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耕農：珠三角與京郊外地小農的生產與生活研究 (電子書)

序

工業化與城市環形擴張過程中的生態與遊耕：珠三角與北京郊區的代耕菜農

一、“化”學進程與代耕農業圈

二、工業體系中的遊耕生態及地力遭“蹂躪”的根源

三、環形擴張過程中的代耕菜農

四、結論

珠三角與京郊的自我生產政體：被忽視的自雇式代耕農

一、從“工廠政體”到“自我生產政體”

二、珠三角與北京城郊農業圈中的代耕菜農

三、結論

雙重邊緣性與個體化策略：關於代耕農的生存故事

一、代耕農——農民進城的另外一種途徑

二、制度與市場形塑下的雙重邊緣性

三、代耕農的生存故事：“弱社區”與個體化策略

四、結論

反思弱者武器的效度：以珠三角代耕農為例

一、支配體系與勞動方式的變遷：概念解釋力的富足與貧困

二、珠三角的代耕農——現代支配體系中無法抗爭的弱者

三、結論

流動社會中的“過渡日常”——一個基於京郊代耕菜農研究的經驗分析框架

一、引言

二、“過渡日常”的理論路徑

三、“過渡日常”的方法維度與經驗表達

四、結論

機會成本的變更與代耕農生存境況的轉換

一、代耕農研究與土地機會成本的外部研究視角

二、從遷入到嵌入

三、工業化、機會成本的變更與代耕農生存境況的轉換

四、結論

落地生根：陽江苗族代耕農的土地交易與家園重建

一、問題的提出

二、生存壓力下的代耕選擇

三、生存空間的建構邏輯

四、土地交易下的定居策略

五、結論

附錄一 北京市大興區代耕菜農問卷調查描述報告

一、京郊代耕菜農聚集區與調查樣本概況

二、租金、合同、成本、技術

三、產量、銷售、收入、風險

四、互動、交往、適應、預期

五、結論

附錄二 代耕菜農群體的生產與生活：北京市大興區朱村田野調查報告

一、遊耕至朱村的代耕菜農概況：耕作經歷的轉換及其緣由

二、朱村代耕菜農的勞動安排、實踐智慧與市場交換

三、京郊代耕菜農的家庭、人際與情感

四、結論

20世紀80年代以及從2005年至2015年的時光里，我在廣州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學習、工作。在馬丁堂，我曾指導過的學生們大都知道，我的人類學教學、研究不僅關心“遠方的田野”，也十分關注“身邊的他者”——同學們未必要收拾行囊遠足他鄉才能開始人類學的基本禮儀，對身邊能夠激起自身思考的一切現象展開深描、反思，也是人類學獲得真知的重要通道。中山大學康樂園校區附近的鷺江村、康樂村、下渡村，以及廣州諸多城中村、近郊村、遠郊村和各式各樣的工業園，都是我指導過的很多同學曾經涉足的田野。在今天這個全球信息貫通的社會之中，田野點的“遠近”之別已經越來越模糊了。



至於廣州身處的廣闊珠三角區域，很早就是現代文明中的巨型經驗寶庫。這里是我國現代經濟的發端地之一，改革開放更是讓這片土地變得全球矚目。改革開放以來，工商業的炙熱號角在這個當代中國最為富庶的三角流域響徹了四十年，一切人力、物力、金錢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化符號，在這四十年中不斷重組，通過各種力量的形塑，並接成一個巨大的現代社會。當工業社會學的研究者以各種問卷、量表去不斷測量這個龐雜的現代文明產物時，我覺得人類學可以用深描的眼光與深度的觀察，去刻畫這個身邊的人類學他者社會。2007年的夏天，當我的學生即本書第一作者黃志輝說他要以珠三角工廠圍墻外的代耕農群體作為他的博士論文研究對象時，我欣然同意。他所謂的“代耕農”，是在珠三角承包、租種當地社會土地的外來勞動群體，早期以種糧為生、後來以種植蔬菜瓜果為主，群體形式多樣，代種糧食的可以稱之為“代耕糧農”，種蔬菜的可以稱之為“代耕菜農”。該群體在北京郊區、長三角區域以及其他城市郊區，都有分布。



如果說二十年前在珠三角的人文社科研究領域流行的研究主題是農民工研究，那黃志輝所從事的就是“農民農”研究，這中間意味著一個關鍵的視角轉換。早期的農民工研究者們，主要依據工業社會學或相關勞動研究者的理論視角，去分析那些從農村流向城市的勞動群體。黃志輝在本科及研究生一年級時，專業方向是社會學，他跟隨一眾農民工研究者們，閱讀了布雷弗曼、威利斯、布洛維、裴宜理等人寫作的大量的工業民族志，並參與了許多農民工調查項目。因此，他對“世界工廠”中的勞動過程非常熟稔。當他從社會學轉到人類學後，聽聞在珠三角工廠圍墻之外，還有大量名為“代耕農”的勞動者；關鍵的是這些勞動者與工廠之內的勞動過程密切相關卻又截然不同，引起了他的極大興趣。於是，他從對車間、流水線的關注，轉回至農田棚戶之中。這種轉向，意味著這位作者不再單單以傳統小農的視角去研究代耕農群體了，而是以具有聯系性與整體性的多維研究眼光，去體察這群同樣位於世界工廠中的特殊勞動者。



在我看來，代耕農顯然是當代中國農工合奏的產物，但這個合奏曲時有和諧、時有破音，並且，代耕農群體所處的時代情境也極為覆雜，同時使用農業時代、機器時代乃至後工業時代的多維視角是必要的。在傳統農業社會，也有對類似群體的諸多研究。例如費孝通先生在他那個時代觀察農業社區時，就經常發現外來流民代耕他人土地為生的現象，費先生非常關心這種村莊“寄籍”或“附籍”群體，並將農業土地權與鄉村入住資格關聯，從而形成一種縱式分層社會的觀察視野。再如瞿同祖先生直接在他的中國封建社會研究中，將封建時代的代耕關系視作總體性的封建生產關系，從而形成一種總體的支配格局觀。但是，我們當下關注的代耕農群體，是在工業社會中產生的，工業資本、管理權力、分工格局是多種“新勢力”；代耕農不僅要面對地方社會與地方權力，還要在新型工業勢力的夾縫中生存，他們呈現出的歷史形象與勞動地位，自然不同以往。有的時候，他們與這個時代，與他們身邊的社會相契合，有的時候他們又被支配、被驅逐，但任何一個情境都值得展開多維深究的經驗觀察。



2011年，我和黃志輝共同撰寫過一篇有關當代代耕農的歷史過程與生存情境的論文。同年，黃志輝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該論文詳細展示了珠三角兩種代耕農所處的時代背景與支配格局，細致描述了珠三角代耕農的生產與生活。2013年，黃志輝的新書《無相支配：代耕農及其底層世界》在我編的一套叢書中出版。但是，他的代耕農研究並沒有就此中斷。



2013年之後的幾年，黃志輝延展了研究空間，繼續在北京郊區、長三角等地展開研究。他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北京市社科基金項目，仍然是以代耕農為研究對象，他在此基礎上陸續撰寫了研究報告，並發表了一些論文。此外他的很多同學、師弟乃至他的學生，也在不斷開展代耕農研究。我指導的另一位博士生溫士賢同學，同樣圍繞代耕農議題，2013年後繼續在廣東地區展開博士論文研究。溫士賢研究的代耕農群體，居住於地處珠三角邊緣的陽江市，是來自雲南省的苗族，極為特殊，具有典型性意義。2014年，中山大學的麻博洋同學與我另一位博士生蘇世天，再度奔赴黃志輝曾經的田野點之一，展開了追蹤調查與學術對話，並發表了相關成果。2016年以來，中央民族大學的李旭東同學，在他導師黃志輝的指導下，一直關注北京南郊的代耕農群體。李旭東同學投稿的代耕農研究論文，獲得了學術刊物《探索與爭鳴》第三屆“全國青年理論創新征文獎”一等獎（這是該刊給青年學生的一個重要鼓勵），他的畢業論文也獲得了中央民族大學的優秀畢業論文獎勵。黃志輝研究生時期的同學，現為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的黃曉星，也是代耕農深度研究的先行者之一，他在2009年至2010年間，系統研究過廣州市白雲區的菜農群體。總之，本書雖是一本合著，但方法視角、研究理念和研究對象是統一的，均是基於對工業社會中代耕農群體的深度觀察而展開的民族志研究。我閱讀過本書中的各篇論文，現概括每篇文章的主要內容，分享給讀者。



本書中《工業化與城市環形擴張過程中的生態與遊耕：珠三角與北京郊區的代耕菜農》一文，將中國東部大都市郊區的“代耕農業圈”現象，視作一種現代性的工業生態，指出其中的代耕菜農是遊耕於現代工業生態情境中的勞動群體。在都市外的“代耕農業圈”中，勞動力、土地、水源、河流、天氣等生態要素，都受到了來自非自然因素的支配。文中來自珠三角與北京大興郊區的案例均表明，生存於工業化或城市化進程中的代耕菜農，他們所從事的耕作已經不是傳統農業社會的耕作，而是受現代化進程所支配的、不可逆的耕作；他們所從事的農業生產，是配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農業生產，是一種耗竭地力的“反常”式生產方式。這種具有現代工業社會的田野調查視角，與以往的生態人類學研究是有所不同的。



《珠三角與京郊的自我生產政體：被忽視的自雇式代耕農》一文，直面了現代工業社會學勞工過程理論的局限。作者認為由於勞資關系的框架所限，諸如“工廠政體”“關系霸權”等概念，在分析中國工人群體的覆雜性時顯得捉襟見肘。作者將那些沒有勞資關系的工人及其生產方式稱作“自我生產政體”——一種以往研究所忽略的自雇式勞動形態。通過對珠三角、北京郊區的代耕菜農的觀察並基於田野材料，該文不僅揭示了“自我生產政體”的基本形態及其運作機制，而且指出了該生產方式與“工廠政體”甚至是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鏈條的關系。



《雙重邊緣性與個體化策略：關於代耕農的生存故事》一文，分析了一群在廣州邊緣租種土地為生的代耕菜農，指出在制度與市場雙重擠迫下，他們在應對地理空間和社會空間雙重邊緣性時所采取的以個體化為主的生存策略。雙重邊緣性源於市場和制度的形塑，而這構成了約束代耕農行為的核心結構性特征。該文強調了代耕菜農們的主動實踐能力，再假以外部的關懷，他們完全可以能動地爭取一個更好的生存環境，作者認為這或許是改善代耕農生存狀況的一條途徑。



《反思弱者武器的效度：以珠三角代耕農為例》一文，則是基於代耕農的經驗材料，與美國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展開的理論對話。此文認為斯科特的弱者理論在面對轉型中國的底層群體時，其解釋力非常貧困。這是因為：第一，過去三十年中底層大眾面臨的支配體系發生了急劇變遷，弱者所面臨的社會情境及其成員資格隨之變化，弱者的武器沒有施展的空間；第二，當下存在許多身處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下的自雇式勞動者，雖然服務於資本卻與資本沒有直接關系，反被其隱性控制，弱者的武器沒有施展的對象。立足於這兩點判斷，甚至可以全面反思西方社會學底層研究理論的不足。



《流動社會中的“過渡日常”——一個基於京郊代耕菜農研究的經驗分析框架》一文，從“過渡”的日常經驗分析視角來研究代耕菜農群體。此文中所說的“過渡日常”，是指處在現代流動社會中的勞動者因各種原因從家鄉來到異地謀生，但其得不到在異地紮根的成員資格，在這種困境下，勞動者表現出一種臨時性和過渡性的生產與生活狀態。從日常生產與日常生活兩個面向以及“過渡經濟”心態來理解勞動者在具體過渡時空中的實踐行動、情感體驗與意義表達，結合“總”（總體性生活生產）與“分”（細節性行動）兩種視野來理解勞動者的“過日子”，有助於理解當今轉型社會中的底層勞動者議題。



《機會成本的變更與代耕農生存境況的轉換》一文是一個追蹤研究，希望從經濟學學科角度出發，改換一點以往人類學、社會學式的研究思路。以往對該群體的研究側重於從代耕農自身來展現其歷史過程與社會處境，此文立足於“機會成本”與“外部效應”等經濟學概念，試圖從當地人的視角出發，來展現代耕農生存的被動境況，揭示代耕農身處當地人、基層政府以及工廠主的理性選擇視野之外；並指出一些行動主體的行動取向過度唯利是圖，沒有道德的維度。總之，機會成本發生改變的同時，代耕農也從“嵌入”走向了“脫嵌”，其社會經濟層面的生存境況也從外部正效應走向了外部負效應。



《落地生根：陽江苗族代耕農的土地交易與家園重建》一文十分關注“成員資格”概念的方法論意義。文章指出20世紀八九十年代，廣東省平原地區的田地富余而又缺少勞動力的村落，通過招徠外部勞動力來緩解生產壓力，在這一背景下，雲南山區的苗族人遷移到陽江農村代耕。他們取得異鄉土地的耕作權，並通過購置土地和舊宅的形式實現定居。此文認為在城鎮化進程和當前土地政策的合力作用下，村落社會的定居權已成為可交易的商品，進而為外來群體在異鄉定居提供了機會。來自異鄉的苗族代耕農並非生存壓力下的被動行動者，他們在定居的過程中重新建構著自身的社會網絡和生存空間。



《北京市大興區代耕菜農問卷調查描述報告》是本書第一作者最新項目研究的問卷調查成果。報告指出，北京郊區的代耕菜農群體誠然是生活在京郊勞動力市場中的“底層勞動力群體”，他們在近三十年中，一直伴隨著都市化的過程往更遠的郊區“遊耕”。在這個過程中，代耕菜農群體為北京都市化與經濟建設提供了規模巨大的物質基礎。根據調研數據，代耕菜農每年給北京市民及流動人口提供數十億斤的新鮮蔬菜，為北京民生建設貢獻了巨大力量。但該群體的生存條件、勞動境況十分糟糕，勞動強度極大，而且一直處於社會邊緣，關鍵是處於被動生存的境地，耕作權益和勞動身份的歸屬性沒有實在的保障。基於作者的數據，甚至可以假設，如果北京郊區失去了這一勞動力群體，蔬菜市場的價格體系完全會出現巨大浮動，北京市民將完全依賴交通運輸體系以及北京以外的蔬菜供應市場來維系自身的運轉，這將部分使得首都的民生體系處於部分的不確定性之中。由於相關部門對該群體的相對忽視，遑論對應的管理體系，使得該群體的價值與問題一直得不到相關重視。馬克思在研究法國農業社會時，將小農視作一袋沒有聯系的“馬鈴薯”。京郊的代耕農之間存在具體又抽象的聯系，但又完全缺乏基本的整合力量，無論內、外，他們都缺失聯結的動力，整個社群內外，一盤散沙。



《代耕菜農群體的生產與生活：北京市大興區朱村田野調查報告》則是作者在北京郊區的田野調查成果。該田野調查報告以大興區東端長子營鎮朱村的代耕菜農為例，以民族志的方式全方位描述了該勞動群體的勞動境況、生產安排、人際交往與市場交易的細節。長子營鎮出現代耕菜農的歷史不長，時間上不超過十年，但是這里的菜農很多都是從大興區、豐台區轉移遊耕過來的，有些人在北京的代耕史長達近三十年。對他們展開深度的田野調查，更有利於浮現整個北京南部郊區代耕菜農的耕作歷程。為了浮現生產過程的細節，報告對勞動現場、土地安排、市場貿易的場景均做了深描，以利於讀者對該群體展開更深刻的理解。



綜上，是本書研究的主要內容，更是對以往“代耕農”研究的重要補充。本書中的幾位主要作者，未來還將出版更為精細的代耕農研究成果。我希望這些研究成果能將“代耕農”塑造成一個當代人類學、社會學的經典案例和經驗類型，並成為關照我國社會發展變遷過程中的有利鏡鑒。本書中的諸多成果，得到了《開放時代》《探索與爭鳴》等優秀刊物及九州出版社的肯定，這是學界對青年研究者的栽培。我一直認為，學術成果的凝練，不僅依靠學術團隊內部成員的勤勞，更需要總體學術共同體各部分的自覺、勤奮與合作，只有這樣方能實現真正的人文社科知識的不斷增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