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多夫．考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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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效應》充滿了聰明機智、讀來樂趣橫生，又充滿戲劇張力的案例。最重要的是，裡面有真實的教訓：如何工作的更有創意和有效率，以及日漸逼近的截止期限是如何敦促我們把工作做到最好。
──查爾斯．杜希格（Charles Duhigg），《為什麼我們這樣生活，那樣工作？》作者

克里斯多夫‧考克斯是...

第四條守則 專注於最重要的事
──約翰‧德拉尼的總統競選之旅

約翰‧德拉尼（John Delaney）想要競選總統，這表示他必須寫一本書。對於一個未來的三軍統帥來說，並非總是如此──很難想像林登‧詹森總統（Lyndon Baines Johnson）每天坐在打字機前寫書，但對於一個追隨歐巴馬和《無畏的希望》（The Audacity of Hope）的民主黨員來說，這是必須之舉。他要講述自己的故事，也許博得一些媒體關注，但也只是因為這是「總統候選人要做的事」──他需要發表一些東西。
德拉尼是第一個正式宣布參加二○二○年美國總統大選的人，他在二○一七年夏天宣布參選，比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伊莉莎白‧華倫（Elizabeth Warren）或喬‧拜登（Joe Biden）早了一年多。在那之後不久，他找到了一間願意以最快速度付印的出版社，於是就出了他的書。德拉尼告訴我：「寫那本書是我做過最困難的事情。」比競選本身還要艱難，當時他可是花了三十個月，辛苦走遍了愛荷華州全部九十九個縣的人。
他首先回顧自己寫過的所有專欄文章，其中許多是他在擔任馬里蘭州第六選區（從華盛頓遠郊一直延伸到該州最西部）的國會議員時所發表。他把這些專欄編成了二十頁的書籍大綱，寄給編輯。這本書基本上是他在國會支持的每項政策的願望清單，以及為什麼把這些建議編入法律，國家就會更好的論述的結合。
不久之後，德拉尼接到了編輯的電話，問他是否可以在華盛頓共進午餐。在餐廳裡，編輯直言不諱：「這會是一本糟糕的書。」德拉尼問道：「為什麼？」他的編輯說：「因為沒人關心這裡面的任何東西。」這些內容太生硬、太無趣──他童年的故事和小插曲在哪裡呢，有什麼東西能讓這疊偽裝成自傳的白紙變得更有生命力？他的編輯說：「我們要做的事如下：我們會派人來採訪你幾天，談談你和你的家庭、你的生活和所有這類的事情。然後我們再討論接下來的做法。」
採訪結束後，德拉尼又和編輯見了一面，面前擺著這些訪談的書面記錄。德拉尼說：「他們真的拿著一支紅筆，把故事圈出來。他們說：『好，你要把這個故事寫進書裡，這個故事也要寫進去，這個故事也要。』
其中的一件軼事成為了這本書的序。在這故事中，德拉尼談到他的祖父阿爾伯特，他在一九二三年，還是個青少年時移民到美國。童年時的一次意外使他失去了左手臂，他被拘留在埃利斯島──判定為身體不健全的移民經常被驅逐出境。德拉尼寫道，在體檢以確定他的健康狀況是否足以進入美國時，阿爾伯特「緊張地看著即將決定他命運的官員走進房間。然後，年輕的阿爾伯特注意到一件令他震驚的事情。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審理他案子的那個人只有一隻手。」
德拉尼不僅沒有在初稿中提到祖父在埃利斯島的故事，事實上，他根本從未在公開場合講述過這個故事，然而這個故事背後的道德觀念，完全支持德拉尼的親移民政策的論述。就這樣，出版社從德拉尼身上找出幾則這樣的軼事後，它們就成了這本書的支柱：每一個生硬的政策提案背後，都有一篇來自德拉尼生活的故事來支持它。二○一八年五月，這位候選人出版了《正確答案：如何讓我們分裂的國家統一》（The Right Answer: How We Can Unify Our Divided Nation，直譯）。
此時，距離第一批選民投票選出民主黨提名者，還有一年半的時間。

把複雜任務拆解成更小的目標
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的故事都有明確的目標：開一間餐廳、運送百合花、在山上造雪。但是，如果你面對一個非常複雜的任務，根本不知道從哪裡開始著手，那會怎麼樣呢？在這種情況下，直覺經常會讓我們失望：我們很不善於分辨輕重緩急，結果完成了瑣碎的目標，卻把最重要的目標搞得一團糟。幸好，套句英國詩人薩繆爾‧詹森（Samuel Johnson）的話：好的截止期限，可以讓人完美地集中注意力。
競選總統就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想要贏，你必須把無數件事情做對。但在此之前，你必須先學會如何留在這場競爭裡。看到這裡的人都知道，二○二○年當上總統的並不是德拉尼。他甚至沒有在任何黨團會議或初選中贏得民主黨代表。雖然現在看來，他的競選活動只是那次選舉中的一個註腳，但它也是非常有意義的一課，讓我們知道如何運用最後期限來管理複雜性──專注於最重要的目標，忽略其他的一切。
二○一九年二月，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NC）宣布了首次總統辯論的資格規則，辯論將於當年六月在邁阿密舉行。德拉尼的競選目標一直是二○二○年二月愛荷華州的黨團會議，但他突然有了一個更直接的目標：「獲得辯論資格」。通往白宮的道路有很多條，但沒有一條能繞過佛羅里達州的那個舞臺。
這次選舉運用的是新的辯論規則，因為許多人指稱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二○一六年時，刻意傾向任何不是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的人，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為了應對這個指控而做出了一些調整。這一次會有更多辯論，也會更早開始。將會有更多競選陣營有機會取得辯論資格：要想獲得席位，候選人必須在三次獨立民調中，獲得至少一％受訪者的首選，或是從二十個州的六萬五千名不同的捐贈者那裡籌集資金。像桑德斯這樣的候選人，在二○一六年時獲得了基層民眾的廣泛支持，因此絕對能順利通過新標準。但對德拉尼這樣的黑馬候選人而言，這可是前所未有的考驗。
當我與德拉尼的競選經理約翰‧戴維斯（John Davis）交談時，他坦率地表示，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新規則讓他大吃一驚：「今年年初，我們的目標是如何贏得愛荷華州、如何贏得新罕布夏州。到了二月，我們得知比賽規則，半路冒出了一個你必須先取勝的新比賽。」一開始的馬拉松變成了短跑。比起慢慢地建立知名度（這到後期就可能轉化為支持率），德拉尼此刻最需要的是民眾（至少一％的人）決定他是「他們現在的首選候選人」。
二○一九年春天，當我關注這場競選活動時，我看到的是一個在過程中不斷自我調整的組織。戴維斯說：「我們有時間和能力建立一個靈活的系統，集中精力確保我們把德拉尼送到辯論臺上。」在所有計畫當中，能幫助他們趕上六月辯論期限的一切，他們都保留，其他的就先擱置到一邊。早期犧牲品中的其中一項計畫是：一場帶德拉尼走遍全美五十個州的巴士之旅。對於一個預計花一整年慢慢累積動能的候選人來說，這是個很好的想法。但如果德拉尼想在這三次民調中取得資格，他就必須縮小範圍。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規定，包括了全國民意調查和那些在「早期州」進行的民意調查：愛荷華州、新罕布夏州、南卡羅萊納州和內華達州。德拉尼已經在愛荷華州待了一年多，所以那裡是他最關注的地方。他告訴我：「我們在愛荷華州獲得選票的可能性最大，因為那是我們真正積極在競選的地方。」這個新的截止期限讓他在該州進行的活動增添了一些緊迫性，這對他而言可能有好處。德拉尼仍然會偶爾去新罕布夏州，並嘗試參加一些紐約和華盛頓的談話節目，看看能不能透過這種方式獲得更多支持率，但這是一種避險，而不是策略。總之，再見了巴士之旅，再見了南卡羅萊納和內華達州，他們要守穩愛荷華州這個票倉。
至於剩下的問題，可以靠辯論本身來解決：這將是美國其他地區的人們第一次關注這場競選，而他們是一大批易受影響、尚未做出決定的選民。如果德拉尼能在那裡吸引眾人注意，證明他的政策是最聰明的，以及──噢沒錯，他是對抗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最佳人選，那麼支持者和捐款就會隨之而來。
首先，要突破辯論的瓶頸，總統職位就在另一頭耐心地等待。

「緊急但不重要」的陷阱
德拉尼的策略取決於他能否有效地將競選活動集中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制定的狹隘目標上。他並不是唯一這麼做的人：想在最後期限前有效地完成任務，通常就要減少必須完成的任務。然而，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戰勝我們天生就有缺陷的排序本能。
就在我去愛荷華州前不久，我跟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行銷學副教授朱孟（Meng Zhu）談過。朱孟和其他兩位同事發表了一篇名為〈單純緊急效應〉的論文，概述了人總是把事情的輕重緩急搞砸的明顯原因。在一次實驗中，朱孟請學生們完成一項簡單的任務：寫五篇簡短的產品評論。在對照組中，他們可以從兩種不同的獎勵中選擇──三顆好時巧克力或五顆好時巧克力。另一組也會有同樣的選擇，但朱孟在較小的獎勵中加上一種緊迫感：要得到三顆巧克力，他們必須在十分鐘內完成實驗；如果要得到五顆，他們會有整整二十四小時。
對照組中幾乎所有學生都選擇了較大的獎勵。但是，當較小的獎勵附加了一個十分鐘期限時，超過三○％的學生決定滿足於三顆巧克力。這就是單純緊急效應，朱孟寫道：「人們的表現彷彿是追求緊急任務本身就有種吸引力，甚至會超越其客觀後果。」
人們似乎有這種自然傾向，會比較關注時間而不是結果，即使這種行為可能會傷害到我們。例如，我們可能會推遲年度體檢，而去一家商店的限時年度促銷，儘管前者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後者。這就是經濟學家喬治•艾克羅夫（George Akerlof）所說的「即期顯著性」（undue salience），我們關注促銷，只是因為它即將結束。
朱孟也發現，在人們做出選擇之前，提醒他們最後的結果──她稱之為「結果顯著性」（outcome salience），可以減少單純緊急效應。換句話說，我們必須被迫忽略緊急但不重要的事情，才能弄清楚優先順序。對德拉尼來說，這表示要時刻牢記最終目標：贏得三次投票。其他的所有活動，無論看起來多麼緊急，都應該延遲。
幸好，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最後期限本身，就在幫助他朝這個方向前進。從德拉尼在二月十四日之前與之後的行程表，就能看出這個期限造成的影響，那一天正是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宣布新規則的日子。那年一月，他前往密西根州和伊利諾州進行宣傳活動，這兩個州當時還沒有民意調查。二月初，他去了北卡羅萊納州。然後，整個三月、四月、五月，都是愛荷華州、新罕布夏州，愛荷華州、新罕布夏州。看得出來，這就是根據結果顯著性而決定的競選活動。
戴維斯曾將他們的策略變化描述為「轉向」，會使用這個科技界的詞彙並非偶然。雖然用「新創公司」來比喻實在很老套，但對德拉尼這樣的組織來說，卻是千真萬確。像（在另一場競選中）傑布‧布希（Jeb Bush）這樣龐大的競選團隊，在適應現實方面遇到了困難。而德拉尼這樣的小團隊就能夠接受民主黨新的辯論規則，並迅速相應地改變他們的策略。
我想起了與特拉維斯‧蒙塔克（Travis Montaque）的一次對話，他是一間名為Holler的新創公司創辦人，專門從事視覺資訊傳遞。（當你用iPhone回覆一則訊息，Holler創作的貼圖或GIF就可能會出現在回覆列表中。）他告訴我：「新創公司的超能力是速度。」這也包括了適應能力。
Holler最初是一款新聞App，建立起規模不大但很忠誠的用戶群。但是當蒙塔克看到公司成長不夠快時（他們只剩下五十天的資金），他就知道他必須徹底改變他們正在做的事情。「我們不能浪費任何一分錢，必須解決這個問題。」他向員工宣布，他們要把新聞App改成即時通訊App，立即生效，現有的使用者就這樣沒有了。他說：「當你有如此緊迫的時間表時，它會讓你完全專注於真正重要的事情，並要你做出真的很艱難的決定，比如，對我們今天需要的東西而言，那群使用者已經不重要了。」這間公司現在與HBO、IKEA和Venmo（行動支付服務）建立了合作關係，而且成長迅速。

第四條守則 專注於最重要的事
──約翰‧德拉尼的總統競選之旅

約翰‧德拉尼（John Delaney）想要競選總統，這表示他必須寫一本書。對於一個未來的三軍統帥來說，並非總是如此──很難想像林登‧詹森總統（Lyndon Baines Johnson）每天坐在打字機前寫書，但對於一個追隨歐巴馬和《無畏的希望》（The Audacity of Hope）的民主黨員來說，這是必須之舉。他要講述自己的故事，也許博得一些媒體關注，但也只是因為這是「總統候選人要做的事」──他需要發表一些東西。
德拉尼是第一個正式宣布參加二○二○年美國總統大選的人，他在二○一七...

前言

二○○六年，美國人口普查工作人員伊莉莎白‧馬汀（Elizabeth Martin）設計了一項實驗。根據憲法規定，每隔十年，聯邦政府就要統計各州的人口數量，這項任務非常令人頭痛。大部分的人口普查是以郵件進行，而事實證明，除了公民責任感之外，想讓人們回答這些生活中的細節問題，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如果你家沒有回覆這份郵寄問卷，政府會派一個「調查員」到你家去，面對面進行人口普查。然而，這個方式成本高昂，需要動用成千上萬名員工，去敲數百萬扇門。馬汀想知道她是否能做些什麼，來提高二○一○年人口普查的郵件回覆率，並且不用出動那麼多調查員。即使只有改善一點點，也會產生極大的差異：每增加一百分點的家庭回應，政府就能省下七千五百萬美元（約新台幣二十三億）的支出。

人口普查局已經試過各式各樣的方法，希望民眾填寫這些表格。他們調整過問卷的設計、增加對不回應者的處罰警告，並發送了一系列提醒明信片。這些都有適度的效果。但是馬汀嘗試一種更簡單的方法：縮短人們回應的時間。她將同樣截止日期（二○○六年四月十三日）的調查問卷寄送給兩組人，但是其中一組比另一組晚一星期寄出。

她把問卷寄給分布於五十個州的兩萬八千多個家庭，然後等待表格回來。執行之後，馬汀發現她的預感相當準確：第二組──填寫表格的時間少了七天的那一組，回覆率比較高，多了兩個百分點。更重要的是，對一個出於工作需要而特別在意資料品質的人口普查員來說，期限較短的那一組，回答中的錯誤比較少。如果擴大實施到全國範圍，人口普查資料的可靠性將顯著提高。當然，那兩個百分點還有一點很重要──節省了一．五億美元。這全都來自於調整截止期限。

提前截止日
模擬人口普查的結果與直覺相悖，但並沒有讓我感到意外。我自己也做過類似的實驗。有一位名叫約翰的作家受邀為《GQ》撰寫封面故事，而我是《GQ》的執行編輯。我們讓他飛到洛杉磯，採訪饒舌歌手吹牛老爹（Diddy）關於一張傳聞中的新專輯，派了一名攝影師去拍攝吹牛老爹坐在各種豪車裡的影片，還找一個團隊製作幕後短片，並把全部內容賣給廣告商。這次製作的規模很浩大，而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約翰和我們指派他寫的五千字內容。

約翰這個人以拖稿而聞名。據稱，他為《紐約客》（The New Yorker）撰寫的一個案子遲交了好幾年。他是一個絕妙的時尚作家，一個幾乎可以把任何事情（包括，噢，像是採訪一個不太合作的嘻哈傳奇人物）提升到藝術水準的人──前提是，如果你能讓他吐出草稿的話。

我以前和約翰合作過，通常都需要打幾十通電話，發無數封電子郵件，再加上焦慮地等待，才能讓他開始寫作。假如我們計畫把某篇文章發表在二月號的雜誌裡，結果總是無可避免地延到三月、四月，甚至十二月。

但這一次不同：因為這篇文章是四月的封面故事，所以絕對不能延到下一期。如果這篇吹牛老爹的介紹沒有出來，圍繞這篇文章建立起來的整個結構就會崩潰。

所以我騙了約翰。我給了他一個斬釘截鐵、沒有商量餘地的截稿日，是在實際截稿日的前一個星期。約翰幾乎肯定知道我在撒謊，至少有一點點。任何還有理智的編輯都不會把實際的截止日期告訴作家。但他可能認為我想多爭取一、兩天的時間，這是編輯與難搞的作家談判時的標準做法。在這種情況下，訣竅是給他非常少的時間來完成文章，逼他立即開始工作。

約翰在一個共用文件中寫這篇文章，所以我可以看到他的進展。隨著可怕的日期一天天逼近，到截止日期前三天，裡面什麼都沒有。前兩天，還是沒動靜。前一天晚上，終於！出現了一個段落，但接著約翰開始把字詞挪來挪去，不斷調整那六個句子，其他部分沒有任何進展。與此同時，我一直在發送真誠又樂觀的電子郵件，告訴他終點線就在眼前了！最後，我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我打開檔案，裡面多了很多內容，有全新的一節。而且，感謝Google文件，我可以看到約翰的游標正忙著輸出新單字。我想起劇作家東尼‧庫許納（Tony Kushner）對一位《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婚姻誓約專欄的記者，說過他的創作過程：「過了截止日期，我陷入恐慌時，我的工作狀態最好。」

我唯一的遺憾是沒有給約翰更早的截止日期，但那就太貪心了。我們還有一個星期，而約翰已經寫了幾千字。截止日期當天接近傍晚時，他傳訊息給我：「快要完成了。請再給我二十四小時。我不會讓你失望的。」

在假截止日期和實際截止日期之間的某個時刻，我們把要印的內容準備好了。我趕緊把它送到生產部門，交給事實查核員。約翰回到了不寫作的幸福狀態，吹牛老爹坐上他的邁巴赫（Maybach）豪車離開，四月號雜誌按照計劃順利出版了。

我知道截止日期是一種強大的力量，足以突破作家最糟糕的寫作障礙。但是，把截止日期設定得比較早，可以增加實現目標的可能性（這個發現在人口普查局和《GQ》辦公室之外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證實），讓人大開眼界。從本質上講，它能讓人發揮出相當於全場緊迫逼人的生產力。

期限效應的雙面性
身為一名編輯，我的職責就是關心截止期限。這並不是巧合，這個詞本身就是誕生自出版業。Deadline最初指的是印刷機上的一條線，超過這條線的內容就印不出來了──不過，出版業會使用這個詞彙，其實是從軍方那裡借來的：在南北戰爭期間，Dead-line是圍繞著柵欄的一條界線，任何囚犯只要超過這條線就會被擊斃。到了二十世紀初期，Deadline不再指的是戰場上或頁面上的實際限制，而是指一個事件的截止時間。

這個詞彙的概念獲得了廣大的共鳴，就連報紙和雜誌以外的行業也開始使用。它帶有一種緊迫和威脅的感覺，對各種追求利潤和生產力最大化的企業都適用。如果把它和法語中相近的詞「délai」（可以表示截止日期，也可以表示延遲）比較，你就會發現紐約和巴黎人的明顯不同之處。

不過，古希臘人有一個最接近Deadline本質的詞。許多人都知道希臘語中表示時間的詞「chronos」，這是亙古不變存在的生命節奏，時間的流動將我們從出生帶到死亡。但還有另一個詞「kairos」，也是表示時間，指的是「合適的時刻、做決定和採取行動的時刻」──拉緊弓，準備射箭。希臘人總是把時間之神柯羅洛斯（Chronos）描繪成老人，而凱伊洛斯（Kairos）的雕像則顯得年輕而活潑。伊索將他描述為禿頭，只有額頭上有一綹頭髮：「如果你從前面抓他，你還有可能抓住他，但若是他移動了，就連朱比特（宙斯）也不能把他拉回來。」

是第二種時間觀念，那些合適的時刻，為截止期限注入了生命。它還包括了兩個觀點，你在本書中都可以找到呼應之處。首先，截止期限是強大的動力──這個神年輕充滿活力。第二，截止期限可以操縱──你可以抓住他，但前提是你知道怎麼做。

第一種觀點的證據相當堅實。幾年前，行為科學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艾爾達‧夏菲爾（Eldar Shafir）做了一個簡單的實驗。他們給學生一份很長的問卷，只要填完並將問卷繳回給他們，就能拿到五美元（約新臺幣一五○元）。一組學生有五天的時間完成問卷，另一組則沒有截止期限。結果很明確：需在截止期限內繳回問卷的那一組，有六○％的人拿到了五美元，而沒有期限的那一組，只有二五％的人完成任務。

二○一六年，向低收入創業者提供貸款的非營利組織Kiva，在現實世界中也證實了同樣的原則。Kiva希望鼓勵更多小企業來申請他們的無息貸款，但這個過程既耗時又困難：借款人必須填寫八頁的文件，包括說明公司財務狀況與商業計畫。上網申請的企業中，只有二○％完成了所有申請文件。

就在這時，Kiva決定進行一項測試：他們發送提醒郵件給所有中途放棄申請的人。其中一組收到的電子郵件中，有完成貸款申請的最後期限，另一組則沒有期限。克莉絲坦‧柏曼（Kristen Berman）於《科學人》（Scientific American）雜誌中撰文介紹了調查結果，並強調這種方法的思考誤區：「如果申請過程需要小企業負責人投入大量時間，那麼加上截止日期，理論上應該會減少申請人數。因為大家就是沒有時間去填寫表格，他們會錯過申請機會。」但事實並非如此。收到截止日期的小企業，完成申請文件的可能性增加了二四％。時間沒有阻礙這些公司，反而是增強了動機。Kiva因此發放了更多貸款。

截止期限可以鼓勵人做出有成效的行為，但我很遺憾地告訴大家，它們也是有陰暗面的。它們不只是把五美元放進學生口袋的魔法，也會像黑洞一樣吸入時間和能量。問題就在於，在你設定好截止日期後，工作往往就會被推延到逼近截止日期的時候。這種現象有個名字，叫做「期限效應」（Deadline effect）。

經濟學家和賽局理論學者很喜歡討論期限效應，而且通常是在雙方談判的背景之下，例如，工會和企業試著達成一份新合約。兩組人坐在談判桌旁，然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正如麻省理工學院的兩位經濟學家在一篇論文中所提到的：「為了防止談判無止盡地拖延，通常會設定一個嚴格的最後期限。但諷刺的是，這種最後期限有時反而會誘使各方推延協議。」期限效應就像是一種詛咒，使運輸工人和城市一直陷入僵局，直到罷工前夕。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和解都在法院前的階梯上達成。

研究期限效應的學者們，普遍認為它很不好──雖然強大，但破壞力很強。與雙方有更多時間達成的協議相比，最後一分鐘達成的協議對各方來說通常更糟糕，這與在最後一分鐘匆匆完成的學期論文，比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並精心修改的論文品質較差，原因是一樣的。
當然，風險甚至可能不只如此。一九九二年，美國國會為了加快批准新處方藥的過程，為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的處理流程設定了最後期限。FDA很快就累積了大量需要處理的藥物申請，並在期限即將到達前，一下子批准大量申請。

二○一二年的一項研究發現，那些在期限前通過的藥物，更有可能需要額外的安全警告，也有更高的機率從市場上撤回。研究人員寫道：「在批准截止日期前兩個月內批准的藥物，基於安全性的停藥率，是其他時間批准的同類藥物之六．九二倍。這些藥物上市後，造成數以萬計的額外住院、藥物不良反應和死亡事件。」國會有一個聰明的想法，他們利用最後期限讓FDA的行動加快，但他們沒有考慮到後果，因為新規定使FDA將決定推到最後一分鐘，才匆忙進行風險評估。

像FDA這樣的機構成為期限效應的犧牲品，這種狀況原本可以避免。許多組織已經學會如何應對最後期限帶來的緊迫感，並拋棄所有不重要的廢話。他們都是操縱最後期限的高手，即使時間還很充裕，也能像快要最後一分鐘那樣地完成工作。

本書將講述的是他們的故事。

前言

二○○六年，美國人口普查工作人員伊莉莎白‧馬汀（Elizabeth Martin）設計了一項實驗。根據憲法規定，每隔十年，聯邦政府就要統計各州的人口數量，這項任務非常令人頭痛。大部分的人口普查是以郵件進行，而事實證明，除了公民責任感之外，想讓人們回答這些生活中的細節問題，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如果你家沒有回覆這份郵寄問卷，政府會派一個「調查員」到你家去，面對面進行人口普查。然而，這個方式成本高昂，需要動用成千上萬名員工，去敲數百萬扇門。馬汀想知道她是否能做些什麼，來提高二○一○年人口普查的郵件回覆率，並...

前言

第一條守則　製造檢查點
──米其林三星名廚Jean-Georges餐廳的開幕準備

第二條守則　從右到左計畫
──年復一年準時交件的花農和飛機製造商

第三條守則　堅定的「軟性期限」
──必須趕上滑雪季的泰勒瑞度假村

第四條守則　專注於最重要的事
──約翰‧德拉尼的總統競選之旅

第五條守則　修改，修改，再修改
──如何在六分鐘內成功推銷自己，贏得TechCrunch大獎

第六條守則　成為「任務導向的怪獸」
──百思買的「黑五購物節」銷售策略

第七條守則　善用期限效應
──沒有截止期限的621救災部隊

後記
謝詞

前言

第一條守則　製造檢查點
──米其林三星名廚Jean-Georges餐廳的開幕準備

第二條守則　從右到左計畫
──年復一年準時交件的花農和飛機製造商

第三條守則　堅定的「軟性期限」
──必須趕上滑雪季的泰勒瑞度假村

第四條守則　專注於最重要的事
──約翰‧德拉尼的總統競選之旅

第五條守則　修改，修改，再修改
──如何在六分鐘內成功推銷自己，贏得TechCrunch大獎

第六條守則　成為「任務導向的怪獸」
──百思買的「黑五購物節」銷售策略

第七條守則　善用期限效應
──沒有截止期限的621救災部隊

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