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以澄 -FindBook 找書網

圖書名稱：抗戰史研究的側面

關於抗戰史的研究，長期以來是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熱點，相關著作汗牛充棟。本書之編著希望有別於以往研究，從軍事史的角度，探討對日抗戰期間的軍制、編裝、後勤、動員等問題。全書分為指揮機構、軍隊編裝、後勤補給、戰時動員四個單元，分別由對該領域有研究的學者專家撰稿，提供抗戰史研究的另一個思考方向。

作者簡介：

主編 / 劉維開

曾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任、政大出版社總編輯、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副主任。

專著：《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編遣會議的實施與影響》、《蔣介石與國共和戰 1945-1949》（與蔣永敬合著）。編著：《中國國民黨職名錄》、《羅家倫先生年譜》等。

作者序

導讀（節錄） / 劉維開

1937年至1945年的八年對日抗戰，寫下近代中國歷史新的篇章，也是延續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重要關鍵。關於抗戰史的研究，長期以來是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熱點，相關著作汗牛充棟。本書之編著希望有別於以往研究，從軍事史的角度，探討對日抗戰期間的軍制、編裝、後勤、動員等問題。全書分為指揮機構、軍隊編裝、後勤補給、戰時動員四個單元，分別由對該領域有研究的學者專家撰稿，提供抗戰史研究的另一個思考方向。
第一單元「指揮機構」。探討抗戰時期最高軍事指揮機構軍事委員會的成立與發展，以及近年來深受抗戰史研究者關注的行營與戰區相關問題。陳佑慎的〈國民政府的抗戰準備－以軍事委員會的改組為中心〉，詳細說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成立的經過、演變，以及它何以能在抗戰期間統一指揮調度各戰區軍隊的作戰。軍事委員會的組織，隨著時間推展以及情勢變化，不斷擴大。對日全面抗戰發生後，軍事委員會下轄各個情報機構，提供委員長蔣中正判斷敵情的重要資訊，蘇聖雄的〈軍事委員會的戰爭情報及其組織—以台兒莊之役前後為中心〉，以台兒莊戰役為中心，探討軍事委員會下的各情報機構的情報來源、情報內容之準確性，以及情報對軍事委員會指揮判斷的影響。
抗戰期間，軍事委員會為便於作戰需求，將全國劃為若干戰區，以戰區司令長官統一指揮戰區內所轄部隊對日軍作戰。而在軍事委員會與戰區之間，再於重要地區設置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下轄若干戰區，指揮調度戰區內，以及戰區與戰區之間的作戰力量。
楊維真〈行營與戰區〉、〈桂林行營與桂南會戰〉兩文，說明抗戰期間各個行營及戰區的設置與變化，以及行營與戰區之間的協同與扞格，指出如果行營與戰區能上下一致，搭配合宜，則可以發揮協同作戰的效果；反之，則會產生摩擦、衝突，甚至影響作戰的成敗。並以桂林行營與桂南會戰為例，說明桂林行營的設置原因，以及桂林行營主任白崇禧如何指揮國軍迎戰日軍，造成崑崙關大捷，成為桂南會戰前期的重要戰果。然而在桂南會戰後期，白崇禧與所轄制第四、第九兩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薛岳間發生矛盾摩擦，進而造成戰爭失利，使中、日兩軍在桂南呈現相持狀態，也促成桂林行營的裁撤。
廖奕盛〈李宗仁與抗戰時期第五戰區（1937-1945）〉，則是以抗戰時期各戰區司令長官中，任職時間最長者之一的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為例，說明第五戰區設置經過及戰果。李宗仁同時兼任該戰區主體的安徽省省主席，他如何以廣西經驗治理安徽，如何將安徽納人桂系的勢力範圍，如何協調戰區內所轄各不同系統的部隊，以及第五戰區與其他戰區之間的關係等問題，為本文討論的重點。安徽同時也是新四軍的主要活動區域，文中對於新四軍事件發生後，該戰區內的國、共衝突，特別是對安徽東部地區的爭奪，有相當著墨。
第二單元「軍隊編裝」。軍隊的人員編制與武器裝備是影響作戰能力的因素之一，兩者合稱為「編裝」，本單元所稱國軍編裝，主要是就陸軍而言。在對日作戰的八年期間受到外在環境影響，國軍編裝曾經有多次變化，李君山〈抗戰時期國軍部隊之編裝〉，系統性的陳述自1937年抗戰前，以迄1945年日本投降為止，國軍各階段所曾經頒布施行的編裝內容，以及編裝背後所反映的軍事思想和裝備變革等問題。作者認為編制與裝備的關係密不可分，現代化的軍隊，需要以裝備為中心，決定人員編制。而編制的頒行，除了軍事上的目的外，亦有其政治上的意義，可以使全國軍政，乃至軍令的統一與貫徹，等於是「中央化」、「國家化」的起步。所謂「中央化」、「國家化」的關鍵因素，在於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軍隊逐漸走向私軍化，地方軍系紛起，情況日益嚴重，馴至有民初軍閥割據局面。國民革命軍北伐完成，在「統一」的大前提下，地方軍系的勢力日漸式微。抗戰發生後，全民一致對外，地方軍系亦派軍隊赴前線作戰，但淞滬會戰一役，中央軍傷亡慘重，實力大減，此後作戰需要仰仗地方軍隊，造成地方軍系領袖目無中央的心態。太平洋戰爭發生，戰局進人相持狀態，國民政府決定削弱地方軍系力量，推動軍隊中央化行動。張瑞德的〈戰時中國地方軍系部隊的中央化〉，即在探討抗戰期間地方軍隊中央化的問題，對於國民政府削弱地方軍系力量所採取的措施、地方軍系的反應、政工制度以及教育訓練機構與地方部隊中央化的關係，以及中央化的成果與影響等問題，透過史料進行嚴謹的分析。
抗戰軍興，中日兩國進入全面交戰，武器為支援前線作戰的核心關鍵。是時武器除向國外購買或爭取盟國的援助外，主要來自國民政府控制區域各個兵工事業機構的生產。黃宇暘的〈抗戰時期我國兵工業的組織及生產：以海軍水雷的研製為例〉，以海軍的水雷製造與研發為主軸，說明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在兵工業方面發展的一個面向。水雷是一種放置於水中，針對艦艇或潛艇的爆炸裝置，抗戰爆發前，開始為海軍方面所重視，被視為是拱衛首都，防範日本海軍沿長江西進的重要兵器。但是直到對日抗戰發生，江陰海戰之後，海軍水面主戰艦艇幾乎損失殆盡，水雷乃成為海軍唯一有效的作戰武器。因國外進口水雷不易，海軍所使用的水雷多為自行開發，而隨著戰場由沿海退至西南、西北內陸地區，海軍所製造水雷的種類也逐漸由固定式水雷轉變為漂雷，有效阻止日軍沿長江西犯，達成拱衛重慶的目的。
對日抗戰期間，海軍除了用水雷攻擊日軍艦艇外，還有沉江阻敵及岸砲禦敵等作戰行動，主要戰場在長江沿江區域。金智〈抗戰期間海軍的作戰與建軍發展〉一文，陳述海軍在抗戰期間的作戰情形，以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美兩國基於同盟國立場，贈送軍艦，或由我國向同盟國租借艦艇，使得因對日作戰，艦艇幾乎損失殆盡的海軍得以重建，成為中華民國的新海軍。隨著贈艦、接艦而來的，是選派官兵赴美、英接受教育訓練，派系分立的海軍因此得以統一，並能培育新一代海軍人才，成為抗戰勝利後，建立新海軍的主要力量。
第三單元「後勤補給」。戰爭除了戰場上的勝負，如何運用人力、物力等後勤補給以支援戰爭，更是一項重要的工作，所謂「三軍未發，糧草先行」，就是這個道理。盧溝橋事變後，國民政府為因應對日戰爭，於1937年8月成立後方勤務部，統轄各戰區兵站總監部、各集團軍兵站分監部等單位，形成一個完整的全國戰區後勤體系，以實施網狀補給與支援任務。兵站係指專為軍隊在作戰區與非作戰區內設置之提供軍事需要，如傷兵轉運、補給物資、裝備保修等任務的後勤單位。國軍在抗戰期間於各戰區分別設置兵站總監部，在兵站總監部下，以一個兵站分監部支援一個集團軍；一個兵站支部支援一個軍或獨立軍；一個兵站分部支援一個師或獨立師；一個兵站派出所支援一個獨立旅等方式，建構出一個全國的獨立後勤兵站系統。由各戰區兵站總監部負責人力與物資的接收、分配等工作至兵站分監部，兵站分監部接收儲存物資後，再分配至各兵站支部，兵站支部再分配至兵站分部。楊善堯的〈抗戰時期國軍後勤兵站運輸網絡體系〉，即在說明戰時國軍後勤兵站如何配置、各兵站部隊運輸時的規範，並且以由前線將傷兵後送的流程為例，敘述戰時的輸送模式以及成效。至1944年，國軍受到日軍一號作戰的打擊，損失嚴重，蔣中正決定進行大規模軍事改革，後勤組織與補給制度為改革項目之一，其整體方向為從原本的日制轉向美制，但是改革過速，在進行之前，未能充分試驗，適應國情，反使改革陷入困境。蘇聖雄〈改革與困境：國軍後勤補給制度的變革（1944-1946）〉一文，詳細敘述這段改革的過程，並從人事與派系、移植「美軍制度」的內涵和大環境的制約等三方面，分析改革陷人困境的原因。
俗諺說：「皇帝不差餓兵」，士兵的飲食關係戰力的強弱，尤其是在戰時，如何照顧好士兵的飲食，讓士兵能吃的飽，是需要考慮的問題之一。國民政府兵食政策的重點為士兵飲食在量方面是否足夠，至於飲食的品質與營養則難以兼顧。對日抗戰初起，部分營養學家提出透過飲食的營養調配，達到改善士兵體質，增強戰力之言論，但是在當時的環境，難以獲得重視。太平洋戰爭發生後，國軍與美、英等盟國軍隊並肩作戰，國軍因為營養不良所造成的夜盲、下肢浮腫等症狀，逐漸浮出水面，且被盟國認定是造成中國軍人戰力低下的原因之一。國軍方面也意識到營養不良對戰力的影響，開始注意士兵飲食的營養，軍事營養學的發展與實踐出現可能。劉士永的〈抗戰時期的兵食與軍事營養學發展試探〉，以八年抗戰為基礎，敘述國軍由兵食補給轉向軍事營養學的過程。作者指出抗戰期間，因為戰爭的需要，發展出一套落實本土的中國軍事營養學論述，進而延用到戰後中國的重建規劃；更因為國共戰爭與冷戰的開展，而意外地延續到50，甚至是60年代的臺灣，影響深遠。
除了士兵的飲食、營養以外，另外一個影響戰力方面的工作，是傷兵的救治與護理。戰爭一定會有傷亡人員，對於亡者有一定的處理規範，對於傷者，輕傷者可以由醫護人員就地醫治，中、重傷者則需由前線後送至安全地帶設置的戰地醫院進一步治療。抗戰期間，隨著戰場的擴大，軍隊傷亡人數日漸增加，軍事醫護人員的需求亦越來越大，這些醫療護理人員如何培養、如何訓練，張淑卿在〈戰時中國護理人力的培訓：兼述周美玉和美國醫藥援華會的貢獻〉一文中，有詳盡的說明。周美玉是中央政府遷臺後的第一位女將軍，亦是赴美學習現代護理知名學者，美國華盛頓郵報稱她中華民國「軍護之母」與「中國南丁格爾」；美國醫藥援華會，英文名稱簡稱「ABMAC」，在中日戰爭期間，美國社會各界人士的捐款等透過ABMAC，給予中國極大的援助。作者以周美玉與美國醫藥援華會為中心，對戰時中國護理人力的培訓，提供完整的說明，同時探討周美玉、林可勝與ABMAC對戰地救護工作的支持與援助，以及戰地護理人員的形象。
戰爭期間，因為物資缺乏，以國藥來應急的「代用（西藥）」觀點被普遍提出來討論，用來治病救人的國藥，成為大家眼中最值得開發的一塊知識寶庫。皮國立的〈抗戰與其後之發展：中藥科學化的歷史進程再思考（1937-1949）〉，一方面對於過去討論抗戰時期「代用西藥」所未曾運用過的史料，在製藥成果和方法論兩個面向加以補充；一方面關注抗戰之後的「國藥」科學化發生了什麼延續和轉變的面向。作者特別指出軍方在抗戰時期在種植與研究國藥方面具有相當貢獻，並以實例說明當時已有不少軍醫院採用國藥治療患者。
第四單元「戰時動員」。抗日戰爭爆發，全民共禦外侮，國民政府在一面抗戰一面建國的形勢下，建立起國家總動員體制，由中央以法律與行政權力，有效整合一切人力物力，以應付戰爭。國民政府依照戰爭情勢持續頒布特定的動員法令，以適應戰時動員之所需。太平洋戰爭發生後，在戰爭形勢及經濟狀態發生巨大變化的背景下，國民政府決定建立一套完整的總動員體制，於1942年3月29日，公布《國家總動員法》全文三十二條，明文規定：「國民政府於戰時為集中運用全國之人力、物力，加強國防力量，貫徹抗戰目的，制定國家總動員法。」《國家總動員法》制定後，行政院亦核定《國家總動員法實施綱要》，分配中央各主管機關推行總動員業務的權責，指示動員計畫擬定方針。是年5月，行政院成立「國家總動員會議」，作為總動員法制建立後，統籌指揮總動員業務的行政機關，其核心工作之一，為經濟穩定政策，即是管制物價中的「限價政策」。1942年12月，國家總動員會議公布《加強管制物價方案實施辦法》，規定以1942年11月30日各地市場原有價格為標準，由各省市政府於1943年1月15日起，對所轄區域內重要市場之物價、運價、工資施行限價。限價之物品，應特別注重鹽、糧、食油、棉花、棉紗、布疋、燃料、紙張等八項民生必需品。各地政府應督率同業公會，妥善議定各民生用品及其他物品的價格，並務必達到同一地區、同一時期、同一物品，只有一個價格之目的。限價政策實施初期，確實發生一定效果，但是隨著戰爭發展、貪污腐化、民心變化等問題，造成的物價上漲難以遏止，限價政策難以持續發生作用。余以澄〈從概念到實踐：抗戰時期國家總動員體制的建立〉一文，從「邁向總動員的道路」、「戰爭形勢變遷與總動員體制建構」、「國家總動員會議的成立與運作」、「限價政策的推行與反響」四方面，析論上述國家總動員體制的建立與發展。

（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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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 劉維開

【指揮機構】
國民政府的抗戰準備－以軍事委員會的改組為中心 / 陳佑慎
軍事委員會的戰爭情報及其組織－以台兒莊之役前後為中心 / 蘇聖雄
行營與戰區 / 楊維真
桂林行營與桂南會戰 / 楊維真
李宗仁與抗戰時期第五戰區(1937-1945) / 廖奕盛

【軍隊編裝】
抗戰時期國軍部隊之編裝 / 李君山
戰時中國地方軍系部隊的中央化 / 張瑞德
抗戰時期我國兵工業的組織及生產：海軍水雷的研製活動 / 黃宇暘
抗戰期間海軍的作戰與建軍發展 / 金智

【後勤補給】
抗戰時期國軍後勤兵站運輸網絡體系 / 楊善堯
改革與困境：國軍後勤補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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