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憲宗

 自序
 
　　現今，都市人大多只能在山林或郊野，才有機會看到完整的石造小土地公廟。這樣的土地公廟，打造的石頭通常就地取材，有人以「石板」稱呼，而我則將其稱為「石造」；每一座都是漢先民手作DIY的成果，大致上都接近或超過百年歷史。對漢先民來說，這些石造小土地公廟是生活中最大的精神寄託、對土地的感恩、對自然的謙卑，是民間信仰，無關宗教，更非道教信仰與科儀。
 
　　這些石造小土地公廟有甚麼來歷、又如何特別？而這必須從漢先民四百年前「唐山過台灣」移墾說起。當時，先民們因原鄉戰亂頻仍、食物匱乏，鋌而走險渡海來台找尋適合的新天地，同時也帶來擅長的農耕技術。
 
　　農耕，首要任務便是尋找穩定與足夠的水源，可供修築水圳引水灌溉；接著開墾山林作為農地，種植稻米與雜糧維生，填飽大批新移民的肚子，以繼續進行各項基本勞力建設。
 
　　當生活陸續安定後，原本暫時性的竹寮與草房便改建成相對穩固、抗風擋雨的石頭厝與木架屋頂，以存放各項收成、圈養豬畜家禽，也讓生活起居環境更加堅固安全。
 
　　就在漢先民們逐漸滿足了食、衣、住等需求的同時，也會與不同聚落間交誼，包含物資交換、情感交流，甚至是相互間的嫁娶，於是在山林間走出了不少路，經長期發展後，就演變成今日所謂的古道。
 
　　食、衣、住、行的發展，對漢先民來說雖極盡艱辛，卻都能夠在群策群力、辛勤耕耘下，一一被克服，唯有心靈的寄託無法靠意志力滿足，尤其是在面對無法預期與警覺的天災、人禍，以及超乎人類力量所可承受的折磨時，於是，從對自然的敬畏，來到對自然的崇拜，再轉化為對土地公的精神託付，土地公廟成了與漢先民不可分割的緊密鄰居，也是親切家人。不妨試著想像漢先民們在1600年代到1900年代（約日治台灣初期）這長達三百年期間，在近乎無政府狀態、尚無國家治理及政府保護的環境下，必須面對各種盜賊打劫、防備原住民族反撲，還要因應新環境的瘴癘之氣、毒蛇猛獸的潛在威脅，以及夏季猛爆頻繁的颱風、洪水，不定時發生的大小地震、山崩等天災，即使對未來懷有再大的希望，心中怎能沒有畏怯與無助呢？在那樣的黑暗時代，各式宗教都還來不及進入，社會體系建構也尚在萌芽階段，大部分人最直接、最容易獲得的心靈寄託，不就是對自然的崇拜嗎？
 
　　土地公被視為滋潤大地與守護安身立命之地的化身，因此，一路伴隨漢先民們勇渡黑水溝、來自原鄉的土地公護身符，就成了最為重要的精神慰藉，而當生活環境逐漸改善後，護身符隨即轉化成單立石的祭祀形式，之後再加上三立石，也稱為石棚。當生活環境更加溫飽後，再將抽象神明概念的石頭進一步推升，發展出具建築雛形的七面式石造小土地公廟，造型直接仿自一般的常規建築，體積相對縮小，打造費用也相對親民；大約自1850年代開始，逐漸成為台灣土地公廟的主流形式，取代了單立石、三立石形式，而土地公廟也成為日治中期以前，台灣社會數量最多、分布最廣的地方信仰神明，堪比今日的便利商店，所以俗話說「水頭水尾土地公」、「田頭田尾土地公」、「庄頭庄尾土地公」、「路頭路尾土地公」。只要走過幾條山林土徑、古道，一定不難感受到小土地公廟無所不在的強大鄉土信仰魅力！
 
　　喜歡行腳各地，當看到幾座這樣的石造小土地公廟之後，便興起假日走古道找小土地公廟的念頭，慶幸有緣加入中華山岳藍天隊，並與著名的「大刀俠客」志工為伍，更恭逢淡蘭古道學興起，江啟祥隊長受邀幫官方探路與開路；期間，我們依循著日治時期《台灣堡圖》上的古道，每週末進行山林理徑，幾年內幾乎調查出這一大片區域內90%以上的石造小土地公廟，每一座都非常珍貴，而能找到更是不易！其中有約70%位在路遙不可及的地方，更別說當中的40%是一般人到不了的，而藍天隊夥伴和我之所以能夠找到並作記錄，並非單純只是幸運，而是拜江隊長累積數十年經驗、不斷更新與標記的「藍天圖輯」所賜，掌握到大部分祠體在古道上的相對位置，加上藍天隊有大刀隊前導的除草與開路。此外，跟著藍天隊走古道、找小土地公廟，也要有好的體力，才能在荒蕪的山徑上下攀爬一整天；參與的人還必須對這樣的小土地公廟具備朝聖般熱情，否則一兩趟古道走下來，卻沒能探得一兩座的窘境很讓人挫折。我因為是開業建築師，具有建築師與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專業，空間感也相對敏銳，加上業餘興趣而對台灣文史鑽研多年，才能在整個記錄工作上得心應手。
 
　　常有一起進行山林巡禮與踏查的山友們感到困惑，為土地公廟「藏身」在如此的窮鄉僻壤感到不解！其實，有土地公廟就表示曾經有漢先民的活動，必須先瞭解為何漢先民們大老遠從唐山而來，卻不留在熱鬧的街市地區如鹿港、新莊，或艋舺、大稻埕，卻這般費力地翻山越嶺，進入如此窮山惡水的地區開墾，簡直就是自我流放。而要解釋這樣的困惑，必須從台灣近四百年的歷史脈絡談起。漢先民們的台灣移民潮，最早從南部開始發展，他們先自台南安平港登陸，再逐漸北上中部自鹿港上岸，之後再北上發展以八里坌港為移墾口岸。所以，以漢先民的移墾角度來看，大台北地區的發展大致上以八里坌即今日的八里為最早，之後公部門才在1723年設置了大台北地區第一個行政部門，即八里坌巡檢司；也就是說，大台北地區被漢先民們開墾出一個樣子之後，清官府才乘勢接收與徵稅，而這在清代台灣的開發史實屬常態。
 
　　此外，有所謂「先來後至」說，即第一波過來的漢先民們，會就近選在安全、水源豐沛、開墾容易、相對生活方便的平原地區發展。以大台北地區來說，先民們先從八里坌起頭，再從河口沿著淡水河道上溯，當時可以從基隆河續往士林、北投開墾；或者自新店溪上行文山堡後，再挺入景美溪開墾，以及從大漢溪前行，經五股抵新莊等多個方向拓殖。基本上，就是順著水源方向一路發展。
 
　　整個拓墾脈絡從1700年代持續到日治中期的1920年代，在北部煤礦業興起造成大量人口磁吸效應，以及日治當局開始運用現代都市計畫進行城鄉改造之下，漢先民們以農墾型態散居各地曠野山林的發展中斷，大台北地區七面式石造小土地公廟數量的推升也產生轉折。
 
　　基本上，1700-1920年這兩百多年間，自唐山蜂擁而來的漢先民們，即依照先來後到的順序，逐漸填滿北部大台北盆地核心圈、大支流流域區、小支流流域區，進而至各個大小坑谷可供耕植的地方，一路拓墾到淡蘭邊境的雪山尾稜，甚至於1800年代前後，進一步打通淡蘭橫斷越嶺古道的北、中、南路，將噶瑪蘭地區盡納入漢先民的墾地內，造成原住民平埔族人不得不避走更偏遠的花蓮一帶。
 
　　在這樣的發展背景與變化下，196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統治初期，台灣的經濟能力尚不足以啟動「都市化」之前，現在被認為是人煙稀少之地如貢寮、雙溪、平溪與坪林一帶的裏、深山，仍均勻散布著漢先民們的大小石頭厝與各型聚落，且住滿人家，而今日走古道時，也不時會聽到有山友告訴我們這裡、那裡是他們的老家，有的是聽長輩轉述，有的則是自己的兒時回憶哩！
 
　　在幾百年前，越後期來到台灣、來到大台北地區的漢先民們，一路翻山越嶺之後仍能找到一塊安身立命之地，那可真是天大的福氣，而且與留在原鄉一籌莫展相比，還會有人嫌棄嗎？但時代總是在變，誰會料到在台灣經濟起飛下，大台北地區也在1970年代之後拜交通便利之賜，因就業機會集中而導致大量人口遷徙，昨日的故鄉竟成了今日的荒野。
 
　　我們可以用數字來分析都市化對山林鄉野土地利用的影響，以一塊1,000坪即0.33公頃的土地為例，如果地上可建房子的坪效是五倍，相當於5,000坪樓地板面積，假設可以蓋出一百戶50坪的房子，就相當於吸納了原來居住在山野石頭古厝的一百戶人家，而這些人家如果每戶需要5到10分的耕地，即擁有0.5到1公頃的土地來支撐生活糧食，那麼當一百戶石頭厝人家遷離，就相當於有50到100公頃的原耕地被棄守；簡單來說，就是都市0.33公頃的土地，迫使鄉野50到100公頃，約當一百五十到三百倍的土地成為棄耕荒地。
 
　　此外，地形坡度更大的裏山與深山，也就是所謂交通不便、不易到達的地區，更因為「山田仔」無法機械化耕作、農業使用效益低，以及農村人口外流等因素，遭到長期忽略，逐漸就成了今日人煙罕至的荒蕪景緻。
 
　　台灣都市化集中程度現今已超過90%以上，走在山林古道上，看到那麼多傾倒、散置、帶些滄桑的石頭古厝遺構，就更加能見證到台灣聚落從無到有、再到無的滄桑變遷史！
 
　　最後，期待內行人看門道，能意會到我發自內心志願以此為建築師專業外的志業，投入大量時間進行調查測量、記錄與鑽研之後所展現的成果；而外行人在看熱鬧之餘，也能經由這樣的記錄與解說，對於這些乍看近乎大同小異的土地公廟，有更深一層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