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字詞趣談 -FindBook 找書網

圖書名稱：中日字詞趣談

「駅」是中文？
「呎」是日文？
「床屋」不賣床？
「手紙」非廁紙？
日本使用漢字久矣，從漢字運用的角度來說，中日各有不同甚至相互借鏡，可資研究的範圍甚為寬廣，值得探討的課題也極多。這本小書，僅就中日一些慣常習見的字詞為例，談談彼此運用上的異同，以引起讀者的注意和興趣。

作者簡介：

陳志誠，早年畢業於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並獲教育文憑。其後獲日本政府國費研究生獎學金，負笈東瀛，先後畢業於大阪外國語大學日語別科及國立京都大學研究院。返港後，其先任教於聖保羅男女中學，隨後曾任香港理工學院語文學系首席講師、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副主任、語文學部主任、新亞研究所所長、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教授等職。除教學外，著述以有關語言、文學、教育及文化等方面為主，曾參與創立香港語言學會、香港日本語教育研究會、並曾任日本文化協會理事會理事及副主席。2005 年獲日本政府頒授日皇「旭日中綬」文化勳章。

作者序

序漢字東傳及其對中日詞語發展的影響
中日兩國的語言，系統不同，結構有異，但同樣採用漢字來書寫。中國固然是漢字發明和創製的母國，但日本也長久在使用着。究竟漢字是甚麼時候東傳至日本的呢？實在很難斷定。從歷史的記載來說，開展中日關係的人物應該是秦始皇時的徐福，可是，徐福是真的到了日本嗎？也實在不好說。關於徐福其人其事，最早出現在《史記》之中。《史記》提到徐福的地方，有〈秦始皇本紀〉和〈淮南衡山列傳〉；此外，〈封禪書〉亦有相關的記事，但沒有提及徐福之名。另外，這些記事之中，都沒有確切地說明，徐福所到之地就是日本。要是徐福果真到了日本的話，那麼，漢字早在秦初便已登陸日本了。
不過，即使徐福沒有真正到達日本，但秦漢之際，仍有不少中國移民從中國大陸移居日本。他們當中有經朝鮮半島，也有直接前往日本的。隨着他們的移居，漢字在公元前二百年左右已登陸日本，應該是很有可能的事，只是當時應用的範圍並不太普及而已。
直到八世紀初，日本才出現正式使用漢字記述自己歷史的書籍，第一本是公元712 年寫成的《古事記》，第二本是公元720 年寫成的《日本書紀》。這時的日本，仍然是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不過，既然整本書籍可以用漢字書寫來記述，可反映當時日本人對漢字的運用已相當成熟，漢字在日本也漸漸得到普及。
根據《日本書紀》的記載，應神天皇（OOJIN TENNOO，公元270-310 年）年間，朝鮮半島的百濟王曾派遣名叫阿直岐（ACHIKI）的人到日本，史書說他「能談經典」，應神天皇的太子菟道稚郎子（UJINO WAKIIRATSUKO）曾拜他為師。其後，阿直岐推薦學問比自己更高的王仁（WANI）到日本，菟道稚郎子又以他為師，「學習諸經籍、莫不通達」。至於比《日本書紀》還早八年完成的《古事記》，描述得更為具體，說王仁上貢《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共十一卷。假使這段記載是確切的話，那麼，漢字最晚在公元三、四世紀之時便已東傳至日本。
以上所說的，都是書面的紀錄或傳說。一個更具體的證據是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 年，日本天明四年）在九州福岡縣志賀島出土的「金印」，上面寫着「漢委（倭）奴國王」的字樣。根據專家學者的考證，那就是《後漢書．倭傳》所記「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王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緩」中的「印緩」。漢光武中元二年是公元57 年。換言之，於公元初便有漢字傳至日本，而且還有實物為證。由於日本並沒有本身的文字，估計當時中日兩國甚至日本本地的文書往來都使用漢字。不過，也許在日本草擬這些文書的，總有些是從中國而來的「渡來人」、「歸化人」。
根據《古事記》和《日本書紀》所載，漢字在日本的使用，雖然可以遠溯至公元三、四世紀之間，但應該到了五世紀之後，才漸次廣泛起來。除了聖德太子（SHOTOKU TAISHI）制定的冠位十二階、憲法十七條之外，那時也有多次派遣官員、學者、僧人作為遣隋使、遣唐使來中國。他們在大量吸收中國文化的同時，自然也令漢字的使用得到進一步的普及。到《古事記》、《日本書紀》寫成之時，漢字已經成為他們吸收知識的重要媒介。
由於中日兩種語言無論在語言系統、語言結構都並不相同，日本人對漢字的使用，自然也跟我們不一樣。總括來說，日本人利用漢字的主要方法，大致有下列幾個方面：
1、利用漢字的形、音、義三方面，換言之，就是漢字的直接沿用。特別是一些不屬於日本本身固有的事物，或是在日語中難以理解的，就只好形、音、義直接沿用了。例如「仁」、「義」、「道德」、「龍」、「國家」之類，日語便依照漢語近似的發音讀成JIN、GI、DOOTOKU、RYUU、KOKKA 等就是。
2、利用漢字的形和義，不用其音，以表現日本的固有詞彙。例如「草原」（KUSAHARA）、「海苔」（NORI）、「山川」（YAMAKAWA）、「高枕」（TAKAMAKURA，安睡、高枕無憂）等就是。另外，一些並非漢語用語的日語漢字詞彙像「若草」（WAKAKUSA，嫩草）、「年寄」（TOSHIYORI，老人）、「刺身」（SASHIMI，魚生）、「枝豆」（EDAMAME，毛豆）等也屬於此類。
3、利用漢字的形和音，不用其義。換言之，即用漢字作為表音之用，單從字面看，是無法得知其意義的，必須對日語有所認識，才會了解它要表達的意思。例如「也末」（YAMA）是「山」的意思，跟「也」和「末」字義無關。「都斯馬」（TSUSHIMA）是「對馬島」，跟「都」和「斯馬」都無關。「彌己等」（MIKOTO）是對古代神或貴族的敬稱，大多加在姓名之後，亦與這三個字的意義無關。「目出度」（MEDETAI）是可喜的意思，也無關乎這三個字的意義。用作表音的漢字，稱為「真假名」（一般的漢字，稱為「真名」），也稱「萬葉假名」（《萬葉集》是日本現存最早的和歌集，其中不少和歌都會利用漢字作為表音的符號，因此有這個叫法）。其後，再由萬葉假名發展出日語特有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來。
4、利用漢字的形和音不用其義的「萬葉假名」，約在奈良時代（公元710-793 年）較為普遍使用。但這種將漢字作為表音用的方法，到底有其缺點：第一是漢字同音字多，如果漫無標準的隨便採用，就會造成混亂；其次是漢字屬於表義文字，表義性比較強，若捨其義而取其音，用起來也不方便，因為讀文章的人不易判斷哪些漢字當作「真名」，要了解其意義；哪些當作「真假名」，只取其音。因此，後來只好將作真假名用的漢字寫細些，以示區別。然而，這做法仍未解決其基本上的問題，於是「萬葉假名」不得不再作改變，由省略、歸納、改進而成為「平假名」和「片假名」。平假名相傳是由日本曾留學於唐的著名學問僧弘法大師空海（KUUKAI，公元774-835 年）創製的，由漢字的草體演變而成。片假名則相傳是由曾留唐很久的留學生吉備真備（KIBINOMAKIBI，公元695-775 年）所創，採用漢字的正楷偏旁或其中一部分製成的。兩者在現代日語中各司其職，已成日本語的字母，但追源溯始，也可說是利用漢字演化或簡縮而成的。
5、利用漢字來創造日式漢字詞彙，即雖然是用漢字來書寫，但屬於日語的詞語，和漢語無關。例如「立派」（RIPPA，華麗）、「割合」（WARIAI，比例）、「株式」（KABUSHIKI，股票）、「波止場」（HATOBA，碼頭）之類就是。
6、利用漢字的造字原理，創製出日本本身特有的漢字，稱為「國字」（KOKUJI）。由於不是漢語的用字，我們看來，會覺得字形比較古怪而陌生。像「躾」（SHITSUKE，教養）、「俥」（KURUMA，人力車）、「榊」（SAKAKI，常綠樹）、「畑、畠」（HATAKE，乾田、旱地）、「峠」（TOOGE，山嶺）、「込」（KOMU，進入）、「凧」（TAKO，風箏）等就是。
7、為了應用上的方便，日本也跟我們一樣，創製了一些日式簡化字，像国（國）、伝（傳）、円（圓）、広（廣）、囲（圍）、仏（佛）、仮（假）、価（價）、払（拂）、売（賣）、駅（驛）、浜（濱）、竜（龍）、弁（辨、辯）、台（臺）、声（聲）、乱（亂）、辞（辭）等都是。其中有些跟我國簡化字相同，彼此有相通之處。
漢字東傳以後，無論把它作「真名」用也好，利用它發展出日本本身的「假名」也好，對於日本文化、文明的發展都帶來了巨大無比的影響，漢字直至今天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那麼，作為漢字文化圈的母國，中國是否沒有受益呢？不是的，日語對現代漢語發展的影響非常大。尤其是詞語方面，要是沒有借用日本近現代的詞語或外來譯詞，漢語肯定不會呈現現在的面貌。
現代漢語非常流行而又習用的詞語，例如手續、場合、立場、取消、市場、廣告、見習、組合、民主、細胞、批判、抽象、具體、積極、消極、幹部、主觀、客觀、政黨、分配、肯定、否定等詞語固然借自日本，就是一些構詞法的詞尾如國際化及多元化的「化」；方程式、西洋式的「式」；關節炎、氣管炎的「炎」；生產力、表現力的「力」；可能性、原則性的「性」；科學的、公開的的「的」；教育界、出版界的「界」；性感、優越感的「感」；要點、出發點的「點」；人生觀、世界觀的「觀」；戰線、生命線的「線」；方法論、結論的「論」；效率、使用率的「率」；演繹法、辯證法的「法」；以至心理作用、同化作用的「作用」；人口問題、社會問題的「問題」；石器時代、鐵器時代的「時代」；封建社會、奴隸社會的「社會」；帝國主義、社會主義的「主義」；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的「階級」等組成的詞或詞組，都是從日語借來的，可見我們受益之大。（詳細的資料，可參閱王立達〈現代漢語中從日語借來的詞彙〉一文，原載於1958 年68 期《中國語文》，後收入《中日文化交流史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馮天瑜的《新語探源》，中華書局，2004；以及沈國威的《近代中日詞匯交流研究》，中華書局，2010。）
我國古代向日本輸出漢字，近現代則從日本輸入不少漢語詞語。一方面可以視為日本對我們所作的文化回饋，另一方面也可作為文化交流史上互惠互利發展的結果。
正如上文所說，中國是發明和創製漢字的母國，而日本則是使用漢字歷史最悠久的國家。從漢字運用的角度來說，兩者關係非常密切，彼此甚至可說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可資研究的範圍甚為寬廣，值得探討的課題也極多。這本小書，僅就中日一些慣常習見的字詞為例，談談彼此運用上的異同，以引起讀者的注意和興趣而已。清朝大學問家錢大昕曾著有《恆言錄》一書，對漢語中的成語和方言作出考證，追溯源流所自，將詞語分為十九類，詞條計共八百餘。其後繼之而有陳鱣的《恆言廣證》，對錢書又有所補充。兩書寫來嚴謹而又深具學術性，自非作者這本小書可比。唯一相同的，是同樣都跟恆常用語有關，顯見這方面的課題，仍有其值得一談的價值。
至於本書的內容，部分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曾刊於《東方日報》教育版的「字趣」專欄，那是應時任該版編輯的研究生柯萬成君之邀而寫的，亦有小部分曾於亞洲電視播出。現在都略加整理，裒輯成一集以付梓。而此書之能出版，多蒙舊同事劉衞林教授之薦介，中華書局副總編輯黎耀強先生的首肯，編輯部的悉心策劃與安排，將文章分成若干主題，加插附圖，為枯燥的文字增添趣味和姿采。劉教授學生陳璦平、林劍穎、鄺綺華等幾位同學替我將報章文稿輸入電腦，所有這些，都是我要衷心感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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