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布雷默

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的興起以及自由市場的未來

二十年前，東歐及蘇聯政權如骨牌效應般的傾倒，當時興起了一股探討這種狀況的熱潮，大家普遍認為一個國家可以直接主動的管理國家自己的經濟，如此將能帶領整個國家邁向繁榮之路。一九七○年代，當中國政權開始實驗性的進行以開放特區經濟市場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經營，從此也引領了中國經濟體爆炸性的成長。而在九○年代蘇聯政權垮台之際，成千上萬的蘇聯人民開始利用黑市生意來交換進行自由市場的經濟。就全球面來看，印尼、巴西，以及土耳其政府相繼的將政府自營資產進行私有化。而在美國，當時的雷根政府自認為在政府的限制之上有前所未有的成就，在一九九六年的國情諮文演說（State of the Union）上甚至大膽的發表言論表示：「大政府時代已經結束！」 而在八○年代，西歐各國政府則是在英國首相鐵娘子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領導下，將原本獲利不良的大型政府機構─特別是能源部門（石油、天然氣、煤礦以及核能）、大眾運輸（國家航空公司、鐵路以及公共運輸汽車部門），乃至於大眾傳播系統等，進行私有化的動作。而在九○年代，西歐各國政府則是開始策劃，將整個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觀念導入當時的歐洲國家政府之內，同時策劃將整個歐洲形成一個經濟體。而當時全球金融財務機構要求，整個歐盟的成形必須是沿襲美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liberal economic theory）為主，而這整個內容囊括在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 之中。



而在這樣的經濟催化之下，我們可以預見其結果。從一九九八年到二○○二年之間，世界貿易成長了三倍之多。但就營運成本的層面來看─特別是運輸以及傳訊成本來看─卻有了十足的縮減。許多國家自有貿易的保護障礙，如關稅以及進口貨品的額度，也如同當年的柏林圍牆一樣的倒塌。在同一時期，美國關稅的百分比（以關稅之於整體進口貨物的比例來看）整整縮減了一半，而在歐盟而言，關稅降幅更是超過了一半，加拿大的關稅降幅更達到八成之多。一九四八年，在歷經了八個回合的討論後，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GATT）開始啟動運作，之後也成就了在一九九五年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的成形。世界貿易組織的會員國有一百五十三個，而其最主要的功能在於促進國際貿易成長，以及仲裁國際貿易紛爭。雖說多數已開發以及開發中國家還是會對其自有經濟體良莠不齊之處護短，但是多數的國家在其先進的自由國際貿易的促使之下，其國內的貨物流以及服務流得以有所成長，促進了自由貿易競爭，鼓勵創新，更提供了國內消費者更多樣化，同時也更低價的物品選擇。直到二○○○年，全球國際貿易直接性的投資金額已達到了一兆四千億美元之多，這是個前所未有的歷史新高。越來越多的跨國企業，以及更多的中小企業主們開始為了降低產品的生產成本，還有尋求新的消費市場而努力。這也使得在新興市場裡成千上萬的人們由原本的貧窮階級，進而享受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自此，不論是在九○年代初期的經濟停滯，或者是在二○○一年的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都不足以平息這一股新自由主義（liberal economic）模式的成長。時至今日，私人企業、私有財富、私人投資等等可說是一直沿襲發展至今而不變。



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紀的初期，以往盛行的主義反而成了古老的傳說。政府主宰的權力時代又重新回頭。在過去十年之間，一種新型態的企業開始出現在國際經濟的運作之上：這些企業多半是由當地政府所投資或擁有的企業為主。二○○八年，墨西哥的西邁克斯集團（Cemex），成為世界第三大的水泥製造商，其市值也已約當於可口可樂的市值，同時其所擁有的外國資產也比道氏化學（Dow’s Chemical），以及美鋁公司（Alcoa）來得多。巴西的淡水河谷礦業公司（Companhia Vale do Rio Doce），宣稱自家公司資產的總合早已比坊間不少傳統產業，如羅氏大藥廠（Roche）、英美資源集團（Anglo American plc），以及澳洲礦業龍頭（BHP Billiton）都要來得巨大的多。而西邁克斯集團以及巴西的淡水河谷礦業公司，都與政府關係十分緊密，政府甚至允許它們藉由惡意的購併本地小型的同類型的企業，進而保護其商業市場上的主宰能力。而這兩間企業也都屬於私營企業，其中又包含多數政府的資金介入。在過去幾年來，經由富士比（Forbes）雜誌，財星（Fortune）雜誌，及其它同一類型的雜誌列出的百大企業之中，特別區分出以政府投資或擁有的企業，例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iton）、中國石油（Petro China）、中石化（Sinopec）、巴西的巴西國營石油公司（Petroleo Brasileiro SA）、墨西哥的墨西哥國家石油公司（Petroleos Mexicanos，Pemex），以及俄羅斯的俄羅斯石油公司（OAORosneft）、俄羅斯天然氣公司（Gazprom）等等。這顯示政資企業已不再稀有。二○○八年，中國移動（China Mobile）公布全中國擁有門號的人數已達到四億八千八百萬個門號的新高。這些企業早已不是傳統的國營企業了，因為他們的經營權還是以各國的主政者為主，而不是以股東為主。

介於二○○四年到二○○八年之間，富比士雜誌上的全球兩千大企業之中，有一百一十七間初次入榜的企業，是屬於政府合資經營的，當然，這些政府包含了巴西、俄羅斯、印度以及中國（這也就是金磚四國縮寫的由來），而這一類型的評估篩選標準包含了營業額、獲利率、資產總和以及市值。在此同一時間，原本榜上有名的企業中，原屬於美國，日本，英國以及德國的企業，也有二百三十九間跌出排名之外。這些跌出排名之外的企業裡，在同樣的四年之間，其市值佔比也從原本的百分之七十，跌到只有百分之五十。而金磚四國的企業之中，其市值則是由原本的百分之四，增長到百分之十六。其中二○○八年至二○○九年之間的金融海嘯更是助長了這股逆勢。由彭博資訊（Bloomberg News）在二○○九年初所發表全球四大銀行排名中，其中有三間是來自於中國的銀行體系─中國工商銀行（ICBC）、建設銀行（China Construction），以及中國銀行（Bank of China）。以市值來看，同一年富比士全球兩千大企業之中，中國工商銀行（ICBC）、中國移動，以及中國石油（Petro China）則是各執鰲頭。換句話說，西方多國自有企業不能再取代現有的政府（Nation-state）企業，也不能在國際政治及全球市場上執牛耳的地位。其中原因來自於，多數國家的政府也開始介入以及營運自有的國有企業。



在過去的十年之內，為數不少的開發中國家逐漸確定，要將國內具有價值的資產保有在政府的手中，這樣政府才可以維繫國內的經濟發展，並且促使其競爭性以及存活性。在某些例子裡，這些政府會以天然資源的國營企業來累積自有財富，或者是藉以來保證未來長期的石油以及天然氣的來源不虞匱乏，同時更可以保證原本岌岌可危的國內產業在未來能得到完整且足夠的能源供給。這些政府也從溢價的資本發行（excess of capital）之中獲取足夠的資金，更利用這些從中獲取的資金策略性的投資於國際市場之上。

二○○八年，利用國內資源獲得資金，再進行市場投資的模式面臨了第一個引爆點。在這一次的金融海嘯以及全球的經濟衰退之中，大量的市場銳減也讓這一個模式面對了第一次的壓力測試，在已開發以及開發中的國家，政治領導人物開始擔起市場經濟的決策，他們不再放任市場來自行決定走向。這是在近十年之內難得一見的一種決策方式。在金融風暴期間，每一個國家的政府面對國內金融企業的連鎖破產效應開始做出回應，同時也在國內主要的產業下了重藥，投入政府公共的投資項目，為的也是要刺激國內的經濟成長率，同時也要兼具讓國內龍頭企業「變成不會面對失敗」的模式。原本屬於企業龍頭的私人企業，此時也在政府的掌控之下行事。這些政府會採取這樣的行事模式，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他們認為這樣的行為是必要的，同時，可能也沒有別人可以再做出任何有效的補救了。而在這樣的金融風暴以及其後續的影響之下，這樣的行事模式也使得原本在金融業裡叱吒風雲的紐約華爾街，頓時權力完全的轉移到美國華盛頓政府的手中了。事實上，像這種原本市場的決定權從經濟中心轉移到政治中心的模式，不只是在美國發生而已。同樣的，從上海到北京，聖保羅到巴西利亞（Brasalia），孟買到新德里，雪梨到坎培拉，以及杜拜到阿布達比（Abu Dhabi）都可見到。除此之外，在同時兼任經濟以及政治中心的城市裡，這個模式也是可見一斑：例如倫敦、巴黎、柏林、東京，再到莫斯科。



這是一個十分重大的變革。在新興市場國家之中，政治的因素對於市場經濟的表現，還是有著與經濟平起平坐的地位。我們也能由此理解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土耳其、墨西哥，以及其他在國際上慢慢舉足輕重的國家在政治面與經濟面上的變化。而在金融海嘯之後，美國、英國以及日本也慢慢的導向這種模式運作─而這樣的結果是，國際上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觀察，自由市場資本運作（Free-market capitalism）是否還可以為國家個體提供一個永續發展、長期的容盛點。這些由政府所投入的大量資金注溢是不是可以讓原本全球經濟的衰退得以獲得重生。而那些市場導向者可能要開始想辦法說服所有的觀察者，讓他們相信，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至今仍是崇尚於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實行者。

在大西洋兩岸的政治領袖，他們宣稱自己正嘗試於拯救那些不良體質的金融機構，同時也在政策上刺激民間產業，讓他們得以重生─至少會讓他們可以自力求生。而這些政治領袖也宣稱，當這些企業不再需要他們協助之後，他們就會放手。但是在中國、俄羅斯，還有其他以政府經營為主體的國家裡的決策者卻不這麼想。他們的一言一行都透露出，唯有公有的財富、公有的投資，乃至於公有的企業經營才是維持政治經濟最可靠的途徑。這些政府也會持續的管控所有的經濟區塊來提升整個國家利益，並以此來維護他們的政權。而政府在市場上所扮演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那些被政府掌控的石油與天然氣企業，如今他們就坐擁了全球的最大的天然資源。這就代表這些能源企業可以直接的與西方世界的國際化能源企業相抗衡，除此之外，在大眾傳播業、礦業、軍火生產業、汽車業，乃至於航空業，都呈現相同的狀況。他們擁有並操控各種投資組合─其中包含了主權財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使得它們迅速成為了全球資本流動之中具有重要貢獻的一員。



國家資本主義並不是在二十一世紀才演繹出來的社會主義中心思想。國家資本主義是一種官僚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結合。這也是政府為了政治上的利益進而控制市場利益的一種系統。當政府主義日漸高張，就有可能在國際社會上造成紛爭，同時也有可能扭曲全球的經濟表現。過去政府的首要任務，是要保護自有的公民可以免於遭受控制的市場經濟的影響。但是以長期的角度來看，我們找不出來任何的證據可以證明，這些經由政治力所控制的經濟行為，會比以市場自行主宰的經濟行為表現要來得優秀。當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想要針對國內的自有價值資產以及資源進行重分配的決策時，他們同時也將國內的廢棄物、無效率的行事風格，還有官僚主義分流進入了美國國內市場以及國際的市場之中。但是如果這世界上多數的新興市場國家也開始運用這樣的決策系統，同時運用這種系統來保護國內的政治生存，那麼他們將要面對的苦果，就是完全的低估了全球經濟系統所可以創造出來的永續成長的力道。

以今日而言，不少實行著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家，不論是在政治面或是經濟面，他們都可以從中獲利。這或許會使得這些國家在未來可以減輕對於美國的商業依賴性，同時進而互相扶持幫助。如果這樣的狀況成真，那麼就會降低美國對於世界各國的政治及經濟的影響力。但是國家資本主義是不是就是造成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衝突興起的主因？國家資本主義有沒有可能對於全球化造成任何的不利呢？國家資本主義是可永續存在的嗎？如果政客們無法在國內就業市場持續的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無法保證它們將長期的為中產階級們創造出榮景的話，那麼國家資本主義會不會變成另一種型態的共產主義？現在的我們就如同處身於一個十字路口，一邊是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一邊是國家資本主義，雙方都在吸引著新的國家投入其陣營之中。到底哪一邊會獲得最後的勝利呢?

這就是在未來十年裡，將決定國際政治以及全球經濟的未來的一次重大抉擇。

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的興起以及自由市場的未來

二十年前，東歐及蘇聯政權如骨牌效應般的傾倒，當時興起了一股探討這種狀況的熱潮，大家普遍認為一個國家可以直接主動的管理國家自己的經濟，如此將能帶領整個國家邁向繁榮之路。一九七○年代，當中國政權開始實驗性的進行以開放特區經濟市場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經營，從此也引領了中國經濟體爆炸性的成長。而在九○年代蘇聯政權垮台之際，成千上萬的蘇聯人民開始利用黑市生意來交換進行自由市場的經濟。就全球面來看，印尼、巴西，以及土耳其政府相繼的將政府自營資產進行私...

自由市場已死─誰能從企業以及政府之中獲利?



二○○九年五月一日，在這個星期五的下午，一封電子郵件悄悄的進入我的信箱，主旨是邀請我參與一次與經濟學者的討論，主要內容是「就當前的金融危機交換彼此之間的看法」，主講人是中國副外長何亞非（HeYafei）。就在七天之後，我自己來到位於曼哈頓第十二大道上的中國領事館裡，此時正坐在我對面的，那位正襟危坐，高大又友善的中國外交官，身穿剪裁合身的深色西服。就在他用著略帶腔調的英文做了開場白之後，這位中國副外長以一個問題來展開了今天的討論：「我們知道，自由市場的經濟模式，在今日已無法存活了。」他接著問：「各位，大家認為，在現今的經濟浪潮裡，政府應該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他的問句鏗鏘有力，久久不散。但是他又略帶詼諧的語調，配合上他自行加入的猜疑元素，讓我幾乎忍不住笑意。還好我及時控制自己，因為我不知道剛才那樣的失態會不會惹怒這位中國巨人。他表現出來的態度溫而不火，但是他所提出的問題又是這麼的嚴肅─我們可以在坊間的媒體報紙頭條上就看得到這個問題的解答。這一次的金融危機來自於二○○七年，但是直到二○○八年的九月十五日，就在雷曼兄弟宣告破產的保護禁制令時，這一次的金融危機的能見度才得到了全球媒體的矚目。就在幾天之後，整個原來應該由位於紐約市場裡決定的機制，此時突然轉向投入了位在華盛頓特區的政客們手上。這已經是一次經濟以及金融權力的重大轉移，從美國的金融首善之區，轉向而前往了政治的首府。而在同年十月三日，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Bush）簽屬一份二○○八年的經濟穩定緊急法案（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同時也釋出了約七千億美金的問題資產紓困計劃（Trouble Asset Relief Program）。很多人認為，這就是全球金融大蕭條的濫觴。但是也有人辯稱，新任的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在二○○九年初一份刺激市場的講稿中指出，如果美國在此時還不能有所動作的話，那麼整個美國將陷入無與倫比的蕭條之中。之後在國會的決議過程中，多數的眾議員以選票來同意歐巴馬的這一席話，又投入了約七千八百七十億美金的紓困資金進入市場。



回到會場，這位中國副外長還在等待他想要的答案。「我想此時銀行表現出已無法自律的結果了，但是這也不代表著，政府就將在此接手掌管經濟的走勢。」我慢慢的回答著：「但是，不少的政治領袖還是會很喜歡這樣的現況。」從美國副國務卿霍馬茨（Robert Hormats）針對高盛的態度，花旗集團亞太新興市場首席分析師唐‧漢納（Don Hanna），以及末日博士美國紐約大學教授羅比尼（Nouriel Roubini），都是這一類言論的追隨者。在接下來九十分鐘裡，我與我的美國同事分別發表了我們的論點，何先生也發表了自己的言論。雙方都各執其辭，當然也互有見長。然而當整個研討過程告一段落時，我們可以見到，這等於是一次成功的政治與經濟論點上無懈可擊的一次辯論。

在現今環境裡，不少帶著深遠影響的討論仍是不停地進行，但是像這樣議而不決，無法提出現今市場裡真正定位的狀況，將有可能永遠地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其中我們最為熟見的例子，就是昔日主宰國際所有談判場合裡的工業七國政府代表們─他們都是屬於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奉行者─現今也為了讓其它相對自由市場的政府們也能投入這個大融爐裡，他們開放了讓中國，蘇俄，沙烏地阿拉伯，印度等國家一起加入所謂工業二十國的國際團體會議之中。而就在二○○八年的秋天，以往的工業七國高峰會議也將成為一個虛設的組織。而現今國際的狀態也表明，不能再仰賴加拿大或義大利這樣的歐美強權，只有讓中國或印度這些崛起的新星才得以針對現今大肆擴張的國際金融危機而有所助益。在二○○八年的十一月，工業二十國的政府代表齊聚在美國首府華盛頓，希望可以共同商討出一個解決當前危機的可運作方案出來。之後又在二○○九年的四月，這些代表又齊聚英國倫敦，想要繼續為這個議題發聲。這就代表了，現在足以影響整個世界的將是這工業二十國的代表，同樣的，也包含了原本自由市場裡的代表國們，將由他們來主宰整個世界的經濟復甦，由他們來診斷現今經濟所面臨的問題，還有足以補救整個經濟缺口的方法，這一切的過程，就如同我方才所看見的中國副外長何亞非先生臉上的一抹詭異的笑容一般。同時多數人更是深信，目前的環境裡，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早已宣告死亡，取而代之的，是由政府單位介入，由他們充當領頭羊，帶領整個世界渡過這次的金融海嘯。這可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將有可能影響到後來數十年之間的世界經濟運作。



到底為什麼整個國際情勢會演變成這樣的地步?當初美蘇雙方的冷戰結束之後，這不就是代表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全面來臨?而在一九九一年的十月二十五日，蘇聯當時總理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面對著單機作業的攝影機，冷冷的告訴全體蘇聯人民：「你們已生活在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了!」他十分驕傲的告訴大家，「我帶領了全蘇聯人民，走入了一個市場經濟的世界!」之後戈巴契夫以蘇聯總理的身份辭職。而就在六天之後，整個蘇聯也為之解體。三個星期之後，中共總理鄧小平展開了當時最為人所樂道的「南進之旅」。更是為了建立起屬於中國大陸的自由市場經濟為之濫觴。而在此一年之後，連強烈反美的古巴領袖卡斯楚（Fidel Castro）也不得不接受，在古巴境內進行一部份的資本主義性質的實驗。連波蘭政權也慢慢地向北約國家公約組織，還有當時的歐盟進行靠攏的動作。在當時的情勢來看，自由市場的經濟模式可稱得上是春風裡的野火，燒不盡也澆不熄。

但是在九○年代一路走來，蘇聯政權可稱得上是驗證了自由市場經濟裡的苦果，對於所有蘇聯人民而言，這一段漫漫長路，就等於是要他們經歷了計劃經濟下踏出自由市場經濟那艱難的第一步。就自由市場經濟的演練裡，每一位經營者必須透澈的了解，你要生產什麼樣的產品，生產商品的數量要多少，會有多少採購經理會購買你所生產的商品，到頭來這可能只是混亂成一團的銷售戰而已。當然，在這樣的市場經濟裡，較為聰明（也可以稱得上是較為無情）的商人可以貪婪地一夜致富，這不禁讓人質疑，這樣的經濟型態實行之後，到底會是誰可以真正地掌控蘇聯的政治核心？以一般的市井小民而言，他們還在街上奔走著，試著要找出自己的下一餐在哪裡，他們所眼見的，只是政府層層的貪婪腐敗以及人民的迷惑，還有他們前所未見的混亂狀況。這一種現象不是在今日的美國或是歐洲社會裡所見到的「混合式的資本主義」的現況。這就像是一種放任主義，整個市場裡就是由那些掌控者玩弄在股掌之間的態勢。這樣的情勢一直放任下去，直到繼任的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在一九九九年準備退休的前夕，蘇聯國內要求政府走回往日的「法治與規律」的聲浪可說是甚囂塵上。此時，前任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位上校普丁（Vladimir Putin）站出到群眾面前，他接受了群眾的反對聲浪。



但是，這不僅是蘇聯政權下的故事而已。共產主義在九○年代末期的墜落，並不足以宣揚這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全面勝利，因為對於另一些獨裁政權而言，他還沒有完全征服這一塊禁地。對於中國政權而言，他們眼見蘇聯政權的瓦解，又看到了俄國諸國的崛起，這好像讓中國看到了一線生機，他們也在這樣的過渡之中學到了屬於自己的經驗。首先，他們發現，如果中國共產黨不能為自己的人民謀求更多的財富的話，那麼中國共產黨的政權也就岌岌可危。其次，他們發現了一個政權不能自以為是的來操縱國內經濟的走勢。惟有在這廣大的人民群眾之上，釋放出讓人民創業的契機，以及創新的思維，在未來，中國才能得以興盛繁榮，中國共產黨才得以存續下去。簡言之，中國必須擁抱市場。第三點，一旦這般的洪水猛獸得以宣洩，那麼中國共產黨就要在政治的手腕上用獨裁手段保有自我的權力，藉以向人民保證，一切的國內成長都是在政府的保衛之下實行的，一切由市場所創造出來的財富，也都將在政府的蔽蔭之下。

但是現在，這又不只是某一個獨裁政權的單一故事了。因為除了中國之外，還有很多的獨裁政權也都知道，應該要敞開懷抱，擁抱市場走向的資本主義策略，這樣才能在世界上具有競爭力。但是如果只是交由市場來決定，誰是贏家誰又是輸家的話，他們也有可能把自己手中的政權同時列為籌碼，與未來國內可能的有錢人賭一把了。當然，計劃經濟到頭來還是會落入失敗的地步，但是完全的自由經濟模式也有可能玩過頭，所以這些獨裁政權們就想出一個全新的概念，國家資本主義（Statecapitalism）：在這個模式裡，政府公營的機構可以無所不用其極的控制國內的資源，並視之為國家對外的競爭力所在，這樣還可在國內創造出為數不少的工作機會。他們利用某些經濟區塊裡，已為國營企業設定好的獨佔地位，藉以主宰這一塊市場。他們還利用政府預算投資多餘的現金，並藉此來擴張自我的財富以及獲利。在以上三種例證裡，政府都扮演了利用市場來賺取自我的財富，更讓外界看起來，這是又一次的政治力的干涉行為而已。同時在這三個例子裡，最終最能推動人心的並不是經濟的走勢（強調追求成長的極致），反而是政治的野心（強調追求權力的野心，並求可以讓獨裁可可以永續執政的保證）。這也是另一種形態的資本主義，但是主要的重點在於，政府在這樣的角色裡扮演著主權所在的參與者，他們一步步地藉由市場的蠶食鯨吞，保證自己在政治立場上有所相形的獲得。



如果想要理解蘇聯式的計劃經濟（command economy）體系改變，或者是各種不同的資本主義活動，足球比賽會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計劃經濟的運作，就是當權者想要操縱最後的比賽比數，這樣子所有參與足球比賽的球員、裁判還有觀眾，就是單純在球賽裡盡好自己的義務，完成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這樣的安排之下，這一場足球比賽就會像是一場表演而已，而不是一次競賽了。至於後蘇維埃系統的放任主義則像是一場血腥的資本主義競賽，並不會有著過多的規則，裁判也不會很多。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專注在既得利益的旁觀者，他們眼中看到的只有比賽的最後結果是什麼。也就是說，勝者為王，敗者為寇。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活動，就視同是一般的競賽，裁判的地位就是要維持比賽規則的進行，參與比賽的球員就可以盡心的投入比賽之中。而政府的地位就是確保比賽的公平性以及有效性。而這個模式就是美國，或是多數的歐洲國家所期望的。至於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則是由政府掌控多數的裁判，同時也要保證所有球員都能專心的投入這場比賽，這樣才能增加比賽的可看性。至於觀眾們可以從比賽之外得到某種程度的利益，但是由於政府的介入，就會講求讓比賽中有投入的球員，都可以得到屬於自己應得的那一份利益，同時也可以確保比賽的結果會是什麼。

本書所要探討的，就是新類型的資本主義的崛起，還有這一型態的資本主義將如何影響市場的運作，以及對於未來全球經濟體的影響。國家資本主義所注重的就在現今的中國、蘇聯，以及波斯灣沿岸的阿拉伯王國為主。在本書之中我們會深入的探討眾多細節，同時也會針對多數仍在開發中的國家，如何開始模仿這種經濟模式的成效做一研究。本書等於陳述了在這一個全新世紀的前二十年裡，所謂公共的財富、公共的投資，以及公有財產的觀念再次崛起。在這新的模式裡，政府主宰了國內主要的經濟層面發展。就阿拉伯王國而言，政府所擁有的原油產量已達到全世界原油產量的四分之三之多。國家資本主義還會以自我擁有的企業，以及政府投以關愛眼神的私營企業，藉此來影響世界上多數的產業，比方說航空業、航運業、電力產業、軍火產業、大眾傳播、金屬產業、礦業、石油化學產業等等。對於這些國家的政府而言，他們手中所握有的多數投資資金，早已成為今日創投業裡所不可或缺的資金來源。



本書第一章陳述所有故事的起源。第二章描述了整個資本主義的根源，還有對於現今市場衝突的影響。第三章則是描述當今國家資本主義的成功案例。第四章則是指陳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國家相繼投入這樣的經濟體系，他們的成功基石又是什麼。這其中會特別專注在於研究中國、蘇俄、沙烏地阿拉伯，以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第五章則針對現今國家資本主義是如何影響自由市場的運作，以及未來可能的經濟模式的演變。第六章則是針對原來深信於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人們，告訴他們可以做些什麼，來改變眼前的世界。

自由市場已死─誰能從企業以及政府之中獲利?



二○○九年五月一日，在這個星期五的下午，一封電子郵件悄悄的進入我的信箱，主旨是邀請我參與一次與經濟學者的討論，主要內容是「就當前的金融危機交換彼此之間的看法」，主講人是中國副外長何亞非（HeYafei）。就在七天之後，我自己來到位於曼哈頓第十二大道上的中國領事館裡，此時正坐在我對面的，那位正襟危坐，高大又友善的中國外交官，身穿剪裁合身的深色西服。就在他用著略帶腔調的英文做了開場白之後，這位中國副外長以一個問題來展開了今天的討論：「我們知道，自由市場的經濟模式...

簡介 自由市場已死─誰能從企業以及政府之中獲利?
第一章 新經濟體系的崛起
第二章 資本主義的歷史
第三章 國家資本主義的來龍去脈
第四章 世界國家資本主義的近況
第五章 國家資本主義所面臨的挑戰
第六章 面對挑戰
謝詞

簡介 自由市場已死─誰能從企業以及政府之中獲利?
第一章 新經濟體系的崛起
第二章 資本主義的歷史
第三章 國家資本主義的來龍去脈
第四章 世界國家資本主義的近況
第五章 國家資本主義所面臨的挑戰
第六章 面對挑戰
謝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