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翠西亞．沃德．貝爾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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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尼斯的這一本書，和他的其他著作不同。他的其他著作，無論是《領導不需要...

前言

從最狹義的定義來說，我是從八十五歲那年開始撰寫自傳的，但是這本書的源頭，卻要追溯到一九四○年代我還在安提阿（Antioch）學院唸書的時候。那時升上二年級的我，完成一篇自傳性的故事，描述在戰後德國一次讓人動容的相遇。這篇小說在校刊上發表，引起校園內一陣小小的騷動。我頗感意外，這點小成績也改變了我，我因此發現自己可以寫出一條路，進入別人的內心。更讓我驚訝的是：如果你寫的是個人親身經歷，更能輕易地打動讀者。

安提阿出乎意料的成功經驗，讓我成為一個敘述與蒐集故事的人。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反覆咀嚼我聽到、看到、體會到的故事，尋找能讓人產生共鳴的元素。一旦發現佈局巧妙的故事有著難以比擬的驅策力量，你就會忍不住一講再講，彷彿在你眼前浮現聽眾興味盎然的表情似的。此後，無論身分是作者、老師還是演講者，我都在探索這種說與聽之間的關係。我想，這種敘述力量對我的衝擊如此大，是因為我發現的時間比其他的人晚了一大截。我不像美國的其他孩子，早在他們攀著嬰兒床柱想要站起來，或者犯了半天勁想要撈起盤子裡的豆子的時候就已在聽故事了。我記得我小時候，從來沒有任何人坐在床邊跟我講過故事。我倒不是宣稱我是受到小侏儒（Rumpelstiltskin，譯注：德國的民間童話故事。傳說一個躲在暗處的小侏儒，幫助少女完成三個不可能的願望，讓她成為皇后。儘管他幫了這麼大的忙，皇后卻不知道他的名字，沒想到小侏儒偏偏要求她猜出他的名字，否則就要奪走她的小孩）式的冷漠，身心飽受摧殘。但事實上，我的父母與兄長也的確很少為我說故事，因此，我在比較晚的階段，先後沉迷過廣播節目、漫畫書與通俗小說，終於養成了對故事的喜愛。曲折的情節透過這些比較新的媒體娓娓道來，讓我目眩神移，陶醉不已。更好的是：這些故事讓一個誕生在紐約布朗克斯區（Bronx）工人家的小男孩，有機會暫時逃離他那平凡無奇的生活。這孩子有點不幸，他叫作華倫．加瑪利爾（Warren Gamaliel），跟已故的哈定總統一模一樣。

在大學發表的那篇作品讓我明白，故事是最容易打動人心的利器。我們每個人，自覺或者不自覺地，都是用我們創造的故事，將自己展現在這個世界上。一九三八年，我在紐澤西衛斯伍德（Westwood）念公立學校，那時老覺得我好像是城裡唯一的猶太小孩，得獨自面對憤怒的美德政治聯盟（German Bund，譯注：當時一個親納粹的政治團體），讓我惡夢不斷。幸好我碰上了一個極好的老師，席樂女士，她在上課的時候，總能設身處地為成長的孩子著想，抒解他們的焦慮與惶恐。席樂女士是當地的名人，他的弟弟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駐柏林的記者威廉．席樂（William Shirer），他曾經冒著生命危險，在晚間的新聞廣播中，揭露希特勒意圖控制全世界的陰謀。

有一天，席樂女士指派了一個讓我很不安的功課。她要我們跟同學報告自己最愛的嗜好。我該怎麼辦呢？我根本沒有嗜好，更別說什麼最愛的嗜好了。我又不比我那批男同學，運動不行也就算了，甚至連飛機模型都不會組。在我驚慌失措之際，靈感突然湧現。有主意了。同學挨個上台，有人說他喜歡下棋，並且展現驚人的棋藝，有的人愛集郵，其他人提到的，也多半是青少年最感興趣的一些活動。輪到我上台了，我帶著家裡的鞋盒，把裡面的東西一樣一樣拿出來，然後跟同學說，我最擅長的活動，就是替全家人把鞋子擦亮。就在我的同學面面相覷（看起來有點狐疑，又有點敬畏，我分不清楚他們的表情究竟是什麼意思）的同時，我開始展現我那非凡的技能，嫻熟地擦起鞋來。那是一個傻瓜才會喜歡暗紅鞋油的時代，也是一個認為布比刷子更能把鞋子擦得精亮的時代。就我記憶所及，我的手法靈活俐落，技驚當場。這個故事最早被我寫進《被發明的人生》（An Invented Life，繁中版譯為《新領袖主義》）這本書中，算得上是其來有自。但這個在紐澤西教室中冒出來的華倫．班尼斯多半是出自我的想像。我從一些罕見的元素，像是製皮革的牛腳油（neat’s-foot oil）中得來靈感，創造一個我可以出任主角的故事。從此之後，我就樂此不疲。

但是在我開始思考要寫回憶錄的時候，我卻猶豫、保守了起來。偶爾，我會覺得還不是時候，離故事的結尾還太遠，寫不出什麼完整的經歷。但經過反覆的思考，我變得願意投入這個計畫。我隨身帶個筆記本，只要腦海裡冒出過去的片段，就趕緊把準備寫進回憶錄的場景與內容簡單記下。我每周都會去聖塔莫尼卡的維瑟洛旅館（Viceroy Hotel）兩三次，最少也會去一次，把我想到的故事告訴我長期的寫作伙伴佩翠西亞．沃德．碧德曼（Patricia Ward Biederman）。旅館的服務人員會給我們送上卡布奇諾，我們就從我十九歲在突出部戰役（Battle of Bulge）擔任步兵少尉開始，記錄我的人生。

最近有人問我，這本書怎麼不從我的幼年時期詳詳細細地寫起呢？老實說，我的童年跟大多數人都一樣，乏善可陳，讀者的寶貴時間，實在不該虛擲在這些無聊的瑣事上。沒錯，我的確也有過黯淡的青少年時光，背著自己的手風琴，每周一次從衛斯伍德搭公車到哈肯沙克（Hackensack）去上課。但是我已經寫過這段不算愉快的時光，而且它對後來的故事，既無情節上的銜接，也沒有視野上的提示。更重要的是：我已經老了，不耐煩寫一齣大河劇版本的回憶錄，從祖父母老掉牙的歷史開始說起，再講到懵懂無知的學齡前經歷，最後還得兼顧如今的狀況，實在是拖泥帶水。從呱呱墜地寫到走入墳場的大部頭，寫得好的沒幾部，甚至可以說少得可憐。我想大多數人講故事，集中在人生的高潮點，比較能打動人心 － 不是要鉅細靡遺，而是要揀選最精彩的說。希區考克曾經說過：「戲劇就是裁去無聊段落的人生。」我想這句話也適用於一本好的回憶錄。我在撰寫這本書的時候，只保留了對日後有影響的、有趣的、感人的部分，而把無聊的段落省略。我沒打算逐年向讀者報告我做了哪些事情，而是去捕捉我有幸參與經歷的八十幾個年頭中，那些波瀾壯闊、動人心魄的片刻。畢竟，一本回憶錄無論多麼包羅萬象，也沒法窮盡一個人的生命。我在水牛城大學的同事，小說家約翰．巴斯（John Barth）曾經說過一句名言：「你的故事是你的故事，可不是你的生命。」我寧可讓讀者看完回憶錄，還想知道更多關於我的事情，也不要讓他們覺得這本書寫得囉哩八唆。

撰寫回憶錄的首要挑戰，就是如何找到最合適的敘述語調。告白型的回憶錄，可能可以滿足讀者窺探他人隱私的渴望，但我閱讀回憶錄，卻是希望接觸有趣人物的內心獨白。我覺得回憶錄的作者跟讀者之間，有著心照不宣的默契。讀者敞開胸懷，藉由閱讀，傾聽回憶錄作者的故事。而作者也會用最誠實、最引人入勝的筆法，娓娓道出他或她的一生（或者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精彩的回憶錄會是你的好伴侶，只要你一書在手，就能讓你神遊其間，渾然忘我。我必須承認，某些間歇吐露卑鄙心思的回憶錄，像是艾爾尼斯．海明威的《移動的饗宴》（A Moveable Feast），也能博得我的青睞，但本書並不是這種類型。我生命中絕大部分的時間過得興味盎然，淒苦悔恨的場景幾不可見。我也試著避開寫作時不免遇見的窘境，許多的回憶錄就毀在這進退兩難之間。許多回憶錄的作者故作謙卑，看來實在很彆扭；有的人卻又太過張狂，讓人不免發噱。後者，誇張至極的例子出現在希爾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回憶錄裡，那一句至今讓人竊笑不已的名言：「我認識最勇敢的人，就是跟著我衝上聖胡安山（San Juan Hill）的黑人中士。」

撰寫回憶錄的要旨之一，是要求自己回想過去以及它代表的意義，告訴讀者你生命如何被時間塑造、如何與周遭的親友分享這段光陰，如同法蘭西斯．培根的觀察：「真理是時間的女兒。」如今，我站在我生命中第九個十年的制高點回顧過去，我開始明白我的生命，或者（劇作家常常形容的）生命的長虹，是怎麼成形的。我生命的弧線，起自於我刻意疏離家庭的童年。弗洛伊德曾經說過，許多孩子都會幻想他們是領養來的。他們會認為自己是別人家的孩子、在醫院裡抱錯了、被扔在甘藍菜園或者被裝在手提袋裡棄置在火車站，想方設法捏造各種理由拉開自己與親生家庭的距離。我知道我也是那種自憐身世的「棄嬰」之一，其實我只想掙脫眼前艱苦平淡的日子，淡忘面目模糊的父母與哥哥；透過想像，離開我誕生的真實世界，創造一個我想要的人生。

跟千千萬萬我那個世代的年輕男女一樣，二次世界大戰促成了我的人生之旅。一九四三年，我加入陸軍，並不十分恐懼戰爭的殘酷，反倒好奇生命究竟會把我帶到什麼地方。這場戰爭給了我特別的收穫，讓我有機會在十九歲那年去領導別人。詹森總統時代的健康教育福利部長以及公民組織 － 「共同運動」（Common Cause）的創辦人，約翰．嘉納（John Garner）在生前也肯定這段經歷，他曾在太平洋戰區擔任海軍軍官。我們太常以為領導是一種源自內在的能力，只有少數天賦異秉的英雄豪傑才能一呼百諾；其實領導並不是某種堅強人格與特殊心理狀態的組合，而是一種能幫自己找到定位的功能。嘉納是不折不扣的戰爭英雄，但是他跟我議論領袖時，用的卻是最謙卑的定義。他說，「某些領導特質始終存在，等待生命把它們從自身抽繹出來。」在戰爭顯現我的領導能力之前，我的生命可以說是空無一物；但在我穿上中尉制服，袍澤的性命倚賴我時，我便有了能力去填塑這個角色。威廉．莎士比亞在他的劇作中，提供了一個絕佳的領導教材，說明「角色」如何把亨利五世塑造成一代英主。亨利五世還是王儲（賀爾王子）的時候，浪蕩無行，跟著他的損友法爾斯塔夫（Falstaff）廝混，遊手好閒，鎮日飲酒作樂。他在加冕之前，望之不似人君，沒有半點皇家威儀。但是在他深入體會國王這個角色之後，他找到了足以挑起這副重擔的內在潛能。這個轉變是因為他踏出極為關鍵、不可或缺的一步 ─ 與法爾斯塔夫絕交。亨利並不是在阿金庫爾（Agincourt）戰役的時候才變成一個英明的君主，而是在他跟法爾斯塔夫講出：「我不認識你，老頭！」這句話之後，就此展露他的王者風範。領導是一門表現藝術，我們絕大多數的人都是因為扮演這個角色，才展現出相對應的能力。

我先前講過，這本書講的是一個極度幸運的人一路都有貴人扶持的故事。我熬過了那場大戰，憑藉著退伍軍人的福利，進入了大學。我選擇的大學，安提阿學院，是一個鼓勵自由思考的學府，它尊重學生學習的意願，始終堅守社會正義。在安提阿學院，我認識了幫助我進入了麻省理工學院的道格．麥克葛雷高（Doug McGregor）。我在麻省理工學院跟隨著幾位學術巨擘唸書，其中包括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 保羅．山繆森（Paul Samuelson），而他也不嫌棄我平平的數學成績，師生相處甚是融洽。戰後，是社會科學的黃金年代（我取得的就是經濟與社會科學學位），我發現我身處於世上最偉大的城市之中，跟道格與其他的伙伴，一起研究團體動力學（group dynamics）。有人說我們的研究成果為今日更有學術根柢、更有學習能力的組織（像是谷歌）預先打好了基礎。在劍橋的那段歲月，是團隊合作密度最高的經驗之一，讓我明白與好手一同工作，能夠獲致怎樣的成就。

一九七一年，我接任辛辛那堤大學（University of Cincinnati）校長，有機會把我對於領導的理念付諸實踐。我們這個團隊在辛辛那堤創造了一個奇蹟：把這所大學納入州立大學系統，成功化解了它的財務危機。但經過這一役，我也發現我對行政工作實在沒有興趣。我喜歡思考、寫作，想靠教學為生。過去三十年（我人生中最愉快的時光），我都在南加大（USC），住在聖塔莫尼卡的海邊。在接下來的篇章中，你就可以知道我是怎麼一路來到這裡的。在我人生的故事裡，充滿了傑出甚至有些怪異的人們或場景，有的時候連動物也會來湊上一腳。這裡面包括了叫我華特（Walter）的牛津心理分析師、加爾各答廁所便斗裡的一隻恆河猴、史都華．布蘭德（Stewart Brand）、蘭姆．達斯（Ram Dass）與其他住在賽薩里多（Sausalito）船屋社區的鄰居好友、為了排除白宮內部緊張關係而找上門來的前副總統艾爾．高爾（Al Gore）以及我美麗的醫師太太。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經常憶及在我生命不同階段中演奏的樂章。比起照片，流行音樂似乎更能激發我的想像，把我帶回到那個時代的情緒氛圍。＜我會再看到你＞（I’ll be seeing You）讓過去的記憶排山倒海而來，那時穿著制服的我們，是那樣的年輕、瀟灑，但即便是約會調情，甜蜜無限，也排除不了「我明天就要出征」的緊張與難以承受的離別苦。直到我寫這本書時，才發現二次世界大戰是怎樣改變這個世界，又是怎麼樣塑造我們這個世代的。戰爭動員結束了經濟大蕭條，為戰後的繁榮拉開序幕。我研究所是在MIT院唸的，這所學校因為參與戰爭研究計畫，提升雷達性能與開發雷達推廣訓練計畫而聲名大噪。今天當然沒有人會認為盟軍打不贏二次世界大戰。不過，當時一般認為，起碼要拖到一九四五年的冬天，才有可能掌握擊潰軸心國的契機。誰敢想像一旦軸心國支配全世界，會帶來怎樣的災難？幸好盟軍獲勝，大批的復員戰士滿載著希望與樂觀的精神，從歐洲與太平洋戰場凱旋歸國。在信念上來說，我是全美總動員、為國奮戰的一份子，我的人生也因為這場戰爭而徹底改變。美國政府明白，它必須在這些人身上投資自己的未來。大戰結束，光明的戰後歲月隨即展開。我的生涯跟其他千千萬萬的阿兵哥一樣，得力於一九四四年設立的退伍軍人福利計畫，這個計畫也催生了美國強大的中產階級。

大戰不僅影響了經濟層面，更改變了我們這個世代觀看世界的角度。戰爭永遠是醜惡的，軸心政權在歐洲、亞洲推動的種族大屠殺，更一舉玷污了人類文明珍視的善良與美好。熱愛莫札特的人，怎麼會用瓦斯毒殺上百萬個無辜孩子？表面上如此文明的二十世紀歐洲，怎麼會把這麼多的猶太人、吉普賽人、同性戀送進集體死亡工廠？這個問題始終縈繞在戰後的社會科學家腦際，困擾不已。我們發展出的團體動力學與其他領域的研究取向反映了我們的需求，探索一般老百姓在大屠殺（the Holocaust）與殘酷戰爭的年代為什麼會犯下這麼瘋狂的罪行，或許我們有機會阻止它再次發生。我們最重要的發現就是：我們渴望得到周邊朋友的肯定，而團體擁有足夠的力量影響它的成員，無論行善或是為惡。在美國與盟軍部隊進入集中營之後，進入眼簾的是反閃族（anti-Semitism）與各種種族歧視主義肆虐所留下的殘酷景象。這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事情，而是我們逐漸縱容，逐漸將它合理化的結果。二十世紀前半陰錯陽差出現的種族主義被視為殘害人類社會的惡疾，導致了民權運動日後的蓬勃發展，也幸而讓世人對於部落主義（tribalism）的危害有了更清楚的體認。

巴拉克．歐巴馬總統的崛起，可以說是得力於二戰過後的美國現況。我當兵的時候，美軍還是一支種族隔離的部隊，白人與黑人是不能並肩作戰的。白人士兵想要用怎樣的髒話羞辱黑人袍澤，大家都置若罔聞。如今，二戰白人老兵的孫輩，已經成為第一位非裔美人的總統了。（譯注：作者指的是歐巴馬的外祖父，史丹利．杜罕﹝Stanley Dunham﹞，他曾經參加過諾曼地登陸戰。）二○○九年，歐巴馬總統飛到奧斯陸接受諾貝爾和平獎，想來有點尷尬，因為在獲獎的同時，他正身兼兩大戰場的三軍統帥。我不知道他的演說中，有多少比例是他自己寫的，但是我想這篇演說反映了人類情況的一個重要真相。總統說：「我們必須要折衷兩種看起來相互矛盾的真理 － 『戰爭有其必要』與『戰爭在某種程度是人類愚蠢的展現』」。隨後他又補充了幾句話，深深打動在場的聽眾，因為他們都知道，人類生來不是天使也不是惡魔，但卻有本事犯下讓人髮指的惡行。歐巴馬總統引用了甘迺迪總統在幾十年前留下的名言：「讓我們致力於追求更實際、更有機會實現的和平，不是透過急遽的革命，而是逐步改善人類的制度。」我們真的要持續檢視、改善人類的制度，包括我們的司法系統，這是我們從二戰獲得的慘痛教訓。

傑洛德與莎拉．莫菲（Gerald and Sara Murphy）是費滋傑羅的小說《夜未央》（Tender Is the Night）中狄克與妮可．戴佛（Dick and Nicole Diver）的原型。他們曾經說過：「開心活著就是最好的報復。」這句話我想修正為「活著，就是最好的報復」。偶爾我會接到法蘭克．班漢（Frank Benham）的電子郵件，他跟我一樣今年都八十來歲了。上次看到他，我還是個十八歲的年輕小伙子。我們那時在德州，靠近瓦可（Waco）的胡德營（現在改稱堡了）接受基本訓練，還睡上下舖。二○○四年十二月，他寫信提醒我，那年是突出部戰役（Battle of the Bulge）六十周年紀念。六十年前，他苦守法國萊茵河，那是抵擋著試圖想要奪回巴黎的德軍的最後一道防線之一。「我可以這麼跟你說，那個聖誕節我快緊張死了。」他回憶道：「好些廚師、麵包師、公司職員、卡車司機趕赴戰場，搶當步兵過過癮。比起德國人，我還比較怕他們太興奮，胡亂開槍打到我。」法蘭克說，據他所知，當年在胡德營受訓，準備遠赴戰場保護世界民主陣營的少年郎，如今只剩下我們兩個了，這事實令人非常訝異。就算我跟法蘭克已經如禿鷹一般瀕臨絕種了，我們也能處之泰然，因為我們見過更恐怖的情景。

前言

從最狹義的定義來說，我是從八十五歲那年開始撰寫自傳的，但是這本書的源頭，卻要追溯到一九四○年代我還在安提阿（Antioch）學院唸書的時候。那時升上二年級的我，完成一篇自傳性的故事，描述在戰後德國一次讓人動容的相遇。這篇小說在校刊上發表，引起校園內一陣小小的騷動。我頗感意外，這點小成績也改變了我，我因此發現自己可以寫出一條路，進入別人的內心。更讓我驚訝的是：如果你寫的是個人親身經歷，更能輕易地打動讀者。

安提阿出乎意料的成功經驗，讓我成為一個敘述與蒐集故事的人。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反覆咀嚼我聽到、看...

前言
第一章 戰爭熔爐
第二章 啟航
第三章 成年禮
第四章 小團體，大成就
第五章 力克難題
第六章 同「州」共濟
第七章 逐浪漂泊
第八章 返鄉
第九章 歲月熔爐
跋

前言
第一章 戰爭熔爐
第二章 啟航
第三章 成年禮
第四章 小團體，大成就
第五章 力克難題
第六章 同「州」共濟
第七章 逐浪漂泊
第八章 返鄉
第九章 歲月熔爐
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