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兆陽

本研究按照公共政策促進農業發展, 農業發展推動貧困減緩這一邏輯脈絡, 構建了公共政策、農業發展與減貧效應三大系統及其測度指標體系, 通過建立狀態空間模型, 分階段探究了2000-2015年公共政策減貧過程中農業發展在各時期的減貧作用強度及其動態演變趨勢, 並對農業發展在政策扶貧過程中的仲介效應進行了驗證。在此基礎上, 進一步以貴州、雲南、安徽三省的資料進行深入定量分析, 運用2005—2014年的資料測算了貴州、雲南和安徽三省減貧系統的耦合度、耦合協調度和綜合發展值。研究表明, 貧困地區“公共政策—農業發展—減貧效應”複合減貧系統基本形成, 並逐漸呈現高度協調發展態勢 ; 複合減貧系統實現協調發展過程中存在顯著的時序和空間差異性, 各省協調度的變化演進趨勢並不完全一致, 且其實現高度協調的時間點也各不相同 ; 公共政策的發展水準決定了減貧系統的耦合協調度大小, 農業發展水準的變化趨勢對該耦合協調度具有良好的表徵作用。在深入調查和案例分析基礎上, 對六種比較典型的貧困地區農業產業扶貧的實踐進行了剖析總結, 進而提出了農業產業扶貧的相關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