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進興

名人推薦：自我追尋的歷史課題 ⊙薛化元

實在記不太清楚，應該是在台灣教授協會創會之初的活動，知道劉進興教授的吧。不過，印象中他就在台灣科技大學任教，積極參與勞工運動，對歷史也很感興趣。只是當時街頭碰面的多，比較沒機會深談。從二〇〇八年開始，透過他寄來的email 訊息，我瞭解他對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都很關心，也有一定的認識。記得有一次他談到台灣經濟，基本的認識很接近，更覺得投緣。

後來，因為鄭麗君部長在台灣智庫的關係，有機會和劉進興教授有深入的互動，一起談民進黨執政八年的問題，大家看法大抵相似，更覺親近。...

近代台灣

我是艋舺囝仔，長大後卻流浪在外。每次回艋舺，總要到老松國小走走。每逢選舉，也要用輪椅推媽媽去那裡投票。老松是媽媽、我、以及六個弟妹的母校。

兩年前，聽說內政部要將老松國小改建為青年住宅。我馬上在網路上貼文反對。坦白說，台北現在都朝東區發展，艋舺人口一直下滑，再加上少子化的影響，學生愈來愈少，用左腦思考，學校過多，併校並非不合理。但我的右腦就是沒辦法接受。

畢竟這是凝聚了市民百年記憶的老校，即使不再是小學，也應該保留為文化財。如果改建成一棟棟掛滿冷氣機，纏繞著電纜線，晾晒各式衣物，每次轉賣就更雜亂的住宅大樓，豈不就像把毛公鼎拿去煮牛肉湯，暴殄天物啊。

台灣第二早，世界第一大的小學

一九八五年日本人來台後，第一所開辦的學校是「芝山巖學堂」，後來改稱「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就是現在的士林國小。

第二年，在龍山寺以西的學海書院舊址成立「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只有十名學生，為了鼓勵上學還每人發津貼。一九〇六年遷到現址，改名「艋舺公學校」。到了我媽媽就讀時叫「老松公學校」，我們那時叫「老松國校」，現在叫老松國小。

媽媽是一九三五年畢業的，那一屆有二百九十四名學生。我是一九六一年畢業，那時男女分班，每班約七十人，從甲班、乙班、丙班、一直排到壬班，共一千二百多人。一九六八年那屆達到高峰，畢業生近二千人，六個年級一萬一千多人，號稱全世界最大的小學。當時沒有小班小校的概念，我們還洋洋得意呢。後來人數逐漸減少，現在只剩下七百多名學生，真的是滄海桑田。

作曲家鄧雨賢也是老松校友，一九二〇年畢業。他的《四季紅》、《月夜愁》、《望春風》、《雨夜花》，人人會唱，幾乎成為台灣國歌。但我讀老松時，本土文化仍然如雨夜花般「受風雨吹落地，無人看見」。小朋友只認得岳飛、文天祥，從來不知道有這位偉大的校友。

蓮花池畔的校堂

老松的校歌開頭是「蓮花池畔，屹立校堂」，我們天天唱卻不知道蓮花池在哪裡。最近看到台北巿文獻會在桂林路校門口豎立的「蓮花池舊址碑」，才恍然大悟。原來三百多年前，北部大地震，淡水河的出口被封死，形成一個堰塞湖，後人稱為康熙台北湖。當時整個台北盆地都在水面下，因此兩年後（一六九六）郁永河來台採硫，搭船入關渡時，才會說「水忽廣，漶為大湖，渺無涯涘」。經過幾十年，湖水逐漸消洩，開始有人進來開墾，但在低窪地區還留有許多水池。

艋舺的蓮花池就在「桂林路以北，康定路以東，祖師廟以南」，池面廣闊，池中荷葉漫生，魚鴨飛躍。池畔有草亭，上有艋舺文人黃中理所題的「迴瀾」匾額，文人雅士常常在此徘徊吟詩。一八八六年，翰林蔡金臺到此一遊，作了一首七絕〈與鹿庵晚坐蓮花池畔〉：「年來遊興遍天涯，一笑相逢各鬢華。今夜艋津好明月，迴瀾亭上看蓮花」。到了日本時代，池水漸漸乾涸，便開始填土造屋，在蓮花池舊址旁邊蓋了老松公學校。

蓮花池現已消失無蹤。原址上有個老松公園，旁邊是「賊仔市」，可以買到便宜的腳踏車、收音機、衣服。賊仔市東邊是YMCA 青年會，裡面有個健身房，小時候我常趴在窗口看鄰居的高中生在此練肌肉。

對街有家愛國戲院，學校曾讓我們整個年級去看「野玫瑰」。那是一部描寫維也納少年合唱團的感人電影，出場時小朋友都熱淚盈眶。記憶猶新，但愛國戲院已經不在了。

戀戀大操場

老松有個大操場。每天早上，小朋友在這裡朝會、升旗，作晨間操。每班排成一長排，老師站在最前面，幾千人的方陣隨著音樂律動、唱歌。

每年的運動會，除了賽跑、跳高、跳遠，還有躲避球、兩人三腳、滾大球。一年級時我參加賽跑，眼看終點快到了，還落後前面同學一點點，心裡一急便去抓他的衣服。老師站在前面哈哈大笑，將落敗的我高高抱在空中。但我的幼小心靈從此受了傷，一生對運動競賽避而遠之。

小時候覺得老松的操場一望無際，黃沙滾滾。有次有位同學站在操場中央，要我把橡皮擦丟給他。我奮力一擲，居然正掉入他手中，當時很得意，彷佛創下世界標槍記錄一樣。但現在看來，操場其實不大，幾分鐘就可穿越。可見小朋友看世界，跟大人很不一樣。

ㄇ字型教室

操場的東、北、西面是三層樓的ㄇ字型教室。北棟教室最老，是巿定古蹟。三、四年級時，我們的教室在北棟三樓，遠眺陽明山，天氣晴爽時可以看見山坡上巨大的反共抗俄、殺朱拔毛標語。只是當年的反共旗手們，現在爭相投共，想起來很荒謬。

一個叫阿松的同學，常學日本魚販在頭上綁著一條毛巾，站在窗口唱當時流行的「相逢有樂町」。直到現在，我不知不覺就會哼出它的旋律：

等你的時候，雨就下起來

擔心你怕淋濕而不來

啊，大樓旁的咖啡屋

雨水也可愛地唱著歌

甜蜜的藍調

我們的暗號

相逢在有樂町吧

東棟教室的屋頂上架著一挺高射炮，由一小隊士兵駐守。每年雙十節，都有大批軍隊進駐，準備參加閱兵典禮。我們很好奇地看士兵們架槍、喊口號、圍成一圈吃饅頭配豆漿。那時常有軍刀機拖著漂亮的白煙飛過青色的天空，四年級時更發生了八二三炮戰。中秋節時老師要我們寫信給前線英勇的國軍。我還記得前面是這樣寫的：「在明月下倚著砲管讀這封信的英勇國軍們，感謝您們保衛國家…」，結尾則是「想起大陸上的苦難同胞，我們一定要早日解救他們」。

西棟教室外面是康定路。圍牆外整排的舊貨店，賣工具、螺絲、舊衣、家具等。最南端是家集郵店，我常站在玻璃櫃前端詳裡面的舊錢幣與各國郵票，卻沒有錢買。要上初中後，媽媽才會給我固定的零用錢。

操場南側沒有教室。圍牆之外是廣州街。廣州街與康定路的轉角處，有幾間舊房子的聚落，人稱剝皮寮，因為從前由福州進口的杉木都在這裡剝皮而得名。現在那裡有個鄉土教育中心，保留了剝皮寮的歷史街景。前幾年電影「艋舺」的場景在此重建，吸引了大量遊客。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日軍入台前夕，台北士紳從剝皮寮附近出發，高舉著藍底黃虎旗在艋舺遊行一巡，然後經西門入城，在巡撫衙門前宣布台灣民主國成立。

兵家必爭的龍山寺

從剝皮寮沿廣州街向西，幾分鐘就到龍山寺。龍山寺的歷史將近三百年，是艋舺人的信仰中心。

小時候，晚餐後、洗完澡，最快樂的事就是到龍山寺口逛「路邊攤仔」。龍山寺對面有個公園，外面環繞著一圈店鋪，有算命的、賣藥的、賣愛國獎券的、賣原子襪、推銷鋼筆的。那時買東西都要討價還價，能夠砍個一兩塊錢，就會讓人高興整個晚上。

龍山寺是選戰必爭之地。那時還沒有反對黨，也沒有「黨外」，最勇的都標榜是「無黨籍」。他們在龍山寺廟庭的政見會通常都水洩不通。小學生的我，擠在人群中湊熱鬧。

我記得有位鄞建信要選市議員，他站在台上痛罵菜市場裡取締台秤的警察，贏得了所有攤販的掌聲。黃信介、康寧祥也在這裡選過巿議員及立委。無黨籍的高玉樹與國民黨的黃啟瑞競選市長時，高玉樹站在龍山寺廟庭，黃啟瑞在對面公園，政見台遙遙相望，大喇叭聲聲相聞。高玉樹一邊演講，一邊聽助理報告對手講了什麼，馬上反駁回去，簡直就是現場辯論，群眾大呼過癮。但那次他並沒有當選。

民主運動聖地

後來高玉樹捲土重來，跟艋舺醫生周百鍊對壘。戰情火爆，高玉樹在台上愈講愈激動，忽然冒出一句：「我要把總統府的國旗拔下來」，全場頓時靜了下來，連埋伏的特務都嚇呆了。他停了一下，接著說：「明年插到南京的總統府」。特務鬆了一口氣，群眾樂極大叫。

當時二二八陰影猶在，白色恐怖方興未艾，無黨籍人士敢罵警察，卻不敢批判政府體制。高玉樹巧妙的語言，把選戰帶到最高潮，終於擊敗周百鍊當選市長。但四年後，國民黨把台北巿升格為院轄市，市長改由行政院指派，仍然由高玉樹擔任。高玉樹在回憶錄上說，他很感激，便想加入國民黨，卻沒有被接受。後來他當上交通部長，官運亨通，卻失去了群眾，影響力逐漸消退。

龍山寺口後來成為民眾議論國是的地點，好像倫敦的海德公園。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鄭南榕等黨外人士發起「五一九綠色行動」，準備從龍山寺出發到總統府要求取消戒嚴，結果被警方包圍，封鎖線外的民眾投擲食物、飲料進去支援，雙方對峙了十四個鐘頭。四個月後，民進黨成立。第二年，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終於解除。

走出威權，重獲自由，學習民主，是台灣經驗最重要的一部分，龍山寺見証了這段歷史。

建立文化國

京都讓人念念不忘的，不只是櫻花、京豆腐、楓葉，而是走沒幾步就會遇到百年老店、千年古寺、幕末志士遺跡、或者坂本龍馬故宅，到處洋溢著歷史與文化的氣息。

台灣的京都在那裡？其實一府二鹿三艋舺，就是台灣的三大文化古都。艋舺除了老松國小、剝皮寮、龍山寺，還有許多文化寶藏。但老宅、老校就跟老樹一樣，成長需要千百年，毀棄只在一瞬間。如果為了拚經濟，就任意拆屋砍樹，台灣就不可能變成京都。

台灣需要的是向上發展的好經濟，不是向下淪落的壞經濟。好經濟靠的是價值創新而非血汗工廠，好經濟能讓人民分享而非造成貧富懸殊，好經濟要厚植文化而非將文化沙漠化。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應該是富而好禮，建立文化國。

因此，我主張要建青年住宅應該另外找地，百年老松應該當作文化財好好保存，建築物可以變成博物舘，大操場可以變成公園。我們必須學習京都，努力保護古蹟，保護文化，保護台灣人的歷史記憶。

近代台灣

我是艋舺囝仔，長大後卻流浪在外。每次回艋舺，總要到老松國小走走。每逢選舉，也要用輪椅推媽媽去那裡投票。老松是媽媽、我、以及六個弟妹的母校。

兩年前，聽說內政部要將老松國小改建為青年住宅。我馬上在網路上貼文反對。坦白說，台北現在都朝東區發展，艋舺人口一直下滑，再加上少子化的影響，學生愈來愈少，用左腦思考，學校過多，併校並非不合理。但我的右腦就是沒辦法接受。

畢竟這是凝聚了市民百年記憶的老校，即使不再是小學，也應該保留為文化財。如果改建成一棟棟掛滿冷氣機，纏繞著電纜線，晾晒各式衣物，每次轉...

書名雖叫「福爾摩沙的自我追尋」，其實是我的自我追尋。

我一九七一年大學畢業，兩年後出國讀書，一直到一九九一年才回來。二十年間，台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出國前人人騎腳踏車，回台後大家都開汽車，我因此錯過了摩托車時代，從來沒騎過。出國前大家都被灌輸是中國人，要反攻大陸，回台那年年底的選舉前夜，群眾在華江橋上遊行高呼「台灣共和國」口號。我的台灣認同是在出國期間確立的，剛回台時看到獨立還被當作「只能作不能說」的密碼，很不以為然。匆匆二十多年後，台灣翻了兩翻，台獨成為公共財，天然獨世代已經站上舞台，反而是統派必須解釋自己的存在，

從蒙眛到啟蒙

大三時，報載「蔣副院長紐約遇刺，全國青年譴責」。兩個月後我們班主辦送舊晚會，演出笑劇「荊軻刺秦王」。本意是許多學長將出國，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但可能是潛意識受到那則新聞影響。劇中秦王荒淫無道，與眾臣玩橋牌，拿到爛牌就命令重發，後來因秦舞陽發抖，荊軻失手而千古遺恨。當時我們的政治敏感度很低，完全沒有任何聯想，好在沒出事。

那個年代沒有網路，資訊完全封閉，根本不清楚什麼「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四二四刺蔣事件」。後來到美國讀書，台灣同鄉會每週六下午打壘球，打完球喝酒講政治，就是新生的政治啟蒙教育。

我的啟蒙書是柯喬志的「被出賣的台灣」。這本書從開羅宣言開始，很生動地描寫二次戰後國民黨接收大員如何到處霸佔房舍，引進貪污文化，最後導致人民的反抗。小時候長輩偷偷談論的二二八事件，終於真相大白。柯喬志估計，三月屠殺的人數可能高達兩萬。我還記得讀此書時的憤怒，尤其讀到前進指揮所葛敬恩將軍說：「台灣人未受真正中華文化的薰陶，是二等國民」，更是氣血翻湧。

另一本是彭明敏的「自由的滋味」。他是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國際法專家，每年都得捍衛「中國代表權」，但一年比一年困難。看到危機將至，彭教授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卻被軟禁起來。一九七〇年彭明敏神奇地逃離台灣，次年中國果然進入聯合國。書中描寫彭教授變裝易容，逃過特務監視，離開國境時回頭「凝視台灣島嶼和其燈火，逐漸在視線中消失」，簡直像間諜小說。

區區兩本書，顛覆了二十年的國民黨教育。而且一旦開竅，就一通百通。當時海外有許多台灣人刊物，專門揭穿國民黨的騙局，像反攻大陸、萬年國會、高普考保障大陸各省名額等，都一戳即破。啟蒙之後再回頭看，奇怪自己怎麼會被漏洞百出的神話騙了那麼久？可見在封閉社會裡很容易被催眠，一旦呼吸到自由空氣，自然會悠悠醒來。

從理想到實踐

一九八七年解嚴後，大家心裡的警總並沒有馬上消失，黑名單也還存在。但海外朋友都感到大浪之將至，好友K君說一定要趕緊回台灣，他一九九〇年回來，我是第二年。鮭魚成群返鄉，都想共襄盛舉，很多人投入社會運動，環保、教育、人權，我則參與勞工運動。說是參與，其實是學習，重新認識台灣。

解嚴後的退冰期長達十年，大家都還在熱身，少數站出來的知識份子便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政見說明會常邀請「教授伯仔」上台演講，宣揚環保、反核、女權、勞動、社會福利以及建國制憲的理念，啟發了不少群眾，民進黨執政後，群眾就用這些理念來監督當年的啟蒙者。

自由思想、民主主義、以及台獨理念，一開始是外來的，但很快就本土化，變成政治運動；一開始由知識份子倡導的，也很快就變成群眾的語言。一九九一年我八月回台，十月「廢除刑法一百條行動聯盟」就發起反國慶閱兵，然後就是制憲運動。我還記得，勞支會辦公室每晚都擠滿了研究生，熱烈討論如何制定婦女憲章與勞動憲章。我們在勞動憲章中放入產業民主、就業安全、兩性工作平等、勞動法院等理念。

後來我們在勞支會舉辦了一系列的社會民主與產業民主討論會，許多學生與工會幹部參加。剛畢業的周威佑草擬了一部「產業民主條例」，他現在是台北市議員。我寫了一本小冊子《產業民主，觀念革命》，附錄《五分鐘漫畫入門》，由還是大學生的林宗弘繪製，他現在是中研院的社會學者。我們把產業民主拿到各地工會作勞教，非常成功。產業民主是歐陸概念，留美學者大多不清楚，工會幹部反而琅琅上口。

勞動憲章後來修憲時沒有被採納，但其中許多理念，都在二〇〇〇年政黨輪替後立法成功，包括縮短工時、就業保險法、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兩性工作平等法等。產業民主條例也沒有通過，但其中一個條文因緣際會寫入國營事業管理法中，才有現在的勞工董事。

九〇年代有一種「革命就在街角」的氣氛，年輕的我們相信自己「可以舉起地球，抓得住光線」。學運、工運、農運、憲改、教改，快意拼運動，不負少年頭。

民主堂前燕 飛入百姓家

一九九三年出現了地下電台，使理念的傳播更加大眾化。計程車運將整天聽廣播，聽久了功力大進，邊開車邊跟乘客聊天，能言善辯，有「街頭評論家」之稱。

九〇年代民主化和本土化的訊息傳播得那麼快那麼徹底，地下電台與街頭評論家的功不可沒。後來，汪笨湖在電視上用淺顯的台語分析國家大事，居然引起我媽媽與阿姨的興趣，開始討論起總統選情。長期被語言霸凌無法與聞國是的她們，終於在九十歲時成為自主公民。

我有許多好朋友是工會幹部，他們不只關心自己的權益，也積極參加國家大事的討論。大同工會的阿碧說，他在反對運動中學會用更高的角度來觀看社會，覺得活得更有價值。桃園客運工會的曾茂興在解嚴後發動第一波的罷工，用方向盤寫下歷史。他是工運藝術家，有法律可循時，主張順法抗爭，法律不合理時，也不惜逆法對抗。他曾經臥軌抗議，以擋火車的戲劇張力，凸顯聯福女工的困境。後來光榮入獄，毫無悔意。八十天後的國際人權日，陳水扁總統決定特赦他。終其一生，毫無私心，為勞工發聲。

將近二十年，威權的緊身衣一件件被脫掉，勞工、婦女、教育逐漸鬆綁，民主化與本土化漸漸深入人心。只是舊問題解決了，新問題又不斷浮現。看起來剪不斷、理還亂，但歷史就在這樣的混亂中前進。

福爾摩沙的追尋

二〇〇〇年政黨輪替，是歷史的大躍進。扁政府前期有很多成就，但後期陷入泥沼，很可惜。那段時間我心情不好，幾乎陷入憂鬱症，整天研究日本史，發現明治維新後，日本也是比以前更亂。新的日本共識不是一蹴可成，革命陣營開始內亂，士族叛變烽火四起，新政府忙著弭平，花了二十年才穩定下來。當然每個國家都不一樣，但似乎所有革命都有兩階段：第一階段打倒敵人，第二階段打倒舊的自己。李登輝總統講的「不是我的我」，就是這個意思吧？

當戒嚴世代的「新我」還在跟「舊我」鬥爭時，解嚴之後出生的世代已經悄悄長大。他們在第一次政黨輪替時已經進入國中，新的教科書教大家「認識台灣」，腦袋自然跟上一代不同。連郝柏村的外孫女都覺得自己是台灣人，讓她阿公氣憤填膺，要撥亂反正、微調課綱。

二〇一四年的太陽花運動是解嚴世代的成年禮，二〇一五年的高中生反課綱微調運動則宣示，這一切並非偶然，而是新時代的開始。歷史大浪，滾滾而來，洪荒之力，勢不可擋。

我的一生似乎都處於歷史的轉捩點：人類逐漸掀開宇宙的奧秘，脫離地心引力奔向太空；台灣從貧困走向富裕，從威權走向民主，而福爾摩沙島，也像迷航的鯨豚從大陸回歸海洋一樣，找到了自我的認同。目睹這一切，我心裡充滿著感動，就開始寫這本書。

由於喜歡歷史，我也向前回溯，探索日本時代通車的縱貫鐵路如何把艋舺、鹿港、打狗整合成一個「台灣」。因為閱讀郁永河遊記及荷治台灣史而發現，當時西部平原的主要居民是平埔族，南北大路上到處可見板輪牛車與梅花鹿。再往前六千年，最早的原住民留下幾千個遺址，他們能夠製作陶器、玉管、以及神秘的人獸形玉玦。他們之中顯然有人精通天文與航海術，能夠橫渡巴士海峽、密克羅尼西亞、美拉尼西亞、玻里尼西亞，大舉移民成為今日散佈在南太平的南島語族。

書中大部分的文章曾登載在「人本教育札記」上，寫作之初想回答的問題：我們是誰？台灣人是怎麼形成的？台灣有歷史嗎？台灣有文化嗎？寫完之後，逐漸有了答案。

但是，福爾摩沙何去何從？仍待繼續追尋。

書名雖叫「福爾摩沙的自我追尋」，其實是我的自我追尋。

我一九七一年大學畢業，兩年後出國讀書，一直到一九九一年才回來。二十年間，台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出國前人人騎腳踏車，回台後大家都開汽車，我因此錯過了摩托車時代，從來沒騎過。出國前大家都被灌輸是中國人，要反攻大陸，回台那年年底的選舉前夜，群眾在華江橋上遊行高呼「台灣共和國」口號。我的台灣認同是在出國期間確立的，剛回台時看到獨立還被當作「只能作不能說」的密碼，很不以為然。匆匆二十多年後，台灣翻了兩翻，台獨成為公共財，天然獨世代已經站上舞台，反而是統...

自我追尋的歷史課題——薛化元
與其哭泣 ，何如飛翔？——平路
自序

近代台灣
我的老松
曇花一現的台灣民主國
從民王到民主
鐵路的記憶
懷念的樟腦丸

戒嚴與解嚴
等待被發現的英雄
電視新聞的戒嚴遺跡
黑暗時代的趨光定律
走出謊言時代
舊時民主燕 飛入百姓家

金光文化
一生之七大震撼
從古道到新文化
神秘的金光元素

我們是誰
我們是誰
給咱祖嬤ㄟ記咧
古地圖中的平埔族

「我們」是怎麼形成的
嶄新台灣人
兩個島嶼的故事
蘇格蘭啟示錄
甲午變天
「我們」是怎麼形成的
課綱微調之少年崛起

自我追尋的歷史課題——薛化元
與其哭泣 ，何如飛翔？——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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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台灣
我的老松
曇花一現的台灣民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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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的樟腦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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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謊言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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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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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怎麼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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