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文‧伯明罕

作者序
前言

第一部
一、夜城
二、諾拉‧巴納寇
三、漩渦
四、翠思第
五、靈魂冶煉
六、小小現代主義
七、現代主義梅蒂奇
八、蘇黎世

第二部
九、權力與郵資
十、伍爾芙家
十一、粗暴的瘋狂
十二、莎士比亞書店
十三、紐約地獄
十四、 康史塔克的鬼魂
十五、以利亞降臨
十六、紐約州人民控告瑪格麗特‧安德森以及珍‧希普
十七、焚燒瑟西

第三部
十八、浪人的聖經
十九、藏書犯
二十、國王的煙囪
二十一、大藥典
二十二、密教榮光
二十三、現代經典
二十四、螺旋體
二十五、搜索與沒收
二十六、美利堅合眾國控告《尤利西斯》
二十七、摩西十誡

附錄
致謝
注釋
引用書目
名詞對照表

前言

　　當你翻開一本書，你看見的已經是漫長旅程的終點。這場旅程剛開始的時候，作者面對的挑戰是揣想如何讓讀者一頁一頁翻過這些還沒寫出來的書頁，作者想要達到讀者的期望、然後再把他們拉進自己的世界。這本書，它得會說人話，要提供觀點，要風格連貫，要平易近人，如果書中有人物，無論單純或複雜、討喜還是討厭，作者得將他們塑造得有血有肉，他們得活得有身分，說著適切的口語，人物角色的對白，要用上下引號框住，他們說的話跟故事主線得用清楚的界線分隔，於是當作者下筆時，故事元素的輪廓就能愈發清晰，那種種的界線，決定了這趟旅程該往哪個方向走。

出版社跟作者簽了一紙合約，他們研究過市場，衡量過成本與風險，對照過潛在的利潤與需求，出版社是懂生意的，他們之前已經出過好多好多書。這本書，它會被派給一位編輯，編輯修改潤飾文字，有時提供看法、有時說這樣不行。這本書可能同時在好幾個不同的市場進行宣傳，書的第一刷在出版日前好幾個月就已經印好裝訂，經由郵局或私營公司平安無事地運送入庫，然後在書店裡公開展示。

　　不管這本書是輕率還是深刻，可有可無還是歷久彌新，它都有可能淪為滯銷書，印刷廠不再付印，剩餘庫存會以急降的低價出清，最後被放在二手書店的架上漸漸變黃，它對其他書籍的產製毫無影響，不會改變你對自己的看法，也不會改變你周遭的世界，它會被後起的文化浪潮捲起沖走，可能很快就遭人遺忘。

　　而如果有那麼一本書，有幸未被遺忘——如果它真切地改變了人們對世界的看法——讀者與書評得以自由引用這本書的內容；電台主持人得以在節目中講出這本書的書名；學生能從圖書館借到這本書；教授能選用這本書為課堂讀物而不害怕降級或免職處分；如果你買了這本書，可以毫無顧忌地帶著它四處旅行；不會有人因為印製本書而遭逮捕，不會有人因為流通本書而受監視，不會有人因為販售本書而坐牢。無論你身在何處，你的政府都會保護這本書不受盜版侵犯，你的政府沒對這本書發出搜查令，也從未沒收過這本書，你的政府，不曾焚毀這本書。

　　而當你翻開的是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以上所述皆非。
 
　　關於喬伊斯在這本史詩鉅作裡的傑出表現，已經太多人寫過，讓我們幾乎都要忘記《尤利西斯》曾經的遭遇。學者們忙著檢驗小說中用典故織成的綿密網路，那足以建構出一座博物館的多樣文體、以及他對人性深刻的理解和學術成就，讓我們忘記了《尤利西斯》曾飽受爭議，在當時，《尤利西斯》裡面提到的事物，沒有一件是能拿出來說的。現在這本被許多人認為是英語世界——或可能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小說，曾因猥褻之名被官方或者民間禁止流傳超過十年，這也成為喬伊斯小說能如此廣泛流傳的原因之一。《尤利西斯》不僅改變下一世紀的文學進程，它還徹底改變法律上對文學的定義。

　　這本書寫的是一本書的傳記，從《尤利西斯》第一抹靈感現身的一九○六年起跳，當時只是一篇短篇小說的主題——取自荷馬史詩的名字，配上喬伊斯在都柏林深夜酒醉時遇見的一個人——這本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戰後有驚人的成長，喬伊斯在蒂里亞斯特（Triste）、蘇黎世、以及巴黎之間輾轉住過的十幾間公寓裡，寫滿了七百三十二頁的筆記本，其中還夾雜了活頁紙與碎紙片。然而喬伊斯花在寫小說上的時間只是故事的其中一段。《尤利西斯》曾經在紐約的雜誌上連載，當它藉由信件傳遞時就遭監視，審查無所不在，甚至連大力宣揚此書的現代主義掌旗者，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也都審查過這本書。

　　大多數人都是從《尤利西斯》的背德之名而知道此書，當它的部分章節還是手稿階段，就在巴黎被焚毀過；在紐約，它還沒成書就已被定下猥褻的罪名。喬伊斯的悲慘遭遇啟發了希薇亞‧畢區（Sylvia Beach）這個旅居巴黎的美國人開了一間小書店，她在所有人（包括吳爾芙）都將《尤利西斯》拒之門外時，率先出版此書。當書在一九二二年初現時，為數眾多的評論對這本期待已久的喬伊斯新作褒貶不一，但立場分明。喬伊斯這本藍色的厚重書本幾乎是一出版就被英美兩國的海關禁止入境，有關當局在大西洋兩岸，總共沒收燒毀了超過一千本《尤利西斯》（實際數字永遠也算不出來了），其他國家也很快跟進，在十年之間，《尤利西斯》變成了地下教主，在當時若想讀這本書，要不就是去找文學海盜私印的盜版書，或者勇闖海關私藏入境，其他大部分的書都來自希薇亞‧畢區的莎士比亞書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一名作家回憶當時，在那間書店裡，《尤利西斯》堆疊成列，像排列在革命前夕地窖裡的炸藥。那是現代主義革命的原型，事實上，正因為有這本書，現代主義才會成為一場革命。

　　現代主義的不和諧與反叛性，甚至偶爾的暴力性都不是前所未有，前所未有的是它產生的文化衝突延續下來，形成持續的力量，而把現代主義種種實驗融合成為一部傑作的，就是喬伊斯。在《尤利西斯》之後，現代主義的實驗手法不再邊陲，它成為本體。動盪不再只是混亂的根源，它已然成為美學不可或缺的成分，而正是這樣從多重感知中浮現凝聚的美學，迎來了全新的時代。因為現代主義反抗的，是根深蒂固的經驗主義，它反抗過去一整個世紀建立起對專業技術發展的過度自信，反抗無止境地擴張的權利與商業，以及反對所有被消毒後經得起大眾檢驗的每一項整潔的事物。

　　經驗主義的敵人不是反邏輯，經驗主義的敵人是玄秘派。經驗主義文化無法利用、又不想或拒絕承認的東西，都會被從公眾領域隔離出來，並被歸檔至有害類別下：隱蔽的、無用又主觀的、說不出口的跟不能說的事物。玄秘派的頂點就是猥褻，猥褻的東西是無底的、無用的私密領域，這個類別的思想、文字與圖像那麼私密，公開展示這些東西根本就是違法行為，若要辯稱猥褻有其經驗與公眾價值，這也太窩囊了，這會違反了建立文明最根本的信念。《尤利西斯》之所以危險，是因為它抹除了經驗主義與猥褻之間的高下之分，消弭了外在生活與內在世界之間的差異。它的危險，在於它展現了一本書如何廢除隱密的權力，它教會我們保密是行將就木的權勢最後工具，而祕密本身，則是——正如喬伊斯所寫——「情願被罷黜的暴君」。《尤利西斯》罷黜了一切祕密。

　　現代主義作家把文學當成一場與舊文明的對戰，對這場戰役的賭注，最佳的寫照就是傑作被焚，言論審查是基於舊文化標準的暴政，在美國與英國，審查制度是一張廣泛的法網，執法標準是十九世紀中期的道德規範。對付猥褻等惡行的法律原本用於控制都市人口，但當時都市成長速度已超過政府掌控，因而主要執法權力大多落於逐漸興起的準官方治安維持委員會等組織。倫敦跟紐約這樣的城市能夠勉強維持秩序，多半藉由這類民間社群來壓制各種罪惡溫床如：乞丐、娼妓、遊民、鴉片，以及虐待兒童與動物的行為。

　　其中最成功的組織要屬「倫敦惡行抑制協會」（London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Vice），促成了許多該會推行的反猥褻法律成文。這種志願制的審查制度問題在於，他們的執法度會隨著道德觀的時代潮流而標準不一，協會起起伏伏的會員數與資金，使他們注定無法達到自己理想的執行程度——色情刊物業者很快就習慣了暴起暴落的商業循環。英國的道德組織是由貴族領軍，採用合法途徑與公關宣傳，在台下呼應的是那些來來去去的志工，那些志工看來可不像是會願意出手扳倒違法商業的人，他們沒有在街上取締過色情刊物業者，也沒有構陷他人，他們沒帶槍，亦不會威脅、迫害、毆打任何人。

　　在美國可就不一樣了。在這裡，整治猥褻的手法可說十分野蠻。從一八七二年到一九一五年，決定是否構成猥褻的、唯一且至高無上的仲裁者，是個名為安東尼‧康史塔克（Anthony Comstock）的男人。四十年間他主宰審美標準的霸權讓他成為一個Icon，一組文化秩序的真人版，拒絕一切來自基層，可能威脅到人類救贖與文明的衝擊，而康史塔克認為，所有的衝擊當中，最有毀滅性的就是情慾。

　　情慾玷汙了身體，使想像力變得放蕩，讓心智腐敗、意志漸殆、記憶毀壞、撕裂良知，它讓心變得無情，使靈魂敗壞。它叫雙臂不知所措，並竊走了靈活的步伐，它掠奪了靈魂中人性的美德，並在男男女女青春願景的心智上刻畫下終其一生都抹滅不去的詛咒。

　　康史塔克將人性看作衰敗之物，被這個墮落世界腐化的純真，它對抗這片慾望風暴的機制就是美國郵政，以及他檢閱所有透過郵政系統傳遞的信件、報紙、雜誌的權限，他的權力則來自以他命名的法案。

　　一八七三年的康史塔克法案，將分發或廣告具有「猥褻、淫亂、或放蕩內容的書本、手冊、照片、報紙、印刷物或其他有非禮成分的出版品」的行為列為可處十年以下徒刑、或一萬元罰金的罪行，在法案之下，各州的「小康史塔克法案」，則延伸到禁止一切猥褻內容的出版與販售。有了法律為後盾，康史塔克以郵局特別代表的身分起誓、就任「紐約惡行抑制協會」（NYSSV）的領導人，他毀掉了數以噸計的書本，把幾千名色情書刊業者關進監牢。在一九一○年間，他兩頰濃密的落腮鬍具有雙重目的：一是重申舊時代價值的美好，二是蓋住某個色情刊物業者在他臉上留下的刀疤。「對付這些人，要像抓老鼠一樣，」康史塔克說，「決不留情。」

　　康史塔克擔任著神與國家的工具，保衛著脆弱的國民不受外來勢力侵犯，他用強硬的原則對抗來自基層的衝擊，瓦解所有實驗行為。簡言之，他與他旗下的協會，代表的正是現代主義反對的事物。到了一九一五年，康史塔克的接班人，約翰‧桑姆納（John Sumner）接管NYSSV，那時的出版社無分大小，都自動遞交書稿等候協會許可。在一次大戰前，協會的勢力累積到最強大的程度，足以勒令桑姆納對幾件非比尋常的案子提出刑法訴訟，《尤利西斯》就是其中之一。

喬伊斯與他的文學同好們面對的是一場戰爭，對手是治安維護者、道德主義者、文學盜版商、保護心切的父親、憤怒至極的丈夫、以及一群握有執法權的官員——郵件審查官、海關人員、法院檢察官、刑警、員警，還有皇家檢察官。對抗猥褻罪名（到現在還算是犯罪）的抗爭，不僅是爭取色情裸露素材的出版權利，這只是其中一個面向；另一項規模更大、在國家權力與個人自由之間的抗爭，在二十一世紀初更加激化，更多人站出來，反對政府代替人民決定什麼言論是有害的行為。國家控制與道德控管相互強化，康史塔克的道德監控時代，直接促成了聯邦政府的崛起（郵局為其打下了基礎），而政府對顛覆性言論的打擊，也幫助了NYSSV在一九二○年代反猥褻的宣傳成效。一九一七年起，無論喬伊斯是否願意，他的名字就一直與無政府主義、傲慢知識分子、以及愛爾蘭人畫上等號——也就是所有可疑分子的代稱。

　　那個時代，所有直言不諱的作家並未把戰線畫在作品的外圍，他們把對抗視為作品的核心。喬伊斯那不合時宜的率直，讓他找不到任何人願意出版或印製他的第一本小說《一個年輕藝術家的畫像》，埃茲拉•龐德曾在《利己》（The Egoist）雜誌上怒吼道：「如果我們寫劇本、小說、詩集、或是任何可以被感受的文學形式時，不能跟科學家一樣享有同等的自由與特權，擁有最低限度接近真理的機會，那我們來到這個世紀上到底要去哪裡？那這事情上有任何事情是有用的嗎？有嗎？」

　　龐德那時還忙著反對一九二○年代的康史塔克法案，在他寫信給最高法院的塔夫特主席法官，要求法官幫忙撤回已經頒布的法案，他還非常堅持的寫道：「一群狒狒與愚者寫的法律。」康史塔克法案之所以如此令人厭惡，部分原因是它反映了像龐德這種反傳統、叛逆分子，必須依靠郵局服務維生的現實。現代主義在一次大戰激起的亂流中茁壯，當帝國崩解，數百萬人往來邊境，交換激進而新穎的想法，恰好就是現代主義的反叛天性，讓當時最大、最世俗的政府官僚不得不刮目相看。

　　現代主義者使用的是大眾的文化資源跟行銷策略，即使他們有時會避開觀眾心理而壓抑作品的爭議性或實驗性。喬伊斯自言，與其寫一本讓百萬人喜愛的小說，他寧願寫出一本讓人能反覆讀上百萬遍的作品。現代主義者招收的是狂熱而有特色的小眾讀者，他們散布在不同國家與時區裡，要如何培養他們成為忠誠的讀者群呢？方法之一是透過眾聲喧嘩的同好雜誌，激勵這些相隔遙遠的讀者與作者互相交換想法。但因為現代主義雜誌的讀者量太少，無法在太多書店及報攤販售，像喬伊斯這樣的創作者，會需要一套政府控管、穩定、覆蓋面廣的配送系統，才能將訂戶連結起來。是郵局系統，讓前衛文本得以用低價、公開地在散居各地的同好之間流通。而郵局，同時也是有能力檢驗、追查、焚燒這些文本的機構。
 
　　喬伊斯筆下超乎尋常的內容，在《尤利西斯》出版前好多年就已經引發爭議。我們視《尤利西斯》為偉大的巨作，但它早在數年前就以連載形式，在紐約的現代主義雜誌《小評論》（The Little Review）面世，這本雜誌很意外的是來自華爾街的資金，加上格林威治村的波希米亞社群所產生的結晶。《小評論》是瑪格麗特‧安德森的心血結晶，這位出手闊綽的芝加哥人跟伴侶珍‧希普一起搬到紐約的格林威治村，辦了一本致力於推廣藝術、無政府主義、迷幻藥以及反叛精神的雜誌。但是她們對衝突跟知名度的喜好惹惱了老主顧約翰‧昆恩（John Quinn），昆恩是埃茲拉‧龐德的朋友，一名暴躁的華爾街律師，終生堅持不婚，且可能是二十世紀初、一九一○年代美國最重要的當代藝術收藏家，他出資支持《小評論》，儘管他對這雜誌的女性編輯很有意見，他還是為雜誌提供了超量的法律諮詢。昆恩原本只是把安德森跟希普看成兩個「任性妄為的女人」，後來發現原來更糟，是典型的「華盛頓廣場幫」（吹牛的笨蛋跟愚蠢的假仙鬼），他對兩人的看法從此越來越差。

　　正當金錢以及任性妄為的資助關係尷尬持續著，《小評論》硬是在一九一八年春到一九二○年底之間，連載了《尤利西斯》的前半本。喬伊斯作品的這些連載，有時還不到十頁，經常一起出現的還有舍伍德‧安德森的小說，其他雜誌、畫作、程度不一的木版畫、達達主義新詩（”Skoom∕vi so boo∕relez），還有巧克力跟打字機的廣告。連載作品讓喬伊斯必須面對雜誌讀者的極端評價，一名訂戶讚美他是「絕無疑問《小評論》是最感性最有風格的英語寫作」，也有人說他「把各種淫穢的泥塊甩進他顛三倒四的胡言亂語中，可望將《小評論》變成一本『怪胎雜誌』」。有些讀者認為這種淫穢很有力量，喬伊斯那種搖擺著把「猥褻」「甩」給讀者的姿態，讓達達主義詩人樂不可支地大大讚歎（「俗又有力！」）。這種讚美對於後來被以鄙俗之名送上法庭的雜誌，大概沒什麼幫助。反對《尤利西斯》的勢力中，最凶猛強勁的力量來自美國州政府以及聯邦政府。郵局曾多次以刊有大量喬伊斯的淫穢內容為名，禁止《小評論》寄送到訂戶手中。一九二○年，在約翰‧桑姆納與NYSSV鼓吹之下，紐約區檢察官以猥褻罪名起訴瑪格麗特‧安德森與珍‧希普。

　　喬伊斯聽聞這篇故事被起訴了之後，寫信給朋友：「紐約有一大堆『娜烏西卡』的麻煩事。」然而就因為這次紐約風波，他決定要把這一篇改得更淫穢——然後接著的兩篇，還要再更淫穢。對普通讀者來說，《尤利西斯》的漫長演化，意味著喬伊斯是位不願妥協的藝術家，或者這個暴躁的人想用艱澀與冒犯內容來偷渡他煽動讀者怒火的意圖。「他每個月都變本加厲。」一名《小雜誌》的讀者如此抱怨，而珍‧希普則得體地回覆：「喬伊斯本身與讀者及其需求並無關聯。」

　　正因為喬伊斯堅持自我，不回應任何人的需求，《尤利西斯》才會那麼吸引人。西蒙‧波娃記得的不只是讀小說時油然而生的「絕對驚喜」，她還回憶起那個黃道吉日，在巴黎的書店裡實際見到詹姆士‧喬伊斯本人，覺得「最遙不可及又難以親近」的作家，「以血肉之軀出現在我的面前」。自從《尤利西斯》在一九一七八年現身以降，喬伊斯就成為新世紀個性人物的象徵，他離開母國愛爾蘭，在自我放逐中，做一名無國籍的流浪者，當時的他在近貧狀態中默默無聞地寫作已有十年，他拒絕向布爾喬亞化的政府與市場臣服，也拒絕向限制文學流通的法律屈服，他甚至不願向讀者妥協，儘管都是因為讀者才讓文學成為一種職業選擇。

　　而他那活生生的血肉之軀，也是他成為個體性表徵的原因，因為喬伊斯作品的核心是同時被情慾的快感以及強烈的痛楚奴役的血肉之軀。喬伊斯從一九○七年起直到一九三○年代間受虹膜炎所苦，眼疾讓他虹膜腫脹，還併發了急性青光眼跟其他病症，讓他的視力急速退化，幾近失明。那幾年，常態性的眼疾復發導致他多次在市區街道倒下，痛得在地上打滾，與這種痛苦同樣留下永久創傷的，還有他多次為了挽救視力而接受的手術——全部手術都沒有麻醉。喬伊斯事後描述，在他一鼓作氣讓自己的眼睛被「一刀切開」前，他遭受了一連串注射、麻藥、抗感染劑、拔牙（因為牙齒有可能是病因，事實上他被拔了十七顆牙），還試過各種補藥、電擊、跟水蛭。自從一九一七年起，喬伊斯開始覺得自己的創作生涯會在下一次發病——或是下一次手術時，毀於一旦。

　　喬伊斯悲慘的健康狀況和脆弱的視力讓他的形象更加壯烈、可憐又疏離，且能更顯人性。喬伊斯帶著眼罩跟術後繃帶的模樣、他掛著厚重眼鏡手拿放大鏡閱讀的模樣，都籠罩著一圈盲眼先知的光暈，有如二十世紀的荷馬或米爾頓。因為病痛帶走了視覺可見的世界，他其他的感知體驗變得太過強烈，旁人無法消受，恩尼斯特‧海明威有一次眼睛被兒子的指甲輕微抓傷，他寫信給喬伊斯說：「在那十天之間，我覺得稍稍有點能體會你的遭遇了。」

　　喬伊斯的人生本可能如安東尼‧康史塔克預期一般，慘不忍睹，而喬伊斯的韌性，卻讓那些即使不熟悉他的作品的人，開始將現代的個體性視為頑強抵抗不可抗拒之力的必要頹廢。《尤利西斯》把這種韌性化為藝術，它像渴望愛的勞工，透過厚重的鏡片傳遞他那神祕的洞察力，這是一場慾望與記憶交錯的遊行，處處被苦難與無聊纏身。它是部充滿激情與艱困的作品，既脆弱，又頑強。這本書，是一個男人即使躺在病床上，雙眼纏著繃帶時，也要伸手到枕頭下拿出筆記本，在紙上盲寫一段一段的筆記，好在自己又能看見時，把這些字句插入原來的手稿中。這也難怪喬伊斯的小說探索的是內在世界，因為除了家人以外，他只剩下內在。

　　喬伊斯全心投入創作技能，經年累月的努力，成就了他集現代主義大成的藝術家地位，他不僅僅是鼓吹者，沒人會只為了鼓吹某事而經歷那麼多磨難還持續寫作，但是鼓吹的事實是無法避免的，詹姆士‧喬伊斯與《尤利西斯》具有某種特質，能激起非理性的敵意。《尤利西斯》出版前，有一次他在巴黎街上，一名擦身而過的男人——用拉丁語，不多不少——咕噥道：「你是個可惡的作家！」這些肝火尚未平靜，一九三一年，法國駐美大使、詩人保羅‧克羅德（Paul Claudel），拒絕幫忙取締《尤利西斯》的盜版書，並且公開說喬伊斯的小說「充滿了最汙穢的褻瀆行為，你看得出來這個叛教者充滿了怨恨，他也因為妖孽的自己完全沒有才華而痛苦不堪。」蕾貝卡‧威斯特（Rebecca West）則抱怨那些「滿是糞便跟性行為的片段自有一種反美學的滋味，」她很清楚這些不得體的事情就是讓讀者「噴得很滿足」的原因，但喬伊斯的寫作風格是一場肆虐認真讀者的浩劫，威斯特因為「詹姆士‧喬伊斯先生超乎常人的無能搞得滿腔怒火」，雖然她同時也承認這位作家擁有「宏偉瑰麗的才華」。

　　《尤利西斯》引燃的怒火亦是喬伊斯壯志之一，他力抗審查制度，決定了大眾對這本小說的理解方式，也強化了志同道合者之間的忠誠度（尤其那些覺得自己遭受圍攻的個體主義者），但這本書的貢獻不只如此。與《尤利西斯》相關的法律訴訟——一九二一年的紐約市警察法庭、一九三三年的美國地方法院，以及一九三四年的美國上訴巡迴法庭——這本書從一名標準的前衛藝術運動分子，變成了全部藝術的代言人，變成創意者對抗當權者壓制的象徵符號。《尤利西斯》為藝術剷平了一切障礙，它要求的是在藝術形式、風格與內容上毫無拘束的自由，第一修正案保護所有政治言論的自由，也應該包括同樣政治性的文本自由。如果只是因為我們把自己的故事說出來，他們就要把自由收回，那自由到底還有麼意義呢？如果我們不能出版或閱讀《尤利西斯》，其他一切又有何用？

　　喬伊斯對絕對自由的訴求讓他在藝術界佔有特殊的地位，甚至是對他作品評價意見分歧的人也如此承認。一九二七年希薇亞‧畢區正式發起反對盜版《尤利西斯》的行動時，來自全世界共一百六十七位作家連署了，葉慈（W.B. Yeats）在戰爭期間幫助喬伊斯籌措資金，艾略特（T.S. Eliot）在倫敦文壇推廣他的知名度，海明威幫希薇亞‧畢區偷渡《尤利西斯》進美國，貝克特（Samuel Beckett）在喬伊斯眼睛不行的時候幫他記口述稿，以及，費茲傑羅曾經提出要幫忙把他拋出窗外的服務（這樣服務被拒絕了，謝天謝地）。

　　喬伊斯生活嚴峻的日子裡，包括洛克斐勒在內的幾名資助者都幫助過他，約翰‧昆恩買下了喬伊斯的手稿，而這份經過《小評論》以及種種法律上的不幸事件，直到昆恩發誓擺脫那些華盛頓廣場幫編輯們之後，還持續不墜。喬伊斯最重要的支持者是一名拘謹的老處女，名叫赫莉葉‧蕭‧威佛（Harriet Shaw Weaver），她對喬伊斯的忠心耿耿，倫敦的人以及她信仰虔誠的家族都百思不解。所有的人都稱她威佛小姐，她在喬伊斯寫作《尤利西斯》的期間給予資助，並持續支持他直到他過世。而喬伊斯後來才知道，希薇亞‧畢區將自己最好的年華都奉獻給了他與他的小說。其中一點諷刺的是，《尤利西斯》以保護女性讀者纖細敏感的心靈為名被禁，但這本書卻是靠著幾位女性的努力才得以問世，這本書的（部分）靈感來自一位女性、由另一位女性資助、又另兩位女性連載，最後再一位女性出版成書。

　　一九二○年代，希薇亞‧畢區印的十一刷《尤利西斯》，成功地讓莎士比亞書店成為「失落的一代」那些流亡者的集散地。這本書歷久彌新的魅力，不需太多時間，很快便會引來更大的美國出版社為它掀起一場法律抗爭。一九三一年，野心勃勃的出版人貝內特．瑟夫（Bennett Cerf）非常積極地要購入一本高風險、高規格的書，能讓他剛成立的小出版社藍燈書屋（Random House）一鳴驚人。瑟夫與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律師——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創辦人——莫里斯‧恩斯特（Morris Ernst）聯手，在法庭上面對一眾貴族出身的聯邦法官，包括重塑現代法的勒恩德‧漢德（Learned Hand），以及重塑猥褻法的約翰‧伍爾西（John  Woolsey），為《尤利西斯》辯護。

　　所有的一切——創作者、讀者、支持者、出版業、還有法律——都經過一番轉型的洗禮，這才讓現代主義成為主流。藍燈書屋等出版社，將現代主義包裝成一套無論教育程度，對誰都唾手可得的寶藏，平價書籍應該成為涵養藝術的民主形式，但《尤利西斯》的行銷策略卻是一宗聯邦訴訟案，它是否容易取得已是次要，重點在合法性，這也是現代主義陷入僵局的形象：喬伊斯的小說不是以一高度完成的文化里程的形式出現，而是一場正在進行的自由之戰。一九三三年秋天，這個案子送到伍爾西法官面前時，納粹大焚書才剛過四個月不久，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即使不讀《尤利西斯》，而只是擁有它，就已是重要表態。在四面楚歌的一九三○年代，伍爾西的決議不只是讓一本書合法化，這個決定將一場文化暴動扭轉為自由與開放社會的公民道德，《尤利西斯》從文學炸彈轉變為「現代經典」的平反之路，等同於現代主義在美國生根的微觀歷史。

　　《尤利西斯》的出版史提醒我們，喬伊斯作品的艱澀之處，也正是它解放人心的關鍵。《尤利西斯》用類似的方式對政府審查與文體傳統宣示自己的優越性，它說文體的自由跟內容的自由是一體兩面，人們在尋常的一天裡實際上說話的方式、實際上做事的過程，成為叫做藝術的玩意。這看起來好像沒什麼，直到我們發現，原來在之前，在紙上散布我們生活的全貌竟然是違法的。在喬伊斯之前的小說家，把區分小說世界與真實世界那層禮教的面紗視為理所當然，要寫作就必得接受事實：人類的整體生活經驗不可言說。喬伊斯毫無保留徹底呈現，一九三四年，《尤利西斯》終於在美國合法出版時，藝術看似不受絲毫限制，彷彿莎士比亞書店裡堆疊的炸藥炸毀了那「不可言說」的封印。

爭取《尤利西斯》出版的故事從未完整流傳，但幾位學者包括傑克森‧布雷耶（Jackson Bryer）、芮秋‧波特（Rachel Potter）、大衛‧維爾（David Weir）、卡梅隆‧卡薩多（Carmelo Casado）跟瑪莉莎‧安‧（Marisa Anne Paganattaro）曾經驗證過幾個比較惡名昭彰的歷史時刻，這些重要著作使我受益良多，另外例如喬瑟夫‧凱利（Joseph Kelly）的《我們的喬伊斯》（Our Joyce）中關於《尤利西斯》審判的一章光彩奪目，保羅‧范德海姆（Paul Vanderham）所著《喬伊斯與審查》（James Joyce and Censorship）是唯一敘述這個主題的專書，但這本書提供的是一種論點而不是歷史——圍繞著《尤利西斯》的事件以及塑造那些事件的人物，對范德海姆來說是次要的，它的理論重點在於喬伊斯後期的文字修改以及評論策略。有幾部學術文章或書籍檢驗了《尤利西斯》被禁，在喬伊斯生涯中、猥褻內容的歷史、以及現代主義的發展中扮演的角色，但關於此書本身這段耐人尋味的故事卻總只是驚鴻一瞥。

　　有四本重要的傳記，分別從不同角度寫過喬伊斯在審查制度中的歷險：《威佛小姐》，由珍‧利德代爾 （Jane Lidderdale）與瑪莉‧尼克森（Mary Nicholson）共著的一本關於赫莉葉‧威佛的終極傳記，逐年記載了威佛在倫敦如何陷入喬伊斯的審查風波。諾埃‧萊利‧費（Noel Riley Fitch）的《希薇亞‧畢區與失落的一代》，敘述了畢區如何走過《尤利西斯》艱鉅的出版之路，以及她如何努力應付這位嚴苛的作者。B.L.里德（B.L. Reid）的約翰‧昆恩傳記《來自紐約的人》，紀錄了喬伊斯在紐約遇到的法律困境，以及昆恩為喬伊斯的書尋找出版社的奮鬥史。這些傳記寫得非常詳細，於是難免少了對書本身故事的見解，例如在昆恩與畢區的傳記中，關於第二次審訊的敘述就很少、甚至沒有，而威佛跟第一次審訊沒什麼關係，甚至在理查‧艾勒曼（Richard Ellmann）備受稱譽的《喬伊斯傳》中，也遺漏了這段詳盡的出版史，審訊過程只是過場戲，艾勒曼只給了紐約審判兩頁，聯邦審判則只有一頁。

　　圍繞著《尤利西斯》而起的糾紛，同時含括印刷文化與現代政府權力的興起，他們在每個領域都互相影響：在審查法的歷史上，對激進者蔓延的恐懼中，在走私者、道德協會、藝術家、以及知名當代都會文化的起伏交替作用間：在都柏林、蒂里亞斯特、倫敦、巴黎、蘇黎世與紐約。如果我們想知道文化如何改變，我們必須去看當傳世久遠的偉大作品誕生當下，每個地方的人如何接受它，如何重新檢視自己。透過《尤利西斯》的傳記，我們看見了所有書本的生命，進入了當代文化的根基，探進現代主義及其最具代表性的小說家。

　　現今關於喬伊斯的傳記至少有八本，嚴肅程度不一。第一本在一九二四年出版，當時喬伊斯才四十二歲，而最近的一本則是二○一二年出版。喬伊斯絕頂才華的特點之一，就是他總有辦法把苦處反轉成為精巧的計畫，然而九十年來，竟沒有一本傳記掌握到逆境（以及迫害）到底對喬伊斯帶來多大影響：在他收到格蘭特‧理查茲（Grant Richards）給《都柏林人》的退稿信之後，馬上就有了《尤利西斯》的想法，這應該不是巧合。喬伊斯在世界大戰進行、財務不穩、被審查制度威脅、以及嚴重的宿疾復發之下寫完了《尤利西斯》，一段痛苦的人生造就了這本喬伊斯自己稱為「人體史詩」的小說，而那種痛苦的本質則從未有人深究過。

　　這本書是多年來參考了數百本書籍、文章跟新聞報導的研究結果，它運用了位於倫敦、紐約以及密爾瓦基十七家不同機構，二十五間檔案室裡未發表過的資料，這些檔案室像是寶庫，保存了大量手稿、法律文件、未公開的回憶錄、官方報告，以及數不清的信件。從一些伍爾西家族檔案、照片跟家族影像裡，我們看見了伍爾西法官從未示人的一面，他在麻州皮特軒的圖書館，至今幾乎還維持著一九三三年時的模樣。

　　《尤利西斯》的傳記，描述的並不只是一名目中無人的天才。喬伊斯的堅持與犧牲、他的天分，以及刻苦創作，激勵了他身邊的人為他付出，而他也極度需要那些人的付出——就算是竭力遵奉個人主義的人也需要社群。在《尤利西斯》的所有催生者中，最重要的人是諾拉‧巴納寇（Nora Barnacle），她隨著立志成為藝術家的喬伊斯逃離愛爾蘭，她的信件啟發他寫下最美麗與最猥褻的篇章，是這個女人在一九○四年與喬伊斯共度初夜的細節在《尤利西斯》中每件事物的周邊盤旋。與這本小說相關的故事，告訴我們現代主義從身體與心智的底層出發可以攀得多高，它告訴我們以極端經驗——狂喜與劇痛——為主體的作品，如何從違禁品變成典範，這是一場文化革命的留影。

　　《尤利西斯》引起的論戰並沒有終結文字審查，也沒有帶領我們進入完全奔放的自由時代，或者將前衛美感變成普世價值，但它確實讓我們面對：美比享樂更加深沉，而藝術不只包括美。《尤利西斯》的傳記帶我們回到那個小說家探索法律極限的時代，那時小說極為危險，必須焚燒。你現在不用擔心自己的言論被禁，有一部分要感謝《尤利西斯》的遭遇，它爭取到的自由，不只改變了我們對藝術的看法，它造就了我們創作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