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護居士著

推薦序

南亞獅吼、響徹東西    

　　敝人有因緣拜讀與推介《印度佛教復興血淚史——護法尊者（Anagārika Dharmapāla, 1864-1933）傳記》，頗感榮幸。因為，經由結合印度人權革命與佛教復興運動的安貝卡(B. R. Ambedkar, 1891-1956)博士的繼承人世友居士介紹，在台灣出版這本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傳記，可讓更多人認識近代印度佛教復興的過程，引發大家對此議題的重視與關注。

　　此外，這本傳記也收錄護法尊者對於南傳十波羅蜜之菩薩思想與成就、護法尊者之名言、他的最大護法瑪麗．福斯特夫人的簡介，更增加我們對護法尊者了解的深廣度。

　　護法尊者是以「離家信士」（anagārika）的身分，一生致力於佛教復興，其弘法的視野與行動非僅限於自己的國家（斯里蘭卡）、遍及印度、日本、泰國、美國、歐洲，是第一位將全球當作弘法道場的佛教使者，其所創辦的「摩訶菩提協會」、《摩訶菩提雜誌》至今仍持續運作，鼓勵不論出家、或在家佛教弟子積極從事弘法利生，其法身慧命常住人世。

　　以下是我個人一些小小的讀後心得，或有拋磚引玉之功用。

　　（一）護法尊者之晚年病危前，希望能以比丘的身份離開人世，因此在1933年1月16日受比丘具足戒。受戒典禮時，容光煥發，誰也看不出他早已病入膏肓；儀式之後，他說話的神情似乎已經完全擺脫了以往所有的煩惱、牽掛和焦慮。他在日記中寫到，自己猶如光音天的天人，只活在喜悅中。他這種對於出家戒律的喜悅意樂，實在值得我們敬佩與學習。

　　（二）護法尊者受邀參加1893年9月在芝加哥舉辦主辦世界博覽會之「世界宗教會議」(World's Parliament of Religions)，大放異彩，猶如《聖路易斯觀察家報》（Saint Louis Observer）之記載：「一髮烏黑、眉宇寬闊，清澈雙眸攝受了在場所有觀眾。修長棕色的手指，不時為鏗鏘有力的言論增添魄力。他本俱的神采，就是最佳宣傳。必然會令你震撼的是，他匯集了所有佛弟子的理念，為佛教復興運動衝鋒，向整個文明世界宣揚『亞洲之光』」。此外，他在大會的總結演說：「學習中道思考模式、以慈心為出發點去愛護一切眾生、以大無畏表達自己的信念、落實梵行生活、正法之光將守護你。」等這些佛法的宣揚，被認為是佛教正式傳入美國的關鍵因緣。

　　（三）我受出版社之託調查此傳記中當年曾經伴隨護法尊者從斯里蘭卡可倫坡到南印度阿德爾(Adyar)的日本僧人Kozen Guṇaratana的漢字為何的因緣，我從奥山直司教授的研究報告，得知他是「興然德輝」。我又在維基百科「釋興然(1849-1924)」的條目，知道：他原來是日本真言宗橫濱三會寺的住持法師，由其叔父、致力於戒律復興運動的釋雲照勸說，於1886年到斯里蘭卡學習巴利文，1890年受南傳佛教比丘戒，是近代第一位日本人的南傳佛教比丘，1893年回日本，進而組織「釋尊正風會」，以神奈川縣為據點，推展南傳佛教；鈴木大拙、河口慧海曾隨他學習巴利文。根據河口慧海的《西藏旅行記》：釋興然認為「只有南傳佛教才是純正佛教、穿著南傳黃色袈裟才是真正僧人」的堅持，與河口慧海起衝突；根據奥山教授的研究，在戒律問題，釋興然也與當初派他留學斯里蘭卡的釋雲照意見不合，造成一些困境，這或許是現代南北傳佛教交流的一個值得我們引以為鑒的案例。

　　最後，敝人相信各類型的讀者可以從《印度佛教復興血淚史——護法尊者傳記》，感受與學習他的布施、戒律、出離、智慧、精進、忍辱、誠實、宏願、慈悲、平等、喜捨、勇氣等各種美德，將全球當作弘法道場的視野，同心合力散播和平、安樂種子，成就地球眾生，莊嚴人間淨土。
 

惠敏法師
法鼓文理學院校長
臺北藝術大學榮譽教授
東京大學文學博士
2016年4月5日

                                            
我願無盡我行無邊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經把佛陀說法，稱為獅子吼，能喚醒睡夢中的眾生；但假藉佛教貪名圖利者，就是獅子身上蟲，只會加速佛教的滅亡。

　　護法(Anagārika Dharmapāla, 1864.9.19~1933.4.28)這位「錫蘭獅子」，我在六十三年前就知道他了，那時他已經逝世二十周年，我當然無緣拜見，只能從書刊或報紙中與他神交。

　　斯里蘭卡的歷史比起中國慘多了，飽受印度人、阿拉伯人、歐洲人的蹂躪達千年之久，自然資源被剝削尚屬小事，宗教文化被摧毀才是不可承受的重。在我介紹印度佛教時，對於印度佛教的滅亡總是不勝唏噓，再三勸請聽眾引為殷鑑；在講解斯里蘭卡佛教時，時而悲傷，時而振奮，佛教迭經破壞，多次蒙難，卻又從泰國與緬甸引進佛教，讓人類最寶貴的心靈明燈重新點亮，雖然少了比丘尼傳承，已是不幸中的大幸。

　　我參訪過斯里蘭卡六次，走遍各大道場，也住過寺院，與出家在家二眾一起生活，深為他們的純樸、虔誠所震撼。親近過達摩難陀長老等大師，更與現今仍然在世的法師、居士過從甚密，受益匪淺。

　　斯里蘭卡是南傳佛教的中心，在中國與南傳佛教的互動中，斯國是最重要的一環。法顯、義淨等大師都去過斯國，五世紀時斯里蘭卡比丘尼來中國傳戒，成為中國比丘尼傳承的一支。此外，《解脫道論》來自斯國；玄奘大師所譯《大阿羅漢難提蜜多羅所說法住記》也來自斯國，讓中國有「十六羅漢」的概念，後來發展為十八羅漢、五百羅漢。《楞伽經》是唯識學與如來藏思想的重要經典，佛說法地點的楞伽山就在斯國南部。民國初年，太虛大師派了青年僧侶到斯國留學，他們回國後，葉均譯出南傳佛教最重要的《清淨道論》，巴宙譯出《南傳大般涅槃經》。當今，《阿毗達磨》專家法光法師等人，都是留學斯國的。

　　我經常出席國際性的佛教或宗教對談會議，對於斯里蘭卡代表的能言善道、積極活躍，印象非常深刻。當今國際性的佛教組織，包括世界佛教徒友誼會(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世界佛教僧伽會(World Buddhist Sangha Council)、世界佛教青年友誼會(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 Youths)、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佛教與企業論壇」等等，都是由斯里蘭卡的比丘或居士發起，而且第一次會議都是在斯國首都可倫坡舉辦的。

　　在這麼多開創現代世界佛教新局面的斯里蘭卡佛弟子中，護法居士當屬第一人。他從小就立志終身奉獻給佛教，他一輩子持梵行有如維摩詰居士，他熱血澎湃抵抗英國和印度等國的腐敗官僚和異教徒，他創立了「摩訶菩提學會」(Mahā Bodhi Society)，他復興了消失八百年的印度佛教，他重振了斯里蘭卡佛教，他在全球各地講演佛法，他把佛法的種子灑在無數人的心中。一八九三年在美國芝加哥召開的「世界宗教會議」(World Parliament of Religions)，有來自全球各個宗教的代表出席，是人類史上第一個跨宗教對談，他以二十九歲的青年英姿，介紹佛陀的尊貴教法，感動千千萬萬的人們，這可說是最令人震懾的場面了。

　　他的一生獻給了佛教，臨終前才剃度出家，發願再來人間二十五世，繼續他的未竟之業，這是菩薩的大慈大悲大承擔。普賢菩薩的大行大願盡虛空遍法界，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他當之無愧。

　　我逐字拜讀了他的傳記和法語，身心融入虛空法界，頓失我法，深感能為懦者立，為盲者明。遙想那印度洋中熠熠發光的明珠，為世界佛教繼往開來，為一切眾生點燃心燈，人類文化乃得以綿延流長，十方諸佛海會雲來集，靈山勝會猶未謝幕。譯文曉暢，佳句屢現，靈動了讀者的心緒，更令人嘖嘖稱奇。

　　今天是護法居士往生八十三周年前十二日，誰是他的轉世啊？願您永久住世、常轉法輪。
 

鄭振煌教授
中華維鬘學會榮譽理事長
2016年4月15日

印度佛教復興的關鍵人物：護法尊者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詩經‧小雅‧甫田之什‧車轄》)

　　印度佛教在1203年因信仰伊斯蘭教的蒙古族入侵，僅存的超岩寺被穆斯林燒毀，僧侶被殺，而走向滅亡之途。當穆斯林在印度半島建立政權蒙兀爾王朝之際，許多印度的賤民為求掙脫種性制度的枷鎖，紛紛改信伊斯蘭教。也許是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差異過大，社會上存在著不少的宗教衝突，為解決宗教衝突，蒙兀爾王朝極力調和印度教與伊斯蘭教，如：任用印度人擔任地方官吏；伊斯蘭建築藝術如高塔、清真寺、陵墓出現於印度時，亦多少混合一些印度教建築特性；對非穆斯林採取寬容政策，允許印度教徒恢復對先前的信仰。在民間則有難那克(Nanak，1469-1539年)為調和印度教與伊斯蘭教思想，主張上帝是唯一而創立錫克教(Sikhism)。從十七世紀開始，英國、法國、荷蘭和葡萄牙等國殖民者在印度發生戰爭，最終英國勝利，使蒙兀兒皇帝成為傀儡。1858年，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被授予印度女皇稱號，蒙兀兒帝國滅亡。當歐洲列強印度半島爭奪殖民地之際，與之一水之隔的斯里蘭卡也於1656年被荷蘭統治，1802年又成為英國的殖民地。

　　從十七世紀開始到第一次大戰期間，歐洲列強紛紛在亞洲、非洲、澳紐、大洋洲等地區爭奪殖民地，將英語變成世界上使用國家最多、地域最廣的強勢語言。基督宗教也隨著殖民地的建立而在世界各地傳播，殖民地的經濟掠奪與基督宗教的強迫推銷，使得許多被殖民國家的傳統宗教與文化限於萬劫不復的地步。本書的傳主護法尊者（Anagārika Devamitta Dharmapāla, 1864-1933）的母國斯里蘭卡，以及尊者念茲在茲所欲恢復佛陀成道聖地所在的印度，佛教都因外來政權統治或殖民而瀕於滅亡或被滅亡。

　　佛陀以諸行無常教誨弟子，世間法常因不同的因緣和合而流轉變遷，就是佛陀的正法也可能有滅盡的一天，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印度、斯里蘭卡佛教，就如同正法滅盡一樣。幸好在佛教面臨殊勝的緣起觀、慈悲喜捨的教義、眾生平等的精神等即將消失於南亞次大陸之際，出現護法尊者竟畢生之力，致力於印度、斯里蘭卡佛教復興運動，終於力挽狂瀾，讓佛教走向復興之路。

　　綜觀護法尊者一生對於佛教的三大事功：其一是從1891年開始，歷經了接近20年向印度教爭取菩提迦耶的主權，不惜控告掌控菩提迦耶的婆羅門，這起官司儘管以敗訴收場，但至少因此得到全球佛弟子的熱烈迴響，並以此作為印度佛教復興的逆增上緣。其二是在1891年創立摩訶菩提協會，其最初目的在於自印度教徒手中收回聖蹟提伽耶大塔，並復興印度及世界各地佛教。同時發行《摩訶菩提與聯合佛教世界》雜誌，後改名《摩訶菩提》，此刊物從創刊至今，對全球佛教界仍有深遠的影響。其三是他於1893年在芝加哥的「世界宗教會議」，以南傳佛教代表身分大展頭角，其後，不斷地在亞洲、美洲、歐洲各地旅行及演講，其一輩子所跨足的國度，幾乎遍及全世界，佛教因此得以紮根於西方世界。

　　護法尊者同時也是斯里蘭卡民族復興之父，他試圖復興的，不僅僅是宗教，還包括政治和經濟，也因此而使得既得利益者惱羞成怒，開始訴諸各種恐嚇與威脅手段，最終釀成難以收拾的災難。護法尊者的不屈不撓，堅持理念，對各方惡勢力進行鬥爭，讓我們看到相關驚心動魄的記載時，在不忍之餘，更加深對於尊者的崇敬之。
值得安慰的是護法尊者的理念後繼有人，如半世紀前的安貝卡博士（Dr. B. R. Ambedkar, 1891-1956），以及當代的世友居士(Mr. Lokamitra)等，都有相當的成效，正所謂「德不孤，必有鄰」，護法尊者並非獨行者。本書對於護法尊者的理念及一生成就，有很詳盡的敘述，是一本值得推薦給各界朋友閱讀的好書。
 

黃運喜教授
蓮華佛學研究所所長
玄奘大學文理學院前院長
2016年4月29日

菩提迦耶主權的真相
                                                  
　　Anagārika Devamitta Dharmapāla這一個名字，從巴利文來看，是可以直接翻譯成「非家者天友法護」，至於是否可以翻譯成「尊者護法」，我認為這是代表了譯者對於這一位偉大的宗教運動家，內心增添了更多的尊崇。事實上，我對這一位Anagārika Devamitta Dharmapāla，當初可以說是對他一無所知。然而，在1995年2月21-28日，我和太太是曾經到過印度，並巡視過印度佛教的八大聖地，其中最使我印象難忘的，就是進入菩提迦耶的大覺寺之前，必須脫去鞋子，然後才能恭敬地慢慢進去寺內參觀。

　　當時，大覺寺有一位住持比丘，是鍚蘭人，他親自帶領我和太太直接進入大覺寺的每一個樓層，並跟我們用英語交談。當時，這一位住持比丘曾經提到，菩提迦耶的大覺寺目前是由印度教徒和佛教共同管理，彼此各佔一半主權。我當時曾經仔細地詢問這一位住持比丘：為什麼要跟印度教徒平分主權？他並沒有正面地回答我們的問題，只是用手指著大覺寺旁，代表印度教的毘瑟笯寺，他告訴我說：因為菩提迦耶同時也是印度教的聖地，所以，兩者都是分別各有主權。這是由於毘瑟笯的第九個化身佛陀，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樹下成道，所以，巡禮佛陀等於巡禮毘瑟笯的第九個化身。這一位住持比丘還笑著說：當你聽到導遊們時常用英語The Lord Buddha 來指稱佛陀的時候，其實就是已經把佛陀看作是毘瑟笯的第九個化身。後來，當我離開這一座大覺寺，打算走近這一座印度教的毘瑟笯寺的時候，有一位印度男子走過來，要求我們捐款給他，我當時用英語跟他說：No, I am the Buddhist, not Hinduist的時候，這一位印度男子卻說：Hinduist and Buddhist, just the same。而我卻對他說：No, not the same。這一位印度男子依然是死纏著我們不放，最後，只好不斷搖頭地離開。就在這一個時候，我才開始注意到菩提迦耶的主權問題。

　　事實上，印度佛教和印度的婆羅門教，過去也曾經發生過佛教吸收婆羅門教的案例，例如，佛陀出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所說過的「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其實就是源自於古奧義書中原人purusa所說的aham asmi，意思是：「我是」。也就是英文的I am。而我們佛教徒卻用「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這八個字去翻譯aham asmi這兩個字。因此，把梵天的出生當作是佛陀出生的情景，在中國佛教出家人的宣傳下，我們何嘗有過懷疑呢？所以，菩提迦耶的主權問題，從正面的角度來看，其實也反映出印度教和佛教，彼此之間在宗教融合上的成功。假如當時沒有這一位「非家者天友法護」；或者是「尊者護法」的努力爭取，恐怕今天菩提迦耶早就是屬於印度教徒了。所以，今天菩提迦耶主權的平分秋色，也充份代表了這一位鍚蘭佛教徒對「非家者天友法護」；或者是「尊者護法」對佛教主體性的覺悟。我衷心希望透過這一本著作，讓更多台灣佛教徒知道菩提迦耶主權的真相。                           
 

黃俊威教授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前所長
2016年3月20日

「南傳獅吼，法音長流」——聖人傳記讀後感

　　這雖是一本小書，但它以畫龍點睛的方式，揮毫出一篇近代佛教可歌可泣的史詩；僅僅百來頁的篇幅，寫活了一位畢生都在「雨大法雨、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的錫蘭佛國現代菩薩——護法尊者（Anagārika Dharmapāla, 1864-1933）的佛行事業。我個人並非佛學專家或學者，四十多年來，只在漢傳佛教及藏傳佛教的經典和道場「尋尋覓覓」，無緣親近南傳佛教；書架上雖然也有一部《清淨道論》，卻下意識地寧可在空餘時間翻閱幾頁英文版的《菩提道次第廣論》而沾沾自喜。如今，拜讀了劉宜霖女士中譯的這本《印度佛教復興血淚史——護法大士傳記》，又恭恭敬敬地把英文原書再讀一遍，發現自己從頭到尾眼睛濕了不知多少回。此等人物！這般人生！若非觀音一般的慈悲、文殊一般的智慧、地藏一般的宏願、普賢一般的大行，怎能挑起「復興已經沉淪數世紀的錫蘭佛教、還極力復興滅亡了近千年的印度佛教」的億萬斤重擔？！

　　最觸動吾人心弦的，是本書第二章「護法大士傳記」。作者慎選吉光片羽，精簡地勾勒出一個波瀾壯闊的大時代，描述西方殖民主義工業文明及基督教文化，如何霸凌古錫蘭佛教文明及傳統文化，而護法尊者又如何從童年開始，就頑強對抗來自僧伽羅私立小學以及英格蘭聖公會聖托馬斯學院校方強勢洗腦與思想荼毒。當時名叫「大衛」的小小「護法大士」一再對抗校監米勒，令我聯想起聖經舊約中的以色列少年牧童大衛，在菲利士人侵犯以色列時，少年大衛英勇地以甩石機殺死巨人，挽救了整個民族。只不過，十九世紀末，錫蘭的「小小大衛」並未試圖殺死西方殖民政府基督教文明這個巨人，而是竭畢生之力復興錫蘭佛教和印度佛教，甚至更將佛陀法語廣傳到歐美基督教國家。

　　護法尊者在一八九三年芝加哥「世界宗教會議」，以「一髮烏黑、眉宇寬闊，清澈雙眸攝受了在場所有觀眾」。尤其他「鏗鏘有力的言論」以及天生「本俱的神采」更折服了「畢生專研哲學和比較宗教學的卡爾•西奧多•斯特勞斯先生」，並以此殊勝因緣，讓他在眾人觀禮之下，於芝加哥接受了護法尊者為他傳授三皈五戒，正式成為佛弟子。這動人的一幕，讓我濕透了眼眶：「啊！小大衛，你終於折服了大巨人！不是用石塊，而是用佛法！」

　　護法尊者——這位苦行僧似的離家信士、錫蘭獅子，在六十九年的歲月中，出現了三位非凡的女性，在他的菩提道上的栽培、提攜與護持，當中的感人事蹟，值得讓人玩味：首先是錫蘭母親瑪麗卡、接著是俄羅斯裔的「神秘上師」布拉瓦茨基夫人（Helena P. Blavatsky, 1831-1891），最後是美國夏威夷的大護法瑪麗•福斯特夫人（Mrs. Mary E. Foster, 1844-1930）。

　　母親瑪麗卡，給了他基因、庭訓，是一雙推動菩提搖籃之手。作者以細膩的筆觸描述這位未滿二十歲的新嫁娘如何日夕供燈焚香，在兒子尚未出生之前便祈求上蒼賜給她「一個能夠擔挑如來家業的比丘兒」。小小大衛每日早晚隨著母親長跪佛龕前，禮敬三寶、誓守五戒、唱誦巴利經典，可謂一生的禪修實證已在童年時期由溫柔婉約的母親打下深厚的基礎，堅如磐石、固若金剛。

　　最令我感興趣的是第二位女性，大衛十四歲時由美國經過印度而在錫蘭出現的布拉瓦茨基夫人。本書作者在第三章特別闢專章討論「正義帝國的女王：瑪麗•福斯特」，但卻沒有給布拉瓦茨基更多的篇幅。作者只在第二章約略描述他與「美國上校」亨利•斯泰爾•奧爾科特到錫蘭皈依佛教，以及他們在錫蘭及印度推廣神智學協會（Theosophical Society）的盛況。當然，作者還是給了我們若干極其珍貴的史實，以及生動感人的記述，例如：錫蘭歷經葡萄牙、荷蘭、及英國如蝗蟲壓境般的統治、在基督教猖獗肆虐而佛教信仰奄奄一息的黑暗之中，那「堂堂的美國上校，掛著莊嚴雪白的鬍子…，身邊那個身寬體胖的俄羅斯婦人，戴滿戒指的手指，浮腫的臉頰以及朦朧的雙眸」，這兩位高貴的白人竟然不是來攻擊佛法，不是以征服者姿態來，而是跪在錫蘭佛教僧侶之前接受三皈、五戒，在萬千錫蘭人民見證之下，在加勒市（Galle）皈依了佛法僧。作者在書中不止一次對兩位白人的動機與意圖質疑，卻不得不承認，二人的蒞臨，「的確標誌著錫蘭佛教史的一個新生」。尤其值得探究的是，這到底如何影響了護法尊者的一生？書中提及，十四歲的大衛，如何從聖托馬斯學院一路奔馳到現場，甚至在「過了逾半個世紀之後，護法大士在圓寂前幾個月，仍在筆記緬懷當時的情景，回憶自己隨著父親和叔叔跟兩位創辦人握手揮別時的喜悅。他還補充說，布拉瓦茨基夫人對他而言有股特別的吸引力。」事實上，主要也是透過布拉瓦茨基為他請命，小小大衛才能夠在四年後遠赴南印度阿德爾（Adyar），去見識神智學協會的神秘及超自然現象研究。

　　源於其超自然能力「詐騙」及偽造的「罪證」已到了法律糾紛邊緣，布拉瓦茨基在一八八零年黯然由印度搭船返歐，途徑錫蘭科倫坡，護法因此得以上船跟她道別。作者寫道：「那是他們最後一次的見面，但她留給護法的印象卻極為深刻，以致在他有生之年，對這位女士有無限的緬懷、無限的感恩，更堅信她是這一整個陰謀的受害者。在護法的心目中，她是一個佛弟子，更是一個靈媒，能夠跟同樣是佛弟子的喜馬拉雅山諸大師心靈感應」。

　　作者其實在書中特別提及，小大衛從小接受梵行戒，之後便一直以「離家信士」自居。每一夜只睡兩三個小時即可，苦行僧的生活形態，「酷愛獨處、禪修」，但這些特質卻無法在傳記中彰顯，並非他對這些不熱衷，而是他最迫切的任務是振興佛教，不得不迴入塵勞，日夜在凡情俗務中進行如來家業。但是，我好奇的是，他自己在回憶錄中不也「坦承自己從少年時期便傾心於神秘的、清心寡欲的生活，並且不斷都在尋覓阿羅漢的訊息，以及佛教的神通（abhiñña）或是超能力」？本書作者表示，護法尊者認為「錫蘭的比丘都懷疑人類是否能夠證得阿羅漢，相信阿羅漢的年代已經成為過去，而且透過修行證得涅槃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他還是非常渴望能夠得到直接的心靈體驗。」我們可否根據這些記述來揣測，南傳佛教上座部在十九世紀末的錫蘭似已「江郎才盡」？一如西方基督教世界在十九、二十世紀也因為大多只剩下枯索的教條與經文，以至於布拉瓦茨基夫人及神智學協會都必須乞靈於古老東方的靈修傳統（喜馬拉雅山的聖者、西藏的神秘上師），或者西洋古代的新柏拉圖主義（Neo-Platonism）、煉金術靈修（Hermeticism）等等玄秘之學？布拉瓦茨基夫人出生在烏克蘭，是俄羅斯貴族家庭出身，自稱曾於一八四九年遊歷歐洲、南北美洲、印度，並遇見一群「古老靈學傳統的大師」（Masters of the Ancient Wisdom），他們引導她進入西藏境內的西加提，在那兒她接受教誨與加持，因而發掘了自己內在的超能力。她是第一位把東方印度靈學引介給西方世界的人，如今歐美人士朗朗上口的一些字彙如業力、輪迴、意識、瑜珈、咒語、氣脈、密續（tantra）等等，都肇始於她的著作。她跟托爾斯泰、蕭伯納、葉慈等文學家都有交情，也可以說是比一九六零年代美國反西方主流文化的嬉皮青年早了一百年的第一位「鮮花童子」（Flower Child）。

　　總之，她的神智學學說及概念的確大大影響了印度教及佛教在二十世紀歐美各地的傳布。我個人三十多年前在美國跟西藏活佛皈依，其實也由於讀了赫胥黎（Aldous Huxley）及一些西方神秘主義方面的典籍，而且相信「宗教、科學、哲學」三者結合，原是世界各古老宗教的原生傳統，卻在後來才知道，這個概念竟來自布拉瓦茨基。有趣的是，三十年來個人已追隨許許多多藏傳佛教高僧、大德、仁波切，皈依了寧瑪、噶舉、格魯、薩迦四大教派的上師，也略知各種法門的修行要訣。尤其驚異讚歎西藏佛教從西元第八世紀開始，從古印度大成就者蓮花生大士、或者那洛巴、或者畢瓦巴等大士所獲得的無上瑜珈等氣脈、明點等修證法門燈燈相傳，從未間斷。但藏傳佛教首重「緣起性空」及「發菩提心」。最不願隨便談的就是「超能力」或「神通」。由於這樣的經歷，我讀了這本護法大士傳記，特別有些感觸。當年護法尊者跟一位達利博士在錫蘭山村小廟，曾發現了一本貝葉書中有禪修的法門。旅途上又「碰到不少類似的冊子，可惜縱使他尋遍也問遍了全島，都沒有任何僧眾或是居士能夠指導他書中所描述的修行方法」。想來貝葉書上的修行方法一定可以追溯到古老印度的瑜珈或後來傳到西藏的無上瑜珈。時節因緣如果還沒成熟，當年隋朝智者大師在天台山設一拜經台，每天向西拜了十八年，也沒能及身拜讀到《楞嚴經》。十九世紀末的錫蘭獅子護法大士在《四念住經》、《清淨道論》之外，寫了四十餘年日記本中，提到瑜珈修練的地方比比皆是，可惜遇見了神秘學大師布拉瓦茨基夫人，對方卻往他頭頂澆了冷水，叫他轉向去學巴利語。真希望將來有機會讀到他的幾十本日記中跟這個主題有關的一手記述，探究一下，她何以不把自己從西藏學來的玄秘功夫傾囊傳授給這位錫蘭青年？他的母親是他菩提道搖籃的推手，福斯特夫人是財神之手，一生多次以大筆金錢護持他的佛行事業。唯有布拉瓦茨基夫人的手，提攜少年大衛進入神智學協會處處瀰漫超自然思維的氛圍，撩起了他靈魂深處最深的「勤修實證」的渴望，卻又澆他滿頭冰水！是否她的虛偽詐術怕被拆穿？猶待更多資料「出土」，否則難作定論。

　　但全書最令我震撼動容的一刻，卻是發生在一九零二年護法尊者到哈佛大學旁聽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一堂課的場景。當時，西方世界心理學大師見到這位黃袍尊者，趕緊讓出講台，請他開示，油然令人憶及六祖慧能初始佈道之情景：「請用我的椅子，我和學生坐在一起即可，你比我更適合講授有關心理學的課」。

　　三十多年前，我在台大外文系研究所曾經開過一門課：「神秘主義與近代英美文學」，當時即曾把詹姆斯的《宗教經驗面面觀》（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列到書單之上。他在該書也曾闢專章討論「神秘主義」，表示在人類所謂的「正常、清醒的意識狀態」或「理智的意識」之外，還有各式各樣的意識狀態。對於探究宇宙的全部真相而言，是絕對不可或缺的。我在多年前曾有專文論及該書，但直至今日才發現詹姆斯曾在班上讓位給護法尊者，請他談「神秘學」。時為1902年。幾乎在一個世紀之後，哈佛大學及附近的麻省理工學院一而再、再而三地舉辦研討會，探究藏傳瑜珈士神秘經驗及能力、與西方量子力學、心理學、比較宗教學之間的關係。我再次提出這個觀察，即是要表達兩件事。一是感動於當年錫蘭佛教獅子與西方心理學大師之間的心靈交匯。同時也慶幸，目前時節因緣具足，不但台灣，而且海峽對岸，乃至東南亞以及歐美，頗有南傳、漢傳、藏傳等佛教傳統，漸漸摒棄各自的「傲慢與偏見」而尋求融合的情況。在此僅以至誠，合十虔祝護法大士一連輪迴二十五世的宏願順利達成。而且更祈禱所有閱讀此一傳記的讀者，都能發願護持護法大士無盡的菩提宏願！
 

高天恩教授
台大外文系教授、前系主任；
世新大學英語系客座教授
2016年5月7日

佛教復興運動更早先驅史者─護法尊者
                                     
　　譯者劉宜霖居士是新加坡來台之華人，現就讀國立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與吾熟捻，以其所寫之文章來舍相會，囑其書寫此書前語（推薦序）。余覽其著，係印度賤民之受人鄙視，時有安貝卡博士（Dr. Babasaheb Bhimrao Ramji Ambedkar）出面，為伸張正義，維護賤民尊嚴而有印度復興運動號召，時稱復興運動；佛陀釋迦尊者，在印度王宮出遊，走經四門（表生老病死之無常之相），而出家修道，坐在菩提伽耶時悟見空苦無常真理而落髮著掃糞衣出家修道，夜（表黑暗空苦無常之妙諦）睹明星大澈大悟，了知世間一切相都是暫時之有相，成就了無上無等正覺。凡所有相都是暫時之有相；成就了無上無等正覺。凡所有佛教徒皆得見此真理而入正定。

　　依現代佛教史，佛教復興運動更早先驅史者─護法尊者。此一長老護法尊者，自錫蘭島開始，對當時印度的婆羅門的賤民種族，造成覺性的不平等，是故護法尊者實為平息賤民的先驅者。今有劉宜霖大德自世友居士處獲知護法尊者傳記，是為印度復興運動史的先驅者，作者邀序於余，念劉居士心誠是誠，乃為之序。
 

樂崇輝居士
慈雲雜誌前社長
民國一○五丙申年二月初八日  
釋迦佛出家紀念日

譯者序

　　這部譯作，原書名Flame of Darkness—the Life and Sayings of Anagārika Dharmapāla。剛要決定翻譯這本傳記的時候，內心曾升起這麼一股傲慢：「嗯，才百多來頁一本小書」，應該只要一兩個月的時間，就可以輕輕鬆鬆完稿啦。」然而在翻譯過程中，才發現原來這是一個妄想，沒想到竟經過了三個多月的掙扎，才勉勉強強完成譯本初稿；而且這部當時眼中的「小書」，實際上蘊藏了「八不小」。

　　首先是故事主人翁的出身，來頭不小。在19世紀中葉的南錫蘭，錫瓦威達納家族是財勢兼備的望族，而護法，當時的小大衛，就是這個望族翹首期盼的長孫。那時的錫蘭佛國並不是像現在一樣平穩，當時他們要面對被西方各國異教盤踞欺凌數個世紀的大問題。錫瓦威達納家族作為支持佛教的中堅份子，有著非常高的道義責任。

　　在大旋流中的小大衛，從小就展現出顯著的獅子性格，年僅十來歲就敢於捍衛佛教傳統，和聖本篤學院的校監抗衡。他這種不畏強權的性格，也促使他日後與基督教的衝突頻頻不斷，直到在印度爭取摩訶菩提寺主權時，與印度政、教的衝突更是到達一個高峰。這場事件掀起了，捲入的人物遍及亞洲、歐洲和美國，而這些人物，幾乎個個都是頗具威望、頭銜不小。

　　大衛9歲那年，就在父親耳提面命之下，到寺廟接受梵行戒。這項嚴格的戒律，守護著他成年後立下的大願「盡形壽捍衛佛教、復興印度與錫蘭佛教」，並將佛陀的法音傳遍以基督教為尊的歐美各國。更甚者，當他面臨人生最後驛站之時，還發願再投生25次，繼續守護菩提迦耶以及續佛慧命。他的大願，以大悲為導。即便是當孕育自己的國家受盡屈辱時，他仍然滿懷慈悲，為西國芸芸眾生廣宣佛法。

　　護法大士，以大衛之名生在錫瓦威達納之家，以「離家信士」的身份及守護佛法的悲願，脫離了俗家生涯。當他還是大衛之時，首先去了印度阿德雅，接著和奧爾科特上校從錫蘭島的一端弘化到另一端。20歲的護法，捨離俗家牽絆之後，第一站路經新加坡、西貢、香港、上海到了太陽之國，接著是遊歷印度、緬甸、暹羅、美國、英格蘭、歐洲各國！他一輩子所跨足的國度，幾乎遍及世界；而他涉足之地，也幾乎和他的佛行事業息息相關。在他有生之年，為佛教所作的貢獻無數。當中最值得稱道的有以下幾件事；其一為從1891年開始，花了將近20年的時間傾力爭取菩提迦耶的主權。雖然官司以敗訴收場，但卻因此得到全球佛弟子的熱烈關注，並以此作為印度佛教復興的逆增上緣。其二是創立摩訶菩提協會及發行刊物；摩訶菩提雜誌從1891年創刊至今，對全球佛教界有不可抹滅的影響。其三，他1893年在芝加哥的「世界宗教會議」大展頭角，佛教因此得以紮根西方世界。這些，以佛教的立場，甚至對整個世界而言，都是不容漠視的歷史事件。

　　在翻譯及尋找相關文獻的過程中，末學發現上文所提這「八不小」——主人翁的出生、時代背景、悲心、願力及佛行事業版圖，這當中的政教衝突、涉及人物及歷史事件——竟然為華人佛教界許多自命為佛弟子者所「不曉」；這，未免令人心有戚戚焉，同時更驚覺自己過去對近代佛教史的認識，竟是這般的膚淺。撇開護法大士生命歷程的「八不小」，譯作產生的過程，末學也面臨一個「不小」：挑戰不小！

　　這本書，第一個要處理的就是主人翁的譯名！經查詢，Anagārika Dharmapāla，有人音譯為「安那嘎里卡‧達摩帕拉」。這個譯法不但冗長累贅，而且毫無意義。另外也有人將之意譯為「護法居士」。鄭維儀在玄奘大學發表的一篇期刊論文就採用此譯法。護法一詞爭議不大，也即是將dharma和pāla的順序對調而已，何況古德早有此譯例。至於將anagārika一詞譯為「居士」是否合宜？儘管有人認為這個翻譯無傷大雅，有些甚至認為anagārika就等同於我們所認知的「居士」，但末學還是覺得不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末學特地從中譯「居士」和巴利語anagārika兩個線索一探究竟。佛典「居士」一詞，其實是「居家信士」的簡稱，取自梵文upasaka，意譯為優婆薩，古譯包括「淨信士」（安世高）和「清信士」（鳩摩羅什）。而anagārika一詞，是否定前綴an加上agāra再加上後綴ika所形成的形容詞，意指「非家的、無家的、離家的」，而anagāra意為游行僧（homelessness or the state of a homeless wanderer）。換句話說，agārika一詞，才是指「有家的、在家的、世俗人」。

　　既然anagārika並非「居」士，那麼Anagārika Dharmapāla是否可以翻譯為「護法離家信士」亦或是略稱「護法離士」呢？當然，古來未聞有此譯法，故而在此也不敢過於輕率採納此譯，不過原文某些出現 “this anagārika” 的字句，末學的確認為將之翻譯成「離家信士」並沒有任何不妥。為了慎重其事，末學還特此請教一位巴利語教授。他並不反對將anagārika翻譯成「居士」，並認為或許我可以考慮採用「白衣」一詞。然而因為考慮到護法大士自「離俗」之後，在晚年出家之前，終其一生以黃袍著身，謹守清淨戒；身雖未出家，但實際上年紀輕輕便已挑起了沉重的如來家業，其情操和風骨，的的確確值得世人稱其一聲「尊者」。有鑑於此，末學本欲以「護法尊者」來翻譯故事主人翁自許的名字。鄭振煌教授認為「尊者」一詞一般是指阿羅漢、出家人，但護法一生行誼堪比在家菩薩，截至晚年方才出家，因此以「大士」稱之，比「尊者」更為合宜。

　　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的翻譯，在這部傳記當中，都是相當棘手的問題。以名字為例，當時的錫蘭，被西方諸國殖民了數個世紀的結果，在1884年之前出生的僧伽羅孩子，有許多名字若非以英文天主教名字冠葡萄牙姓氏，就是英文天主教名字配僧伽羅姓氏。故事主人翁的名字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這些翻譯，難處之一，在於至今沒有統一譯法，單是David  Hewavitarne的名字，網路就有3個版本：大衛‧赫瓦威達尼；大衛‧休厄維他恩；大衛‧荷華維特爾。其難之二，本書作者對錫蘭文化不夠熟諳，加上傳記許多情節都依據護法大士日記手稿寫成，許多拼音當時並未統一，故而偶爾是David  Hewavitarne，偶爾又寫成David  Hewavitarna，殊不知僧伽羅語和巴利語文法相近，姓名也會隨著格位變化而最後一個母音從a變成e。另外，僧眾法名重疊的機率非常之高。

　　為辨認確切身份，依錫蘭佛教傳統，僧人法名之前都加上一個出生村名，而村名一樣會隨著格位變化而變化。其難之三，原著習慣以縮寫標示人名、比丘村名等。譯者或許也可以不負責任照單全收，但這部傳記畢竟是頗有歷史價值的一部著作，末學雖然希望盡量將傳記所有人物的真實姓名一一呈現，無奈最後發現，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為解決這些譯名的問題，天主教和基督教名字一律採既定譯法，僧伽羅姓名之翻譯，依據末學對僧伽羅語發音的淺薄認識予以音譯。有關僧人的巴利法名，一律遵循舊譯，若無，則以音譯出之；僧眾村名，尾音一律統一以處格e發音譯出。至於那些無法查證的縮寫，如比丘的村名，末學僅能夠在此向讀者說聲抱歉了！

　　除了姓名，原著的某些稱謂、船名、機構等，也出現模糊地帶。例如，錫蘭自1757年僧團重整之後，佛教三大派系——「暹羅派」（Siyam Nikaya）「阿摩羅布羅派」（Amurapura），和「羅曼羅派（Ramanna Nikaya）」——各推舉一名大導師（Maha Nayaka）來統領，而只有大導師才有資格冠以Maha Nayaka 的稱謂，餘者僅以Nayaka（長老）尊稱。在翻譯過程中，末學發現原著中有幾處寫著Maha Nayaka thero，事實上指的並不是大導師，因此譯文僅以「長老」尊稱。此外，日本的High Priest到底是一寺之長（住持）還是一宗之長（宗長），至今也還是個謎。其他還包括如法國一艘名為S.S. Djemnah的渡輪，不知何故竟寫成S.S. Djeninah，令查證相當費勁。再者，書中 “Bungakurio, the Japanese Military Academy” 指的到底是文学寮（日：Bungakurio）、武学寮（Bugakuryou）還是兵学寮（Heigakuryo），末學除了求助於懂日文的同學之外，也只能夠以推理方式化解。

　　總而言之，這部著作涉及人物之眾、地緣之大、內容之廣、物之龐雜，的確足以讓末學幾乎無力招架。儘管自認已經盡了力，但始終無法完美。末學雖然也致函作者求證，然而傳記初稿早在1952年就已寫成；事經63年之後，作者如今已是90多歲高齡老翁，縱想回答，恐怕也因公務繁忙而力不從心。但無論如何，末學還是相信，就算不完美，這部傳記，還是足以將一代佛教龍象的生平事蹟呈現給諸位讀者。

　　最後非常感謝梁社長敦請慧敏法師、幾位前輩（尤其是鄭振煌教授）在百忙中為譯作寫序之餘，還不吝給學佛後進寶貴的建議和指正，宜霖由衷的感謝。

佛弟子 宜霖
2016年2月7日於台北「飄鳥孤邸」

前言

　　護法大士是我們這個時代一位偉大的菩薩。繼他之後的安貝卡博士，是現代印度佛教復興運動的關鍵人物。這本小書第二章是護法大士的生平事跡，於1952年在加爾各答完成初稿。我當初應印度摩訶菩提協會（Maha Bodhi Society, India）已故首席秘書德瓦布里亞・瓦里辛哈先生（Shri Devapriya Valisinha）的邀請，寫了這篇傳記刊登在摩訶菩提協會的《鑽禧紀念特刊》（Diamond Jubilee Kouvenir）。後來，摩訶菩提協會將此文抽出，以小書形式在康迪佛教出版社（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Kandy，縮寫為BPS）出版。這本書過去幾年已經絕版，我很高興世友居士（Dhammachari Lokamitra）促使這次的再版因緣，於「三界佛教僧團護法會」 (Trailokya Bauddha Mahasangha Sahayaka Gana, TBMSG)開幕當天刊行。這本小冊子，除了護法大士的簡傳之外，世友居士還補充了一些關於這位「錫蘭獅子」（Lion of Lanka）的文章，其中包括護法大士的不朽名言，都是我早期在摩訶菩提協會任期刊總編時的著作。

　　我應允撰寫護法大士（Anagārika Devamitta Dharmapāla, 1864-1933）簡傳之前，對他的了解相當有限。瓦里辛哈先生為此帶來了許多相關文獻，當中包括一大疊護法大士的日記。埋首於這些文獻之後，不但對這位錫蘭獅子的偉大人格和高尚情操深為感動，他竭盡一生復興佛教、以弘揚佛法為己任的精神更是撼動了我。因此，我以殷殷孺慕之情，寫出了護法大士的小傳，以及所有與他相關的文章。因為這份熱忱、我僅用了三週時間便完成了這份簡傳。事經28載，但願現在無論東方或是西方的佛弟子，在閱讀此傳記之時，心中仍有我當時奮筆疾書的感動。護法大士曾捎了一封信給他的大護法瑪麗‧福斯特女生，他在信中說道：「富貴的佛弟子都往生了。有奉獻精神的比丘如鳳毛麟角。印度將再次派遣身著黃袍的英雄，宣揚不殺、大慈大悲教法。無論是白衣居士，或是黃袍比丘和離家信士（anagārika），依當前的境遇而言，比過往任何一個年代都更需要這樣的勇士。祈願這本小書，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喚起成百成千的勇士獻身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