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中的青春期,意味著反叛,意味著自我追尋與獨立,也意味著改變的可能。台灣,一個青春期的海島,還來不及哀悼光復所帶來的巨大失落,就先被戒嚴的巨手摀住了嘴。有人開始反叛,有人陷入憂鬱,有人被迫沉默,就用文字發聲。戒嚴解除後的時代,人們開始反叛其餘種種,比如父權、性別枷鎖、婚姻、家庭與宿命,其餘的人們則開始療傷,一場放了太久的傷。
而文學,總能忠實地反映時代。
於是我們有了反抗噤聲的現代主義文學,反抗性別枷鎖的同志文學,反抗傳統文類的散文詩,以及眾多反叛與憂鬱並存的文學作品。
當我們能直面失落,傷口就有癒合的可能,當我們還能反叛,憂鬱就還不會降臨。文學本身就是一種反叛,一種憂鬱,一場永不止息的自我追尋。
● 過去總以為,照著前人的話做,人生終究柳暗花明,然而總是:這裡不夠再加一點,這裡不行再疊一些!曾幾何時,一路累加的重重枷鎖堆成了個荒腔走板的違章建築。層層鋼筋板模之內的迷茫雙眼逆光往縫隙外看:「我是啥人?我置叨位?安呢,甘丟?」
何玟珒《那一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的各路主人翁,在陰影幢幢的家族信仰中、在變化萬千的身體意象裡、在生與死之間,有著或隱微或爆發的逆反,終是試著為原初的感受發聲。而林楷倫在《偽魚販指南中》,描繪了他從家庭枷鎖中的掙脫,試著將偽與真串連,發展出了同時作為「真心純情好魚販」及「寫作者」的新生命樣態指南。(陳凱婷)
● 陳思宏的《鬼地方》寫鬼也寫地方歷史,寫人也寫心靈地景。小說透過回望家族過往的秘密與創傷,同時隱喻台灣作為一座「鬼島」所經歷的種種暴力與苦難。藉由精神分析及酷兒理論的概念,討論小說所刻劃關於父子關係、女性的生命情境、同性戀的不可言說,以及白色恐怖等議題,探討幻想與現實、過去與當下、虛構與歷史之間的辯證。(陳昌偉/蔡孟哲)
● 戒嚴時期的霸權歷史是漢人史,是男性史,是異性戀史,凡是屬於霸權殖民地上的異端必得驅逐,於是孽子裡的阿青走進了新公園,而《鬼地方》、《樓上的好人》中的陳家小兒子將自我放飛出海島小城。
罷家去國似乎暗示著對父權傳統的反叛、對過度理想化父親的主動棄絕,然而這群重生於新王國中的孽子們卻不約而同地回首、嘶聲控訴:媽媽不見了。母親們都跟其他男人跑了,滋養的乳房終究壯碩了誰?看似墮落的母神們,矛盾地成為了孽子們的真實認同,於是真正墮落的又到底是誰?(蔡佑俞)
● 海是靜謐、是喧鬧、是生機、是誘惑、是危險、是神秘、甚至是禁忌,提供豐富營養的是她,吞噬掉一切不留餘地的也是她。生活在陸地上的人類,再怎麼想潛進、嬉游、馳騁於海,也有極限,到達某個不得不抽身的時刻,人必須離開深邃的海。身為海洋民族的台灣之子們,實際上並未相對地親近大海,台灣有近半數的人口不諳水性,對海充滿矛盾與衝突……。如果大海能夠喚回曾經的愛,那大約是她海納了我們的憂鬱與反叛。
廖鴻基《最後的海上獵人》,書名中「最後的」三字,標誌出近百年來以秋風為記、北風浪為戰帖,白肉旗魚與獵人的海上對決,沒落中。展福號的三位鏢手-海湧伯、粗勇仔、清水,分別在各自的憂鬱中沉浮掙扎,我們透過作家的逆風書寫,虛擬一場與海分離又結合的實境。(劉依盈)
● 詩,對許多人來說,是神祕的,有時甚至是晦澀的。詩的邏輯性較不明確,曖昧性高,創作過程類似診療室裡的自由聯想,是一種潛意識的語言。
夏宇以詩為媒介,不斷地反叛、解構與重組,她曾打散一本詩集中的文字,再依照非文字性的邏輯,重新拼貼出另一部作品。此過程含有找尋的意味,詩人在找的究竟是什麼?是不存在的烏托邦,還是「找尋」的過程本身?
精神分析裡的青春期,也是一趟不斷尋找與衝撞的旅程,終點站為自我定位的完成。每個人步伐不一,有時青春期會拉得很長,有人會停留在中途,不斷回望童年似曾存在過的烏托邦。究竟長大意味著什麼,長大的過程中什麼悄悄地死了,什麼又暗中活了下來?反叛,會讓已逝的復活,活著的消失嗎?
也許文學,是一趟尋找烏托邦的旅程,正因烏托邦不存在,令文學得以存在。(謝孟婷)
● 山,對近數百年間來到台灣的移民而言,一直是個禁忌:從早期模糊概念裡的「番地」、到日本官方清楚界定的危險「蕃地」,再到戰後戒嚴論述中的匪諜窩藏之處。歷代的統治者想方設法在人和山之間劃線。然而,從鹿野忠雄到戰後的鍾理和、鍾肇政……再到更後來的拓拔斯‧塔馬匹瑪、楊南郡、劉克襄、吳明益……台灣歷代作家不斷跨越那條線,在高山深谷裡尋找那個在被切掉前原本與山連結的自己。
本文比較鍾肇政的《高山組曲》與甘耀明的《邦查女孩》,試圖探索甘耀明筆下的山所映照出的這個時代的心靈。(周仁宇)
● 以宋澤萊《糶穀日記》、七等生《散步到黑橋》與舞鶴《微細的一線香》,三位台灣作家的三篇小說,呈現這土地上的人情世故。思索後世讀者心理真實和歷史事實的交織。精神分析的construction是「建構」,可以說是「虛構」嗎?小說早就承認自己是「虛構」起家,創作了很多真實,心理真實。久而久之,卻可能變成認識那時代的歷史事實?
大家熟知,診療室裡個案說外頭發生的故事時,我們通常設法聽成並想像成,傳遞著什麼「移情」?這項技藝的修習,是臨床訓練的重要過程,但有個「界限」問題,出了診療室後,小說電影戲劇的作者和劇情,並不是我們的患者,我們談這些需要多想些什麼嗎?精神分析如亞當菲立普說的,「精神分析是實踐的詩」嗎?那需要摸索什麼「反移情」嗎?
以文學做為抵抗是個重要想法,但要抵抗什麼呢?這種抵抗,和精神分析發現的「阻抗」有什麼關係嗎?是否年輕時抵抗,後來人生卻老化而阻抗?文學有老化嗎?精神分析有老化嗎?它們依然年輕貌美,對人性隨時有著革命般,以光照亮黑,或者,以暗光發現暗?但這是抵抗嗎,或只是精神分析要活著的方式?(蔡榮裕)
作者簡介:
周仁宇:
人類學博士,精神科醫師,精神分析師
陳昌偉:
私人執業精神分析取向治療師,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員暨國際精神分析學會(IPA)精神分析師候選人,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博士
陳凱婷:
諮商心理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博士,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員暨國際精神分析學會(IPA)精神分析師候選人,現職昕岸心理諮商所
蔡佑俞:
精神科醫師,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員暨國際精神分析學會(IPA)精神分析師候選人,現職昕晴診所主治醫師
蔡孟哲:
國立清華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獨立研究員,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研究專長:現當代文學研究、性/別研究及酷兒理論、文化研究及批判理論、編輯理論與實務
蔡榮裕:
高醫阿米巴詩社社員,臺灣精神醫學會會員,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員,臺灣醫療人類學學會會員,薩所羅蘭分析顧問
劉依盈:
諮商心理師, IPSO (Internal Psychoanalytical Studies Organization)會員,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員暨國際精神分析學會(IPA)精神分析師候選人,現職晨希心理諮商所
謝孟婷:
精神科醫師,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員,中山大學英美文學所碩士生,現職心悅診所身心科醫師
章節試閱
我的尋路指南:
真與偽中的憂鬱及反叛
陳凱婷
《那一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何玟珒,2022)是一篇短篇小說,文中描述了一位出生為男性的女性「咩咩」,從出生到長大的過程中,如何面對家庭期望和父權文化,以及她在成年後決定從男性轉變為女性的歷程。這篇小說以咩咩的姐姐作為第一人稱視角講述,不僅描述了跨性別個體從男性到女性的心理歷程,也從女性旁觀者的角度提供了不同的觀察和反思。《偽魚販指南》作者,魚販第三代林楷倫(2022)以近似自傳式的散文,呈現了自己從一名原本有著自己夢想的研究生,迫於父親負債的經濟壓力,放棄學業轉而接下販魚家業的心路歷程。其筆下細膩又鮮活的魚市日常,不僅解剖魚,也解剖自己,展現了他對魚販身份既對立又融合的複雜心理,以及與作家角色的巧妙平衡。本文將透過Winnicott(1960)提出的真我(true self)、假我(false self)概念,以及Ghent(1990)對隨順(surrender)的思考,探討家族中父權精神展現對個體真我、假我建構的影響,以及子女如何透過反叛(reaction)行動,試圖掙脫假我,探尋真我的歷程。
假我的建構及真我的隱匿
《那一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的小說開場在一個炎熱的夏天午後,第一人稱的女主角正和女朋友小臻騎著摩托車,尋找放置紅包的地點。以這樣方式出場的紅包,通常有著特殊的作用。這紅包的主人是女主角的妹妹——咩咩。在民間習俗當中,撿到了這個紅包的人,即是要與紅包主人冥婚的對象。冥婚的習俗存在於許多文化中,由來皆已許久,通常是疼愛子女的父母希望幫已逝的未婚子女完婚,象徵人生的圓滿或對後世的祝福。
女主角與伴侶正苦於尋找合適的地方放置紅包時,看見了一隻白鳳雞。這樣羽毛全白的雞很少見,通常會出現在宗教的儀式中,牠的雞冠血被賦予解百毒、破百害的功能,可用在神明開光的時候。儀式結束之後牠不能宰、不能養,只能放生。女主角看見白鳳雞彷彿看見了神明的使者,她相信冥冥中有注定,白鳳雞會帶領他們到適合放置紅包的地方,於是決定,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
紅包與白鳳雞是人心中希望的象徵,人們期待透過他們迎來喜事,獲得祝福。咩咩最開始的存在也是。母親在懷第二胎時,曾詢問命理師肚裡的胎兒是男是女?「……我夫家想要有人能繼承家業,最好是能生個兒子。」命理師無法確定母親的命盤中是有還是沒有兒子,於是建議:「去求夫人媽(女性形象的神明——臨水夫人)做個『換斗』的儀式吧。」
即便台灣社會此刻在性別意識上已比過去開放許多,甚至同志婚姻已經合法化,但是「求得一男」以傳宗接代、繼承香火的觀念,仍然存在許多人心中,自古累積迄今的生男偏方更是五花八門。「栽花換斗」的儀式由女性神祇——臨水夫人所掌管。根據相關地方志記載的臨水夫人傳說與職能,其神職是負責管理並接掌象徵新生命誕生的「百花橋」,橋上的花苞代表著每位將誕生的新生兒。白花代表男生,紅花則代表女生,因此臨水夫人也具備決定嬰兒性別的選擇權。
母親回家徵得父親與祖父的同意後,全家人到廟裡進行儀式,正式儀式進行之前,父親作為代表在夫人媽面前擲筊,連擲了好幾個笑筊……,最終父親以「若這胎是男孩,那以後就給夫人媽差遣使用。」作為條件,方獲得聖筊。
由祖父擔任作法的道士,全家人都參與了這個既神秘,卻又理所當然的過程。
百花橋三上三下,母親將我抱上覆載著黑布的長凳,父母跟在我的身後踏上長凳,我們三人與母親腹中的胎兒從此岸渡至彼岸,婆姐笑看。母親的子宮是一座花叢,白花為男,紅花為女,母親要從血池中摘去紅花,留下不被經血沾染的白花,月經在子宮裡面都是豔紅繁花。
儀式結束之後,母親將施法過的蓮焦花帶回去悉心照顧,幾個月後咩咩以男兒身出生,成為我弟弟。
——何玟珒(2022),頁14-15
女主角說:「他要先成為我弟弟,然後才能成為我妹妹」。弟弟有個相當男性化的名字——楊振剛。
那麼《偽魚販指南》中的林楷倫呢?他一開場便闡明:「小時候常有人說我很聰明,爸媽會問我要做醫師還是律師,怎麼樣都想不到最後會去當個魚販。」「國中前寫過幾次『我的志願』,從太空人、市長到短跑國手,甚至寫要繼承爸的泡沫茶飲,就是不曾想過要當魚販。」雖然是魚販第三代,但林楷倫成長過程中的夢想,從未有魚販的選項:「他們都說以後不要賣魚,好好讀書。」這看起來像是家族一開始的共識,一致的心願。成為讀書人吧!不要成為魚販。父親的賭債讓他從國中起就沒有假日,他必須幫忙賣魚,分擔家庭經濟的責任。他自認數學不好,以為更認真賣魚,就能讓生活更好。
常有客人說我很乖,我不知道要怎麼壞。早上起床穿起雨鞋,橡膠的雨鞋悶困了腳,長襪勒緊了腿。久了,腿上有了一圈的黑線。那一圈腿上的黑線像卡在網縫間脫鱗的魚體。
——林楷倫(2022),頁33
在賣魚和學校之間奔波,是林楷倫的日常。無論是假期、畢業典禮後,或是大考之前,他總是站在攤前招呼客人,萬一得缺席還會感覺愧疚。他自嘲:「正職賣魚、讀書像放假。」但正當他成長到能獨當一面的站在攤前進行各項任務(只差批貨),仍然堅持要繼續讀書的研究生之際,父親高築的債台再次擊垮了這個費盡心力才能平衡、維繫的夢想。
一如往常,就算我已經在學業中找到喜歡的事物,甚至有未來的美好模樣。五專畢業兩年,轉學考了好幾間學校,用五專學歷考了研究所,但爸對這些毫無興趣。他的債務縛住阿公和一整個家。
……
在我放棄研究所的那天,我告訴了他,我爸。
他只說要賣魚,讀那麼高幹嘛?
那年過年,我開始學習批貨,不再讀書,忘記自己曾經有過的夢。
——林楷倫(2022),頁34
弓魚,是林楷倫國中時,阿公在魚攤上教他的第一件事。「魚的身體變成拉撐的弓。繃住魚頭與魚尾,魚自以為活著,其實是死不了。剪開弓繩,就都沒了。」林楷倫用「延命」來形容魚的這個狀態,看似活著,活著的樣子好賣,但是是半死的狀態。阿公中風後全身插滿管子的樣子,讓林楷倫聯想到弓魚,阿公被這一條條的束線、管子拉著,如同弓人。而當時被迫放棄研究所學業,全身投入魚販工作的林楷倫,也像是,又或者就是,被父親弓住了人生。
「這魚還活著,你要折牠啊,要不然又一直跳。」爸說。
食指與中指從側塞找尋支點,一扳,能感覺到骨斷,也能感覺到肌肉的鬆弛。魚眼與我相交,那是無眼白的瞳孔,只有黑。
……
「你還在鬧喔?」爸說。
他彈了彈弓繩,是玩弄,或是想看我能不能呼吸,擰扯地活。
——林楷倫(2022),頁212、213
隨順的渴望
Winnicott(1949a)指出,就嬰兒與發展中的兒童而言,心靈與軀體(psyche-soma)是無法區分的。健康的個體理所當然地認為他的自體感是在他的身體裡。一位夠好的母親(good enough mother),或夠好的照顧者,亦即一個抱持的環境(holding environment)能夠讓孩子免於受到過度的外界侵擾(impingement),維持錯覺,以剛剛好的速度發展在安全感中長大。這樣的孩子會重複經驗到一種存有的連續性(going‐on‐being),有扎實的存在感。當個體順著特定的路徑前進,心靈與軀體自然長大,即是個體的真我(true self)。而若心靈軀體在發展過程中受到過多侵擾,使得個體存有的連續性受到干擾,得不斷對環境作出回應(reaction),導致心智過早被發展出來,便形成個體的假我。假我的建立是環境未能通過足夠好的抱持來幫助嬰兒適應的結果之一,是自我自主性被破壞和扭曲的性格後果(Winnicott, 1949a, 1956)。
Ghent(1990)延伸了Winnicott對嬰兒運動性(motility)、當代將之稱為活動性(activity)或自信(assertiveness)的研究,對受虐狂(masochism)與隨順(surender)進行探討。Winnicott(1950-55,頁210-211)指出,在健康模式中,環境因運動性而不斷被發現和重新發現。在這裡,每一次在原初自戀框架內的經驗都強調新個體的中心正在發展,而與環境的接觸是一種個體的經歷……,在第二種模式中,環境對胎兒(或嬰兒)施加影響,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對這些影響的回應,而不是一系列個體經驗。在這裡,只有通過退縮(withdrawal)休息才能保證個體的存在。運動性只是對環境影響的回應。在第三種極端模式中,這種情況被誇大到甚至沒有一個個體經驗的休息處,其結果是在原初自戀狀態中無法發展出個體。「個體」(individual)因此變成外殼(shell)的延伸而非核心(core)的延伸,並且成為環境影響的延伸。此時核心所剩無幾,甚至在最徹底的分析中也很難找到。個體因此通過不被發現而存在,真正的自我被隱藏。我們臨床上要處理的便是一個功能在隱藏真我的複雜假我。假我可能在社會上看似合宜,但缺乏真我導致的不穩定性將越來越明顯。在第二和第三種模式中,只有通過環境影響,運動性潛能(motility potential)才能成為經驗的一部分,這裡存在了健康的問題。此時個體需要環境不斷入侵以避免混亂,因為:「我若不受侵擾,我就要空掉了。」受虐症狀成為了個體的需要,以因應他們個人模式的無法發展。
然而,Ghent(1990)強調,在強迫性受虐活動背後,存在了一個希望在被接受和安全的環境中,被觸及和了解的渴望。與生活中許多其他的面向相同,那裡有恐懼,所以也有一種願望,一種渴望,儘管它的表達可能是變相的。受虐現象是願望出軌或扭曲的徵兆,不僅僅是抗拒恐懼的防衛而已。若能在被接納的的環境中,個體將可以自由地使用他或她自己的運動性去發現和被發現,這樣與環境的接觸就可以成為「個人經驗」(experience of the individual)。Ghent(1990)認為,無論環境多麼深埋或凍結,個體都渴望在環境中找到某種東西,使假我隨順。隨順反映了某種朝向成長的力量,是一種解放和自我擴展,是放鬆防衛障礙。Ghent認為人們都有著隨順的渴望,渴望被找到、被認可、被滲透到核心,從而變得真實。他認為這便是Winnicott所說的「成為真實」(to come into being),是一種「活在當下」的經驗。
真我的發聲
咩咩打從什麼時候開始,想作為一個女性?女主角第一次看見咩咩穿女裝,是在他高中的時候。
第一次穿女裝的楊振剛站在女廁洗手檯前盯著鏡子中的自己許久,女廁的燈光慘白慘白的打在他臉上,他問我:「姐仔,我是毋是誠歹看?」
「袂啦!你只是毋化妝爾爾,化妝了後就會變足媠啊!」
那個當下,我很想哭。日後每次想起這件事情,想起他哭喪著臉問我那句「姐仔,我是毋是誠歹看?」,我都會鼻酸。
——何玟珒(2022),頁18-19
這句令人鼻酸的話,透露出咩咩的不安。而這個不安,可以展開許多聯想與思考,例如:咩咩是否在思考,「我認為我是一名女性,但在男性的生理身體外貌下,我能『像』是個女生嗎?」要突破這個虛假軀殼貼近真實,那是「真」嗎?而「真」又是什麼?是咩咩口中的「媠」,也就是漂不漂亮或美不美麗嗎?而若不漂亮不好看,那就不是真,依然是假?美醜與否以及其對個體自我認同的意義,可以展開另一層面的重要討論。美醜是主觀的,但又總是牽涉著主流價值觀:男性外貌應當如何,或者女性外貌應當如何。「是毋是誠歹看?」問得究竟是「是否覺得我像/是女生」或「是否覺得我是個好看的女生」,還是其實是在問:「你喜歡我嗎?」
是因為「我」是某種樣子,所以可以被喜歡,或者不需要是任何樣子,都可以被喜歡呢?相較於因為出生的性別而順理成章的被期待著繼承家業,咩咩對於內在女性意識地覺察及外顯樣貌的嘗試,及因此而生的種種困惑,像是原本深埋在凍土裡真我的聲音,顫顫巍巍的冒了出來。
回憶起咩咩成長時期的興趣,女主角發覺:「這些興趣喜好不具劃分性別的意義,說不定打從一開始,咩咩就是喜歡女生的東西。」而唯一能夠指認的那一瞬間,是母親在她研究所時期,奇蹟的懷上了第三胎。懷孕的第十七週,母親未能保住腹中的胎兒。在母親疼痛不止的當下,女主角發覺:
當時還是國中小屁孩的咩咩,看上去卻是慈悲莊嚴,自他口中吐出的字句悲憫,那是一道非常女性化的嗓音,絕非當時變聲期的咩咩能發出的聲音。這個囡仔佮妳無緣,妳莫執訣。他說。
——何玟珒(2022),頁16
咩咩隔天對自己這段話毫無印象,而母親醒來時,頭一句話是感覺自己昨天似乎看見了夫人媽。
換斗儀式是否成功改變胎兒性別,我們無從得知。但除了這一次的實際儀式行為,在胎兒出生前後,家人們的心中或話語中,早已存在了無數個有意識的、無意識的期待、罪惡感或成就感。Stolorow和 Lachmann(1980)認為,早期創傷會影響自我表徵的凝聚力及穩定性的發展,受虐傾向則會助長自我凝聚力(cohesion of the self)的缺乏。為了應對這些早期創傷,個體自此建立了假我。這最終導致假我持續渴望隨順,希望有一個「新的開始」(Ghent, 1990)。
若咩咩的男性身體是為假我,當他的女性意識覺醒,渴望隨順,那麼變為女性便是更靠近她的真我。但從另一個觀點來看,即便從男性身體改變成女性身體,這很可能仍然是一個假我,這個假我用以回應母親無意識中的罪惡感——咩咩變回女性,以消除母親對於改變她的性別的罪惡感,又或者只是在反應這個家族對於他作為一個男性的成就感與期待——不願遵從家族的期望成為一名男性,而非咩咩真的想成為一名女性。
作為男孩的咩咩,在成長過程當中擔任法師父親的助手,被賦予繼承法師職業的期許,但卻難以忍受這些儀式,例如得抓住雞冠被割開,流著血的白鳳雞等等。而在母親流產那天,還是男兒身的咩咩,出現了仿若夫人媽,亦即女神般的神情,可以說這才是原本那個認為自己是個女性的她,又或者是,她找到了一個不同於家族期待,但卻又靠近家族信仰,兼具了神祇與女性形象的她呢?然而,無論是哪個一她,在那一刻都試圖突破原本的軀殼(或枷鎖),向母親(也象徵了這個家族)道別:「這個囡仔佮妳無緣,妳莫執訣。」
林楷倫又是打從什麼時候開始,不想作為一名魚販的?從前述的內容可知,他已經用了從識事起到研究所的人生,身體力行的表達:「我願意分擔經濟幫忙賣魚,但我沒有要成為魚販。」又或者「我不只是成為魚販。」
「你要好好讀書,別跟那個哥哥一樣賣魚喔。」站在攤位前,有客人這樣說過。
「對啊,要好好讀書喔,別像我一樣讀交大喔。」一時嘴賤回了客人,客人從此不再來。
他不知道,我就算好好讀書,還是得賣魚。
……
成了魚販。每天凌晨穿上雨鞋,直到下午,脫下雨鞋與長襪,忽然解放又襲來痠痛,更深更深的睡意。
我以為洗去身上的魚味,穿上怎樣的服裝,又能變成怎麼樣的人。但作為魚販,是黏在皮膚上的魚鱗,沒有感覺便嵌在那,覺得癢的時候想拔下那些魚鱗,才發現體膚已經有不一樣的顏色了。
——林楷倫(2022),頁34-35
帶著調侃的回應,有對他人的反擊,也有著對自身處境的嘲諷,這是林楷倫從研究生身份變成(亦或者是變回?)全職第三代魚販的複雜心境。他輕快的語句,令人感到超現實的矛盾。魚販職業此刻似乎已經完整地成為了他的殼,用以回應家族期待,對付經濟缺口。如他所說,他的思考、活動,甚至是身體與作息,已經與魚市融合,像魚鱗自然緊密的鑲嵌在魚上。然而,他的黑色幽默,透露出隱隱的憤怒,有一股不妥協的力道,由內向外,穿透而出。Winnicott(1960)曾表示,真我來自身體組織的生命力以及身體功能的運作,這包括心臟的作用及呼吸,這與原初歷程的概念緊密相連,且在最初不對外在刺激作反應,純然只是原始狀態。若非為了理解假我,實在沒有必要去詳述真我,因為真我純然只會收集活力經驗的細節。「對啊,要好好讀書喔,別像我一樣讀交大喔。」當時是一個對外來侵擾的反應,其中看似順從實則反骨的力道,可以說是一股原始的力量嗎?這句話控訴著即使好好讀書還是得來做被家長客人給否定的魚販工作的命運,也表達著即使是賣魚工作,魚販也能讀到交大的努力。在假我的外殼中,真我沒有放棄的發出聲響來。
雖然兩個故事的敘事方式不同,但可以發現,咩咩充滿困惑與不確定的詢問:「我媠無?」而林楷倫在不冗長不繁複,清晰又鮮活的語句中,表達多種情緒與感受。無論是困惑的、模糊不清的、反叛的、堅實的,都是由此為個體的自我所發出的,真實的聲音。
˙˙˙˙˙˙˙˙˙(待續)
我的尋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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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凱婷
《那一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何玟珒,2022)是一篇短篇小說,文中描述了一位出生為男性的女性「咩咩」,從出生到長大的過程中,如何面對家庭期望和父權文化,以及她在成年後決定從男性轉變為女性的歷程。這篇小說以咩咩的姐姐作為第一人稱視角講述,不僅描述了跨性別個體從男性到女性的心理歷程,也從女性旁觀者的角度提供了不同的觀察和反思。《偽魚販指南》作者,魚販第三代林楷倫(2022)以近似自傳式的散文,呈現了自己從一名原本有著自己夢想的研究生,迫於父親負債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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