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歷史可以不一樣 程民生
新聞和歷史,完全是兩個極端。什麼是新聞?這話可以由我來問,卻不能由我來回答。因為我不是新聞界中人,相反可以說是舊聞界中人─向後看,研究古代歷史的。那麼以一個讀者的身分來理解,新聞─也就是報紙上刊登的文字─包括:最新發生的事件、讀者第一次知道的事情、讀者想知道的事情、想讓讀者知道的事情。這樣一來,新聞就可以和歷史聯繫起來了,也就和我聯繫起來了。
那一天,守國王總帶著《厚重河南》的負責人、編輯、記者等一大幫人,來河南大學,商談關於《大宋帝國,一路從南走》的策劃,說是要在《厚重河南》上每天一版、連續一個多月報導北宋滅亡、宋室南渡的過程。這讓我吃了一驚:沒想到報紙竟會如此關注歷史問題!沒想到報紙竟會如此強勢出擊、大張旗鼓地關注大宋南遷!
歷史學家是耐得住寂寞的人,耐不住也不行,所從事的就是寂寞的事業,只有極少數人知道。突然間,一段歷史要火了,就像好好地從礦井中走出,面對大眾的迎接一樣不知所措。靜下心來想,對史學來講,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啊。普及歷史知識,還有比發行量超過百萬的媒體更好的方式嗎?出於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我應邀擔任了學術顧問,以實際行動支持、參與這次前所未有的行動。
我不喜歡旅遊,也不喜歡湊熱鬧,主要是沒有那個時間。宋史研究主要是文獻研究,它的傳世文獻是宋以前所有文獻的兩倍,就怕你時間不夠看不完,不怕你沒東西看。所以,實地考察也不是必須的。但新聞就不同了,或者說要把歷史變成新聞,就必須和現實以及實地考察密切結合。這是《厚重河南》的一貫做法和特色,也是其生命力所在。學術顧問不只是參與前期策劃、提供資料線索等,還應跟隨記者考察採訪。於是,我也前所未有地抽出九天時間,陪同記者開始了歷史之旅。
宋朝的京師開封,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城市。所謂「汴京富麗天下無」,「除卻梁園總是村」。在千年之交時,美國《華盛頓郵報》組織了千年回顧文章,特別指出:「十二世紀初,張擇端的畫卷展示了中國的開封城,第一個千年初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之一。該畫卷展示了一片繁榮的商業景象,城中還有橋和小船。除了極少數的一些例外,這幅畫卷仍然可以用來描繪今天的一個市場景象。」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美國《紐約時報》破天荒地用中文通欄標題發表《從開封到紐約─輝煌如過眼雲煙》,指出一千年前世界的中心在開封,現在在紐約。一千年前的夜晚,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漆黑,只有中國的城市燈火輝煌、光明燦爛。一千年前,全世界只有中國開封是超過百萬人的超大城市。十一世紀,歐洲最大的城市英國的倫敦只有一萬五千人,法國的巴黎,義大利的威尼斯、佛羅倫斯等城市的規模都不過萬人。十四世紀的倫敦也只有四萬人,巴黎有六萬人。而十一世紀中國的開封有一百多萬人。一千年前歐洲很亂很窮很落後,美洲還是原始洪荒,非洲更原始。一千年前的中國開封就已經有施藥局、慈幼局、養濟院、漏澤園等福利設施,按西方學者的看法:這是城市高級現代化的特徵。宋代開封是當時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亞洲的中心。
歷史是前進的,不會停留在一個地方,正如「輝煌如過眼雲煙」,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一百六十八年後,由於統治集團的腐敗,開封被金兵摧毀,宋朝被金兵滅亡,皇室成員被擄往北方。好在天無絕人之路,還有個康王趙構因在河北執行原來的割地任務,漏網了。在地方官員的擁戴下,他在南京(就是現在的商丘)登基當了皇帝。但他本事不大,膽子更小,無力抵抗金兵,返回開封,沿著汴河倉皇南逃,最後逃到海邊,坐船下海。經過幾年流亡奔波,終於穩定了下來,定居在杭州。這就是南宋歷史的開端。
這個歷史事件非同尋常,劃時代的意義是:
一、從此,我國歷史的經濟、文化中心完成了南移;
二、從此,歷代都城不再是以黃河為中軸線西京與東京的擺動,而是以黃河與長江為兩端的北京與南京的變化;
三、從此,河南、開封再也不是歷史的中心舞臺,雖然位居中原,在以後的歷史中卻再也沒有地理位置的優勢,相反還逐漸被邊緣化了。
也就是說,大宋南遷是河南歷史的轉捩點。西元一一二七年的大旋渦、大遷移,既是歷史遺產,也是現代啟示錄。
汴河是北宋最繁忙的一條通道。亡國以後,由於失於修浚和黃河沖淤,漸漸地湮塞了。水沒了,道還在,由水路變成了陸路。我們走的就是這條路。令人驚奇的是,在商丘夏邑縣的會亭鄉段,可以明顯地看到路面高出農田一米多高,那就是原來的汴河河床。汴河作為一條人工運河,水源來自黃河,日積月累,黃河水所攜帶的泥土淤積在河道裡,形成了高底河現象,正好省得後來修路墊土了。前些年修路時,就出土了大量宋代遺物,以瓷器為多,不少村民和文物販子發了財,還出土了一個人高的大鐵錨呢!那都是當年沉船或從船上落下的文物。這條路,是多珍貴的古跡啊!應當成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兩宋之際,有三位英雄人物,對其墳墓的拜謁令人感慨。
在杭州西湖畔的岳飛廟,環境很好,塑像精緻,名氣很大,自然是著名景點,遊人如織,儘管其文物價值遠比不上湯陰岳廟。可以說,岳飛身後享盡了榮華富貴。
宗澤是岳飛的前輩和老領導,宋室南遷後任東京留守,堅持在開封抵抗。臨死前還在呼喚宋軍北上抗戰:渡河!渡河!渡河!岳飛護送其靈柩至鎮江,與夫人陳氏合葬於京峴山麓。可是,即使別人明確告訴我們宗澤墓在哪條路第幾根電線杆附近,我們往返三次,才發現一條被草木遮擋的小路通往那裡。墓是近年重修的,看得出很長時間沒有人來了。我感到悲傷:他是浙江義烏人,以其名氣、地位,若埋在家鄉不會被冷落;他是開封府長官,以其英烈、功勳,若埋在開封更不會被冷落─他是死得其所,葬不得其所啊!唯有墓前石牌坊的一副對聯,還有點意思:「大宋瀕危撐一柱,英雄垂死沿三呼。」
韓世忠是與岳飛並列的中興名將,在當時的地位和實力都超過岳飛,在民間也有很大名氣。宗澤墓幾經周折,總算是讓我們自己找到了,但在蘇州藏書鎮的韓世忠墓,外人是根本找不到的。路邊倒是有座「韓世忠墓園」,有幾間房和幾棵古樹,房間裡有壁畫,介紹韓世忠生平戰績,是其紀念館。墓地卻不在這裡,在靈岩山西南麓的公共墓區,是幾位當地的老太太─疑似專職導遊,用鐮刀披荊斬棘,才在荒草叢中開出條通往其墓的路徑。想當年,這裡是多麼雄偉啊,宋孝宗皇帝親書的「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雄偉輝煌,號稱「天下第一碑」。現如今,斷碑殘棄在荒草之中,冷冷地凝視著虛渺的天空。
這就是歷史啊!都說老百姓是桿秤,至少就歷史而言,這桿秤未必完全公平,有時情緒化。
還有一件感觸比較深的事情,是在舟山群島。當年宋高宗為躲避金兵的追捕,曾下海到此,先登上主島─舟山島,不放心,又乘船來到附近一浬遠的小島朱家尖。在這個鄉鎮建制的島上,我們採訪了幾位當地人,居然沒人知道曾有皇帝到過這裡!幾千年來,在以與皇帝沾邊為尊榮的社會中,捕風捉影乃至無中生有編造傳說的地方多了,這裡卻沒有一絲痕跡。莫非是不以此為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