是王之渙的名作，眾人於是笑作一團。
這是一則記錄在中唐文人薛用弱傳奇小說集《集異記》中的逸事。或許再沒有比這樣的情景，更能說明唐詩的興盛還有傳奇的特點了。有唐一代，詩歌、傳奇，並稱奇作，達至後人難以企及的高度。
「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長期以來，唐詩已成為人們審美想像的某種標竿。詩歌為何以唐為盛，或者說，最好的詩歌為何會出現在盛唐？除了詩學內部的因素，葛曉音將其總結為：「盛唐之所以令詩歌恰逢其時，是因為這是一個情感超過思理的時代。盛唐詩人對於詩歌雖有自覺的追求，卻沒有系統理論的約束；對於時代雖有認真的思考，卻沒有深刻的理性思辨。熱情、爽朗、樂觀、天真、富有幻想和進取精神—盛唐詩人所有的這些性格，乃是屬於純詩的品質，因而最高的詩必然出現在盛唐。」
即便如此，唐詩並非一出世便不同凡響，為開元、天寶年間詩壇的繁榮，它足足準備了百年之久。這一被稱為初唐的時期，雖然也有「四傑」、陳子昂這樣少數的革新者，但它仍屬於宮體詩的時代。
南北朝時期，詩歌代表的美學成就已成為一個新的社會精英階層的標誌，北朝以扣留出使的南朝詩人表達這種文化上的欽慕，當時的大詩人庾信、王褒、徐陵都是例子。這種軍事上的強勢、美學上的弱勢，一直延續到唐太宗以後的皇帝。作為宮廷娛樂活動的重要內容，宮體詩的興盛不難理解，用學者吳光興的話說，初唐前三十年詩人的典型特徵是，「腦袋都被徐陵摸過」。
然而，一個世紀的時間並未浪費，正是宮體詩為後來被稱為「唐詩門戶」的律詩這樣一種新體式的最終確立，奠定了基礎。律詩體式的確立，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唐詩興盛最為核心的內因。吳光興說：「站在文學史的本位看，因為唐人發明了律詩的體制，唐代雖然滅亡一千多年了，人們寫古詩還是要用這套東西。」
當然，這一體制的建構更為漫長，從建安時期寫詩注重對句，到南朝齊武帝永明年間發明「四聲」，到後來的調平仄、三部式結構，一直到八世紀初，律詩才由唐中宗時期的宮廷詩人沈佺期、宋之問確立。美國著名漢學家宇文所安在他的著作中，敏銳地發現了這種律詩寫作的三部式結構—頭兩句介紹事件、中間寫對句、結尾表達旨意，與宮體詩寫作的內在聯繫：「在宮體詩中，對偶句是詩體的興趣中心。『對屬能』是迅速作詩的首要必備條件，一旦掌握了這一技巧，朝臣們就能很快寫出中間部分，把精力用來寫出精巧的結尾。」
這種富有規則感的寫作模式，聽起來似乎是對想像力的侮辱。其實不然，正因為有了法度，詩歌寫作變成可以快速習得的技能，隨著寫作群體的擴大，才能超拔者自然不再受到法度的限制。
事實上，唐人正是這樣學習寫詩的。在《舊唐書》中記載了一次有趣的家宴，宴會上，大家玩起了用四聲詠物品的遊戲，結果不等大家發言，四歲的楊綰便指著鐵燈樹說「燈盞柄曲」，一時震動。
儘管如此，在初唐這樣一個門閥制度尚存的時代，詩歌依然帶有濃厚的貴族文學的特點。如何讓它與更廣泛的人群發生關係，便需要新制度的支持。這便是隋代創立、至唐已發生變化的科舉制度。
唐高宗永隆元年（六八○），詩歌寫作被引入了進士考試。在當時，做官最主要的途徑依然是世襲，科舉制度不過是面向寒門和大家族的遠支開放了一條上升通道。據陸威儀在《哈佛中國史（三）世界性的帝國：唐朝》唐代卷的統計，整個唐代，只有十％的官員通過科舉選拔而出。儘管如此，張說、張九齡這兩位玄宗朝的宰相，盛唐詩壇最主要的扶持者，正是科考出來的寒門子弟。
與之後科舉制度不同，唐代科考有所謂「溫卷」的傳統。宋人趙彥衛在《雲麓漫鈔》中的一條紀錄，「唐世舉人，先借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逾數日又投，謂之『溫卷』」，被普遍認為與唐代詩歌和傳奇的興盛密不可分。汪辟疆在《唐人小說》的序言中便據此議論：「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蓋此等文備眾體，可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為贄。」儘管後來學者已論證趙彥衛的記載並不準確，但無可置疑的一點是，唐傳奇的傑作多出自進士之手。
對舊詩歌秩序最後的致命打擊，來自玄宗在七二二年發布的詔令。這條詔令禁止諸王招攬大量賓客，如宇文所安所說，這無疑結束了宮體詩的一個重要支持根源，也關閉了在京城獲得詩歌聲譽的舊途徑。
在新的體式與制度之外，不應忽略宮體詩反對者的貢獻。陳子昂的批判是當時詩壇的一股清流，所謂「彩麗競繁，興寄都絕」，就是說那些採用新體寫作的宮體詩，雖然文辭華麗，但並沒有什麼個人的主意。綺麗的句子，風格化的寄託，加在一起，就是浮現在地平線上的盛唐詩歌。
作為生活方式的文學
在唐人眼裡，並沒有所謂盛唐詩歌的概念。就事實而言，即使是唐代的頭號詩人杜甫，最重要的詩學成就也是在安史之亂以後的中唐取得的，中晚唐的詩歌，更是此起彼伏，高潮迭起，似乎很難以開元、天寶年間的詩歌寫作，來囊括唐詩的全部成就。確切地說，對盛唐詩歌的推崇，宋人嚴羽的《滄浪詩話》厥功至偉，後來更逐漸被建構為一種詩學常識。
但不管怎樣，盛唐是一個大詩人輩出的時代，作為一種只能被追慕的想像力與美學標準，經過嚴羽下面這段論述而深入人心：「盛唐詩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這種唯在興趣的寫作，如果換一個說法，那就是在盛唐時代，詩歌完全就是一種生活方式的呈現。假如你是一個盛唐的讀書人，不會寫詩那是難以想像的。
對那些聚集在長安或者往返於長安與各地之間的詩人來說，詩歌就是一種必要的社交手段。那時的詩人，無論見面、離別、宴會，都要寫詩。據載，那個以寫作七律〈黃鶴樓〉著名的狂放詩人崔顥，有次拜見開元時代的文壇名士李邕，獻給他一首以女子為主人公的詩。結果李邕十分厭惡，不但拒絕接見他，還對身邊的人說：「小兒無禮。」
科舉、入幕、從軍、隱居，唐代文人的生活選擇豐富多采。由此帶來的分別場合，產生了大量著名的餞別行旅詩。早在初唐，王勃便以詩句「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寫下了那個時代的昂揚。
盛唐時期的詩人亦各有名篇。長安大詩人王維寫下的「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入樂之後更成為當時的流行曲目，一直到宋代還為人仿作。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則將汪倫的名字永遠留在了詩歌史上。
出遊同樣少不了詩歌。天寶十一載（七五二），岑參、高適、杜甫、儲光羲、薛據等人一起在長安遊歷，登上慈恩寺塔（大雁塔），興盡之餘，五人都寫有紀遊之作。在這幾首難得的同題詩創作中，宇文所安發現了盛唐時期兩代人在風格上的差異：「長輩詩人儲光羲和高適的詩較為正規和較講裝飾，杜甫和岑參的天寶風格較有氣勢和較富想像力。」
盛唐詩歌中，後來被引為大宗的邊塞詩，與詩人們遊邊從軍的選擇密切相關。比起後來的王朝，唐代一直是開疆拓土的擴張性國家，這也為詩人提供了棄筆從戎的機會。在吳光興看來，某種程度上，「遊邊也是為了取功名，由於邊關將領有舉薦的權力，可以陞遷更快」。
邊塞詩是一個古老的題材，從王翰的〈涼州詞〉、高適的〈燕歌行〉到李白的〈戰城南〉，包括王昌齡也寫下了大量邊塞詩，其中就有那首被稱為「唐代七絕壓卷之作」的〈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但邊塞詩的集大成者，無疑屬岑參。
岑參能寫好邊塞詩並不奇怪，自天寶八載（七四九）出任大將高仙芝的幕僚後，岑參跟隨他抵達在中亞庫車的駐地安西。戰爭慘敗後，他又在名將封常清幕府擔任判官，在中亞的北庭和輪臺待了幾年。用現代學者鄭振鐸的話說：「唐詩人詠邊塞詩頗多，類皆捕風捉影。他卻句句從體驗中來，從閱歷裡出。」
岑參的詩歌，不但寫到西域邊塞的寒冷，「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同樣寫到極具異國特色的火山：「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雲厚。火雲滿山凝未開，飛鳥千里不敢來。」
隱居之風，在盛唐也非常流行。這與君主為了粉飾太平，熱衷徵召山野的隱逸高士密不可分。唐代士人仕宦失意，多隱居終南山，因為這裡臨近長安，易於流播聲名，以便為朝廷徵召。當時的著名道士司馬承禎便帶著不屑說，終南山是「仕宦之捷徑」。當然，對於更多士人來說，半官半隱的生活無疑最為理想。唐代官員，待遇優厚，十日一休沐，讓他們有條件購買別業，享受田園山林之趣。這也促進了盛唐詩歌中另一大宗山水田園詩的興盛。
據研究者葛曉音的考證，王維大約在開元十八年（七三○）隱居於淇上，後來又在終南山輞川邊得到宋之問當年的別業，過著流連山水、半官半隱的生活。其間，王維寫作了大量山水田園風格的詩歌，其中諸如「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等簡淡自然而又意蘊深遠的描寫，在當時人看來代表了詩歌的最高成就。
換句話說，在開元、天寶年間，王維才是當世頭號大詩人。對於這種代表盛唐感受的詩美，吳光興分析道：「山水，只是他的面具。雖然不是每句寫景，但最用心的地方要有一段景象，寫景象，但裡面有個主意，有詩人的審美感受。為什麼唐詩高不可及，就在這裡。」
儘管作為長安詩人的代表，王維為當世推崇，但李白很快從蜀地把誇張的想像力帶到了長安。「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此前，有誰像李白那樣以狂放不羈的想像力寫作？長安的許多讀者和年輕詩人為之著迷。與此同時，在同樣狂放不羈的賀知章的舉薦和「小迷弟」杜甫的描述中，李白傲然於世的詩人形象得到了空前塑造，所謂「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不過，李白在去世後的幾十年裡顯得聲名沉默，直到中唐另外一位大詩人韓愈，將他與杜甫一起奉為盛唐最偉大的典範詩人。
站在韓愈另一面的大詩人白居易、元稹，顯然對杜甫更為推重。在寫給杜甫的墓誌銘中，元稹將杜甫視為一切詩歌體式的集大成者：「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總萃焉。」兼擅各體之外，杜甫在安史之亂後寫了以「三吏三別」為代表的「即事名篇」的新樂府詩，使他的成就溢出盛唐詩歌的範圍，隱隱開啟一個新時代的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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