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問而近思：劉夢溪學術訪談錄

為了文化與社會的重建

余英時教授訪談錄

引言

1992年9月，我赴哈佛大學出席「文化中國：詮釋與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應余英時教授的邀請，順訪普林斯頓大學。余英時先生是我最服膺的學者，早在七十年代，一個偶然的機會讀到他的《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文，當即為之一震。從此我知道世間有余英時其名。他的文章寫於1973年，但我讀到，已是1979年了。自此我便到處找余先生的書，找到一本讀一本，到1988年，凡是能找到的余著我都讀過了。古人說：「讀其書，想見其為人。」沒想到1992年的秋天，有了這樣的機會。我們第一次在哈佛見面就忘了時間，從晚上10時一直談到第二天清晨5點。然後一起去普林斯頓，在列車上繼續交談。到普大後再談。我們前後談話的時間，大約有三十多個小時。主題則是圍繞中國學術思想與中國文化，追尋的目標是為了中國文化與中國社會的重建。

我們談話的方式，更多的時候，是無題漫議，興致所至，想到哪裏，談到哪裏。有時則是我提出問題，英時先生給予解答；解答中遇到問題，我進一步深摳，他再加以闡證。也有時是兩個人對談，各自取證，互相證發。古人所謂談講之樂，盡在其中矣。談話過程中，我徵得英時先生同意，隨手作了簡單記錄。現在大家看到的，是現場記錄的再整理。小標題自然是整理時所加。整理稿經英時先生過目，有些地方他作了補正。

因此，這既是一篇訪談錄，又可以看作是一篇對話體的文章。只不過作者應該是英時先生。巴爾札克有一句名言：「法蘭西是要成為歷史家的，我只是她的書記。」余英時先生是人所共知的歷史學家，巴爾札克老人這句話對於此時此刻的我，比用之於他本人更合適。

關於錢穆與新儒家

劉夢溪：您的《錢穆與新儒家》一文，我看得很仔細，前後看了三遍，為的是能準確地寫內容提要。文章刊載在《中國文化》第六期上，香港版已經出來了，大陸三聯版還要一些時間。我揣想您這篇文章，開始時並沒有計劃寫這麼大規模，而是寫著寫著，不能自已，圍繞這個問題的所有觀點便傾瀉而出了。

余英時：也可以這麼說。錢穆先生逝世以後，臺灣、香港、大陸刊出了許多紀念文章。我也寫了兩篇悼念文字，一是《猶記風吹水上鱗》，發表在臺北的《中國時報》；另一篇是《一生為故國招魂》，發表在《聯合報》。但這兩篇文章都有所局限，前者是一篇雜憶，主要記述在香港時期我和錢先生的師生之誼；後者雖然意在說明他的學術精神，也只是簡單勾勒他的民族文化意識的根結，沒有對錢先生的學術思想作深入的闡發。在這種情況下，我寫了《錢穆與新儒家》一文，當然是有所為而寫的。作為錢先生的學生，我不能看到對錢先生的曲解而置若罔聞。

劉夢溪：可是您寫起來就不以澄清問題為限了，我相信這是您近年最重要的文章之一，似乎是第一次系統表述您對新儒家的看法，因此學術界非常重視。我來美之前接到好多電話，問第六期《中國文化》何時出來。我注意到，您雖然不贊同把錢穆先生置於新儒家的旗幟之下，但您對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儒學傳統並沒有任何輕忽，甚至對錢穆先生的儒學態度和儒學關懷，也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

余英時：是的，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其他思想像儒家思想這樣，能夠維持得這麼長久，延續了兩千多年，成為中國人的基本價值系統。在做人方面，我最同情儒家了。今天全面恢復儒學做不到，但基本道德，離開儒學其他思想不能代替。比如說，作為一個人，怎麼能不講信義呢？基督教不能代替儒家思想。事實上，我們也不可能把基督教思想完全搬過來。儒學的關鍵在做，不做沒有用。中國沒有傳教士，過去做地方官的，一面管理行政事務，一面傳教佈道，而且是在沒有人指令要他做的情況下，本人自覺自願做的。要說政教合一，這種合一並沒有什麼不好。錢穆先生的儒學觀有兩個層次：一個是歷史事實的層次，一個是信仰的層次。就後者而言，可以說儒家是他終身遵奉的人生信仰，始終堅信儒家價值系統對社會對個人都有潛移默化的積極功能。這一點，我在文章中作了比較詳盡的論述。但錢穆先生決不是新儒家，又必須加以澄清。我認為把新儒家的名號加在錢先生身上，並不是褒揚錢先生，而是局限了錢先生。所以我在文章一開始特別提出學術與門戶以及學問的宗主問題。

劉夢溪：這就不僅是為錢先生辯了，而且提出了學術史的大問題。我個人是最不贊成學術研究有門戶之見的。我認為學派可以有，家法也可以有，就是不應該有門戶之見。一涉及門戶，難免有人為的因素摻入，也就在學問中摻進了偏私之心。而學術領域最容不得一曲之私。《中國文化》創刊，我特地在發刊詞中申明「文化比政治更永久，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的辦刊宗旨。章學誠《文史通義》有「言公」篇，道理講得很透闢。特別是站在史學立場上的學者，一般都反對用門戶來自限和限人。

余英時：是這樣。錢穆先生的史學立場很鮮明，《國史大綱》、《秦漢史》、《史記地名考》等乙部範圍內的著作不必說，像《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先秦諸子繫年》、《論語新解》、《莊子纂箋》、《朱子新學案》等子部著述，也貫穿著史學精神。史學家面對的是客觀世界，歷史陳跡是客觀的東西，如何再現歷史事實的真相，在歷史陳跡中發現歷史精神，已傷透了歷史家的腦筋，他們沒有時間也沒有心緒去建立門戶的壁壘。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錢先生是浩博寬豁的通儒，不是在牛角尖裏作文章的酸腐書生，這也使他從來與門戶無緣。但治學不立門戶，卻不能沒有宗主。錢先生治學的宗主，我認為就是立志抉發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現代意義，這一精神貫穿於他的全部著述之中。

劉夢溪：您在文章中講錢穆先生的學問宗主一節，提到了陳寅恪和湯用彤兩位先生，是不是您認為錢、陳、湯三人的學問宗主有相同的取向？

余英時：如果不是完全一樣，也有重要的共同之處。至少他們的學術路向與當時的主流派是相背的。另外，他們都不宗主一家。陳寅恪宗主哪一家呢？國內學術界這一家那一派之間的筆墨官司固然為他所看輕，外國的互為畛域的學術紛爭他也不放在眼裏。他在歐洲、日本那麼多年，主要為的是兩件事：一是接觸原始資料，二是掌握治學工具，特別是語言工具。

劉夢溪：是的，陳寅恪先生的學術自主性非常強。他在國外前後有十多年的經歷，對外域的知識學問熟悉得不得了，卻很少在自己的著述中露出痕跡，以致於讓人發生錯覺，以為他使用的是舊方法。

余英時：當然不是舊方法。他是舊中有新、似舊彌新。錢先生也是這樣。所以我在文章中引他《國史新論》裏的話：「余之所論每若守舊，而余持論之出發點，則實求維新。」這和陳寅恪的觀點如出一轍。

劉夢溪：您對新儒家的評價是否有些偏低？新儒家把文化作為一種信仰，那種誠篤執著的精神，也是非常令人感佩的。

余英時：應該說新儒家是在提倡一種有信仰的文化，在舉世滔滔之時，他把人的精神作了高度肯定，其取徑值得同情，所作所為是另一回事。我在文章結尾部分有一段話講得很明確：「根據我個人的了解，新儒家的主要特色是用一種特製的哲學語言來宣傳一種特殊的信仰。在這個信仰普遍衰微的時代，新儒家如果能發揮一點起信的功用，哪怕僅僅限於三五徒眾，仍然有益於社會秩序。我個人不但不反對，而且十分願意樂觀其成。」這個評價不能算偏低，恐怕已經相當高了。

劉夢溪：那麼您對「第三期」儒學的發展前景是不是比較悲觀？余英時：我認為「第三期」儒學僅僅是個假說。

學術不允許有特權余英時：講任何問題都不能承認某個人擁有特權。尤其在學術領域裏，在科學面前，更沒有特權的位置。對於某個問題，不能說只有我看到了，別人都看不到。宣稱自己掌握了規律、看到了本質，是荒唐的。科學都不能隨便談，何況規律。一個人如果宣稱自己看到了全部規律，那他就是上帝，他可以洞察萬世。

可以有偏好，但不應有特權。比如研究思想史，研究者當然有自己的觀點，但不能脫離開制度史，不能脫離開社會。在知識面前，在學術面前，在認識面前，誰都沒有特權。如果強調一定要「有慧根」，才能躋身某個領域，那就是要確立一部分人在這個領域的特權。這就是要求特權。先儒裏面，孔子平易，不追求特權。孟子的氣勢高人一等，給人以「捨我其誰」的印象，但還說不上要求特權。如果再進一步，從思想的特權發展到社會特權，危害就大了。

劉夢溪：所謂特權，實際上是試圖把非本體的職分添加到本體上來，無限制地擴展自己的勢力範圍。學術也劃勢力範圍，已經離開學術了。讀書治學，重要的是守持得住自己，為本色學問，做本色人。最要不得的是時不時地到處做出位之思，對什麼問題都發表言說。

余英時：胡適早就說過，要各盡其職。在今天，就思想而言，我主張寧低勿高。

劉夢溪：可是時尚相反，很多人喜歡自高位置，以似乎真理在手自居，聽不得不同意見的商榷。中國改革開放之前，思想領域一度流行假、大、空的高調，影響所及，也感染了學術界，包括文風、文體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影響。思想的高調尚且無益，學術的高調就更加可憎了。

余英時：思想和學術的高調，我以為與過分要求思想一致、思想統一有關。思想怎麼能夠統一呢？馮友蘭過去強調「大一統」，翻譯他的書的人站出來反對，說不需要一個統一的思想。社會需要和諧，但不需要整齊劃一。《易經》裏講：「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這個思想很好。司馬光也反復講過這個意思。中國傳統思想是不獨斷的。《論語》平易，不獨斷。「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思想太重要了，非常合情合理。

劉夢溪：是的，《論語》已經把大道理化作了日用常行，親切易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是中國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思想，能守此道，人與人之間、社會結構內部可以減少很多衝突。「忠恕」，還有仁愛，也可以從人道主義的角度給以理解，應該是流播四海、傳之萬世而不滅的思想資源。

余英時：現在唸《論語》，人們喜歡摘引「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

劉夢溪：孔子這句話有不同的解釋，有的把「女」解釋為「汝」，未免過於牽強。其實這是個大判斷，包含有孔子的閱世經驗在內。有意思的是，他對何以「難養」的說明—「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不能說他講得沒有人情世態的理據。

余英時：「君子」「小人」的概念，依我的看法，道德意義高於社會地位。如果看作是單純社會階級地位的劃分，就離開孔子原意了。孔子下判斷，經驗的成分是很大的，好處是他不強加於人。對自己堅持的東西，就說別人不懂，這就是認知上的特權思想。認知特權，對主體是危險的，對客體是有害的。否定的工作是破壞性的工作。否定本身是一種破壞性思維，作為群體的思維定式，在中國是近代衍生出來的。魯迅的長處是深刻。所謂深刻是能夠發現更深在的根源。但光看到壞處，那是尖刻。陳寅恪和魯迅，到底哪個深？純負面的不可能是深刻的。只告知社會是惡，並不能解決問題。

劉夢溪：作家與社會的關係與學者對社會的態度是否有所不同？

余英時：從人文關懷的角度來看，應該是一致的。不同的是關懷的方式。作家情感的成分要多一些，而人文學者、社會科學家，則需要盡量汰除情感。換句話說，作家的主觀性強一些，學者作科學研究則需要客觀。

學術紀律不能違反余英時：我講學術不允許有特權，也包含做學問的人一定要遵守學術紀律。

劉夢溪：這正是我要請教的。我由於編《中國文化》，與各種年齡層的人文學者都有一定接觸，經常收到各種各樣的稿件，因此對一篇論文以及一部學術著作的寫作過程比較留心。同時我本人也是過來人。我深感在國內學術失範是個很嚴重的問題。這有各方面的原因：一是五十年代以後，非學術的因素對學術的影響甚大，致使到底什麼是學術變得不那麼好鑒定；二是長時期以來正常的學術活動不能無間斷地進行，出現了學術斷層；三是由此產生的中青年一代學人缺乏系統的學術訓練；四是與國際社會進行學術交流還很不夠等等。學術失範，也就是學術紀律得不到遵守，是阻礙國內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余英時：的確這是一個重要問題。學術紀律其實是一種治學的通則，誰都不能違反的。大學的基本訓練裏面，掌握學術規則是其中的內容之一。學術規則很多，例如引用資料一定要真實可靠、要重視第一手材料、要尊重前人成果、不能隱瞞證據等等。不過這都是一些具體規則，更重要的是對待學術要有一個科學態度。就史學而言，第一位的是根據翔實可靠的史料建立自己的觀念，這是個前提。

劉夢溪：您在北美執教、從事學術研究的時間很長，西方學術界的狀況您非常了解。我很想知道美國漢學界在學術規範方面有哪些特殊的設定？美國漢學，或者說研究中國這一塊，與歐洲漢學有什麼分別？

余英時：西方學術界一般是比較嚴格的，美國也不例外。主要是重視通則。對論文、對著作有一定的要求，不符合要求就通不過。當然由於平時重視訓練，因為不符合學術規則通不過，這種情況並不很多。至於一些研究中國問題的漢學家、以研究中國學術文化為職志的專門學者，學風都是很謹嚴的。這與西方的科學傳統有關。要麼做別的事情，只要進入學術領域，就要按慣常的規則辦，已經成為一種職業習慣了，你不讓他這樣做也辦不到。因此遵守學術紀律就像遵守交通規則一樣，如果僅僅意識到不應違反學術規則，還是初步的，應更進一步，變成一種習慣，想不遵守也不行。

劉夢溪：東西方的學術規則是不是也有不同之處？

余英時：規則、紀律應該是相同的，但學術傳統確有不同。我在《錢穆與新儒家》最後一節講「良知的傲慢」和「知性的傲慢」，實際上接觸到了這個問題。科學主義的意識形態傾向於把自然科學置於社會—人文科學之上，是理論的偏頗；而新儒家使道德主義的意識形態得到完善，用回歸主觀的「道體」代替客觀的「真理性」，其結果不是遵守而是在擺脫學術紀律的路上愈走愈遠。就拿熊十力來說，他對儒家經典的解釋隨意性是很大的。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中有一段話，說「今日之談中國哲學史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

劉夢溪：這段話主要是批評當時的墨學研究。

余英時：是的。不過他接下去說的「任何古書古字，絕無依據，亦可隨其一時偶然興會，而為之改移，幾若善博者呼廬成廬，喝雉成雉之比」，所指就不只是墨學研究了。至少新儒家某些人由於不講究訓詁，他們對古典的態度，與陳先生批評的沒有什麼兩樣。

劉夢溪：不過熊十力的性格堅強，思想執著，也很獨到，有自己的體系，對「六經」、對中國傳統思想的研究，是有貢獻的。

余英時：熊是特立獨行之士，他的價值在己出。

為了文化與社會的重建

余英時教授訪談錄

引言

1992年9月，我赴哈佛大學出席「文化中國：詮釋與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應余英時教授的邀請，順訪普林斯頓大學。余英時先生是我最服膺的學者，早在七十年代，一個偶然的機會讀到他的《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文，當即為之一震。從此我知道世間有余英時其名。他的文章寫於1973年，但我讀到，已是1979年了。自此我便到處找余先生的書，找到一本讀一本，到1988年，凡是能找到的余著我都讀過了。古人說：「讀其書，想見其為人。」沒想到1992年的秋天，有了這樣的機會。我們第一次...

香港版跋語

本書初版由北京中華書局印行，距今已經十年了。中間不乏出版機構找我商談再版事宜，中華也一直有重印的計劃。主要是我一時騰不出手來，來不及對初版重新作一次系統校訂。等到我想重印了，又因余英時先生的名字遭遇朦朧的禁忌，欲再版者變成唯唯否否。一位從事出版的業者向我建議，索性刪去訪談余先生這篇，應該就沒有障礙了。此議固然。但在我無論如何不能接受。遙憶清光緒九年，也就是1883年，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任浙江臬司不到四個月，就因王樹汶案蒙冤去職。陳寶箴的態度是：「一官去耳，輕如鴻毛。」至於一書的出與不出，對一個學者而言，簡直等於無，豈能因一書而忘情忘義哉。實際上，如果沒有1992年我與余英時先生的對坐忘年，後來的那些訪談對話，就無從說起。 世間事，語默動靜無非緣法。有一次哈佛大學的傅高義教授過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前總編輯李昕先生聽說我與傅有故人之情，便安排了一次小聚。席間我將《訪談錄》一書持呈給傅，他是我的最重要的對話人之一。同時也送給李昕先生一冊。李先生看後，立即說此書應該重印。於是此書便輾轉到了香港三聯書店。中國的體制真是特而不凡，北方不亮南方亮，此地辦不成的事情，易地南移，還真的辦成了。不僅辦成了，而且再過幾個月，就要付梓了。我該向香港的讀者說些什麼悄悄話呢？書中兩位與我對話的主人公，金耀基先生、陳方正先生，他們就佈道耕耘於斯。我想他們會喜歡港版書的風格。余英時先生從大陸出來，首站就是香港，且曾獲任新亞書院院長。此地比較重大的學術活動，我的許多訪談對象都應邀前來扮演過舉足輕重的角色。據我所知，他們都喜歡香港。

我第一次來香港是在1992年，記憶猶新。當時還沒有回歸。結識金耀基先生就是在那一次。我寫過一篇文章，發表在潘耀明先生主編的《明報月刊》上，題目叫《初讀香港》。這裏不妨摘錄幾段，以明我的香港觀。其中一段寫道：

這是另一個中國，一個社會未被破壞的中國。近百年來中國戰亂頻仍，運動不斷，要麼和別人鬥，要麼和自己鬥，總之沒有消閒過。亂鬥的結果，文化破壞了，社會解體了，這是最難醫治的創傷。香港雖然不能完全逃離這種內鬥外鬥的影響，但社會卻保持了完形，文化也未遭到根本的破壞，這是香港的真正的優勢。文化一詞，人們耳熟能詳，說得口滑，但文化以社會作為自己的依託物，社會不存，文化安在哉？

文章的另一段寫道：

香港是不平等條約的犧牲品，是大英帝國強佔的中國領土，是中國的南大門，是連接中國和世界的橋樑，是臨時的政治飛地，是繁榮的東方通都大邑，是世界金融與貿易的中心，1997年以後是一國兩制的實驗場。但比所有這一切都重要的應該是：香港是中國人的驕傲！她向世界表明，在社會不被破壞的情況下，中國人能創造怎樣的現代經濟與文明的奇跡。沒有深圳經濟特區，談不上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經濟改革；而沒有香港，便不會有深圳經濟特區，也不會有一國兩制的思路。香港的地位，香港人自己最明了。五十年不變,如果是歷史的思考，何必如此吝嗇？我相信是舉成數。甚或如《周易》所示，五十乃大衍之數，麗象繁垂，時空變幻，盡在其中。（載香港《明報月刊》1993年第3期）

我說這些話的背景，至今已過去二十有五年，整整四分之一世紀。後來又多次去過香港，既見證了各盡其職的安寧，也看到了哀愁與紛擾。我的《學術訪談錄》在這個時候南移覓知音，簡直是不識時務。不過與我對話的諸位碩學，可不是等閒人物，更不是一時的人物，而是直到現在仍不減影響力的人物。他們的思想，是一生思理學問的結晶，今天重新驗看，仍然感到新鮮。《21世紀經濟報導》的編者，就是因為看到我與金耀基先生的對話，雖然已是十年之後，還是感到新鮮得如同即時所寫。因此毫不猶豫，立即在報紙上以多版的篇幅全文刊登。其實訪談金先生的這篇文字，我的手寫筆記回北京後竟然失蹤，撰寫時用的是內子的極簡略的記錄，以及我的盡可能的記憶，所以遺漏舛誤多多。書中的這篇定稿，是經過耀基先生全文修改補充的文稿。此點是必須再次向讀者交代的。這就是何以此篇文字顯得格外系統完整的緣由。

訪談對話，非學術之堂奧，就寫作而言，亦小術也。可是它們在我的學術經歷中所佔的位置，卻有不可輕看的意涵。本書序言寫道：「所收之與余英時、與史華慈、與金耀基、與杜維明、與傅高義、與狄百瑞、與陳方正諸先生的訪談，無異於躬逢思想的饗會，真是非經過者不知也。史華慈的深邃沉醉，余英時的真切洞明，金耀基的博雅激越，杜維明的理性低徊，傅高義的親切闊朗，狄百瑞的陳義獨斷，陳方正的科學思維，都無法淡化的留在我的心裏。」而陳方正離開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的位置，學術天地豁然大開，文思泉湧，每年都有新作。特別是北京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出版的他的《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一書，成為人文學界口耳相傳的大著述。本人主編的《中國文化》雜誌，近年連續多期有方正先生的文字，為拙編大光篇幅。

因此本書的出版，協同書中的這些泰山北斗再次降臨香港，應不止是寂寞學林的一道小風景。《論語．憲問》記孔子之言曰：「作者七人矣。」然則本書的真正作者，應該是余英時、史華慈、傅高義、金耀基、杜維明、狄百瑞、陳方正「七人」，我只是他們思想的追尋者和記錄者。雖然我也是這些訪談的設計者。如果不是當時，移在今天，相信他們和我本人都不具有如此傾心長談的興趣。也許連如此傾談的精神和體力，我和他們都同樣地不具備了。史華慈教授已經作古。余英時先生已是望九之年。

本來還有兩位於我也是亦師亦友的學問大家—張光直先生和李亦園先生，也該留下和他們訪談的記錄。其實還有許倬雲先生，我們在南京曾談得彼此下淚。可惜這些都完全無此可能。許先生應該很難再離開匹茲堡了。2016年3月23日，我赴臺出席兩岸文化論壇，期間前往南港中研院李先生家中看望他。他看上去還好，但思維障礙嚴重，能記住的往事寥寥無幾。反復說當年在福建，由於家境不好，才來到臺灣大學。當下的事，似乎已經很難進入他的記憶庫存了。

感謝李昕先生推薦本書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感謝責編李斌先生的辛勤勞作。諸家之小傳係及門黃彥偉博士整理編寫，在此一併致意。余英時先生的名字在此地可以不朦朧，也令我感到欣慰。眇予小書，但它充滿了榮光。

劉夢溪2016年9月23日跋於京城之東塾

香港版跋語

本書初版由北京中華書局印行，距今已經十年了。中間不乏出版機構找我商談再版事宜，中華也一直有重印的計劃。主要是我一時騰不出手來，來不及對初版重新作一次系統校訂。等到我想重印了，又因余英時先生的名字遭遇朦朧的禁忌，欲再版者變成唯唯否否。一位從事出版的業者向我建議，索性刪去訪談余先生這篇，應該就沒有障礙了。此議固然。但在我無論如何不能接受。遙憶清光緒九年，也就是1883年，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任浙江臬司不到四個月，就因王樹汶案蒙冤去職。陳寶箴的態度是：「一官去耳，輕如鴻毛。」至於一書的出與不...

序言

為了文化與社會的重建／余英時教授訪談錄
「文化中國」與儒家傳統／杜維明教授訪談錄
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蒼涼與自信／金耀基教授訪談錄
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現代方向／陳方正教授訪談錄
現代性與跨文化溝通／史華慈教授訪談錄
哈佛的中國學與美國的中國學／傅高義教授訪談錄
經典會讀與文明對話／狄百瑞教授訪談錄
中華民族之再生和文化信息傳遞／杜維明教授訪談錄

後記
香港版跋語

序言

為了文化與社會的重建／余英時教授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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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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