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洛德‧梅耶

推薦序
導讀中國海外擴張戰略的「第三方觀點」
序言中國夢－重返帝國富國強兵的榮耀

第一部當務之急的金融擴張
第一章海外投資是必要的戰略
脆弱的經濟，企業國際化程度低
複雜多樣的資本流動
黨國體系是策略制定者、管控者也是執行者
國營企業是金融進攻的矛頭
中國兩大主權基金的奧援
資本雄厚的國營銀行與四大商銀
中國各銀行家由黨令來任命
周小川：改革派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蔣超良：善於危機處理而崛起的平民百姓
王洪章：半個銀行家、半個黨工
肖鋼：足智多謀的政治家
姜建清：一流的銀行家、平庸的政治家
中國海外投資戰略的內情
 
第二章　缺乏天然資源的巨龍
暴飲暴食的巨龍
對天然資源供不應求的恐慌
黨國體系在資源爭奪戰中所扮演的角色
爭奪戰略資源
經濟成長的燃料
大舉收購海外稀有金屬礦業
掠奪森林與耕地？
 
第二部目標明確的全球策略
第三章優先尋找天然資源
快馬加鞭執行全球性任務
北美：從失敗中記取教訓
亞洲和俄羅斯：對中亞的賭注
拉丁美洲：征服者與金主
澳洲：受保護的天堂
非洲：北京的雙贏模式
歐洲：各有不同的機會
中東：由西方大型石油公司把持不放的禁區
北極：新黃金樂園的夢想
中國是掠奪者？
 
第四章消弭科技落差，引導企業國際化
歐洲：投資策略尚未明朗化
各式各樣的投資動機
投資的國家與各項產業
美國：日本式的投資策略
中國海外投資對當地的影響仍不大
 
第五章中國作為金主的全球影響力
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主
小心翼翼經營歐洲市場
第二家世界銀行
 
第三部金融擴張的源頭
第六章　中國巨額的儲蓄
儲蓄是最好的保險
一個中階主管的焦慮
幸運的暴發戶一族
家庭儲蓄率飆升
蓬勃發展的企業
中央政府累積儲蓄，地方財政搖搖欲墜
 
第七章　不斷攀升的貿易順差
不可抗拒的商業擴張
外商位居第一線
節奏快慢不一的二○○○年代
不對等的貿易關係
竊取科技與山寨仿冒品
中國，世界第二大債權國
 
第四部綁手綁腳的金融實力
第八章　遭黨國壓制的金融體系
國家機器蔓延的陰影
不符合需求的金融體系
日本的教訓
經濟持續成長的必要條件
銀行體系國際化的必要性
 
第九章　人民幣被抑制的力量
人民幣，發展貿易霸權的次要武器
一九八○年代日本的前例
人民幣走強，也可以為中國帶來利益
人民幣慢步朝國際化邁進
人民幣在亞洲：地區性的商業運用
人民幣：未來的主要儲備貨幣之一
一場人民幣與美元的對決？
 
結語霸權的誘惑
中國的金融實力能否持續？
中國，未來會成為全球金融超級強國嗎？
歐洲如何面對中國的挑戰？
中國能成為世界領袖？
 
附錄
附錄A　中國海外投資概述
附錄B　中國海外直接投資（FDI）與海外契約的統計數據
附錄C　二○○五至二○一二年中國主要投資交易
附錄Ｄ　如何蒐集中國經濟的資訊

作者序

　　自從本書法文版在二○一四年付梓，中國在經濟與金融層面上，又有了許多重大的發展。
　　
　　首先，中國啟動了三項巨大工程：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俗稱金磚銀行，以及簡稱亞投行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第一項計畫，亦即「一帶一路」，是要在中亞以及俄羅斯等國進行巨額的投資，以連結亞洲和歐洲地區。除了陸路，這項計畫還擴及海洋航線，所謂「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要經由穿越東南亞、南亞等地的航線，然後經過蘇伊士運河，達成與歐洲大陸的聯繫。二○一四年，北京當局更成立了一個規模達四百億美元的「絲路基金」，以投資該計畫必要的基礎建設。第一筆投資，已經選定落在巴基斯坦，以建立其與中國之間的「經濟走廊」，而巴基斯坦正是中國一向的盟國，也是其南亞戰略的重要支柱。
　　
　　第二項計畫是二○一四年七月成立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又稱「新開發銀行」。其建立的目的是為新興發展中國家提供基礎建設融資，讓上述「南方」國家擁有除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以外的其他融資選項，總部設在上海。
　　
　　或許更重要的是第三項計畫，也就是中國推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該計畫儘管受到美國的排斥，施壓要求歐洲和其他盟國不要加入，但仍然得到相當程度的支持，吸引全球五十七個國家加入成為創始會員國，可說是北京當局在外交場域的成功。如此一來，中國也在二○一五年順利站上全球國際治理的舞台上。事實上，在不斷叩關布列敦森林體系機構，期望其經濟地位獲得重視未果後，中國遂決定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家多邊開發銀行，希望能與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互別苗頭，或至少補其不足。亞投行設立的宗旨，是要提供亞洲各國進行運輸、能源和電信等基礎建設的必要融資，儘管的確有助於亞洲的發展，但北京當局更期望收割的是重大的經濟與戰略成果。該行的資本額為一千億美元，其中七十五%由亞洲成員國出資，二十五%由其他成員國補足，而各國之出資額則依其國內生產毛額來決定，如此一來，中國將出資三十%，並享有總投票權的二十六%：可以想見，中國將在該行的治理政策上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更何況亞投行的總部設在北京。
　　
　　實則，亞洲地區在基礎建設方面的需求，估計每年約為八千億美元，而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所提供的融資，卻只占其中一小部分。中國既然握有大量的金融儲備，的確可以藉由亞投行為上述基礎建設需求提供融資，同時也為中國營建廠商開啓廣大的市場。然而，亞投行所象徵的，其實是中國在與美國角力的戰場上，獲得了一場區域性甚至是全球性的勝利。事實上，中國從不諱言其在亞洲的戰略目標是要遏止日本成為區域性強權，並且減弱美國在當地的影響力。自從華府宣布將戰略重心調整回亞洲地區，中國和美國的角力甚至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對於中國來說，亞洲開發銀行由於由美、日各持有十六%的資本，所以幾乎等於是美、日在亞洲的霸權象徵。因此，中國推動亞投行與其互別苗頭，等於宣示要在亞洲重建對其有利的經濟與金融秩序。然而，中國的企圖心決不僅止於成為區域性強權，其野心是要成為全球強權，並且重回其「應有的地位」，這當然包括金融層面。中國在國際關係領域所主張的多邊主義，使其不斷抨擊美國在金融上的霸權，不管是美元的地位、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享有否決權等都是。中國始終認為自己在國際性金融組織當中，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無怪乎其欲以創立新國際性金融組織的方法來進行對抗，如金磚銀行或者亞投行等。雖然如此，但單就亞投行的個別案例來看，該行應該會與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密切合作，例如共同進行各種投資案。如此一來，既可以利用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長年累積下來的經驗，又可以善用中國雄厚的資本，將使得亞投行成為協助亞洲發展的一項利器。此外，無論上述功能發揮得如何，亞投行的創建都象徵著中國重新回到世界秩序當中。
　　
　　除此之外，還有兩項元素有利於中國融入世界金融秩序之中，亦即人民幣在全球的運用增加，以及國際貨幣基金本身的改革。的確，自從二○一○年以來，人民幣作為貿易交易工具的使用量已經大幅增加：舉例來說，二○一一年中國貿易額有五%以人民幣計價，二○一三年已來到一三%，而二○一五年更已達二三%。以全球貿易來看，人民幣作為貿易交易工具的排名也已經從二○一三年的第十名，來到二○一五年的第五名，占全球貿易額的二‧五%。更重要的是，二○一五年十一月國際貨幣基金已經決定將人民幣列為特別提款權的「一籃子貨幣」當中的第五種貨幣。如此一來，等於國際貨幣基金認可了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分量，也承認其在金融自由化方面所做的努力。這樣的一個決定，具有重大的象徵意義，對於中國的國際地位如此，也會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化，讓中國的貨幣逐步成為各國中央銀行的儲備貨幣。
　　
　　另一項重大的決定幾乎在同一時間發生。二○一○年，G20決議改變各國的資本和投票權份額，讓中國成為第三大出資國，出資比率從原本的三‧八一%來到六‧○七%。然而，是項改革卻由於沒有經過美國國會通過，而遲遲無法落實，直到二○一五年十二月美國國會才終於批准。這樣一來，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的投票權，將比較符合近幾十年來全球經濟的演變。
　　
　　以上金融發展對於中國可以說是有利的，然而中國自己的經濟情勢卻在相當程度地下滑當中，尤以二○一四~二○一五年最為嚴重。中國的經濟成長率一路從二○一二年的七‧七%下降到二○一三年的七‧四%，二○一五年更跌到六‧九%，來到極富象徵意義的七%之下。在此同時，中國股市也接連出現動盪，人民幣也再度貶值不受中國央行的控制。
　　
　　中國當前的主要經濟指標皆呈現萎縮狀態（外銷、進口、投資、工業產出等），而經濟成長的下滑也造成北京當局沉重的壓力，擔憂會產生社會動盪。即便是在其他國家，中國的經濟成長趨緩也造成相當的擔憂，主要是因為中國在全球生產中的分量。國外分析師一般來說抱持較為悲觀的看法：他們憂心中國經濟的硬著陸，並且認為近年來中國的經濟成長是藉由過度借貸來支撐過度的投資；此外，他們也懷疑實質的經濟成長率低於官方數據，因為電力的消耗等數據根本不符合。
　　
　　雖然如此，對中國經濟仍須抱持寬廣的視野，因為經濟成長趨緩本來就可以預期。首先，經濟「追趕效應」已經減緩，一方面是投資的邊際效益自然遞減，二是離鄉背井從鄉下來到都會區的人口遷移趨緩（中國工人的生產率不到中國農民的四分之一）。此外，人口結構的演變也逐漸變得不利。最後，中國經濟的競爭力正大幅流失，原因是近十年來的薪資幾乎成長了三倍。根據當局者的期望，中國經濟正在朝新的發展模式前進，不再像過去是由投資和外銷帶動，而是藉著內需、服務與創新成長。為了提高消費，必須要降低儲蓄率，如此一來又需要健全的社會福利制度，才能讓中國一般老百姓釋出儲蓄，安心消費。當然，無可避免的中國政府也必須減少對各個產業的干預，特別是針對國有企業的營運方面，才能讓市場機制扮演決定性的角色，就如同二○一三年十一月所決定的那樣。
　　
　　橫跨二○一六~二○二○年間的第十三個五年計畫，已於二○一六年三月通過，確立了前一個計畫中設定要在二○一○~二○二○年間將國民所得翻倍的目標，如此一來，中國勢必得在接下來五年維持至少六‧五%的經濟成長率。以二○一六年為例，中國總理便指示要將經濟成長率維持在六‧五~七%之間。要達到這樣的目標其實有一定的難度，必須要有短期措施，也得要進行結構性的改革。舉例來說，要達到二○一六年的經濟成長目標，中國政府將得啟動各種財務和貨幣政策，並付出預算赤字達三%的代價，這比往年都要來得高，勢必也將加重財政負擔。在此同時，中國必須要降低其產能過剩的情形，尤其是在煤礦與鋼鐵工業方面，並且關閉一些長期虧損，靠著銀行支撐才能存活的「殭屍企業」。此外，中國也必須繼續進行產業科技升級，尤其要支持在這一方面往往一馬當先的私有企業，才能讓其產出的品質提高。
　　
　　在金融產業方面，歷經二○一五年八月和二○一六年一月的兩次股災，中國投資人可以說是餘悸猶存。從二○一四年十月到二○一五年六月，上海與深圳股市的證券指數雙雙翻倍，然而從去年六月開始一直到八月，中國股市的市值蒸發了四○%，在短暫回穩後，二○一六年一月又再度崩盤。這樣的發展有好幾個原因：首先是經濟基本面的指標轉壞，讓接近八○%是散戶的中國股市心生恐懼，但不可諱言，中國有關當局的危機處理能力也同時出現問題。同樣在二○一五年八月，人民幣無預警地貶值三%也讓市場戒慎恐懼：投資人擔心中國以人民幣貶值發動貨幣戰爭，試圖讓中國外銷得利。雖然事後發現事實並非如此，中國央行只是想順應市場的趨勢來界定人民幣的匯率，但有關其決策的說明卻是失敗的。事實上，當時人民幣匯率確實承受多股向下貶值的壓力，包括過度的放貸，以及流出中國尋求更高報酬率的資本。因此，中國人民銀行當時非但沒有想要讓人民幣貶值，相反地還進場賣出美元以購買人民幣，試圖穩定匯率。正因為這樣的舉措和資金流出中國，使得中國的外匯存底一下子從二○一四年十二月的三‧八四兆美元降到二○一六年二月的三‧二兆美元。中國負債的持續擴大，尤其是企業的負債，但也包括中央政府與一般百姓的負債，是另一項令人憂心的趨勢，已經從二○○八年金融風暴前相當於其國內生產毛額的一五五%，來到如今的二四○%。除了本書後續會提到的其他問題，像是地方政府的負債和「影子銀行」等，企業的負債可能導致部分企業隨著經濟成長趨緩而倒閉，使得呆帳與壞帳率飆升，直接影響到中國銀行體系的健全。
　　
　　鑒於以上難題，北京當局要達成第十三項五年計畫所面對的挑戰，可以說是相當嚴峻。因為一方面要在這段過渡時期繼續維持經濟成長，又要繼續進行深度的經濟與金融改革，以便讓中國經濟轉型為消費與創新取向。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寫於巴黎
　　
　　註：該多邊金融機構是以世界銀行為範本，成立於一九六六年，一共有六十七個成員國，而中國僅持有其資本額的六‧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