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瑟琳・朗斯蘭

 

　　本書重訪、更正了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發生在德克薩斯州休士頓（Houston, Texas）的「糖果人」犯罪故事。成年男性狄恩．柯爾（Dean Corll）招來兩名青少年共犯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和小埃爾莫．韋恩．亨利（Elmer Wayne Henley Jr.），從旁協助並引誘超過二十四名男孩供柯爾強暴、虐待、謀殺。最終，亨利殺了柯爾，然後自首。

 

　　此時，亨利提及自己懼怕柯爾與位在達拉斯（Dallas）的性販運集團有所聯繫。布魯克斯一遭扣押，也描述過同一集團。休士頓警方不太認真，沒有努力調查這所謂的關聯，最後直接終止調查。儘管如此，這一個集團確實存在，而存在的證據改變了先前講述過的故事。

 

　　紀錄片製作人暨調查記者崔西．烏爾曼花費數十年光陰，調查該集團的販運活動。她聯絡了唯一願意聊聊的共犯亨利，而亨利答應知無不言。我是凱瑟琳．朗斯蘭，半途加入他們的談話，探查亨利作為柯爾共犯的經歷；我是本書的主要作者，和烏爾曼一起合作，烏爾曼從她的調查中描繪出柯爾、布魯克斯、亨利三人故事的輪廓，本記述首次講述這則驚人故事的完整脈絡。亨利沒有要求我們提供今時今日的調查，還同意協助我們更加理解獵食者是如何利用受害目標的弱點，加以剝削的伎倆。

 

　　我已經調查逾二十五年，這些年也都和連環殺手保持溝通。其中一名罪犯就在我成長的小鎮殺人，他曾經在我才剛剛搭過便車的地方，騎著摩托車載走一位女孩。我那時還只是個孩子，換作是我，我可能也會願意搭上那一趟便車。那男人叫約翰．諾曼．柯林斯（John Norman Collins），後來被逮捕，因密西根「男女合校凶殺」一案被判有罪，且涉嫌犯下其他凶殺案。之後，我為法庭電視臺（Court TV）《犯罪圖書館》（Crime Library）撰稿時，與柯林斯通訊，接著又聯繫上其他連環殺手。從此，我就成了這些罪犯的專家，寫作、教授大學課程的重心，都放在這些殺手的心理發展。

 

　　在拙作《凶手的心》（The Mind of a Murderer，暫譯），我剖析了上一世紀的十二個案件，這些案件都有心理健康專家花費長時間，瞭解特定大屠殺殺手、縱欲殺手、連環殺手的生活和罪行。他們心血換來的詳細素材，提供了我在二〇一〇年到二〇二一年，對堪薩斯州威契托（Kansas, Wichita）BTK連環殺手丹尼斯．雷德（Dennis Rader）的研究奠定基礎。要承擔這般有深度的計畫，我使用了一種我稱為「導引自傳」的格式。也就是說，先安排好問題架構，瞭解雷德走向暴力的軌跡，這些回應對心理學、犯罪學及執法領域皆有裨益。

 

　　這過程讓我得以更加理解，雷德那樣的人如何體驗世界。我們討論區隔化（compartmentalization）等心理學概念，也就是獵食者可以看起來像一般市民，卻同時藉由分割生活犯下重案。雷德稱這種能力為在各個生活時段（life frames）「轉動魔術方塊（cubing）」，也就是說，雷德可以視情況所需，轉變外貌以示眾人。

 

　　他可以像一位好爸爸、好丈夫，也可以是虔誠的教會長執會主席，甚至是童軍志工，但同時也在跟蹤、偷竊、殺人。所有角色都是他「魔術方塊」的一面，可以任意迅速轉換。因此雷德告訴我，要瞭解他為何可以過著差異巨大的雙面生活，相較於分割角色，「轉動魔術方塊」這概念更富資訊、更容易理解。

 

　　「轉動魔術方塊」的概念幫助我思考韋恩．亨利的經歷。雖然亨利十幾歲的時候捅了些小婁子，但要不是遇到柯爾，或許亨利永遠不會犯下暴力罪行。儘管協助柯爾殺人，但當亨利可以選擇的時候，他會轉動魔術方塊變成一般孩子，這時他能喘口氣，不再需要擔心自己幹的好事，同時獲得勇氣，最終得以反抗。亨利是唯一已知殺了性侵犯的共犯，這名性侵犯還誘拐亨利，加入「組隊殺人」的安排。

 

　　我們沒有撇除亨利的刑事責任（但他不需要負），只不過，我們和他一起探索共犯關係的心理過程，提供珍貴的教訓給予輔導諮商人員、犯罪學家、父母家長、未來可能的受害者參考。

 

　　本書講述一名引誘兩位弱勢孩童進入犯罪組織的性侵犯，他們都來自破碎家庭、處境艱困、資源貧乏，兩位都容易受到經濟利益的誘惑。大衛．布魯克斯已在二〇二〇年過世，無法講述他故事的完整版。亨利還在世，讓我們有機會從受害目標的觀點，研究獵食過程。

 

　　這些事件發生的時間是五十年前。當時我們以為已經知道了案件始末，但當新資訊一出現，我們的認知又會轉變。最近，我們已經看到其他幾十年前早就「解決的」案件都一一被翻盤──藉由新的詮釋解答長久以來的疑問，或更好地處理事實。

舉例來說，我們不該抓著一九七三年的受害人身分辨識不放，當二〇一二年的DNA分析證明了那是錯的（如同本案的情形）。保持彈性與靈活，是坐冤獄的人可以證明自己清白的方式，是揭發包庇、解決懸案的方式，也是如本案般老舊的案件，可以針對當今情形給予重要觀點的方式。

 

　　許多柯爾也採取過的誘拐技巧至今仍有人在使用，因為這些技巧是如此的有效好用。烏爾曼調查一九七〇年代在背後支持柯爾威脅的販運集團，顯示該集團當時在美國國內分布範圍甚廣。有影響力的人「丟失」證據、終止調查、抹除關聯，但依然有足夠的蛛絲馬跡，可以拼湊出大部分的故事。

 

　　亨利希望貢獻些什麼，彌補自己的所作所為。亨利接受好幾個小時的訪談，本書都會用到，可能是直接引用，也可能是透過全知視角來陳述他對親眼目睹事件的感受與觀點。一九七三年八月，亨利的警方筆錄也提供了素材，亨利的媽媽以及少數幾位兒時友人也同樣提供素材。此外，我們也使用了相關時期的警方與法庭記錄、解剖報告、新聞文章、電視臺新聞綜合報導。
 

　　有時候，我們引用早期詳盡的陳述，但以本案為依據的兩個主要來源，早在共犯審判之前就已出版，兩個來源也都包含了與事實不符的錯誤。即便是地方檢察官的回憶錄，書中談論到這些審判時，也和警方報告及其他記錄有所出入。本書為這則故事增添許多細節，深入挖掘共犯的動態學，為新世代汲取有關獵食者最迫切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