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金庸」出世
一、與梁羽生同事
在《新晚報》時期,與同事陳文統等下圍棋成為查良鏞業餘的一大樂趣。陳是廣西蒙山人,生於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一九四九年畢業於嶺南大學經濟繫,有深厚的舊學根基,詩詞對聯無不精通。他們在《大公報》就是同事,一九四九年夏天,陳文統經校長陳序經推薦,投考香港《大公報》翻譯,總編輯李俠文委託查良鏞做主考,他覺得英文合格,就錄取了,沒想到陳的中文比英文好得多。他們最初同在編譯組,翻譯英文電訊稿。幾個月後陳轉到副刊版,他仍在國際版(期間,他曾一度辭職北上)。一九五二年,他們兩人先後調到《新晚報》編副刊,陳文統編的是《天方夜譚》版,在干諾道一二三號樓下同一間辦公室。這段時間他們兩人交往最多、關係最密切,他們談得最多的是武俠小說,從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白羽的《十二金錢鏢》到朱貞木的《七殺碑》經常談得眉飛色舞。他們都認為,文筆是白羽的好,《十二金錢鏢》乾淨利落,人物栩栩如生,對話言如其人;但《蜀山》內容恣肆汪洋,作者異想天外,談到書中的異派人物時,他們還會加上自己的不少想像,非常合拍。同室的陳凡、高學達等人武俠小說造詣遠遠不如他倆,通常插不上話,聽了一會,只好各自工作去了。
每天下午,陳文統往往去買二兩孖蒸、四兩燒肉,以助談興,一邊飲酒,一邊請他吃肉,興高采烈。他不喜歡吃孖蒸和燒肉,有時只好開一瓶啤酒和他對飲。那時,他們誰也沒想過不久以後,自己也會操筆上陣寫起武俠小說來。
他們還有一個共同嗜好就是圍棋,常在一起對弈,殺得天昏地黑。作家聶紺弩時任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每天要寫社評,最大的興趣卻是找這兩個年輕人下圍棋。「三人的棋力都很低,可是興趣卻真好,常常一下就是數小時。」三個人旗鼓相當,有輸有贏,他們兩個經常聯手對付聶紺弩,殺得難分難解,從下午一直下到晚上,有時甚至下到天亮,聶紺弩乾脆就打電話給《文匯報》,說今天沒有社評。兩個棋迷在報上寫的「棋話」也互爭雄長,不相上下,深受棋迷歡迎。不同的是,陳文統圍棋、象棋都喜歡,他只愛圍棋。
一九五四年,香港發生一場轟動一時的武術比賽,太極派與白鶴派因門戶之見發生爭執,互不相讓,白鶴派的陳克夫向內地來的太極派吳公儀下戰書,以比武分高下,兩派掌門人簽下了生死狀。因香港禁止擂台比武,地點設在一水之隔的澳門。此事在香港引起很大回響,至少有五千人赴澳門等候開場,不僅是街談巷議的熱門話題,也成為當時報紙爭相報導的題材,《新晚報》幾乎每天都有相關報導。一月十七日下午,這場引人注目的比武在澳門新花園拉開帷幕,兩派高手在擂台上只打了短短兩個回合就以吳公儀一拳擊中陳克夫,鼻子流血而告終。但比武引起了難得一見的轟動,當天《新晚報》出「號外」,報導比武結果,一出市即被搶購一空。
比武觸動了新華社香港分社主管左派報紙宣傳工作的金堯如,腦海中閃過一個念頭,既然市民對比武的興致如此高漲,何不趁熱打鐵,在左派報紙推出武俠小說連載,招徠讀者,擴大發行量呢?一九四九年以後,武俠小說以其荒誕無稽在大陸被禁。他認為,左派報紙如果能打破清規戒律連載武俠小說,必可吸引大量港澳讀者,以改變銷路的困境。他在新華社宣傳會議上提出以武俠小說吸引人民來接受「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的建議,與會者均表支持,宣委會作出決定,由《新晚報》先作為試點去辦。當時《新晚報》的羅孚和《文匯報》的廖一原等都在座。
此前,《新晚報》「天方夜譚」欄目連載唐人(嚴慶澍)的《金陵春夢》,「下午茶座」連載其另一部小說《人渣》,吸引了大量讀者,但從未登過武俠小說,羅孚找到陳文統。一月十九日,即比武結束第三天,《新晚報》就在頭版顯著位置刊出「本報增刊武俠小說」的預告。二十日,《龍虎鬥京華》就在「天方夜譚」開始連載了,署名「梁羽生」。這是梁羽生的處女作,也是成名作,標誌著新派武俠小說的誕生。小說一共連載了七個月,在讀者中引起意想不到的熱烈回響,梁羽生一炮走紅,《新晚報》銷量看漲。
二、《書劍恩仇錄》:故鄉傳說
從梁羽生的《龍虎鬥京華》到《草莽龍蛇傳》,查良鏞都是忠實讀者,他從未想過自己也要上陣。一九五五年二月初,羅孚和「天方夜譚」的編輯忽然向他緊急拉稿,說《草莽龍蛇傳》已連載完了,必須有一篇武俠小說頂上,而梁羽生顧不上,寫稿之責非落在他的頭上不可。當時,他從來沒寫過武俠小說,甚至連小說也沒有寫過,遲遲不敢答應。禁不起他們的勸說,他只好答應了,打電話到報館,報了個題目《書劍恩仇錄》,但從哪裡寫起,他還沒想好。
二月七日,發稿的日子到了,編輯派了一個老工友上門來等,無論如何在當夜九點前要一千字的稿子,否則明天的報上就有一塊空白了。老工友觸發了他的靈感,他便從塞外古道上一個「年近六十,鬚眉皆白,可是神光內蘊,精神充沛」的老者寫起,先把這個工友打發走再說。所以他說,「如果我一開始寫小說就算是文學創作,那麼當時寫作的目的只是為做一件工作。」
二月八日,《書劍恩仇錄》在《新晚報》「天方夜譚」版開始連載,署名「金庸」,每天一段,直到一九五六年九月五日,共連載了五七四天。
「鏞」字拆成兩半就是「金庸」,他自稱「沒有什麼含意的」。金庸橫空出世,從此世人往往只知金庸而不知查良鏞。
作為武俠小說家的金庸從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出場,這一年他已年過而立。雖然早就離開了故鄉,但故鄉在他的夢裡夜夜縈迴,母親、父親、兄弟姊妹,故鄉的風物人情、民間傳說深埋在一個漂泊異鄉的遊子心中。遙望江南,那是他永遠的愛和痛,「如果你到過江南,會想到那些燕子,那些楊柳與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正是他落筆寫《書劍恩仇錄》時的心境。當他初次執筆寫下第一部武俠小說時,他想到的是遙遠而親切的故鄉,海寧潮、母親和從小熟悉的傳說。
他的故鄉一直流傳,乾隆皇帝本是海寧陳閣老的兒子,雍正皇帝生了個女兒,用偷梁換柱的調包計換去了陳家的兒子,乾隆實際上是漢家的血脈,這傳說越數百年而不衰,從小銘刻在他的心裡。故事輪廓由此而來,從家國恨到兒女情,江湖、江山、英雄美人、民族恩仇一一展開。他對母親的思念情不自禁,陳閣老夫人的名字最初連載時叫「徐惠祿」,與他母親的名字僅一字之差,以後修改出版時改為「徐潮生」。
「我是浙江海寧人,乾隆皇帝的傳說,從小就在故鄉聽到的。因此第一部小說寫了我印象深刻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歷史學家孟森做過考證,認為乾隆是海寧陳家後人的傳說靠不住,香妃為皇太后害死的傳說也是假的。歷史學家當然不喜歡傳說,但寫小說的人喜歡。」
乾隆在他的家鄉海寧修建海塘,全力以赴,直到大功告成,造福當地百姓。他筆下將乾隆皇帝寫得很不濟,他有時感到有些抱歉。他說,乾隆的詩寫得不好,本來也沒多大相干,只是小時候在海寧,後來在杭州,到處見到他的御詩石碑,心中實在反感,現在見到好多名畫,也到處是他的題字,不諷刺他一番,悶氣難消。寫到後面,他更是禁不住大發議論,說皇帝的話不可相信。這番話和小說的主線沒有多大關聯。
《書劍恩仇錄》在《新晚報》開始連載的兩、三個星期,反映平淡,沒有引起特別的轟動,刊載一個多月後,情況逐漸發生變化,曲折、起伏的情節,打破了平淡的局面,深深吸引著讀者,一路追著讀下去。一九五○年南下香港、在上海《申報》做過編輯的董千里則說,「書劍」最初在報上連載時,我從頭到尾均未錯過,深佩作者之才,由此結識。
金庸收到大量讀者來信,幾乎每天都有,如果當天他擺了一個烏龍,次日的來信一定會多些,他寫到言伯乾與文泰來大戰,不經意用了「雙目如電」,此後三天收到七封信,都說言伯乾的一隻眼已被余魚同射瞎了。有地址的讀者來信,他會陸續回覆。
電影界的朋友、中聯公司總經理劉芳與太太天天爭著看《新晚報》上的連載,中聯很想把它改編成電影。緬甸仰光的讀者來信說,當地有好幾位說書人以「書劍」為壓軸,頗得聽眾的歡迎。海外有兩家中文報紙逐日轉載。
繼梁羽生之後,金庸將武俠小說推向一個高潮,而且大有後來居上之勢,不僅在香港大有讀者,東南亞一帶也有很多人爭相閱讀。「遊戲文字,居然有人喜愛」,令他意想不到。他最初答應羅孚只是試試而已。
有些讀者把書中的人物當真實的人那樣看待,真誠地為他們擔心,為他們抱不平。他說寫這書時,確是把自己當作了「紅花會」的一分子來設想,算是個小頭目吧。「紅花會」群雄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水滸》的一百零八將,結局也有《水滸》的痕跡。在此之前,他從未寫過任何小說(〈白象之戀〉是徵文之作,他沒有算在內),下筆之時不知不覺會受到他從小熟悉的《水滸》影響,也受到許多外國小說的影響。有時乾脆就在模仿,既有模仿《紅樓夢》的,也有模仿《水滸》的。丫頭餵陳家洛吃東西,就是抄《紅樓夢》的。
在《書劍恩仇錄》的主角陳家洛身上,隱約可以看到近代以來幾個海寧籍歷史人物蔣百里、徐志摩的影子,他說海寧不出武人,即使是軍事學家蔣百里,也只會講武,不大會動武。他們性格中都有一些憂鬱色調和悲劇意味,也都帶著幾分不合時宜的執拗。其實,在陳家洛身上也可以看出作者的一些性格。在這個虛構人物的身上,寄託了作者的某些理想。「又要做讀書人,又要做革命首領,又要做政冶家,既是富家公子,亦是草莽英雄,又重事業,又重愛情,即使在感情問題上,愛姊姊還是愛妹妹也糾纏不清」的陳家洛—
不是一個成功的人物,但是他反映了許多知識分子的理想、抱負、幻想、幻滅;反映了他們的天真心態,可取之處與弱點。
從此,金庸—一個深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的讀書人,在經歷動盪亂世之後,獨自在異鄉通過武俠小說展開他對人性無限豐富的獨特理解。他的出現幾乎改變了武俠小說難登大雅之堂的宿命。
三、《碧血劍》:亂世情結
和他談起《書劍恩仇錄》或寫信給他的人中,有銀行經理、律師、大學的講師,也有拉手車的工人,有七八十歲的老婆婆,也有八九歲的小弟弟小妹妹。在南洋許多地方,它被作為電台廣播與街頭說書的題材。
《書劍恩仇錄》受到的歡迎出乎他的意料,動筆之前,他從未想過將來要做一個武俠小說家。世事難料,刻意追求的不一定開花結果,無心插柳倒是柳成蔭。一九五五年的一天,《書劍恩仇錄》還在《新晚報》連載,劉芳和李晨風等電影界朋友在茶樓上談起,如果將這個小說拍成電影,應該怎樣拍,忽然想不起書中某個人物的綽號了,茶樓的女招待和鄰座的茶客紛紛插口進來告訴他們。
左派背景的《香港商報》創刊於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一日,標榜中立,最初以純經濟新聞為主,銷路狹窄,每天只有幾千份。第二年改為綜合性報紙,以娛樂性的副刊和本港新聞為主,一九五五年末,《新晚報》還在連載《書劍恩仇錄》,《香港商報》副刊編輯李沙威力邀他為他們「說月」版也寫一部武俠小說,編輯的懇切態度使他難以推辭,就答應下來了。從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起,他的第二部武俠小說《碧血劍》在《香港商報》連載。
他想起十幾年前在石梁讀高中的歲月,在《碧血劍》中虛構了一個「石梁派」,出生在石梁的女主角溫青青,衢江、石梁,以及爛柯山的風光都是他熟悉的:
石梁離衢州二十多里,他腳步迅速,不消半個時辰就到了。石梁是個小鎮,附近便是爛柯山。相傳晉時樵夫王質入山採樵,觀看兩位仙人對弈,等到一局既終,回過頭來,自己的斧頭柄已經爛了,回到家裡,人事全非,原來入山一去已經數十年。爛柯山上兩峰之間有一條巨大的石梁相連,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搬上,當地故老相傳是神仙以法力移來,石梁之名,由此而起。
第五回「山幽花寂寂,水秀草青青」,依稀就是石梁的春天:
兩人緩步向後山上行去。那山也不甚高,四周樹木蔥翠,四下裡輕煙薄霧,出沒於枝葉之間。良夜寂寂,兩人足踏軟草,竟連腳步也是悄無聲息。將到山頂,轉了兩個彎,一陣清風,四周全是花香。月色如霜,放眼望去,滿坡盡是紅色、白色、黃色的玫瑰。
他當年所見的也許不是玫瑰,只是滿山五顏六色的山花。
《碧血劍》的歷史感很強,政治性極濃厚,崇禎皇帝、李自成、皇太極都出現了,只是主角袁承志的形象有點單薄,人物性格的挖掘和感情的刻畫都不夠,文學性不如前一部作品。(他對此很不滿意,隨後做過兩次大的修改,增加了五分之一左右篇幅。)
他小時候就在故鄉海寧袁花的戲台上看到過崇禎皇帝,他和哥哥查良鏗一起看龍王戲《明末遺恨》,覺得崇禎「有些可憐」。在許多平民在亂世中流離的情節,無疑有他自己的人生經歷、生命體驗。到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碧血劍》連載了整整一年,袁承志面對易代的大動盪、大變化,最終到南洋一個海島開始新生活,有人說,這是對千千萬萬人逃入香港的隱喻。袁是從護送大炮進京的葡萄牙士兵那裡得知有這個島,他們給了他南洋島嶼的地圖,「你們與其在這裡辛辛苦苦的打仗,不如帶了中國沒飯吃的受苦百姓到那島上去。」承志心想,「你這外國人心地倒好,只是不知我們中國地有多大,億萬之眾,憑你再大的島也居住不下。」這個情節出現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五日那一段。當時許多香港人與袁承志有著相似的命運,歐洲人幫助這些流亡者找到這個島,似乎也暗示了香港的處境,這是一塊英國的殖民地。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時,香港不足六十萬人口,一九四九年前後,政局劇變之際,大批移民進入,到一九五○年春天人口已猛漲到兩百三十萬。《碧血劍》的很多讀者就是在這期間來香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