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德蘭薩拉是許多流亡藏人的家。在我抵達德蘭薩拉的那天早上，我沿著狹窄滿佈轍跡的道路，信步走到了藏族兒童村。依偎在喜馬拉雅山?下的藏族兒童村，包含孤兒院與學校、難民孩童、老師們再加上照顧的人，所組成的一個約二千五百人的小天地；他們一面努力保存古老的固有文化，同時也力求跟上現代文明的?步。距離兒童村不遠就是第十四達賴喇嘛閣下的居所與寺院。在下週當中，從一九九七年的十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另五位科學家和我將與達賴喇嘛對談，討論我們共同有興趣的題目一一佛教哲學與近代物理。
在兒童村的一個露天亭子裡，雖然擋不住十月天的寒霧，一場古典的藏戲卻正在上演。穿著華麗的歌者與舞者的表演，看起來像是古老的神仙故事與古典亞洲戲劇的奇特組合，每當擊板敲響時，一定帶給群眾開懷的大笑。而正在表演進行當中，卻突然宣佈暫停，接著耳語在觀眾間傳遞著。更多的人從附近的建築物?跑出來，加入人群。這時看見達賴喇嘛正從長長的台階往下走，身邊只有幾位僧侶相當無助地試著為他遮住細雨。達賴喇嘛一面向四周的人群行禮，一面用雙手握住向他伸過來的手，臉上閃亮?舉世皆知的、具傳染性的笑容。下星期他將與我們討論量力物理與宇宙學，但今天早上他在這裡的兒童村，向在場的每一個人說出鼓勵與祝福的話。
過了五天，在我們與達賴喇嘛的會議結束之後，包括科學家、哲學家、僧侶與朋友，大家一起聚集在達賴喇嘛住所中的小寺廟陽臺上。天氣又是灰色而下著雨的。當我們正聊著時，天空忽然亮起來，一道完整而絢麗的彩虹弓起，在遠山與我們之間。
這兩件事一一藏戲與彩虹一一分別發生在我和同事，有幸與達賴喇嘛進行一系列有關新物理學與宇宙的精彩會談之前與之後。這本書是這些會談的記錄。
二十世紀的新物理學與宇宙學對我們的宇宙之瞭解，幾乎挑戰承襲自十九世紀的每一項科學概念。那些觀點是由科學界的巨人，諸如伽利略與牛頓、哥白尼與刻卜勒、法拉第與馬克士威所建立起來的。他們的探究方法和對宇宙之瞭解，與中古時期及古代的自然哲學家們大相逕庭。新科學是依據實驗、系?化的觀察與新奇的理論模型所預測得來的。這種形式的科學，由其預測之能力以及技術上的應用兩方面來衡量，可說成就非凡。牛頓的動力學理論，適用在天體的複雜現象上，以及解釋行星與恆星的運動，這相同的定律可用來處理地球上的運動問題，是古時的希臘哲學家們認為不可能的事。光學也被納入新科學中的電磁學，提供了一個深奧的電力與磁力的場論觀點，類此，甚至重力也以重力場的觀點來處理。物理學的成功可由十九世紀末年凱爾文爵士(Lord Kelvin)等人的言論想見一斑，他們宣稱己對整個宇宙了解得一清二楚了，剩下的只是些無趣的細節而已。然而，他具有足夠的才智，看出地平線上有兩片烏雲並不符合他樂觀的論調：邁克爾遜．莫雷(Michelson-Morley)尋找以太(ether)的實驗失敗，以及預測物質在高?時的輻射光譜理論失敗。第一片烏雲引出了相對論，第二片則引出了量子力學。凱爾文爵士是有先見之明的，雖然他或許也是傲慢的。
在古典物理學與宇宙學建立時期的三個世紀當中，物理理論的機械與唯物特性主宰了西方的思想，影響所及甚至超出這些領域之外。逐漸地，哲學也透過像笛卡兒、康德、洛克等思想家受到科學強力的衝擊。生命科學嚮往同等程度的準確性，因而也找出與物理學類似的發展路線。遺傳學、進化與細胞生物學取代了歷史與整體生物學(whole organism biology)。而心智，傳?上被認為是精神的表現，漸漸地也變成物質世界的一部分了。到了二十世紀初期，十七世紀的物理學已經成功地征服了相近的科學，並且準備向心智的領域進軍。一個單一的機械論範例以及與它相關的唯物形上學，統馭了西方的思想。
隨著二十世紀的到來，量子力學與相對論的理論對我們的宇宙概念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質疑。目前我們仍在奮力地試圖瞭解它們的整個意涵。它們挑戰我們承襲前數世紀的關於物質與宇宙的簡單機械化說法，而代之以揚棄此類圖畫的新觀念。此外，量子論與相對論均賦予觀察者新的突顯地位。此類發展的重要性實難以限量。二十世紀在物理學與宇宙學方面的新發現，可說分門別類數量龐大，改變了我們對於時空、物質的究竟性質，以及宇宙演化的看法。它們也開始對哲學性的討論產生重大影響。
當西方仍在整理新物理學的哲學意義之際，還有更好的題目可與佛教界的領袖討論嗎？做為藏胞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在錯綜複雜的西藏佛教哲學、認識論與形而上學等方面，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我們都急於向他介紹由新物理學所鼓動的概念革命，並與他一起分析其哲學意涵。雖然佛學對於現代科學的特定理論缺少經驗，但卻長久以來致力於物質的基本性質與心性方面的探討；深入地思考經驗、推論、因果以及概念與理論在我們思想中的適當角色等問題。甚至宇宙的漫長歷史也是佛學深思的課題，他們所獲致的不尋常見解，與當今宇宙學學者所提出者並無太大的不同。
在這些對談當中，能與亞洲最深刻的哲學思想家之一，共同學習新物理學與宇宙學，對讀者而言是個難能可貴的機會。我們很快發現，達賴喇嘛雖然沒有正式學過物理，卻是一位極為出色的學生，他時常預料到我們接下去要說什麼，並提出切中要點的問題。每天早上，在達賴喇嘛不斷地追根究底之下，由三位物理學家與兩位天文物理學家當中的一位，向他講述科學在量子力學、相對論與近代宇宙學等方面的發現。而每天下午，我們的談話屬於較自由的性質，從有關上午的討論題目所凸顯的哲學意涵方面取材。在這些交流當中，哈佛大學的哲學家兼史學家杜維明的貢獻功不可沒，由於他對於東、西方哲學雙方面的瞭解，提供給大家廣闊而發人深省的見解。
在五天的聚會當中，由於大家都試圖對新物理學與宇宙學似是而非的特性獲得更充分的瞭解，對談時常變得很熱烈。達賴喇嘛是我們所有談話的百分百參與者。真的，等到我們的聚會結束時，奧國的物理學家安東．柴林傑竟然將達賴喇嘛當成一位真正的科學夥伴，邀請他去他的茵斯布魯克的實驗室。於是在一九九八年的六月間，安東與我有幸分享達賴喇嘛在茵斯布魯克三日的訪問。安東帶他參觀真正的實驗一一安東有關量子論的驚人結論的實證，我們也曾繼續探究關於量子力學基礎的談話。不過，在茵斯布魯克的談話只好等另一本書才能?出。
達賴喇嘛不僅是西藏流亡政府的領袖，同時也是西藏佛教的領袖。有人可能不無道理地問：科學家與宗教領袖對談有任何可靠的理智性基礎嗎？畢竟宗教的特性在於對特定教義的信仰，而科學是嚐試以審慎的觀察、實驗與推理來發現自然的法則。然而，在達賴喇嘛對我們的開場談話中，讓我們明白，原來仔細的探究與有根據的認定，也是在佛教哲學核心的重大承諾。
達賴喇嘛：一般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基本的態度是，在開始時你必須保持懷疑。甚至佛陀自己也說過要持懷疑的態度。這種懷疑的態度自動會引發問題。問題帶來較清楚的答案或探究。因此，大乘佛教徒的想法更依重於探究，而非信仰。我覺得，這種態度在與科學家的溝通上非常非常有幫助。
在佛教的道德論述當中，時常談到使我們的心處於負面狀態的謬見。謬見有兩種：一種是誇大真正存在的東西，將原本不存在的某種狀態之性質加諸其上。另一種謬見是否定真正存在的東西。因此絕對論與虛無論都被視為錯誤之見地。既使在佛教的道德論述中也非常強調對實相的正確了解。因此，科學的發現對佛教徒的思想是很有幫助的。
我從過去的經驗中發覺，有些佛教的觀點可以提供科學家新的看法。也有一些科學家有興趣或熱誠想要知道佛學對於他們的特定領域做何解釋。因此，我覺得自己與科學家們的對談是很有效用與意義的。科學做為一門學問，佛學做為一個思想系?，即然雙方都是以開放與最初的質疑為基本承諾，所以很重要的一點是，所有的與會者必須先有一個共識，那就是，我們的討論必須是完全開放的、沒有任何預設規則的自由交流。
有達賴喇嘛這番話做為指導，我們可以很起勁地開始對談了。沒有話題是不可以談的。雙方都可以提出困難的問題。不論西方科學與佛教哲學之間有多大的差別，達賴喇嘛已一再說明他對於審慎的解析性推理，與經驗的決定性角色之承諾。我們全都為了同一目標一一追求真理。佛教將無明視為痛苦的根本原因，因為對世界或自己錯誤的看法，不可避免地將導致貪執與破壞性的情緒。真理因此對於佛教徒所追求的目標一一減少痛苦一一是極為重要的。科學也是為追求真理，不僅止於真理本身，同時也在於透過合乎道德的使用科學，可以減輕疾病與痛苦。我們希望藉由將西方科學最偉大的成就，與西藏最巧妙的思考與哲學的洞察力結合在一起，能夠投射一些光到近代物理至今尚未釐清的棘手問題上。我們並不期望最終的解答，而是找尋解決老問題的新方法。在我們開始討論不久之後，杜維明直接道出了在場各位人士的希望：
「許多近代西方科學的偉大成就，都因為物理學的新發展而變成非常有問題了。在現階段，新的知識必須來自於更廣泛的集體努力。這種集體努力，可能涉及來自不同學科與不因傳統的人，但是需要具有現代科學的精準。」
在達蘭薩拉的會議桌上，多種學科與傳統圍坐著，正如杜維明想像的一般。
來自茵斯布魯克大學的安東．柴林傑，在該校領導一組著名的實驗人員，專門研究量子力學的基礎。他在茵斯布魯克擔任富爾布萊特教授期間，我很欣賞他的研究團隊融合最尖端的實驗，與細緻哲學討論所特具的性質。安東的物理研究曾獲多種國際獎項，他的工作跨越三個與量子物理之基礎相關的領域：中子的干涉、原子的干涉(包括分子#C60#)以及光子的研究。他的團隊首先成功地遠距傳送光子的量子態，發展理論與實驗對量子非定域性做新的測試。團隊的成員也活躍於新興的量子資訊處理領域，致力於開發量子電腦與量子密碼法。目前，安東在維也納大學擔任實驗物理學教授，並繼續他的研究工作。在會議的第一天，由安東帶頭，向我們介紹幾個量子實驗所突顯出的基本問題。
來自喬治亞理工學院的大衛．芬凱斯坦，為我們的會議紀錄增添了他對相對論、量子論及量子邏輯的精闢詮釋。他擔任國際理論物理學?的編者已有二十五年之久，曾經發表過許多重要的理論論文，也是<<量子相對論：愛因斯坦與海森伯格概念之綜合>>(Quantum Relativity: Synthesis of the Ideas of Einstein and Heisenberg)一書的作者，他帶到會議桌上來的是一個廣受敬重的理論頭腦。大家很欣賞他的幽默感與準確，尤其因為他第二天講自己的專門領域，是這一週當中最困難的。
身為這次會議科學方面的召集人，我擔負發表演講及推動對談的雙重責任。我自己的背景是在原子物理與光學物理方面，起初，在實驗室天文物理聯合研究所擔任博士後研究員，然後到安赫斯特學院。從一九八O年起，我對於以實驗展現量子力學上各種概念性的疑難，越來越感興趣。在八O年代初期，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實驗物理學家寥寥可數，不過自那時起即快速成長，如今，有許多進行實驗的團隊遍佈世界各處。我曾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透過所謂的量子橡皮擦，研究測量的微妙。我也曾參與在慕尼黑馬克士．蒲朗克量子光學研究所的一項實驗，完成了約翰．阿契巴德．惠勒(John Archibald Wheeler)著名的遲延選擇(delayed-choice)實驗。與我的物理工作並行的，是我對於物理的歷史與哲學面鍥而不捨的第二條研究路線，包括科學與我們在倫理及精神方面的事務之間的關係。這方面的研究彙集在我的書中，書名是<捉住光：光與心的糾結史>。我本身雖不是佛教徒，但我欣賞佛學的哲學系統與以沈思為基礎的「內在科學」之關懷與深度，因此，我很期待這個以較寬廣的佛教哲學觀點，來討論物理學的機會。
在最後的兩天，由來自安赫斯特學院的喬治．格林司坦，與來自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的皮特．赫特，帶領我們進入有關宇宙學的最新見解與尚在進行中的辯論。喬治與我在安赫斯特學院共事多年，他是那裡倍受尊敬的老師、作家與研究工作者。自耶魯及史坦福畢業之後，喬治專注於研究中子星(neutron stars)、脈衝電波星(pulsar stars)及大霹靂(big bang)，然而，他的真愛是討論式教學，他是天文物理學界這方面的領袖。他的關於黑洞、中子星以及其他奇異天體的書<凍結的星星>，曾獲主要的科學著作獎。解釋宇宙給非專家們聽是喬治的專長，如果我們想把相對論中彎曲的時空，以及宇宙早期膨脹之類的概念傳達給達賴喇嘛的話，我們是很需要他的。
皮特．赫特在全美最著名的研究機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擔任天文物理學與科際研究的教授，他無與倫比的卓越可想見一斑。皮特早期即以他劃時代的研究成果而嶄露頭角，分別在宇宙的微中子，以及對於包含數百萬星體的球形團之動力模型設計方面。他與同事們使用最快速的特殊目的電腦，進行銀河撞擊模型研究。在過去的數年當中，皮持將研究與寫作的範疇逐漸擴大到哲學，主要是因為受到愛德蒙．赫瑟若(Edmund Husserl)的現象論方法所影響。在集會的最後一天，皮特將他研究工作的兩個面向都帶到會議桌上：宇宙學與哲學。在星球演化的討論之後，他尋求一種可使經驗的價值納入我們對真理科學性考慮之方法。這下讓我們直接地遭遇到宗教與科學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杜維明出生於中國的昆明，在台灣受教育。他是哈佛大學的中國歷史與哲學教授，也是燕京研究所的所長。長久以來，達賴喇嘛一直希望有來自中國的代表參加對談，因為他一直在尋求方法，以跨越因中共入侵西藏所造成的障礙。維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幫助我們在東西方的智識與文化方面的差異之間，搭起橋樑。
最後，在我對於與會者的介紹當中，必須也包括我們的兩位翻譯，圖頓．金巴與艾倫．華勒士。雖然達賴喇嘛的英文相當不錯，但當應付困難的科學與哲學資料時，他往往要求翻譯成藏文或從藏文譯成英文。但金巴與艾倫均受過完整的藏傳佛教訓練(都曾經為僧侶多年)以及西方哲學的教育。艾倫．華勒士曾在安赫斯特從我學物理，之後，在史坦福取得宗教研究的博士學位。圖頓．金巴在獲得格西學位(相當於我們的神學博士學位)之後，前往劍橋大學攻讀，先後完成哲學榮譽學士學位及宗教研究博士學位。除了翻譯之外，艾倫與金巴也時常在達賴喇嘛發展他個人對科學資訊的回應過程中，充當他的顧問。所以，我們必須將這兩位學者正式列入與會者，使我們成為九人的集會。
全程對話，對每一個人的觀點真誠的尊重，是明顯的特徵。因而，使會場洋溢著合力探究的美好氣氛。圍桌而坐的，是來自二十世紀物理學各不同領域與藏傳佛教的代表，還有達賴喇嘛。一切都為美好的對話準備妥貼，只待大家開始。沒有一本書能夠將會議那生動的人的因素，如實地呈現，然而在書頁的字裡行間，讀者或可感知我們整個相聚的時光當中，那種熱情與困惑，幽默與賓主盡歡的情境。這與我剛抵達時看到的藏戲，並沒有多大的不同。場景是即古老又摩登的，有穿著傳?服飾的僧侶，與擺在面前桌上的實驗儀器。笑聲與認真、熱烈的辯論，交替著充滿室內。觀眾不是孩童與村民，而換成了五十位受邀的客人，每一位不是哲學就是科學方面有成就的學生。我不能擔保最後的一道彩虹，但是，或許讀者可以利用我們廣範圍思考的彩線，自己將彩虹編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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