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文1】
1
他叫戈布齊（Gabčίk），是個真實存在的人物。獨自躺在公寓的小鐵床上，關上了窗板，湮沉在黑暗中，他是否聽到過、是否聆聽過，外面那些布拉格的電車，所發出非常容易辨認的嘎吱聲響？我相信是有的。由於我對布拉格很熟，我想像得出那是幾號電車──但號碼也許改了──我可以想像它的路線；還有，戈布齊是在哪一扇窗板的後面、房間裡的哪個位置等待，躺下、思考，以及聆聽。我們現在在布拉格，密舍哈斯卡街（Vyšehradska）與托伊齊卡街（Trjička）的交會口。一八號電車──也可能是二二號，在植物園的前面停了下來。我們正處於一九四二年。米蘭．昆德拉在《笑忘書》（Le Livre du rire et de l’oubli）裡暗示他為人物取名字時，覺得有點羞愧，然而在他的作品、那些充斥著托瑪斯、塔米娜和好幾個特麗莎的小說裡，根本看不出他所說的羞愧。如此一來，他的暗示就表現出某種明顯的感受了：還有什麼事會比隨意編個名字，然後派給某個虛構的人物更粗劣呢？無謂地擔心此舉是否有損真實的效果，或者這麼做只是圖個方便──這還算是好的了。我認為，昆德拉大可說得更直接一點：事實上，還有什麼會比虛構的人物更粗劣呢？
戈布齊，他呢，他真的存在過。聽到這個名字他確實會應聲，不過也不是每次都答腔。他的故事也真真實實地非比尋常。在我看來，他和他的夥伴發起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抗爭行動之一，而且無可爭議地，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獲得了抗爭的最高成就。長久以來，我一直想向他致敬。長久以來，我一直看著他躺在那個窗戶打開、窗板闔上的小房間，聽著嘎吱作響的電車停在植物園的前面──至於電車是從哪個方向來的，我就不知道了。然而我若是在紙上寫下這個影象──現在我正偷偷地這麼做──我不確定自己是否在向他致敬，因為我把這個人降為粗劣的人物，把他的行動簡化為文學作品，我的作為徒然成了侮辱人的戲法，但又能怎麼辦呢？我可不想一輩子揣著這個景象，連試都沒試過要把它還原。我只希望在這有著深厚的表層、反映出種種理想化過程的傳奇故事之上，自己即將安置的是面沒有貼上錫紙的鏡子，得以讓人看出歷史的真相。
2
我已經記不太清楚，我爸第一次跟我提到這件事是什麼時候，但我還能看見那天在我們租來的國民住宅裡，他到我房間講了「組織成員」、「捷克斯洛伐克」這些字眼，也許還有「暗殺事件」，而且肯定說了「肅清」，以及「一九四二」這個年份。因為稍早我在他書架上找到一本雅克．德拉律（Jacques Delarue）的《蓋世太保史》（Histoire de la Gestapo），並開始讀了幾頁。我爸看我捧著這本書，就順便走進來加了幾句說明。他提到黨衛軍的首領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還有此人的副手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他是波希米亞–摩拉維亞保護國的攝政。此外，他也提到從倫敦派過去的捷克斯伐洛克突擊隊，以及那樁暗殺事件。他不清楚那些事的細節，而我也沒什麼理由好問得更仔細。當時，這個歷史事件還沒有像現在這樣，在我的想像世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過我可以感受到他流露出些微的興奮，那是他在說到曾經讓他印象深刻的事情時，才會出現的特徵──而且或許因為職業病的關係，要不就是天性使然，他喜歡重複講述同樣的事，再怎麼頻繁也不為奇。我不相信他自己從來沒意識到，他對這段歷史懷著某種程度的關注。雖然前陣子我告訴他我想寫本關於這方面的書，他只是表現出禮貌性的好奇，並沒有任何特別的情緒。不過我知道這段歷史一直令他著迷，儘管它對我的吸引力還是比對他來得大得多。我著手撰寫這本書也是為了讓他了解：父親幾句不經意的話聽在青少年的耳中會結下怎樣的果實，雖然當時他還不是歷史老師，內容也組織得不太好，但他知道怎麼把它說出來。
把歷史說出來。
3
早在這兩個國家分裂以前，孩提時候的我，已經能藉由網球，區別出捷克與斯洛伐克了。舉例來說，那時我已知道蘭度（Ivan Lendel）是捷克人，而梅奇（Miroslav Mecir）是斯洛伐克人。斯洛伐克的梅奇是個比較出色、比較有天分而且比較親切的選手，捷克的蘭度則屬於苦幹型的選手，冷漠、惹人討厭──但蘭度曾連續二百七十週排名世界第一，這紀錄後來只敗給山普拉斯的二百八十六週。此外，我也從我爸那兒得知，戰時斯洛伐克人和德國合作，捷克人則採取抵抗的態度。要面對這個世界令人驚訝的複雜性，我那時的思考能力還十分有限，因此，理所當然的，我認為所有的捷克人都曾經是反抗軍，所有的斯洛伐克人都是附敵分子。我連一秒鐘都沒有想到，法國的例子正挑戰了這個模式，我們法國人不也同時既反抗又附敵嗎？老實說，唯有當我知道狄托是克羅埃西亞人──也就是說，不是所有的克羅埃西亞人都附敵，而且同理可證，不是所有的塞爾維亞人都曾經起而抵抗；那時，我才開始對戰爭期間捷克斯洛伐克的狀況看得比較清楚。他們一邊是波希米亞–摩拉維亞，也就是現在的捷克，當時被德國人占領，安上了並不引人羡慕的「保護國」身分，屬於帝國的附庸，被視為帝國的一部分；另一邊是斯洛伐克，理論上是獨立的，但實際上受納粹控制。當然，這種情形不能為任何一方、任何一人的行為，預先作出定論。
4
一九九六年我前往布拉迪斯拉瓦（Bratislava），擔任東斯洛伐克軍校的法文老師。上任之前，我在大使館向武官的祕書打聽我那些錯送到伊斯坦堡的行李，之後，就問了有關暗殺的事。祕書是個正直的士官長，他在捷克斯洛伐克時代專責電話監聽，冷戰結束後就調職進入外交體系。他給了我該事件的第一批細節。一開始策畫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捷克人、一個是斯洛伐克人。我那時很高興，得知在自己工作的國家中，有人參與了這個行動──所以在斯洛伐克真的有反抗人士。至於行動的過程他就不太清楚了，不然就只有這個：朝著海德里希的座車開火時，有把槍卡住了。我也是那時才知道事件發生時海德里希是在車上。不過真正引起我好奇心的是接下來的發展：兩名突擊隊員如何和他們的夥伴逃到教堂，德國人又是如何嘗試在那兒把他們淹死……多麼奇特的故事啊。我想知道更多的詳情，但士官長只知道這麼多了。
5
我到斯洛伐克沒多久，就認識了當地一個很漂亮的年輕女孩，並且瘋狂地愛上了她，我和她度過了將近五年充滿激情的日子。經由她我獲得了更多的資訊。首先是主角的名字：喬瑟夫．戈布齊（Jozef Gabčίk）和掦恩．庫畢什（Jan Kubiš）。戈布齊是那個斯洛伐克人，庫畢什是捷克人──據說只要聽到他們的姓，就知道他們是從哪兒來的。這兩個人在這片歷史悠久的土地上，應該早已屬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剛才提到的女孩叫歐赫莉亞，是在學校裡學到他們的名字。我想，所有她那一代的小捷克人和小斯洛伐克人，全都曉得這件事。至於其他部分，她只知道大致的情形，並不比我那位士官長更清楚。我還得等上兩三年，才能真正了解我一直以來猜想的沒錯，那就是這個事件在故事性與故事的強度上，都遠遠超過其他那些哪怕是最不可思議的杜撰小說。而這一點是我偶然發現的。
那時我已在布拉格的市中心為歐赫莉亞租了一間公寓，位於高堡（Vyšehrad）與查理廣場（Karlovo námĕstί）之間。從廣場旁邊的雷斯洛伐街（Resslova）可以一直走到河邊，那兒有棟奇怪的大樓，玻璃帷幕，看起來像在空中扭動，捷克人叫它「跳舞的房子」（Tančicί Dům）。就在這條雷斯洛伐街往下走的右邊人行道上，有座教堂。教堂側面有個地下室的通風口，四周可以看見許多彈痕，牆上還有牌子特別提到了戈布齊和庫畢什，以及海德里希的名字──從那以後，他們的命運就永遠連在一起了。我經過那個通風口好幾十次，從來沒有注意到彈痕與牌子。直到有一天我停下腳步，就這樣，我發現了幾位突擊傘兵在暗殺事件之後避難的教堂。
我和歐赫莉亞在教堂開放的時間裡再度造訪，並且參觀了地下墓室。
在那個地下室裡，什麼都有。
6
六十幾年前，發生在那個房間裡的悲劇，留下了至今仍然清晰的痕跡。從外面可以看見的通風口對面，有條挖出了幾公尺遠的隧道，牆面與拱形的天花板上有彈痕，還有兩扇小木門。裡面有些照片，上面留下了傘兵們的長相，有篇用捷克文與英文寫成的紀錄，記載了叛徒的名字，還提到一張結合了風衣、帆布包加腳踏車的海報、確實有把壞的不是時候的司登衝鋒槍 、某些被牽連進去的婦女，也提到一些輕率的決定，以及倫敦、法國、外籍軍團、流亡政府、小鎮利迪策（Lidice）；有個叫瓦齊（Valčίk）的年輕人負責監視、有輛同樣來的不是時候的電車、有張死亡面具、不論男女只要提供消息就有一千萬克朗的獎賞、氰化物膠囊、手榴彈和丟出炸彈的人、使用無線電發送設備與編了密碼的訊息、扭傷的腳踝、只能從英國弄到的盤尼西林、整個城市被綽號叫「劊子手」的傢伙操弄於股掌之間、帶有@#卐#字形與頭骨符號的旗子、幫英國做事的德國間諜、有輛黑色賓士爆了一個輪胎、有個司機、有個屠夫、一些達官貴人圍在棺材旁邊、幾名員警對著幾具屍體俯下身去、許多可怕的報復舉動、偉大與瘋狂互見、軟弱與背叛、勇氣與恐懼、希望與哀傷，在這小小幾平方公尺的空間內集合了人類所有的激情，有戰爭、有死亡，那些被關到集中營的猶太人、遭到屠殺的家庭、犧牲自我的士兵，還有復仇以及政治上的算計，尤其有個既練西洋劍又拉小提琴的男人、有個從來沒有機會開業的鎖匠、反抗納粹的精神從此烙印在這些牆上，那是在生死兩股力量之間抗爭的痕跡，那是波希米亞、摩拉維亞、斯洛伐克，整個世界的歷史就留在這幾塊石頭上。
外面有七百名納粹黨衛軍。
7
上網敲了幾下，發現一部叫《納粹大屠殺》（Conspiracy）的電影，肯尼斯．布萊納（Kenneth Branagh）在片中飾演海德里希。我急忙訂了這片光碟，五歐元含郵，三天送到。
這部片子旨在重現萬湖會議（Wannseekonferenz）；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會議中，海德里希在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協助下，幾個小時之內就為「最後解決方案」定下了執行的方法。其實在這一天之前，波蘭與前蘇聯境內早就開始了大規模的處決行動，不過那時是交給黨衛軍的行刑隊 執行，他們通常只是把受害者幾百個、幾百個（甚至幾千個）集中起來，趕到田裡或森林裡用機關槍掃射。問題是，這種方法也讓那些劊子手的感官承受嚴酷的考驗，而且，就算執行人員的冷酷無情與帝國保安部 和蓋世太保 相比毫不遜色，但執行的手法還是有損部隊的士氣──希姆萊本人也曾在觀看某場大屠殺時昏了過去。從那之後，行刑隊養成另一個習慣，先在卡車裡塞滿受害者，再將排氣管的出口轉向卡車內，讓他們全都窒息，可這種手段還是稍嫌簡陋。萬湖會議結束之後，海德里希把滅絕猶太人的任務托負給忠心的艾希曼，在他的仔細處理之下，處決一事有如後勤計畫，或是社會、經濟的發展方案，規模變得十分可觀。
布萊納詮譯得頗為細膩，他把極度的親切與粗暴的專橫結合在一起，使得那個角色令人感到非常不安。不過，不論在何種情況之下，不管是真親切或假親切，我沒有從任何記載中讀到真實的海德里希具有表達親切的能力。倒是片中有一幕，很短的一幕，在歷史與心理層面上精彩地重現了這個人物。兩名與會人員私底下交談，其中一個告訴另一個人，聽說海德里希具有猶太人的血統，並且問他這個傳言的可信度為何。另一個以怨恨的口吻回答：「為什麼不直接問他？」提問的那個人光想到這兒臉色就一片慘白。確實有這樣的傳言一直跟著海德里希，說他爸爸是猶太人，而且他的童年就毀在這件事上。據說傳言純屬子虛烏有，但老實說，如果事情屬實，身為納粹黨與黨衛軍的情報頭子，海德里希當然能輕易把他家譜中所有的疑點全都處理掉。
然而不論真相為何，這不是第一部把海德里希搬上大銀幕的片子。就在一九四三年，暗殺事件的第二年，弗里茨．朗格（Fritz Lang）就拍了一部宣傳片《劊子手也會死》（Hangmen Also Die!），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寫的劇本。這部片子用完全異想天開但又頗為奇妙的方式描述暗殺的經過──朗格絕對不知道那些事到底是怎麼發生的，要是知道的話他就不會冒這個險、拍這部片了。片中，海德里希被一名捷克醫生暗殺，醫生是境內反抗軍的成員，事後躲藏在某位年輕女孩家裡，女孩父親是大學教員，占領軍把他和其他幾個當地居民強行帶走，並威脅如果不把暗殺者供出來的話，就要處死他們作為報復。危機部分的處理非常具有悲劇性──毫無疑問是布萊希特的要求──最後反抗人士拿那個通敵的叛徒去頂替，並以他的死結束了整件事與影片。可是在實際情況中，沒有任何一位事件參與者和捷克人民得以全身而退。
朗格選擇運用粗糙的手法，把海德里希表現成娘娘腔的變態、徹底墮落的傢伙，讓他在片中甩弄馬鞭，用來強調他的殘酷與道德敗壞的習性。沒錯，真正的海德里希時常被視為色魔，並且說起話來嗓子尖細，這一點和此人的處事風格極不搭調。不過，他的傲慢、他的嚴峻、他那純種雅利安人的表現，和影片中那個走起路來搖搖擺擺的角色，可說是一點也不像。如果我們真要找出個比較像的代表，也許可以再看一次卓別林的《大獨裁者》（The Great Dictator）。片中的獨裁者名叫辛凱，身旁總是站著兩名打手，腦滿腸肥、自命不凡的那個，很明顯地是以戈林（Hermann Goring）為原型，另外那個瘦高個兒則多了幾分狡猾、冷漠與嚴酷──他可不是蓄著小鬍子的矮子希姆萊──瘦高個兒面目奸詐、粗魯有餘，應該是海德里希，希姆萊身旁最危險的得力副手。
【摘文2】
40
法必思來看我，找我談談我要出的這本書。他是我大學同學，老朋友了，他和我一樣醉心於歷史，此人具有眾多優點，其中還有這一項：對我寫的東西很感興趣。現在是夏天，我們在陽臺上吃晚飯，他用熱情、鼓舞的口吻評論我這書的開頭那部分。他特別說到有關長刀之夜那一章的結構；那一連串的電話內容，在他看來，既還原了官僚的習氣，又能緊湊地鋪展出納粹的特徵—謀殺。聽得我好高興，可是心裡起了個疑問，覺得要問清楚比較好：「不過你看得出來每通電話都可以確實對應到真實的事例吧？如果我想的話，我可以把幾乎所有的名字都給你找出來。」他很驚訝，然後坦率地回我說他以為那是我編的。心裡有點小不安，我又問他：「那施特拉瑟呢？」海德里希親自上場，下令把垂死之人奄奄一息地留在牢房裡—一樣，他也以為是我編的。我覺得自尊心有點受傷，吼了一句：「才不，都是真的！」心裡想著：「他媽的，處理得還不夠……」。我在真實性這部分，應該表現得更明顯一點。
同一天晚上，我在電視上看了一部紀錄片，關於好萊塢拍攝巴頓（Patton）將軍的老片。那部老片的片名十分節制，就叫《巴頓》（Patton）。紀錄片主要是先播出電影的片段，然後再訪問曾經親身經歷實況的人，聽他們說：「其實事情的經過不是這樣的……。」那兩架梅塞施米特（Messerschmitt）轟炸基地時，他並沒有拿著柯爾特連發手槍朝著戰鬥機發射—但證人又說：如果梅塞施米特戰機能多給他些時間，他一定會那麼做的。他沒有當著全體官兵說出某句話，而是私底下說的，而且他不是這樣說的。他不是最後一刻才知道自己要被調去法國，而是好幾個星期前就接到通知了。他並不是違抗軍令拿下巴勒摩（Palerme）的，而是獲得盟軍最高統帥和他直屬長官的支援才這麼做的。他絕對沒有對俄國將軍說什麼你去死吧，即使他一向不喜歡俄國人也不會這麼說，等等之類的事。總之，電影拍出了虛構的人物，他的一生從巴頓的事蹟那兒得到十分有力的啟發，但顯然就不是巴頓。可是電影明明叫《巴頓》。而且也沒人感到驚訝，大家都覺得這樣很正常，為了誇大劇情而纂改真相，或是為人物的生命軌跡提供連貫性，因為真實的經歷無疑地帶有太多冒險的顛簸，而且它們的意義不夠明顯。就因為有這種人他們總要在歷史實情上動手腳好把自己的貨推銷出去，才會讓這個熟悉所有虛構形式的老同學，不可避免地習慣了這種若無其事的摻假行為，反而會天真地感到意外而說出：「什麼，這不是編的？」
不，這不是編的！況且，「編造」納粹幹的事情有什麼意思呢？
41
大家以後就會知道，這整個故事深深牽引著我，而且同時我覺得它讓我心煩氣燥。
有天夜裡我做了個夢。我是個德國軍人，穿著灰綠色、德意志國防軍的制服，在雪地中值班守衛，看不出是什麼地方但四周圍著有刺的鐵絲網，而我得繞著它巡視。這個背景明顯取材自以二次世界大戰為主題的好幾個電動遊戲，偶而我會忍不住地放縱自己大玩特玩：《決勝時刻》（Call of Duty）、《榮譽勳章》（Medal of Honor）、《紅色管弦樂隊》（Red Orchestra）……。
就在這巡邏的時候，突然，我被海德里希本人的出現嚇了一跳，他是來視察的。我立正站好，他帶著審問的表情在我身邊繞來繞去，讓我大氣也不敢出。想到他可能會找到什麼理由來指責我讓我恐懼萬分。不過我在發現以前就醒來了。
娜塔莎在我家看到有關納粹的書籍越來越多時，常常會裝出一副擔心的樣子，在她看來，其中的風險就是它們可能會改變我的意識形態。為了配合她，我也從來不會忘記跟她提起在我上網搜尋的範圍內，能接觸到多少數不清帶有納粹傾向的網站，甚至根本就是新納粹的網站。這件事再清楚不過了，我，來自猶太母親與共產黨父親的家庭，喝共和國的奶水長大，它那最具有進步主義氣息的法國小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就是我的養分，而且我完全浸淫在文學研究之中，不僅延續蒙田（Montaigne）的人文主義與啟蒙時代的哲學思想，也師承超現實主義跨時代的反叛表現與存在主義的理念，不論在何種情況下，反正，我都不能、也絕對不會生出「同情」任何與納粹有關的心理。
然而我不得不、再一次地屈服於文學那無法估量與有害的力量。老實說，這個夢以它無可爭論的故事性的一面，正式地證明瞭海德里希在我心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摘文3】
205
我想我開始有點瞭解了：我正在寫一本外圍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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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快到了，我可以感覺得出來。賓士已經上路了。快到了。有個什麼浮動在布拉格的空氣中把我完全穿透。路上的彎道為某人勾畫出命運的安排，也為另一個人、還有一個、與另一個，預定了結局。我看見鴿子從揚恩胡斯銅像的頭上飛起，後方是全世界最美的背景，蒂恩聖母教堂，屋頂黝黑上有尖塔聳立，邪惡的教堂正面展示出陰鬱的莊嚴，每次前來仰視它時，都讓我有跪下的念頭。布拉格的心在我的胸腔裡跳動。我聽見電車的鈴聲。我看見一些人穿著灰綠色制服、靴子蹬在石路上。我快到了。我得到那兒去。我必須到布拉格去。這件事發生的時候我人得在那兒。
我必須在那兒把它寫出來。
我聽見它的引擎聲了，那輛黑色賓士在路上疾行像條蛇。我聽見戈布齊的呼吸聲，身上的雨衣紮得很緊等在人行道上，我看見庫畢什在對面，瓦齊守在山坡上。在他外套口袋裡，我再次觸碰到那面鏡子冰涼的拋光面。還沒、還沒，už nie， noch nicht。
還沒。
風拍打著車上兩個德國人的臉龐，我感受到了。司機開得那麼快，我知道，我有千百個人能證實這件事，這方面我不擔心。賓士全速疾行，這是我想像出來的部分中最珍貴的，是我最引以為傲的，它寂靜無聲地滑行在它的航道上。氣流在旋轉，引擎轟轟作響，乘客不停地對司機—一個巨人—說：「Schneller！Schneller！」快一點，快一點，但他不知道時間已經開始放慢。不久世界的進程會凝結在一個彎道上。地球會和那輛賓士正好在同一時刻停止運轉。
不過時候還沒到。我知道現在還太早。一切都還沒有完全就定位。還有事沒說。不用說，我希望能永遠推遲那一刻，即使我整個人是那麼強烈的渴求著它。
斯洛伐克人、摩拉維亞人以及波希米亞的捷克人，他們也在等，只要能感受到他們的心情，我什麼都願意付出。可是我已經被文學腐蝕得太厲害了。「我覺得有什麼危險的東西正從我的心裡升起」，哈姆雷特說，即使在這種時候，腦袋裡想到的還是莎士比亞的句子。希望大家原諒我。希望他們原諒我。我做這些都是為了他們。要發動那輛賓士不是件簡單的事。要把一切歸位，進行準備工作，好哩，還要為這段冒險組織來龍去脈，豎立反抗組織的絞刑架，用豪華的戰鬥帷幕將死者包成醜惡的一捲。這些都不算什麼。我還得不顧羞恥，把自己和一些大人物聯結在一起，他們低下頭根本不會察覺到我這在世蜉蝣。
有時還得作弊，放棄我所相信的東西，因為我的文學信念和現在上演的這些比較起來一點也不重要。和幾分鐘後即將上演的相比。此地。此時。在布拉格霍碩維茨路的這個彎道，那兒以後，蠻久以後，會蓋起一條匝道，因為城市樣貌的改變比人的記憶來得快，真遺憾。
這一點其實也不太重要。一輛黑色賓士在路上疾行像條蛇，已成為唯一要緊的事。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覺得離我的故事這麼近。
布拉格。
有一種磨刀霍霍的感覺。還有從那三人心中升起的焦慮，以及他們表現出來的冷靜。這可不是從容赴義，因為，就算他們準備好要獻出生命，但從未排除逃過劫難的可能性；我認為，這會使得心理壓力更加難以忍受。我不知道他們必須具有怎麼不可思議的抗壓性才能頂住這一切。我很快地回想了一下，自己生命中必須保持冷靜的那些時刻。微不足道！每一次的挑戰都很可笑：斷了一條腿，值夜班，或是受到無禮的對待，這就是我在貧乏的生命中，所有曾經冒過的風險了。我要怎樣才能對這三個人所經歷過的、有個最起碼的想法呢？
然而現在已經不是擁有這種心理狀態的時候了。畢竟我也是有責任在身的，我得面對它。穩穩地停在賓士的路徑上。在這個五月的早上聽著生命的一切聲響。感受歷史的風開始慢慢地呼嘯而過。自12世紀曙光乍現直到今日的所有演員以及娜塔莎，再順一便這份名單。然後只保留五個名字：海德里希、克萊恩、瓦齊、庫畢什、戈布齊。
在這個故事的隧道裡，這五個人開始見到亮光。
207
1942年5月26日的下午，離布拉格音樂週的開幕音樂會還有幾個小時，屆時海德里希會出席，為此他還安排了一部他父親的作品；此時他正面對保護國的記者舉行記者會：
「我不得不指出無禮的風氣又再度高張，這種表現如果不說它粗魯、那就是蠻橫，尤其是在對待德國人的時候。在座諸君都很清楚，我是個慷慨的人，而且支持所有的改造計劃。不過各位也知道，儘管我是多麼有耐心，但如果讓我感到或覺得有人認為帝國可以欺負、把我仁慈的本意視為懦弱的話，我會毫不猶豫，給予最嚴厲的回擊。」
Je suis un enfant。這一席話從很多方面看來都很值得玩味，顯示海德里希正位於權力的顛峰，確信自己的實力，自認是開明的君主並表現出來，以自己的治理為傲的總督，嚴格但公正的主人，似乎「保護國攝政」的頭銜已經烙印在頭銜領有人的意識中，似乎海德里希真的把自己看成是「保護者」—海德里希，對自己敏銳的政治意識引以為傲，每回發表演說都要運用紅蘿蔔與棍子的技巧；堪稱所有展現修辭的醜惡的極權主義式的演說的表率，劊子手海德里希，屠夫海德里希，率直地說出自己的慷慨與追求進步，大言不慚地運用說反話的技巧與最狡詐的暴君本事。不過這段話引起我注意的還不止這些。我最注意的是他用了「無禮」這個字。
208
5月26日的晚上，莉比娜來看未婚夫戈布齊。不過他出門平靜心情去了，因為他再也受不了反抗組織的成員擔心暗殺後果的種種說法了。她見到的是庫畢什。她帶了香煙來。她猶豫了一下，然後把煙交給庫畢什。「不過，耶尼傑克，你不能全抽光喔！……」。耶尼傑克是她對揚恩的暱稱，這表示她知道他的真名。然後女孩走了，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再見到未婚夫。
209
我認為，所有那些生命中不是只有一連串無盡惡運的人，應該知道至少一次、有那麼一個時刻，在他看來有如生命中最輝煌的頂點—不論有沒有道理；我認為，生命對海德里希而言是那麼地慷慨，而那盡致的一刻已然到來。那些饒有興味的偶然性，讓我們輕易採信並從中建造出命運，而藉由其中的一個，讓他的頂點在暗殺前一晚出現。
當海德里希踏進華倫斯坦宮的教堂裡時，所有賓客全都站起身來。帶著微笑一本正經，他仰著頭走在一直鋪到他第一排座位的紅地毯上。他走這一邊，另一邊是他太太莉娜，容光煥發身懷六甲，穿著深色的洋裝，走在他的旁邊。所有的目光都投在他們身上，在場穿著制服的男士向他倆抬手行納粹禮。他讓當下的莊嚴佔據了自己的全副身心，我可以從他的目光看出來，他帶著傲氣注視著上有華麗浮雕的祭壇，一會兒下方就會有音樂家坐在那兒。
音樂，如果他已經把它忘了的話，今晚他會把它記起來，那是他的整個人生：從他出生後就一直陪著他，從來沒有離開過。在他身上，藝術家和行動派的力量不相上下。為他決定事業的是世界的運轉。不過音樂始終在他心裡，它會留在那兒直到死亡降臨。
每位來賓手上都拿著晚會的節目表，上面印著一篇很差的文稿，但代理攝政認為寫得好，用作序言：
「音樂對藝術家與樂迷而言，是具有創造性的語言，是他們內在生活的表達方式。在困難的時期，它為聆聽者帶來慰藉，及至偉大與奮鬥的時代又帶來鼓勵。然而音樂超越一切是德國種族文化產物中最傑出的表現。因此，布拉格音樂季是目前最為卓越的貢獻，在接下來的年代成為帝國心臟地帶、強有力的音樂基礎。」海德里希寫文章的功力比不上他拉小提琴，但他不在乎，反正音樂才是藝術家心中真正的語言。
節目的安排頗為特別。他找來了最出色的音樂家演奏德國音樂。貝多芬、韓德爾，當然，還有莫劄特，但那個晚上例外地漏掉了華格納—這一點我實在不確定，因為我找不到完整的節目單。其中他父親布魯諾海德里希的C小調鋼琴協奏曲，由哈雷市音樂學院的校友演奏，並特別請來一位著名的鋼琴高手；樂聲響起，海德里希任由音樂流遍全身有如具療效的音波，此時他應該獲得了達到顛峰的感覺。我好奇地想聽聽這個作品。當海德里希最後鼓掌的時候，我可以從他臉上看出自負的夢幻表情，屬於那些以自我為中心的重度自大狂。海德里希從他父親死後的成就中，品嘗自己的成功。不過成功與生命的頂點，不完全是同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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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布齊回到住處。他和庫畢什都不在屋內抽煙，目前收留他倆的是勇敢的歐構一家人，不想惹他們討厭，也不想引起他們的懷疑。
從視窗可以看見夜晚的城堡。庫畢什，看著龐大的建築入了迷，腦袋裡大聲的自問：「不知道明天這個時候會是怎樣……」。歐構諾娃太太問：「會發生什麼事？」回她的是戈布齊：「什麼事也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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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比他們平常出門還早，戈布齊和庫畢什就準備要出發了。他們寄住的歐構家的小兒子正在做考前最後衝刺，因為今天是高中會考的日子，他非常緊張。庫畢什對他說：「冷靜一點，路波什，你會成功的，你一定會考過。晚上我們再一起慶祝你順利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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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里希如往常一樣，一邊吃早餐一邊翻報紙—每天天剛亮會有人從布拉格送來當天的報紙。九點，他的黑色或墨綠色的賓士到了，開車的司機是個黨衛軍，身材高大將近兩公尺，名叫克萊恩。不過這天早上，海德里希讓他等了一會兒。他在和小孩兒玩—我真想知道那是怎樣的場景：海德里希和他的孩子一起玩；他還和太太在府邸的大花園裡散步。莉娜應該是和他談正在進行的工程。似乎是要砍掉一些白臘樹，然後改種果樹。可是不曉得伊凡諾夫有沒有編故事—據他說，當時最小的女孩絲克，有對她爸爸說到某個叫做赫伯特的人，教她如何給手槍裝子彈。這個人不是部隊的。而且她才三歲。算了，在這個混亂的年代，再沒有什麼能讓我感到驚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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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是5月27日的早上，約瑟夫羅特的逝世紀念日，三年前他因酗酒與抑鬱死於巴黎，在他升天前的歲月中，對納粹體制做出犀利的觀察與預言，他1934年就寫下這句話：「這個世界在結束的一小時前是多麼地紛亂擁擠！」
有兩個人搭上電車，心裡想著那也許是他們的最後一趟旅程，於是他們貪婪地注視著窗外流過的布拉格街景。相反地，他們也可以選擇什麼都不看，把自己放空，無視外在的環境，試著讓自己精神集中，但我完全不認為是這樣。一直以來，警惕已經成了他們的第二天性，因此登上電車，他們機械性地觀察所有男性乘客的樣貌：誰上車誰下車了、在每個車門前的站著的是誰，他們可以即刻指出誰說德文，即使是在車廂的另一頭。他們知道什麼車開在電車前方、什麼車在後方，相距多遠，辨別哪一輛德意志國防軍的三輪摩托車是從右邊超的車，朝人行道上的巡邏隊看一眼，記下對面那座大樓前、正在監視的那兩人穿著哪種皮風衣—好啦，就此打住。戈布齊也穿著風衣，雖然有出太陽，但這個時候天氣還挺涼的，所以穿著也沒人在意。或者，他把它掛在手上。他和庫畢什，為了這說來也算是重要的一天，穿的比較帥。然後兩個人都各提一個很重的手提箱。
他們在集集克夫區附近下了車，這個區的名字來自傳奇人物揚恩傑士卡，最偉大也是最兇狠的胡斯派將領，一眼失明的他，能在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的軍隊裡戰了14年，這位塔波爾派的首領讓來自天上的憤怒擊敗波希米亞所有的敵人。他們到那兒的某個聯絡人家裡拿車：兩輛腳踏車，騎著上路。其中一輛屬於莫拉維茨姑媽。往霍碩維茨的路上，他們順便去看了另一位反抗組織的女士，也是曾經藏匿過他們的代理母親、也為他們做過蛋糕，某位科德洛娃太太，他們想去謝謝她。你們不是來向我告別的吧？噢不，親愛的媽媽，我們很快就會來看你，也許晚一點就來，你會在家嗎？當然，要來啊……。
等到他們終於就位時，瓦齊已經在那兒了。可能還有第四位傘兵，「超越 」小隊的歐帕卡中尉，前來助一臂之力，但他的角色從來沒有釐清過，他的參與也從未確切加以證實，我會只寫我所知道的。還不到九點，這三個人在短暫的交談後，站上了各自的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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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快敲十點了，海德里希還沒出發去工作。這天晚上他得飛去柏林，他和希特勒有約。也許他特別仔細地會面做了準備。他這一絲不苟的官僚，絕對會把放進手提箱的文件再檢查一遍。已經十點了海德里希才總算坐進賓士車的前座。克萊恩發動車子，府邸的鐵門打開，衛步伸直手臂向經過的攝政敬禮，敞篷賓士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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