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敏雅

第一章 「比汪精衛還汪精衛！」：臺灣多重記憶中的「漢奸」形象
馮大巍（David Serfass）
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昔有漢奸汪精衛認賊作父，藉錯亂「雙十」宣揚「大東亞共榮」；今有蔡英文聯合美日對抗大陸，盜殼「中華X國」圖謀分裂國土。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奉勸台灣當局領導人別因滿足個人政治需要，在背棄家國的道路上越錯越遠，最終學汪精衛留個千古罵名。
2016年10月10日，是蔡英文作為中華民國（台灣）總統首度執政後的第一個國慶日。翌日，網路上出現一篇中文文章，並在中國網路上廣為流傳，以上這段語帶威脅的引文，正是該文結語。作者將蔡英文的致詞，與汪精衛（1883-1944）1943年10月10日的國慶演說，做了一個令人意外的類比。汪精衛是二十世紀初孫中山身邊的重要反清革命同志，與蔣介石則有複雜的恩怨，最終於中日戰爭前化敵為友。不過，由於汪精衛在1940年於南京建立了親日政府，因此也被貼上「漢奸」的標籤，難以洗脫惡名。
將七十三年後的蔡英文比做汪精衛，為的自然是彰顯典禮中所用象徵符號的「偽政權」性質。該文作者表示，國民黨是「一個為中華民族反封建、反侵略、反分裂做出諸多歷史貢獻的政黨」，並且認為既然民進黨極力要抹去孫中山與國民黨在台灣的遺緒，身為民進黨黨員的蔡英文竟敢以中華民國之名發言。同樣地，汪精衛建立的「南京國民政府」，在國慶典禮時選擇沿用原國民政府的符號標誌，不但國旗相同，也推崇孫中山國父的地位，以確立己身的正當性，與蔣介石的「重慶國民政府」遙相對抗。該文認為，蔡英文的國慶典禮，在符號選擇上與汪精衛一脈相承。
該文的另一項批判，則是將蔡英文的親美姿態與汪日合作相提並論，譴責蔡英文把台灣放在一個新的「大東亞共榮圈」（大日本帝國於1940年起稱呼其影響勢力範圍的修辭）架構中。如果說冷戰後真的有一個新的「共榮圈」，居領導地位的當然是美國。不過，該文更嚴厲抨擊蔡英文的，則是她對日本的態度與汪精衛如出一轍。作者認為，273位日本代表訪台祝賀國慶，以及蔡英文對沖之鳥礁領海爭議的和解態度，在在顯示蔡英文的媚日立場。
蔡英文與汪精衛之間的類比不只一例，因此格外值得關注。儘管汪精衛跟台灣毫無關連，但是其「叛國賊」形象近年來卻在與台灣地位相關的爭論中頻頻出現。這該如何解釋呢？筆者將說明，原因在於這位有爭議的歷史人物已然成為中國以及台灣在「叛國罪」上的一個主要「記憶所繫之處」（lieu de mémoire）。
「記憶所繫之處」一詞，乃是由皮耶．諾哈（Pierre Nora）所提出的。保蘿．波提提耶（Paule Petitier）觀察到，雖然這個概念的涵蓋範圍相當廣泛，意指「集體記憶的意象」（topoï de la mémoire collective），但是在日常用語裡卻「狹隘地僅指涉地理範圍」。無論如何，雖然諾哈在作品全集中也使用了「記憶節點」（nœud de mémoire）一詞，但他選擇談論「地點」（lieu），足以證明「記憶傾向體現於地點、地點的再現，或是地點的相關討論中。」就法國的例子而言，叛國罪的記憶所繫之處就是菲利普．貝當（Philippe Pétain）政府所在地維琪（Vichy），與汪精衛的南京政府恰好正值同一時期。如果「南京」這個地名沒有如同「維琪」一般成為叛國罪的「記憶所繫之處」，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比起維琪這個座落於法國中部奧弗涅的溫泉城市，作為南方國都的南京擁有更豐富的歷史。單就民國時期（1912-1949）而言，孫中山於1912年1月建立的中華民國臨時首都正是南京。在「南京十年」（1927-1937）期間，這座城市成為國民黨國家現代化的表率。而1937、38年之交的冬天，日軍侵華暴行更讓南京成為中國人民苦難的象徵。這個「記憶所繫之處」沒有用地名來呈現，而是凝結於「汪精衛」這個中國最知名的叛國賊形象中。
關於叛國，汪精衛只是眾人記憶中最知名的代表人物而已。「漢奸」標籤與叛國的罪行緊密相連，也如影隨形般貼在汪精衛身上。在中國與台灣，漢奸這個概念，以及其他類似概念，長期以來是國族建構中的要素。關於「國族建構」，筆者指的是國族共同體的形成過程。圍繞其緣起與性質存在諸多討論，本文暫且不論。不過，可以確定的是，記憶在這當中發揮了至為關鍵的作用：國族共同體存在的基礎之一是成員必須同意彼此均擁有共同的過去，而這個共同的過去是由「記憶所繫之處」界定的。如此看來，國族建構是一個永無休止的過程，因為每個社會都會重新詮釋其過去。既然海峽兩岸在國族建構的軌道上越離越遠，中國與台灣便越來越難以形成這樣的共識。事實上，1980到1990年間的民主化進程，讓台灣人可以自由地表達各種不同的身分認同。其中一種立場，就是要建立台灣國族主義，拒斥歷史中的中國要素。這些訴求在陳水扁（2000-2008）與蔡英文（2016-2024）總統任期中，貫徹到了國家最高層。雖然方式尚稱溫和，但還是跟中國以及部分台灣居民造成強烈的緊張關係。
這些互相衝突的國族建構，體現在對過去截然不同的解讀中，對於共同的「記憶所繫之處」，解讀方式更是不斷在變化，差異甚大。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隨著不同時期或是不同的國族主義立場，而有著不同面貌的國姓爺鄭成功（1624-1662）。他有時是抵擋滿清和荷蘭入侵的愛國中國人，有時又是在島上建立起第一個王朝的台灣英雄，有時又象徵了台灣與日本之間久遠的聯繫。不過，就記憶的政治用途而言，沒有任何歷史事件的重要性能與第二次中日戰爭（1937-1945）相比擬。自1945年國民政府統治台灣起，這場戰爭就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畢竟其政權正當性大部分來自於他們在這場戰爭中扮演的角色。至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情況則稍有不同：在以毛澤東為中心的革命偉業中，抗日戰爭的記憶長期以來都不是官方敘事的核心，直到1985年才開始強調其重要性，並且在根本上加以重新定義。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分析出當時中國政治上的三重脈絡：首先，中國共產黨要用國族主義取代毛澤東主義，作為其統治正當性的基礎；其次，中共試圖和平統一台灣；最後，中國已經躋身區域強權，乃至於全球強權。為了呼應這樣的三重脈絡，中日戰爭的記憶目前著重於三個主題：中華民族與同盟國並肩對抗法西斯所取得的勝利、承認國民黨在內中國各方勢力所發揮的作用，以及平民遭遇到的痛苦，尤其是在南京大屠殺中經歷的磨難。中國共產黨對於中日戰爭記憶所做的這些調整，為的是憑藉記憶的趨同拉近台灣在政治上與中國的距離。然而，台灣正在進行民主化，又對國民黨敘事有所質疑，與中國政府的此種期待無法相容。
隨著中國大陸脫離毛澤東主義、台灣邁向民主化，戰爭的官方記憶也因此有了驚人的轉變，促成許多研究。不過，日軍占領時期「與外來勢力合作行為」（collaboration）的相關記憶，大致上還是受到忽略，只有純史學領域有所研究。然而，對於這個問題，在學術界之外其實有很多辯論，因此我們需要將焦點擴展到政治與媒體的領域。
如今，汪精衛的形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無處不在，並不令人意外。1990年代起開始推動的愛國主義教育，不但將抗日志士英雄化，也對服務過「傀儡」政權的人嚴加譴責。不過，漢奸形象的原型竟然也出現在台灣，則較令人訝異，畢竟國民黨在1945年後竭力要抹去相關記憶（下文將說明）。汪精衛出現在台灣的辯論中，當然可以視為一種模仿效應，反映出海峽兩岸在政治媒體領域上千絲萬縷的關係。不過，不要忘記，台灣其實也存在著類似於中國大陸對於「叛國罪行」的記憶，這種記憶直接影響了1945年「光復」台灣時國民黨政府的態度。戰爭結束時，國民黨將台灣視為遭到日本奴化教育洗腦的舊淪陷區，從而將1931年後中國大陸圍繞「叛國行為」出現的善惡二分思維模式，放入一個截然不同的脈絡中—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殖民統治。

第一章 「比汪精衛還汪精衛！」：臺灣多重記憶中的「漢奸」形象
馮大巍（David Serfass）
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昔有漢奸汪精衛認賊作父，藉錯亂「雙十」宣揚「大東亞共榮」；今有蔡英文聯合美日對抗大陸，盜殼「中華X國」圖謀分裂國土。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奉勸台灣當局領導人別因滿足個人政治需要，在背棄家國的道路上越錯越遠，最終學汪精衛留個千古罵名。
2016年10月10日，是蔡英文作為中華民國（台灣）總統首度執政後的第一個國慶日。翌日，網路上出現一篇中文文章，並在中國網路上廣為流傳，以上這段語帶威脅...

序
2011年，Taïwan, île de mémoires（《台灣，記憶之島》）一書出版，由Samia Ferhat與Sandrine Marchand共同主編。該書集結了台灣、法國與英國多位學者的論文，探討台灣歷史中不同時期的記憶問題，並關注台灣多元社群如何形塑其自身的集體記憶。該書出版後廣受好評，曾再版一次，如今已經絕版。由於原出版社「Tigre de papier」無法再次印行，我們決定將此書轉為電子版，供有興趣的讀者自由取閱： https://frenchtaiwanstudies.org/en/taiwan-island-of-memories/。
　　在這個脈絡下，Samia與Marchand教授開始構思，是否可以進一步將這部作品翻譯為中文。然而，大約在《台灣，記憶之島》出版近十年後，Samia與當年參與撰稿的蕭阿勤交流時，蕭阿勤提出了新的想法：與其直接翻譯舊作，不如策劃一部全新的記憶研究專書，重新思考台灣的記憶問題。
　　在新的構想下，我們這次的思考方向，不再是單純區分各族群、各歷史階段的記憶敘事，而是進一步探討這些記憶如何彼此連結。我們關心的是：集體記憶、家族記憶與個人記憶如何編織出不同背景的人群之間的聯繫？記憶敘事如何可能超越族群、歷史與社會的差異，逐步累積為「共同的記憶」，成為跨社群對話的基礎？
　　帶著這樣的問題意識，我們展開了新書的集體寫作。2024年年底，我們兩位共同主編的論文集Les liens de la mémoire: itinéraires taïwanais，收錄了八篇論文，終於由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出版社（Presses de l’Inalco）正式出版。因為我們也希望將這部作品引介給台灣及各地的中文讀者，因此之前就開始積極尋求中文版的出版機會。2023年12月初，我們與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接洽。非常感謝當時的涂豐恩總編輯迅速慨允本書的提案，願意接納這部作品的中文版本，讓這段跨越語言、跨越文化的記憶對話得以實現。
　　論文集Les liens de la mémoire: itinéraires taïwanais的出版計畫，原本由Samia、蕭阿勤與Sandrine Marchand三人共同推動，但隨著出版過程的演變，Marchand教授因個人因素，無法繼續參與。因此，這部作品最終的法文版與中文版，就由我們兩位共同主編。另外，原本法文版的一篇論文，因故未能加入中文版，而中文版則增加了翁智琦教授的一篇，這是兩個版本收錄的論文不同之處。再者，在準備中文版書稿的過程中，幾位作者基於各種考慮，包括針對新讀者群、現象的新發展、新資料，或者為了精益求精，因此對於各自的論文，都已做了大幅度的修改。事實上，中文版與法文版，各篇已有程度不等的差異，敬請讀者留意。
　　Candle細讀各篇，耐心糾錯及建議，一路協助中文版全部論文的潤稿、改稿，非常感謝。同時謝謝蕭阿勤的助理林貝柔與徐宗緯，對部分論文的修飾提出建議，或改正其參考書目，也費心整理全部書稿。

　　我們衷心期盼，這本書能夠透過多元視角與多重聲音，促使我們重新思考台灣的記憶議題，並將「記憶」視為一種持續交織、形塑「共同體」的動態過程，而非僅是割裂、分屬各自群體的碎片敘事。


導言
2011年，我與Sandrine Marchand主編的《台灣，記憶之島》（Taïwan, île de mémoire）一書，在里昂出版。這本法文論文集，匯集了來自台灣、英國和法國學者的研究，旨在揭示台灣社會所特有的記憶動態之多元與豐富，展現台灣自1990年代初以來在身分認同方面的深刻變遷。
1990年代，時任總統的李登輝，對於台灣本省人與來自大陸的外省人之間日益對立的言論頗為擔憂，認為有必要主張台灣是一個主權實體，不受制於北京政權，於是在1990年代中葉推動了一項政策，旨在強化以台灣邊境線以內為範圍的國族社群理念，從而建構台灣「命運共同體」的意識，使台灣民眾逐漸認識到這個島嶼社會是擁有豐富身分認同、蘊含島上各族群文化特色的「新故鄉」。這意味著擺脫該島歷史上始終以中國為中心的觀念。在這樣的政策下，台灣與大陸千絲萬縷的聯繫儘管仍被認可，但不應再成為建構國族身分的核心要素。李登輝的政策比其前任蔣經國在1977年推行的文化政策（「十二項建設」中最後一項為「建立每一縣市文化中心」）走得更遠，後者傾向於將台灣本土文化視為中國龐大文化母體的一部分，而李登輝則變更了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優先順序：台灣的文化、歷史和語言的優勢特色，不需要再看成是屬於中國的。
該理念的首次落實是1997年推行的教科書改革。新系列課本以「認識台灣」為名，反映了政府促進新一代與台灣家鄉建立深厚紐帶的願望。的確在此之前，台灣自身的地理、歷史及文化特色，在教材中所占的篇幅，遠遠低於漢人的故土中國大陸。
對家鄉的重視，也是民進黨在2000年代執政時推動的文化政策核心，並且確實有助於創造一種新的關於台灣的敘事，以抗衡一直以來由中國國民黨所推崇的敘事。血脈延續以及共同文化遺產的傳承，不再完全能夠證明台灣民眾理應被納入台灣和大陸為一體的「中華民族」。
要從這一歷史、文化和血統的母體中脫離出來，就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國族認同的論述。因此，重點放在台灣的「文化和歷史主體性」上。台灣社會的獨特文化被定義為「海島文化」，是在與大陸截然不同的歷史進程中形成。儘管沒有否認中國和台灣人民之間存在民族和文化的相似性，但這類論述將中國敘事的影響縮到最小，同時強調台灣已構成一個完整國家所具有的主權實體。與中華民族文化歷史大熔爐相對的，是深深扎根於台灣土地的原生歷史文化，及其在島嶼整個發展歷程中的重要性。而漢族的文化傳統，也因此被視為只是台灣多元豐富文化當中的一個部分而已。
此外，台灣社會還被定性為具備「海洋文化」特點。隨著歷史上一波又一波移民潮而逐步建立，台灣「海洋文化」的特色在於凸顯台灣身分的一整套價值觀，對外開放和包容是其主要特徵。因此，「多元化」成為人們優先打造的社會格局的核心。理想情況下，國族身分應該以包容性的多元文化主義為特色，當中的每個社群都各得其所，又相互關聯，而台灣國家正在打造中，公民則被國族的歸屬感凝聚在一起。
重新定義國族身分，意味著必須以新的視角看待過去，進而質疑其具體表現形式，亦即各種紀錄和代表著台灣過去的那些物質化的事物。正如 Pierre Nora 及共同參與其主編的史學著作的諸多學者所指出的，它們構成了國族社群的「記憶所繫之處」（les Lieux de mémoire）。國旗、國歌、紀念碑、人物和歷史關鍵事件，所有這些都在新的政治和社會抱負的視野下，重新被審視。這一過程催生出全新的敘事脈絡，展示許多迄今為止島嶼上的集體發展軌跡，而這些是在過去的官方表述中，很少被呈現的想像、回憶和情感。
記憶追溯的這種多元性，正是2011年出版的《台灣，記憶之島》所試圖審視的。其中各篇論文，嘗試將記憶與構成當時台灣社會的各個「情感共同體」相關聯，這些共同體，因為各自的民族、乃至亞民族（例如族群）特性、專業偏好、政黨傾向或是世代歸屬等，而各具特色。當時，我們在嘗試辨識這些不同組成部分的獨特性時，所採用的方法旨在凸顯特殊性，因而不可避免地導致對研究對象的分割，甚至是單獨界定他們的記憶對象，以便於觀察和分析。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反其道而行，希望能探索那些有助於通到過往的諸多聯繫。這一次，我們不想止步於共同體認同過程中那些區分人們、使人們分隔的要素；而是要走得更遠，去探究是什麼讓共同體之間，彼此形成關聯。
然而，當我們談及聯繫時，通常是因為意識到已經疏於聯繫或是斷了聯繫。人們在團結一致時，與環境、周遭、時代形成一體，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共生，而經常意識不到連結我們與他人的紐帶，因為這些聯繫已然是我們自身的一部分，是構成我們本身的東西。正如「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的創始人英國心理學家John Bowlby 所言，「個體之間強而有力的持久聯繫是眾多物種的常規」，可見情感聯繫的必要性，這不僅是安全感的來源，也是快樂的來源。
當紐帶開始磨損、解體，人們或漸行漸遠，或爭執不下，或關係破裂，才會感到自己在消散、在分解。歸屬感只有失去時才顯得至關重要，它揭露了我們的缺失、我們的孤獨。那麼接下來，為了逃避異化，我們別無選擇，只能重新編織聯繫，因為我們實在太需要他人了。人並非生來孤獨。人不是「自私基因」，恰恰相反，這種基因本是子虛烏有，將來也永不會有。與人聯繫，對我們的生存至關重要，它們讓我們更強大，而我們也終其一生不斷編織更多聯繫。
然而，聯繫也可能成為束縛、阻礙、壓力的源頭，導致人有時想要解開束縛，甚至完全擺脫糾纏。因此，蠻橫滋生、四處擴張的聯繫，更多地成為心理學家而不是如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等其他人文或社會科學學者的研究對象，因為它們觸及私密，觸及混亂而糾結的那一部分自我，情感在此喧鬧沸騰，並占據了我們原本拒絕給予它們的空間。因此，正因為「聯繫」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這一概念常被排斥，很少有機會展示自己，少有關注。在過去二十年間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中，事物和生靈「從其生存的世界中被撕扯出來，變成了交換的對象」，而似乎本已失勢的「聯繫」，如今卻在「關懷」研究（care）、生態學、人類學，以及任何關注生存狀態的介入哲學中，重新成為研究熱點。
不過，我們在本書中的思考，尤其希望歸功於愛德華．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這位在當下各種問題中仍然有強烈存在感的已逝學者，他的哲思充分給養了關於台灣這座後殖民島嶼的「關係詩學」（Poétique de la relation或poetics of relation）。在該視角下，他將「關係」視為基礎，視為本質，其重要性甚至優先於它所連接的種種元素，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在起源點上認識到某種身分—關係。在格里桑的眾多論述中，我們在此只引用一句：「關係連接、（轉接）、講述」（la relation relie, [relaie], relate），因為這三個詞、這三個動詞，在我們看來承載著巨大的意義資源。
「連接」，或更確切地說，「重新連接」，是喚醒正變得鬆弛的聯繫，因為關係需要維護，需要關心和堅持。另一方面，根據格里桑的說法，「連接」也是相對，而非絕對，後者離群索居，自成一體，封閉在對外界毫無興趣的自我性之中，彷彿孤兒一般。「連接」還質疑了本地性與普世性之間的二元對立，也質疑那些認為前者會融於後者之中的看法。其實，當拾起千絲萬縷編結在一起的關係纖維，一切都相互交織、交纏，割斷繩結而不傷害彼此就不那麼容易了。聯繫可避免傷害，甚或是治癒傷害，聯繫會修復、縫合、療癒。
連接在點與點之間建立，但在關聯和綁定之前，必須首先準備好關係的基礎。因為創建聯繫不能缺少根基，不能不顧過去、不看未來，不能不加預備、毫無意圖。聯繫意味著兩個主體之間的關係，我們無法在此接受某一主導的主體俯視並支配某一被選定且物化的客體，以使其臣服。將關係的某一方客體化，這並非真正的關係性，它只會造成隔離、異化、切斷、強加、扭曲。客體之間不會與彼此建立關係。他們的命運是被分配，除非經由主體化的過程—也就是只有當他們成為能夠贈與、做出承諾，或者進行其他形式的自主交換的主體，否則無法轉化為具有連結意義的元素。
連接要求共用。
「連結」的本質，必然涵攝一種分享的動作，也是一種「重新連結」的過程。拉丁文 religare（意為「重新連結」）與 religion（宗教）即源於此詞根，正體現了人際或主體間關係中最深層、最密切的一種連結形式。
「轉接」則鮮被提及。例如法語中與「轉接」同詞根的「驛站」，所指的便是旅途中的用於休息或更換坐騎之所，又如在遠程投遞任務中，「轉接」是在到達目的地之前運送者的更換接力。「轉接」意味著一段長遠的時間與空間延續，而「關係」這個詞原本就已經隱含著彼此有關係者可能在時空上的分離，未必是相聚於一處的。「轉接」指向的也正是「中間」，而非引向空虛的「二者之間」，它是媒介，是使事物流轉而自己並不留下事物，正是它維持著關係的靈活與動力。它是資訊、知識、回憶的傳遞，它是必須存在的過渡，並在存在中獲得激勵與認可。
至於「講述」，它觸及了我們研究方法中的敏感部分，觸及了其實質與手段：敘事。它需要語言，無論是口頭或書面，以及與其相應的聆聽或閱讀。人們常忘記「關係」在法語中的第一個語義是「敘述、敘事」（relater）。傳達事實及其細節，傳遞、儲存，讓已經發生之事存入記憶。然後，關係就可以在不在場者與在場者之間發生，交流立場、觀點，自然生發更多的敘事，編織主體間的聯繫。
「被連接」、「被轉接」、「被講述」：這三個詞描述了時間、空間中的聯繫，生靈與事物之間的關聯，意味著交流、故事和傳承。因此，這必然與記憶有關。而這也是本書的主要方向，但在沿著這一方向前進之前，我們希望對「連接」再強調一個要點：「連接」既是「關係」的核心，也與之相悖；既是其邊界，也令其走偏；既危險又迷人。關於「關係」，顯而易見且亙古不變的是，它內含著不和的風險，本身就帶有衝突一旦發生時的自我否定性。
關係這一固有的風險，卻維繫著紐帶的動態張力，然而，如果不能對關係的基礎、基石和土壤施以信任和自由，那麼就不可能再考慮到不和諧風險了。這一點，讓我們轉向英國醫生和精神分析學家唐納德．溫尼考特（Donald Woods Winnicott），採納並靈活使用他為研究心理發展所提出的「仲介空間」（transitional space）概念。他將幫助我們賦予所關注的「聯繫」概念以實質內容，這種「聯繫」能轉移那些既使其存在又危及其存續的因素。溫尼考特認為，「在內在現實與外在現實之間建立關係」，就表示是一種可以通過「某種仲介經驗空間的存在」，而得到緩解的緊張關係，而該空間也是自由的空間，是遊戲（或賭博）的空間。在這裡，與真實的關係，正如與他人的關係一樣，在把種種障礙與不和諧放置在這一中間介面上之後，得以長久延續，因為在仲介空間，這些不利因素會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運作，保持距離，被賦予象徵，甚或是被吸收。因此，沒有自由就沒有聯繫，當然這需要每個人自己去創造自由、關注自由和把握自由。同樣的，沒有信任也就沒有聯繫，首先是對自己的信任，因為這使我們能夠「與合適的人在令彼此滿意的關係中合作」。誠然，在我們這些以競爭為基礎的社會中，對這種關係的認識和維繫是嚴重缺乏的，但展現這樣一種模式如何運作，也可能會讓人們願意參與其中。此外，要討論過去和記憶的聯繫，自由和信任這兩者，缺一不可。記憶，首先是對抗遺忘的鬥爭，需要我們深入挖掘，去走進時間的深處。
記憶本身就可以構成一種極其活躍的聯繫形式。我們並不總是知道它經過哪裡、取道何處，又會導致怎樣的短路。但既然記憶與主觀性和親密性緊密相關，它就是構成聯繫的重要組成部分。希臘神話中的記憶女神寧默辛妮（Mnemosyne），發明語言並命名萬物，如織女一般連接著眾生與萬事，它們各異的經歷便是她織造的紋樣。因此，在記憶之作中強調聯繫，就是在突顯它的血管、它的心臟，以欣賞它的豐富與美麗，並理解它的走向和交匯點。
本書涉及台灣的不同歷史時期，分為三大部分：恆常與復現、埋葬與解脫、煎熬與慰藉。
第一部分「恆常與復現」，收錄David Serfass、汪宏倫和王梅香的文章，每位作者都以特別的方式展現了對記憶的認知：記憶是「以永恆的現在所經歷的聯繫」。
David Serfass 探討了與汪精衛及其「漢奸」標籤有關而被公開使用的歷史。他的研究，展示了這位現代中國歷史人物在近年來，如何被台灣各派政治力量用來賦予或剝奪對手的合法性。文章探索了諸如「漢奸」之類的指稱，在當代台灣社會特有的民主遊戲中的意義和範圍。
汪宏倫同樣關注政治辯論的議題，他研究政黨如何在台灣社會追求「轉型正義」的過程中，通過各種不同的敘事創作，來回顧蔣家獨裁時期的幾個歷史的大轉折。
王梅香則探討了與冷戰時期相關的敘事建構。她的文章基於長期的田野調查，試圖超越單一的政治和經濟的解讀，去重構那個年代的文化記憶。她的研究提醒：我們必須將關於二十世紀冷戰的記憶，置於族裔或社會經濟歸屬所形成的不同的情感社群中，才能恰當地理解這些記憶。
第二部分「埋葬與解脫」，收錄Samia Ferhat、藍適齊的文章，討論的主題是代際聯繫。Samia Ferhat 根據一項針對台灣和中國青年人的調查，探討了家庭框架內記憶傳承的過程。這些年輕人講述的敘事，將我們帶回到他們所屬群體所特有的社會記憶框架中，揭示了某種對於過去的想像，其養分不僅來自言語的傳遞，也來自他們長輩的沉默或迴避。
藍適齊帶我們回顧了太平洋戰爭，尤其著眼於倒在各處戰場上的台灣士兵的家庭。由於沒有任何針對戰死的台灣子弟的公共紀念活動，軍屬家庭無法藉著本應有的喪葬儀式而獲得撫慰、找回平靜。於是他們努力在私人空間內，建立了特定的紀念和記憶場所，來悼念犧牲的親人—那些出生於日本帝國統治時期並被徵召入伍的台灣人。
第三部分「煎熬與慰藉」，收錄翁智琦、蕭阿勤和王建慧的文章。他們各自回顧了與地點、空間、時間編織的聯繫，透過回憶或創造性的投入，安撫了因衰老、不公境遇或與熟悉環境的疏遠而產生的不安。
翁智琦探討冷戰時期外省籍的「將軍作家」公孫嬿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描寫他在舟山、金門及馬祖駐守的經驗，展現反共文藝的戰鬥美學與敵我意識。但是公孫嬿描繪這些小島常見的海與霧，流露獨特的個人感覺與感情，不完全符合反共文藝中典型的理性人物形象。感官經驗與感性思維，給當時冷戰情境中的公孫嬿帶來特殊的體驗與體悟，也以文學的形式為後人留下獨特的冷戰記憶與島嶼經驗。
蕭阿勤探討了1970年代主張中華民國對釣魚台列嶼擁有政治主權的「保釣」運動參與者，在過了二、三十年之後，對當時的記憶變化。他根據這些參與者的種種資料，指出喚醒這些前活躍分子的「保釣」記憶的因素，是他們邁入老年後，對當年參與國家事務、具有重要意義的個人歷史的懷舊。當時他們分屬於立場不同而激烈衝突的不同派系，在晚近卻圍繞著這些共同的回憶，以及對於與中國大陸聯繫的相似看法，因而相互接近，甚至合作。
論及懷舊，這也是王建慧在她的文章中所關心的。她的研究對象是來自英屬馬來西亞作家李永平的作品。李永平致力於講述流亡，不斷尋找能夠擁抱他的多重故鄉和多語實踐的文學寫作，重新創造了一種適合他對世界的美學體驗的語言，從而對某種漂泊感做出了回應。這份漂泊感，只有在不同地點和時間交匯點的小說建構中，方能找到停泊的港灣。

序
2011年，Taïwan, île de mémoires（《台灣，記憶之島》）一書出版，由Samia Ferhat與Sandrine Marchand共同主編。該書集結了台灣、法國與英國多位學者的論文，探討台灣歷史中不同時期的記憶問題，並關注台灣多元社群如何形塑其自身的集體記憶。該書出版後廣受好評，曾再版一次，如今已經絕版。由於原出版社「Tigre de papier」無法再次印行，我們決定將此書轉為電子版，供有興趣的讀者自由取閱： https://frenchtaiwanstudies.org/en/taiwan-island-of-memories/。
　　在這個脈絡下，Samia與Marchand教授開始構思，是否可以進一步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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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導言
第一章 「比汪精衛還汪精衛！」：台灣多重記憶中的「漢奸」形象
第二章 台灣的集體記憶及其不滿：記憶風潮、地景變遷與典範競逐
第三章 權力或福利：台灣冷戰記憶中省籍、階級與地域的差異
第四章 歷史敘事與心理沉默：1980年後海峽兩岸青年的記憶陳述
第五章 「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台灣人「二戰遺族」
第六章 繞射自然．戰爭感性：公孫嬿文學作品中的群島與地景
第七章 領土民族主義與懷舊的知識分子：台灣保釣運動的記憶熱潮
第八章 迌，在時間的廢墟裡：「台灣」文學的語言經驗，以李永平的華語書寫為例

序
作者簡介
導言
第一章 「比汪精衛還汪精衛！」：台灣多重記憶中的「漢奸」形象
第二章 台灣的集體記憶及其不滿：記憶風潮、地景變遷與典範競逐
第三章 權力或福利：台灣冷戰記憶中省籍、階級與地域的差異
第四章 歷史敘事與心理沉默：1980年後海峽兩岸青年的記憶陳述
第五章 「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台灣人「二戰遺族」
第六章 繞射自然．戰爭感性：公孫嬿文學作品中的群島與地景
第七章 領土民族主義與懷舊的知識分子：台灣保釣運動的記憶熱潮
第八章 迌，在時間的廢墟裡：「台灣」文學的語言經驗，以李永平的華語書寫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