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多福‧克拉克

推薦序（一） 一群夢遊病患點燃了一戰戰火∕林博文
推薦序（二） 驚心動魄的故事∕涂豐恩
導讀   充滿「機遇性」的一次大戰∕翁嘉聲

前言   
第一部分  通往塞拉耶佛事件之路
第一章  塞爾維亞的幽靈
貝爾格勒刺殺／「不負責任的因素」／意念藍圖／分裂／升級／三次土耳其戰爭／陰謀／尼古拉‧帕希奇的反應

第二章  無個性的帝國
衝突與制衡／棋逢對手／謊言與偽造／佯裝的平靜／鷹與和平鴿

第二部分  歐洲的分裂
第三章  由多極到兩極：歐洲在1887~1907年
法俄同盟：危險的關係／巴黎的反應／英國結束中立／德國：後來居上的帝國／驚天逆轉？／言過其實

第四章  歐洲外交政策的多種聲音
君主政體下的決策者／誰在統治聖彼德堡／誰在統治巴黎／誰在統治柏林／愛德華‧格雷爵士：高處不勝寒／第二次摩洛哥危機／軍事與民事／媒體與輿論／權力的風水輪流轉

第五章  巴爾幹半島的複雜情況
空襲利比亞／忙亂的巴爾幹／搖擺不定的人／巴爾幹冬日危機／支持保加利亞，還是塞爾維亞／奧匈帝國的麻煩
法俄同盟的巴爾幹化／爭取主動權的法國／普恩加萊的壓力

第六章  最後的機會
緩和政策的局限性／生死存亡之際／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德國人／啟動巴爾幹計畫／男性主義的危機？／漫漫長路

第三部分  危機
第七章 「一戰」導火線：塞拉耶佛事件
刺殺／亦真亦幻／調查開始／塞爾維亞的回應／還需要做什麼

第八章  擴張的旋渦
別國的反應／霍約斯伯爵前往柏林／奧匈帝國的最後通牒／尼古拉‧哈特維希的離奇死亡

第九章  法國人在聖彼德堡
德羅賓伯爵換了火車／普恩加萊乘船前往俄國／博弈

第十章  最後通牒
奧匈帝國的要求／塞爾維亞的回應／「局部戰爭」開始

第十一章  槍聲響起
毫不讓步／「這次戰爭真的開始了」／俄國人的情理

第十二章  最後的日子
籠罩在歐洲的奇怪光影／普恩加萊回到巴黎／俄國的軍事動員／躍入黑暗／「這過程中一定有些誤會」／保羅‧康邦的磨難／英國介入／聚焦比利時／邁入戰爭

結語
致謝

導讀

充滿「機遇性」的一次大戰　翁嘉聲（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克里斯多福‧克拉克（Christopher Munro Clark, 1960-），現任劍橋大學第二十二任欽定歷史學講座教授。他是澳大利亞人，在當地完成大學後，前往柏林自由大學及劍橋大學研究，專研普魯士宗教史。這方面成果以1995年《改宗政治學：普魯士的新教傳教與猶太人，1728-1941》（The Politics of Conversion: Missionary Protestantism and the Jews in Prussia, 1728-1941）出版，討論兩百多年來普魯士新教徒如何使當地猶太人改宗。他在2003年合編的《文化戰爭：十九世紀世俗與天主教之間的衝突》（Cultural Wars: Secular-Catholic Conflict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討論十九世紀世俗民主政治與天主教威權組織間的衝突，其中突顯出俾斯麥針對德國天主教發動的「文化鬥爭」（Kulturkampf），不過是在許多類似場域中最知名及最具規模的一次，而且這樣的衝突在當時德國人眼中其實一直進行著。他在2000年為「當權者的輪廓」（Profiles in Power）系列寫作《威廉二世：末代德皇》（Wilhelm II. The Last German Emperor）。但使他在學術界頭角崢嶸的是2006年《鐵的王國：普魯士的崛起及崩潰，1600-1947》（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該書德文版為他在2010年爭取到類似德國史學終身成就獎的「德國史學家獎」，儘管他仍然相當年輕；這也是該獎第一次被頒給不是以德語為母語的史家。他在這本書裡反駁傳統上認為德國在建國之前歷史上的獨特性（Sonderweg），強調不是只有軍國主義的普魯士，而是有許多個不同的普魯士；他認為德意志帝國不是普魯士命運的完成，而是終結。在《鐵的王國》之後，克拉克在2012年出版《夢遊者：1914年，歐洲如何走向一戰》（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並於2013年出版德文版，銷售上極為成功，全球三十萬冊中有超過一半是在德國銷售。這除了因為該書的傑出學術研究及精彩敘述外，也有人懷疑這本書的主旨符合二次大戰以來深植德國人心的一種罪惡感，而這種感覺更被費雪（Fritz Fischer）在1960年代初期提出的命題所強化：德國其實在第一次便有世界霸權的野心，並為後來納粹的發展鋪路，而當時總理貝特曼‧霍爾維格其實正是1914年的希特勒。克拉克的《夢遊者》避免指責誰要為一次大戰爆發負責，這似乎協助抒解許多德國人戰罪的心理壓力。克拉克在2015年因為促進英德關係而被封爵。

　　一次大戰爆發至今剛過一百年，但圖克曼（Barbara Tuchman）在五十年前出版的「八月砲火」（The Guns of Augustus）已經將大戰爆發劃歸在歷史分水嶺的另一邊，彷彿是來自遙遠國度的人與事，是當時強權集團無法協商調和彼此歧見，所導致的大災難。約翰‧甘迺迪將「八月砲火」理解為他所遇見之古巴飛彈危機的寓言故事，下定決心不讓任何人有機會寫出一本類似的「十月飛彈」（Missiles of October）。圖克曼的作品反映出冷戰時代雙極對抗的思維，只是這次的邪惡帝國是德國，至於塞拉耶佛的暗殺及奧匈帝國的反應，她幾乎不置一詞。同樣地，我們現在在一次大戰爆發百年之後去閱讀《夢遊者》時，心中立即迴響著許多現代的聯想，如由國家所默許贊助的恐怖活動（當時是塞爾維亞情報單位裡的民族主義份子策劃暗殺王室及政客）、南斯拉夫聯邦解體（這聯邦大致是當時的大塞爾維亞計畫）、種族淨化（塞爾維亞人虐殺非塞爾維亞人）以及北約聯軍2011年轟炸利比亞（義大利於1911年入侵利比亞，觸發肢解鄂圖曼歐洲領土的兩次馬其頓戰爭），以及以北約在巴爾幹及利比亞這些前鄂圖曼帝國領土裡的最後通牒（這使得當時維也納對貝爾格勒的通牒看起來十分溫和）、軍事干預及調停活動，都令人聯想到當年德法英俄義及奧匈強權在外交上縱橫捭闔及軍事上的威逼脅迫。當筆者寫作這導讀時，曾是奧匈雙元帝國之一的匈牙利才決定要在與塞爾維亞的邊界，修築四公尺高、綿延一百多公里的長牆，阻隔該國難民湧入。過去投下的陰影竟是如此之長、如此之暗。

　　《夢遊者》的重點是要討論奧匈王儲夫婦在1914年6月28日被暗殺那天開始，到英國8月4日對德國宣戰的三十七天期間，諸國外交折衝的失敗以及大戰的爆發。《夢遊者》就像荷馬史詩《伊里亞德》一樣有宏偉結構及集中的主題：克拉克的故事雖只涵蓋這大約五星期出現的悲劇，但在故事發展中不斷地指涉過去及預視未來。但與史詩不一樣的是這裡沒有任何英雄或俯視人世的神明，只有在不同首都裡眼界有限、不知決策會有何結果的「夢遊者」。

　　這故事共分成三部分陳述。克拉克一開始（一至二章）便引領我們進入狂熱民族主義份子的幽暗世界裡。一群塞爾維亞年輕軍官在1903年發動政變，血腥殺害親奧匈帝國的國王夫婦，扶植親俄羅斯的新王，使得原是奧匈附庸的塞爾維亞王國，瞬間成為巴爾幹最反對奧匈帝國的國家，成為俄羅斯在日俄大戰1905年戰敗、經歷革命以及全力改革之後，將擴張焦點從遠東轉移到巴爾幹半島後的前哨站。這次的暗殺使巴爾幹新興國家開始清算鄂圖曼在歐洲的剩餘領土，而因為奧匈與俄羅斯皆涉入其中，於是巴爾幹政治確定與歐洲強權間更廣大的鬥爭相掛勾連動。這次暗殺也迫使溫和主義立場的人必須強調他們好戰的男性格，以免顯得畏縮。這些以恐怖活動為政治手段成為塞爾維亞政治本質的一部份，這使人想到上世紀末南斯拉夫內戰時的種種激烈及殘酷。克拉克雖然在整本書裡不指出誰該負責，但開場的焦聚似乎已經將一次大戰的道德支點放在常被忽略的塞爾維亞以及支持這恐怖主義國家的俄羅斯，而事實上俄羅斯自己也對保加利亞王室做過相同的事。

　　克拉克在第二部分（三至六章）則是對一次大戰爆發之前四十年外交做番詳細的審視。他強調這段期間的特色是多元化。克拉克證明在這時期的國家在政治決策常是「去中心化」：民主國家如英法，除了國會政黨政治外，還有軍人、外交官員以及國家領導人之間複雜的互動，權力中心因人及派系而屢屢更迭。即使集權的俄德及奧匈，政治決策也常常不是直接了當。威廉二世雖有權力任命總理，也常大發儻論，但在實際決策上常被隱瞞，而軍方更是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另外德國有當時全世界最強大的社會主義政黨SDP。這些再加上已經開始影響政治決策的公共輿論，這不僅在英法民主國家如此，在奧匈、俄、德也是如此。如果我們再列入如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催化，那是更複雜的圖像。

　　另外一個多元則是1815年維也納會議由奧匈帝國首相梅特涅親王所主導的權力平衡（Concert of Europe），在十九世紀末遭到挑戰。雖然1857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中的強權互鬥已經動搖這種均勢，但強權「喬事」仍是常態。但德意志帝國在1871年的建立，打破1648年威斯法利亞（Westphalia）條約所預設歐洲核心日耳曼是個權力真空地帶，以及任何企圖想藉之在歐洲取得「霸權」的國家（如拿破崙時代的法國），會受到其它強權集體杯葛，恢復平衡。英國堅持光榮孤立的地傳統，以「歐洲權力平衡的再平衡者」（rebalancer of the balance of power）自居。但德意志帝國在1871年拔地而起，對歐洲而言無異是場「德國革命」（如之前「法國革命」），帶來「德國問題」，因為權力平衡的預設條件已經改變：強大的德國要放在何處？俾斯麥處理「德國問題」時強調德意志帝國是「心滿意足的強權」，是國際衝突的誠實仲介，讓自己永遠處於任何結盟的核心，努力解除列強的戒心。在作法上他要孤立法國，極力拉攏俄羅斯，避免德國被包圍的夢魘，同時力保逐漸衰落的奧匈帝國，有備無患；俾斯麥鼓勵其它歐洲強權從事海外殖民擴張，藉之轉移注意力，也是手法之一。但鄂圖曼帝國逐漸瓦解所帶來的巴爾幹問題即將成為俄羅斯及奧匈衝突的焦點，所以俾斯麥所從事的艱鉅外交挑戰必須極大膽、要細膩及要耐心。但是德國逐漸的強大經濟及軍事力量卻也讓人懷疑這位仲介的角色。英國能否繼續置身事外呢？

　　年輕新皇帝威廉二世只學會俾斯麥大膽冒進（brinkmanship）的外交手法，卻完全沒有他的節制以及全盤考量和遠見，結果帶來一連串的外交災難，讓兩個政體迥然的法俄達成協議（—德皇應該無法想像到沙皇國事訪問法國時，會聽完那代表推翻集權暴政的「馬賽進行曲」—），接著是英法協議，然後再經過法國引介，英俄在波斯、阿富汗及西藏的殖民衝突上達成諒解，產生英俄協議，對德國形成大包圍。這是俾斯麥終其一生極力避免的外交夢魘。原先的多元主義逐漸轉變成兩大集團的對抗。這些英法俄外交合作只是模糊的友好協議（entente cordiale），但從未排除往同盟關係發展，特別是法俄兩國。克拉克對這過程中的發展交代簡潔清楚，特別突顯出德國外交決策體系的混亂，例如威廉二世以為可以利用英法殖民活動的競爭來進一步分化，同時獲得國內人民支持德國海外殖民的野心。但兩次摩洛哥危機反而更把這英法推在一起，甚至促成雙方參謀總部來往。在發生《每日電訊報》1908年訪談的醜聞之後，德國的文人及軍人其實已經決心要提防德皇干預政治決策，但德皇永遠不甘寂寞。

　　故事的第三部分（七至十二章）帶我們進入那從奧匈王儲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遭受暗殺，到英國對德國宣戰的漫漫三十七天。克拉克描繪各國對這暗殺及最後通牒的種種考量，其中最大的特色是每個國家常是令出多元，舉棋不定，所以德皇雖然對奧匈帝國開出全力支持開戰的空白支票，但一旦宣戰時，立即退縮，但軍方警告德皇不得退縮。國與國之間的溝通時更常會被誤解，例如英國外相格雷強烈反德，但在內閣中是絕對少數，反而必須靠反對黨來支持；英國外交系統（包括喬治五世）在對外發言時語多模糊，不僅讓德國誤判英國不會介入，也讓法國懷疑英國對協議的決心，而大為焦慮。這些突顯出所謂的兩大集團，其內部團結性及對外敵對性時常被過度誇大。但所有這些不同的「向量」最後還是帶領大家邁入大戰的悲劇。但這不必然要發生，因為1908年奧匈帝國併吞波斯尼亞時，情況更為緊張，而德國強勢介入成功地、但僥倖地避免大戰爆發；1914年如果爆發戰爭，沒有理由不認為這只會是局部的「第三次巴爾幹戰爭」。克拉克的最後分析拒絕承認1914年大戰爆發有任何主導性的元兇。他用「東方快車謀殺案」作家阿加莎‧克裏斯蒂偵探故事做比喻：在一次大戰爆發中，沒有一位兇手拿著冒煙的槍，站在屍體旁；要是有的話，那會有許多人拿著冒煙的槍。換言之，克拉克最多能接受的是「集體責任」。所以這場戰爭真得一定會爆發嗎？或乾脆如泰勒（A. J. P. Taylor）說，這場戰爭是「意外」？我覺得克拉克在對大公被暗殺那刻的描述很有啟發性：他說大公座車沒有倒車檔，所以司機在開錯路時無法立即倒車迴轉，但只要有足夠空間，車子仍可轉向。只不過在那時候，兇手普林西普已經往大公夫婦開槍，車子只能載著即將斷氣的傷者到醫院，但急救無效。

　　克拉克在陳述中強調的不是那些在一般書裡會看到的帝國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密約結盟、軍備競賽等「原因」，雖然克拉克沒有遺漏這些，但他懷疑這些概念的解釋能力及作動性（agency）。他強調的是這三十七天故事裡的相關個人及其作為，但不認為有任何決策者具有前後一致的企圖，更沒任何一個人有權力及能力促成大戰爆發。克拉克著重的個人及其作動性，是要強調how，不是why。但讀者還是會感覺許多的how會變成像是在回答why，因此克拉克會怪罪一些人多一些（特別是俄國），反而傳統上被怪罪最多的德國政客及將領則是照常休假，奧匈士兵被放回家收割，不似處心積慮，決心世界大戰一定要爆發。克拉克認為決策者都是依據一幅自己所繪的有限心靈地圖去做決定，而每個人之間一連串的互動常會帶來不可預測的結果，整個故事因此充滿「機遇性」（contingency）。克拉克也不認為這場戰爭是兩大集團因為某種挑釁行為所導致的結果。恰恰相反：正是因為雙方結盟的不確定性及不可靠性才有1914年夏天的危機。如果每個作動者依據自己的目的，理性或非理性地（如強調那種相當男性格的「榮譽」及「尊嚴」），依據自己有限的心靈地圖去回應其他人類似的作法，而最後集體地走到一場沒想到、也無法想像到的世界大戰「黑天鵝」，那麼每個人就像「夢遊者」一樣，做出自己認為合理、但卻不知後果的決定。這是悲劇。克拉克這種寫作風格與傳統史學強調因果緊密相扣，一個因素強化另個因素，推動事件往前發展，甚至能夠以全知全能之姿來進行史學寫作，是大相徑庭。克拉克因此為史學寫作另闢蹊徑，但這需要極為強韌的神經去進行，因為這裡遊戲的名字叫「機遇性」、叫「黑天鵝」。這種窮盡論證，從所有可能的角度來審度事態，力求避免無謂論斷，努力不受某種預設信仰所引導的經驗主義，使得克拉克在史觀上流露出十八世紀英國經驗主義大師大衛‧休姆（David Hume）的風格。這是典型的英國。

　　這是一本相當用功、博學、機智及文筆流暢優美的深度歷史作品，凡是對近代世界史有興趣的一般讀者或學生，都應該在書架上備有一本。我想之後其它對一次大戰起源的探討，都必須面對克拉克的挑戰。他特殊的寫作風格以及隱含的哲學立場，挑戰歷史寫作的一些基礎概念，也想必會令人更清醒、令人更深思。

前言

戰爭以何種方式呈現？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日。這天清晨，法蘭茲．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偕同夫人蘇菲．霍泰克（Sophie Chotek）抵達塞拉耶佛火車站，當時歐洲大陸還是一幅和平景象，但三天後，這裡卻燃起戰火。這個多事之夏，爆發的衝突導致歐洲成為六千五百萬兵力廝殺的戰場，三大帝國捲入其中，造成兩千萬士兵和平民死亡，兩千一百多萬人受傷。

　　這場浩劫宣告二十世紀歐洲步入恐怖的肇端，正如美國歷史學家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所說，它是「二十世紀所有災難的開始，此後各種災難便接踵而至。」戰爭爆發之前，人們就對戰爭為何會發生這一問題爭論不休，時至今日，戰爭爆發的原因也未有定論。這一事件還催生數量空前、內容詳實、流露強烈道德情感的歷史文學作品。此外，一九一四年發生的事情，至今仍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者津津樂道的政治危機，由於事情過於錯綜複雜，以至任何假設和猜想都能自圓其說。

　　研究「一戰」起源的歷史學家總會碰到一些問題，首當其衝且最顯著的問題就是研究資料過多。每個交戰國都有卷帙浩繁的官方外交文件，民間搜集的資料也數量龐大，但有些文件是否真實還原歷史還有待商榷。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公布的官方文件，大多帶有辯解並反思的意味。長達五十七卷的《德國外交部文件》（Die Grosse Politik）將一五八八九份文件歸納在三百個主題下，但並不具備純粹的學術客觀性，人們只是希望藉由曝光戰前文件來反駁《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加之的「戰爭罪名」。法國政府也不例外。外交部長讓．路易．巴爾都（Jean Louis Barthou）於一九三四年五月指出，戰後出版的文獻「充滿濃厚的政治色彩」，其目的在於「根據《凡爾賽條約》，在德國發起的這場戰爭中維持秩序」。一九二六年出版的八卷合集《奧匈帝國外交政策》（Osterreich-Ungarns Aussenpolitik），其中一位編者路德維希．比特納（Ludwig Bittner）在維也納指出，他們之所以出版該合集是未雨綢繆，提早出版官方資料以防止某些國際機構（很可能是指國際聯盟）迫使奧地利政府在情況不樂觀時出版。

　　蘇聯希望法國所要求的賠付戰前貸款合法化，所以早期的出版物都企圖證明：是獨裁沙皇及其盟友挑起戰爭。在英國，人們高調呼籲學術公正，《英國關於戰爭起源的文件》（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也順勢出版。儘管如此，之後的文件記錄仍有偏頗和疏忽，這也使得關於一九一四年戰爭爆發前夕英國所作所為的描述並不中肯。總之，儘管有不可否認的學術價值，但正如德國軍事歷史學家伯恩哈德．施韋特費格（Bernhard Schwertfeger）在一九二九年的批判研究中所言，歐洲的文件記錄儼然在為「歷史文件的世界大戰」提供軍火。

　　對於戮力洞悉通往戰爭之路的人來說，儘管政客、指揮官與其他關鍵決策者的回憶錄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但同樣疑點重重。對於人們熱切關注的問題，很多文件卻保持出奇的緘默。在此舉三個例子：德國首相特奧巴登．霍爾維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於一九一九年出版《對世界大戰的反省》（Reflections on the World War），但對他自己及同僚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危機」時的行動隻字未提；俄國外交大臣謝爾蓋．薩佐諾夫（Sergei Sazonov）在回憶錄中對自己在關鍵事件中的表現輕描淡寫、敷衍了事，絲毫沒什麼有價值的資訊；法國總統雷蒙．普恩加萊（Raymond Poincaré）的十卷回憶錄記錄他的執政時期，但宣傳作用超過啟發性──普恩加萊關於危機時期的「回憶」，與他當時匆匆記下的日記（未出版）之間存在明顯的矛盾。英國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那本行文溫和的回憶錄，也只是隔靴搔癢的解釋一則敏感問題：他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之前對協約國的承諾，以及這些承諾在他處理危機時所起的作用。

　　一位名叫伯納多特．埃佛利．施米特（Bernadotte Everly Schmitt）的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家，曾於二十世紀二○年代末期造訪歐洲，並採訪經歷戰事的一些政治家。讓他感到驚訝的是，受訪者對自己的作為從未懷疑（但也有一個例外，那就是格雷直率地承認，當「七月危機」發生時，他在柏林與維也納協商的過程中犯了一個戰術上的錯誤，但他提到的這個錯誤並不重要，他的口吻反映英國特有的自我貶低的官樣語言，並不是真心對其應負責任的反省）。其他人的回憶同樣漏洞百出。施米特追蹤訪問俄國前財政大臣彼得．巴克（Peter Bark），他現在是倫敦一名銀行家。一九一四年，巴克參與一系列會談，會議上做出許多至關重要的決定。然而當施米特與他對話時，巴克卻堅持說他「不記得那一時期發生的事情」。幸運的是，這位前大臣當時的筆記提供我們更真實的資訊。一九三七年秋，一位名叫盧西亞諾．馬格里尼（Luciano Magrini）的研究者來到貝爾格勒，對每一位與塞拉耶佛陰謀有關係的倖存者進行採訪。他發現，有些人為一些他們並不知道的事情作證，有些人「保持沉默，或對他們所知的事情給出錯誤解釋」，還有一些人「誇大事實或一味專注於自我辯解」。

　　此外，我們現有的了解仍舊匱乏。許多關鍵人物之間的重要談話僅限於口頭上，並沒有書面記錄──現在的記錄都是透過間接或後來的證據來重建歷史。譬如與塞拉耶佛事件相關的塞爾維亞組織就非常警覺，並沒有留下書面證據。涉嫌參與行刺佛朗茨．斐迪南大公的關鍵人物：塞爾維亞軍事情報部門主管德拉古廷．迪米特里維奇（Dragutin Dimitrijević）就會定期焚毀他的文件。很多人對維也納和柏林在最早關於如何應對塞拉耶佛事件的討論內容一無所知；記錄六月二十至二十三日在聖彼得堡舉行的俄法首腦會議的文獻，對理解危機的最後階段非常重要，卻無跡可尋［俄國的會議記錄可能早已丟失，而委託編輯《法國外交文件》（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的團隊也無法找到法國版本］。布爾什維克黨的確出版許多關鍵的外交文件，以此揭露帝國主義列強的陰謀，但這些文件對時間的劃分不一致，沒有按照順序編纂；此外，還會片面聚焦某些事件，比如俄國對博斯普魯斯海峽的企圖。有些文件（數量不明）在內戰期間混亂的運輸過程中丟失，蘇聯也從未有系統編纂成卷的文件記錄，可與英國、法國、德國和奧地利的原版相匹敵。時至今日，俄方出版的記錄仍然處於未「竣工」的狀態。

　　另一個明顯的問題是「一戰」危機內幕的繁雜精細。古巴導彈危機的內幕雖然已經足夠複雜了，但它所涉及的僅有兩大陣營而已（美國和蘇聯），無非再加上那些「代理者」和「追隨者」。與此相反，要研究「一戰」的起因，必須要弄清楚實力居同等地位、相互獨立的競爭對手之間的互動和影響，它們是德國、奧匈帝國、法國、俄國和英國，如果再加上義大利，就變成六個競爭者；此外，其他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且擁有獨立主權的國家，同樣可以考慮在列，如奧斯曼帝國和巴爾幹半島──後者在戰爭爆發前幾年，國內政治高度緊張且動盪不安。

　　參戰國的政策制定過程往往不透明，這是研究「一戰」起源遇到的另外一個問題。我們可以想像，一九一四年的「七月危機」表現出「國際化」特徵，它波及一大批民族國家，這些國家既彼此聯繫緊密，又是各自獨立且離散的單一實體──就像撞球桌上的撞球。但是危機期間負責政策制定的權力機構卻不統一。在多個執行單位中，我們甚至不能確定究竟誰是真正的政策制定者；此外，那些所謂「政策」（或至少是那些影響政策走向的不同主觀意願）並非必然出自國家的高層系統，它們或許出自外交組織的周邊機構、軍事指揮官、部門的官員，或來自職權範圍包括政策制定的大使。

　　由此看來，現存資料中關於承諾、威脅、計畫和預言的內容，相互交錯、毫無頭緒，以如此令人疑惑的卷帙浩繁解讀戰爭爆發的原因，就變得難以捉摸。實際上，任何觀點都能夠從現有的資料中找到證據支援。正是因為關於「一戰」起源的解讀囊括太多角度，因此任何一位歷史學家（甚至一位能夠駕馭多國語言的出色學者），窮盡一生都無法閱盡它們──根據二十年前的統計，當時就已經有兩萬五千份相關的書籍和文章。其中一些將戰爭責任歸罪於某個充當「害群之馬」的國家（公認是德國，但實際上其他國家都難辭其咎），另一些則將原因聚焦在「體制」的缺陷。總之，問題的複雜性並沒有終止人們的討論。歷史學家試圖解開戰爭罪責，或是獨立機構和體制約束之間關係的相關問題，他們的辯論又延伸到對國際關係全貌把握的宏觀視野，其中包括關係中的威懾、緩和與疏忽，或是諸如多方平衡、協商和順應時局的普世機制。儘管這些辯論已經持續將近一個世紀，至今仍然沒能找到突破點。

　　雖然人們對這些辯論已不陌生，但這一主題卻歷久彌新。實際上，與二、三十年前相比，它對我們的現實意義更為重要。隨著時代和世界的變遷，讓我們得以新的視野重新審視一九一四年。二十世紀六○至八○年代，人們越發普遍認為一九一四年爆發的戰事散發著神奇魅力，並很容易將歐洲「最後的夏天」那場災難想像成愛德華時期的一齣古裝劇。在現代人的腦海中，那個仍然以世襲皇權為統治的世界，那個追求奢華的年代中，蒼白的禮節和華而不實的服飾已經逝去，那些故事的主人公似乎來自另一個已然消失的世界。這些設想使他們在其潛意識中堅信，如果這些主人公的帽子上插著俗麗的鴕鳥羽毛，那麼他們的思想和動機也一定是如此滑稽且荒唐。

　　然而對於一位了解一九一四年「七月危機」爆發始末、身處二十一世紀的讀者來說，他會對危機中展現出野蠻的現代性感到震驚：事件以車隊和自殺式襲擊開場。在塞拉耶佛事件背後，分明是一個崇尚獻身、死亡和復仇的恐怖組織，但是這一恐怖組織並沒有固定的活動區域，沒有明確的地理或政治歸屬，它只是分散在政治邊界的小規模勢力，人們無法界定它，因為它只是間接與其他政權相互聯繫，想要從組織周邊覺察出其隱祕的存在也相當困難。誠然，人們還是有理由認為一九一四年七月距離我們沒有那麼遙遠，與二十世紀八○年代相比，它呈現出更清晰的輪廓。自冷戰結束以來，全球兩極化的體系日益明顯，各種力量前途未卜，帝國走向衰落，新興大國正在崛起──與一九一四年七月發生的事件形成鮮明對比。這種視角的轉換讓我們重新反思，戰爭是如何在一九一四年降臨歐洲。接受這項挑戰並不意味必須默許流於俗套的現代主義觀點（這種觀點將歷史的解讀建立在滿足現代需要的基礎上），而是利用現代的優勢去認可過去以及歷史中的人物。

　　首先，我們要討論的是戰爭的開端，即巴爾幹地區的背景。史籍對於塞爾維亞在「七月危機」的角色輕忽帶過，很多人將塞拉耶佛事件僅視作一個托詞，與最終真正發起戰爭的列強相比，它實際上無足輕重。近年對於一九一四年戰爭爆發的一則精彩解釋提到：「（塞拉耶佛）行刺事件本身並沒有什麼意義。真正讓這些國家走向戰爭的是有心人士利用這次事件。」從巴爾幹地區的角度來看，「七月危機」是因對塞爾維亞的邊緣化所引燃的事件，成為塞拉耶佛事件的導火線，並一發不可收拾，進入地緣政治階段；然而隨著事態的發展，塞爾維亞的重要性也逐漸被淡化。

　　其次，我們的道德羅盤同樣發生偏轉。以戰勝國姿態出現、塞爾維亞族為主組成的南斯拉夫，似乎隱晦的為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那位打響第一槍的人做出合理辯解──這是南斯拉夫當局的觀點。為了紀念「象徵邁出南斯拉夫自由之路第一步」的刺殺事件，在事發地點，他們用銅質徽章作為標記。在那個國家概念方興未艾且頗受歡迎的時代，人們普遍對南斯拉夫的民族主義抱持憐憫之心，而對多元化聯邦形態的哈布斯堡帝國，卻表現出刻板的冷淡。二十世紀九○年代的波士尼亞戰爭，讓我們深刻感受到巴爾幹民族主義的殺傷力。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和塞爾維亞人包圍塞拉耶佛引爆戰爭的事實，很難讓人將塞爾維亞想像成受大型政治團體擺布的棋子或受害者，從而證實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自身就是一股歷史的推動力。從歐盟的角度來看，對於業已消失的混合帝國──哈布斯堡帝國，我們現在表現出更多的同情，或至少不再那麼蔑視它。

　　最後，以下這種觀點或許在今日越得不到支持：我們應當對塞拉耶佛事件更寬容，它只不過是不具真實因果與重要性的小事故而已。二○○一年「九一一」事件就印證單一、象徵性的事件（不管它陷入歷史洪流的程度有多深），確實能以該種方式不可逆轉地改變時局，它能以始料不及的緊迫感摒棄舊的觀點，催生新的觀念。將塞拉耶佛以及巴爾幹地區重置於事件的中心，並不是要將塞爾維亞人及其政治家妖魔化，也不是讓我們擺脫解讀其他力量的責任，只是在各種力量之中，塞爾維亞的政治家、官員及激進主義分子的行為和決定，奠定了塞拉耶佛事件的結果。

　　因此，本書致力於以現代視野來解讀一九一四年的「七月危機」──這或許是迄今為止最複雜的現代事件。重點不在於戰爭為何爆發，而是它以何種方式呈現。在邏輯上，雖然二者密切相關，但卻引導出兩個截然不同的研究方向。「戰爭以何種方式呈現？」這一問題需要按照順序深入研究，導致最後結果的列強之間的互動過程。與此相反，「戰爭為何爆發？」的問題則需要研究細微且直接的原因：帝國主義、民族主義、軍備競賽、國家聯盟、財政問題、對待國家榮譽的看法以及動員機制。儘管後者能夠透過分析獲得事實的明確性，但其中仍有曲解之處，因為人們會有偶發性被壓迫的假象；各種因素相互推擠，重重地壓在事實上；政客們成為某種力量的執行者──這種推動力早已成形並超出人們的控制範圍。與此相反，本書的內容更關注各種機構。關鍵的決策者（國王、外交官、大使、軍事指揮官與低階官員）以小心翼翼、精明算計的步履逐漸逼近危險。戰爭的爆發是一系列決策不斷積累的產物，而這些決策正是政治家有意為之。掌握最佳資訊後，他們通過自我思考和反省，確立諸多可供選擇的方案，繼而形成最佳的判斷決策。雖然民族主義、軍備競賽、國家聯盟與財政問題，的確是事件的組成部分，但它們只有被放入導致戰爭爆發的決策中，才具有實際的解釋價值。

　　一位研究巴爾幹戰爭的保加利亞歷史學家最近發現：「一旦我們提出『為什麼』的問題，便不自主地聚焦到罪責的問題上。」在戰爭打響之前，關於戰爭爆發的罪行和責任問題就已然出現。所有的資料和文件都充斥著對罪行的歸咎和譴責（侵略性的意圖在這裡總是被理解為敵意，而抵禦性的意圖才是合理），《凡爾賽條約》第二百三十一條奠定「戰爭罪」問題持久且突出的顯赫地位。相反的，對於戰爭「如何發生」的探討卻是另一種解讀方式：縱觀事件始末，並非旨在完成一份針對某個國家或個人的文件記錄，而是為了定義引爆戰爭的決策，理解其背後的理性及情感。這並不意味著完全拋開責任問題；相反的，它是站在「如何發生」的理解基礎上，幫助我們解決「為什麼」的問題。

　　因此本書著重討論戰爭是如何在歐洲大陸被點燃。通過多角度的敘述來追蹤、還原這條戰爭之路，包括對當時主要決策中心，例如維也納、柏林、聖彼得堡、巴黎、倫敦和貝爾格勒的分析，此外還含括羅馬、君士坦丁堡和索菲亞。本書共分三部。第一部的重點是關注兩大死對頭：塞爾維亞和奧匈帝國，它們之間的爭端是戰爭的導火線，因此我們需要追溯二者直至塞拉耶佛事件前夕的互動和交往。第二部仍延續敘事的手法，回答以下四個問題：（一）歐洲的兩極分化是如何形成相互對立的聯盟陣營；（二）歐洲國家的政府外交政策是如何制定；（三）處於歐洲權力和財富中心周邊的巴爾幹地區是如何成為具重大意義的危機爆發源頭；（四）表面上做出姑息姿態的國際體系最終如何倒向戰爭。第三部則聚焦塞拉耶佛事件和「七月危機」，探究主要決策中心之間的互動關係，分析將危機不斷向前推進的考量、誤解與決策。

　　所以本書的中心論點在於，只有準確追蹤和闡明關鍵決策者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自己觀點，一九一四年七月所發生的事情才有意義。要完成這項工作，我們不僅需要回顧戰爭爆發前的國際「危機」，還需要了解它們的過程，以及是如何構成人們的觀點、激勵人們的行動。那些將歐洲送上戰爭之路的人，當時為何會做出這樣的反應？人們可以從許多資料中體會出當事人的恐懼和對災難的預測，但這些情感又是如何在同樣的人身上與傲慢、狂妄相互交織？戰前，為何那些看似異國情調的地方會如此舉足輕重──正如「阿爾巴尼亞問題」和「保加利亞借貸問題」，它們與大國列強又有何關係？當決策者談及國際環境以及外部威脅時，他們是否洞見了真相？或是向其對手展現自己的憂懼和願景？還是兩者兼有？因此本書的目的就是盡可能還原，戰前與戰時關鍵當事人所經歷的高度動態化的「決策環境」。

　　關於戰爭，最近出版的大部分作品認為戰爭不是不可避免，而是「未必會發生」──至少在它真正爆發之前。由此可知，衝突並非是長期惡化的局面積累到一定程度的爆發，而是短時期發生並震撼了國際體系。無論我們對這種觀點接受與否，至少它開始了對戰爭的偶然性因素的關注。當然，我在本書中探討的問題確實在一九一四年發生，但仍存在一些不同的發展，將事情引向不同、未曾出現的結局。正是意識到這一點，我致力於展現因果關係的碎片是如何在合適的時機匯聚到一起，並引發了戰爭，但我不會武斷的導出結論。我會提醒自己，書中出現的那些人、那些事，以及那些推動力本身都可能改寫歷史與未來──或許它們不是那麼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